一80末青年的实践调查笔录
——记敦煌市原国营石棉制品厂倒闭的前后及笔者对此引发的感想
（以下实况均来自老工人回忆录，笔者进行笔录整理）
一、1992年前实况：
1992年前，原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王某。原国营石棉制品厂是一家集矿山石棉开采、加工制作石棉瓦片、销售为一体的国有企业，企业发展健康向上，年生产创造利润为当时敦煌企业生产值最高。工人都享有福利分房、医疗、养老等保障，厂党委积极开展工人文化活动及思想教育活动，厂领导均为毛主席时代好干部，廉政清明，工人生产积极性很高，为敦煌财政创造了良好的国家税收。
二、1992年到1996年期间实况：
背景：90年代正值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时期。
1992年，调来新任厂长康某（文化程度较低，识字少）。康某上任后与会计张某相互勾结，隐报账目、私自挪取公款，用大量的公款吃喝送巴结上线领导（原敦煌市分管工业副市长）徐某，徐某当时掌握了国家某些政策，也急需一批国有企业下线用来谋取私利，于是很快与康某某达成协议。
不到一年原厂会计张某升为厂党委书记，王某调往客运站任书记。后王某发现阴谋，极力坚持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后，张某调往液化气站任书记。
张某调离后，秦某任书记（至此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秦任书记以来，出于对毛时代厂经济体制的保护，对某些党的政策不执行，对厂里财务隐帐过问较多，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厂长给书记不发工资、取消了奖金与部分福利。后来秦某为了饭碗，上演了书记巴结厂长的戏剧性一幕。自此后，康某更加肆无忌惮，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大部分用于向上贿赂），生活作风混乱，强行霸占欺负厂里女工人。最出名的一件是：对本场职工杨生强某的老婆（女职工）长期占有，后杨某发现后康某把本厂下属一家利润最大的石棉矿山交予杨某管理，杨为报复，利用家族势力大肆侵吞矿山利润，倒卖石棉，后矿山经杨无能管理，后倒卖私人。自此后，厂年产值及利润、工人福利等等开始迅速滑坡。与此同时，青海茫崖镇一家盈利较大的国有石棉矿被有关领导强行转让给一甘肃张掖人（现为敦煌最大的娱乐会所--百郦莊餐饮娱乐城的老板）。
康某在厂属矿山倒闭后又盲目投资金矿，由时任副市长徐某出面向银行贷款，由于经验管理不到位，生产不出黄金，贷款资金链不断上升，石棉制品厂负债2000余万元，银行宣布资产抵债，国营石棉制品厂于1996年宣布破产倒闭，厂属300余名职工全部下岗。
三、笔录中人物后记：
1、王某。在厂倒闭后与原厂里中层正义老干部多次为解决厂里下岗职工生活上访反映情况，多年来由于领导频繁换届，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良好解决，现已退休，笔者多次寻访王书记，均未结果。
2、康某。原公交局（现称金贸局）局长冯某在石棉制品厂破产后感到疑问较大，上诉检察院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后查出康某家里天花板及沙发中藏有现金40多万，康某受捕。检查及公安部门在查案期间，康老实交待，牵扯政府受贿人数较多，后牵扯到徐某，经徐某检查部门内线通知，给予康警告。徐黑白兼通，康知道此事再交代有危险，再不做交待，人民法院依法后判处有期徒刑7年。奇怪的是，在不到一年里，康被保外就医。休息一年后，康用自己百万资产开始进行石棉倒卖生意。
3、上述原公交局（现称金贸局）局长冯某。经分管工业副市长徐某警告后，怕引祸上身遂进行辞职。
4、徐某。一手操作了敦煌市国有企业倒卖（敦煌市石棉制品厂、敦煌市食品公司、敦煌市黄金公司等等）后仕途很顺，据老工人传闻，退休后资产千万元以上。
5、杨某。现人在西安，有房有车。
6、部分正义干部及下岗职工。各自为生，生活无保障， 老工人养老问题还未解决，有些老工人生活较为贫困。部分正义干部在厂倒闭后，多年无私看守国家财产，有关部门多年未发工资。
四、笔者从此例浅略得出的几点结论：
1、国有企业破产倒闭的原因并不是所谓“大锅饭”的体制原因。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大锅饭”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罪魁祸首，是应该“彻底砸烂”的。事实果真如此？否!而是走资投机官僚精英进行私有制从中牟利的幌子罢了，上述国营石棉制品厂从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高产值企业迅速在4年以内走向破产，说白了就是某些改革精英投机利用某些体制改革政策将国有企业迅速吃空砸烂的。“大锅饭”实际上是对计划经济本质的形象解释，砸烂大锅饭必然要砸烂国有企业，从而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2、从总体上看，工人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很高。从92年前国营石棉制品厂在体制改革前积极健康向上的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在“大锅饭”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经济人”，这些“经济人”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在勤政廉洁的党风环境教育熏陶下，这些“经济人”毕竟只是非主流，在公有制体制的框架下，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所以企业的生产效益是健康向上的。公有制经济的本质是全体人民掌握生产资料，工人和干部以主人翁的态度参加生产劳动和组织管理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将具有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所不能比拟的效率，能使效率和公平不再成为一对矛盾，正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所初步展示的那样。
3、从国有石棉制品厂牵扯的利益链来看，国有企业效益下降的原因完全可以从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失中得到启示。国有资产如此大规模的流失不能归结为任何外部原因，只能归结为有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各级当家人监守自盗，并在改革的旗号下以各种手段转移、挪用、侵吞国有资产，其中有些流失途径如在合资、拍卖、股份化中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则是作为改革而大加提倡导的。难道我们能指望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及各级干部能把他们的精力放在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上吗？难道能有什么利益约束机制迫使他提高企业效益吗？企业领导人大权独揽、一方面各种社会现象又不断剌激他的自私动机，其结果便是“富了方丈穷了庙”。
4、某些政府抛开了真共产党与正义廉洁的干部。得出这个结论笔者猛然一看也自己觉得奇怪，应该是党领导政府啊，怎么会政权领导党呢？上述笔录中有这么一句话：厂长给书记不发工资、取消了奖金与部分福利。后来书记为了饭碗，上演了书记巴结厂长的戏剧性一幕。无独有偶，在许多高校及事业单位里的党政干部闹的很凶，但最后都是党的干部对执政者做出了妥协，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事情，让我想起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值体系：“有奶便是娘”。我们有党性原则的真共产党人与工农大众，被短视利益者骗取了权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掩盖下进行精心策划的政治改革，从而使走资官僚精英上台，在体制内我们的这些共产主义信仰动摇党员不跟这些官僚精英一个鼻孔出气也难。
注：考虑到老工人的意见，本文人物只用真实“姓”标注。
2011年10月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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