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9日 ，以“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被评为“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的任志强先生继《寄语80后：高房价是动力》之后又写了一篇《80后为什么感觉不幸福》，认为80后，包括更小一些的90后幸福指数大大低于毛主席时代的原因是“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作为一个“感觉不幸福”的80后，笔者也想谈谈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幸福。
一、预期与信心
任志强 先生认为80后幸福指数大大低于毛主席时代的原因是“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让我们看一下毛主席时代的预期与“特别是”时代的预期吧：
毛主席时代的一个基本预期是“实现四化”。即1975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在中国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上继续奋斗，再用25年的时间，在2000年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当时的“四化”标准是比较高的，大体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至于毛主席时代更长远的预期，是实现共产主义。
“特别是”时代的基本预期是“三步走”，即1987年十三大提出的“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温总理 2010年3月14日 又指出：“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以至更长”。至于实现共产主义，被推到了“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以后，事实上等于放弃了。
一个是预期在2000年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一个是预期2110年“以至更长”才能实现现代化，毛主席时代与“特别是”时代哪一个预期高呢？我想不用多说了吧。
那么为什么“特别是”时代比毛主席时代的预期低得多，人们反而感觉不幸福呢？因为幸福指数不是取决于预期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对预期能否实现的信心。或者更准确的说，在预期的高低相同的情况下，对预期能否实现的信心越足，幸福感越强；在对预期能否实现的信心相同的情况下，预期越高，幸福感越强。因为高预期本身也是对未来有信心的表现。
毛主席时代2000年实现现代化的预期尽管比较高，但是并不是好高骛远，而是国内外普遍公认可以实现的。例如，毛主席时代刚刚结束的1979年，中美相互派了两个代表团进行教育交流。中国代表团回来写了一个报告，认为：“美国学生品德败坏，都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因我而不同凡响”。 “美国的教育已经病入膏肓了”。如果不搞和美国接轨的教育改革，20年后，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可以超过美国。当时美国人也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学校，回去后也写了一份报告，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比较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如果不搞和美国接轨的教育改革，再用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当然，事实上在中美相互派了两个代表团进行教育交流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特别是”时代，教育改革已经开始了，出现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描述的那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一幕： “1978年以来，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 1981年10月12日 《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年，整个上海市7.5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入高中。”“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的地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后来，90年代末中国又搞了一个和美国接轨的教育产业化改革。结果“20年后，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远远超过美国”理所当然成了一个笑话。）
“特别是”时代2110年“以至更长”才能实现现代化的预期尽管很低，但是仍然没有多少人对此有信心。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编辑部与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公布的全球“失败国家”2009年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国胜利进入“失败国家”行列（前60位），从2008年排名第68位，“前进”到2009年的第57位。最新公布的全球“失败国家”2010年排名，中国继续保持在第57位，成功保持了“失败国家”的地位，与此相比印度列在第87位，报告称中国远远不及印度。
生活在一个国内外普遍公认“再用20年时间，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的蓬勃发展的国家里的青年，会感到不幸吗？生活在一个在“失败国家”的排名上“稳步前进”，“远远不及印度”的国度里的青年，会感到幸福吗？
二、我们生长的这个年代
我们80后，包括更小一些的90后，生长在伟大的“特别是”时代里，没有经过那个被今天的媒体渲染为“动乱”、“倒退”、“崩溃”、“浩劫”的毛主席时代。任志强们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真的是这么回事么，我们到底生长在一个怎样“快速发展”的年代呢？
讨论这个问题时，不禁想起了2009年博鳌论坛年会期间举行的“调整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分论坛上，任志强在谈到“房价到底涨了多少”的议题时，算的这样一笔经济账：“1978年GDP大概3000多亿元，现在是30多万亿元，增加了100多倍。1978 年月工资全国平均28.6元，到现在也增加了100倍。1978年我们大白菜2分钱一棵，现在2元钱，也增加了100倍。房价只增加了16.6倍，和工资收入相比相差太远了，房子等于没有涨价。”让我们也用类似的方法，用更加准确的数据算一算经济账吧：
——1978年城镇职工人均工资为615元，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29229元，是1978年的约48倍。1978年我国大白菜2分钱一棵，2008年2元钱一棵，是1978年的100倍。也就是说，用大白菜衡量，1978年到2008年人均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年均负增长2.5%。
——1998年城镇职工人均工资为7479元，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29229元，是1998年的约4倍。1998年开始进行货币化住房改革，按照市场价格把职工分得的原有公房卖给职工的价格大概是每平方米300元左右，2008年房价大概是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是1998年的16.6倍。也就是说，用住房衡量， 1998年到2008年人均实际工资下降了75%，年均负增长14%。
——河南2008年一袋大蒜(40斤左右)批发价才2元,2010年一袋大蒜批发价涨到200元，是2008年的100倍。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尚未统计出来，不过相较大蒜批发价100倍的惊人增长，2008年到2010年平均工资那点增长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用大蒜衡量，2008年到2010年人均实际工资下降了99%，年均负增长90%。
……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年代，一个被 任志强 先生称之为“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的年代；一个整天宣称“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却不小心丢了后半句——人均实际工资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负增长——的年代。
我们对这个年代的生活状况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描述：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等教育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初衷未结，寒窗数载，二十二乃成，负债三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六年无休，蓄五万。楼市暴涨，无栖身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遂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未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寻医保，不合大病之规，拒付，带病还。服鼠药自尽，遇赝品未果。友人怜之，送三鹿奶粉一包，冲而饮，卒。
假使你生长在这样一个“大跃退”的年代里，会感到幸福吗？
三、手机、电脑与生活水平
看了上面一部分，可能很多人认为笔者“人均实际工资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负增长”、“大跃退”的表述太极端了：今天的社会比毛主席时代还是进步了呀，毛主席时代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今天我们有了手机、有了电脑。 任志强 先生也以此为依据大谈毛主席时代的贫穷：“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
其实，以有没有手机、电脑来衡量毛主席时代与“特别是”时代的生活水平高低，本身就是极不负责的做法。个人电脑和手机都是1973年才发明的，真正在发达国家普及已经90年代的事了。毛主席时代美国富豪差不多也都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今天索马里海盗、非洲难民中也有了手机、有了电脑，能说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时代的美国富豪更高吗？毛主席时代的政策如果延续到今天，一样会有手机、有电脑。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朝鲜的情况：人民网报道，截至2009年6月底，使用中国移动 3G 服务的用户总数为95.9万户。中国人口为129533万，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 3G 覆盖率为0.074%。人民邮电报报道，2009年4月，朝鲜的 3G 用户数超过4万，并有望在年底之前突破10万大关。朝鲜人口为2355万，截至2009年4月，朝鲜 3G 覆盖率为0.170%。也就是说，朝鲜 3G 覆盖率为中国的两倍以上。另据中评社报道，电脑在朝鲜十分普及，“平壤家家有电脑”。2000年，朝鲜建立了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广域网－－光明网。有消息称，光明网现已基本覆盖全国城乡，朝鲜现已成为网络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以有没有手机、电脑来衡量毛主席时代与“特别是”时代的生活水平高低，就好像以有没有电灯、有没有自行车来衡量今天的低保户和古代皇帝哪一个富裕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做法。
在比较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时，必须区分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普及带来的生活便利。科技普及是有惯性的，并不会随着经济的衰退而倒退，像文景之治时期造纸技术还没有出现，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尽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造纸术仍然在普及。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因此以为军阀混战好，文景之治不好。
在衡量现代社会的经济是发展还是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是升高还是降低，不能用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普及程度，而应该看工资与“基本生活需求”的价格对比。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四个方面。
上面一部分以食品、住房的价格计算了实际工资，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至于医疗、教育与实际工资的对比，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数。上文的“人均实际工资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负增长”、“大跃退”的表述绝不是空穴来风。
因此，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所谓“高速发展”，只不过是科技普及的惯性罢了，如果扣除科技普及带来的生活便利，单纯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就十分可怜甚至是负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却感到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的根本原因所在。
生活在这样一个单纯依靠高科技产品的普及来“提高生活水平”， “基本生活需求”却日益被剥夺的年代，我们会感到幸福吗？
四、“科技的冬天”与“科技的春天”
任志强们又说了：科技的发展也要考虑啊，毛主席时代是“科技的冬天”，“特别是”时代是“科技的春天”。“八零后的一代比我们少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们多了许多科技的发展。当我们用石笔、石板写写画画时，他们有了五颜六色的纸和笔；当我们用算盘学习数学时，他们有了计算器；当我们用数十里地的奔波去找个邮局从千里之外打电报时，他们有了网络；当我们用等待数日的平信传递家音时，他们有了手机与短信；当我们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弹弹球时，他们有了机器人、变形金刚的陪伴；当我们为挣着骑一辆自行车而打架时，他们有了私人的座驾；当我们为挣一个课桌写作业时，他们在挣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当我们高兴的从哥哥姐姐手中接过穿短了的衣裤时，他们却一身的世界名牌，踏着耐克的鞋、挎着LV的包……”
那我们就看一看“科技的春天”是怎样发展科技的吧：
——运10飞机下马。
——强6对地强击机下马。
——轰－8远程战略轰炸机下马。
——早期航母下马。
……
最新的一则“科技的春天”的有关新闻是“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国防试验基地被强拆”：据国内媒体报道， 2010-7-23 日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发表声明称， 2010年7月17日上午 ，基地的保安人员被不明身份人员控制。共计9处房屋被夷为平地，一批科研设备被砸毁掩埋。 7月22日 至23日，基地再遭肆意毁坏，大量历史性文物、国家973项目试验装备、国防重大科研任务的仪器装置和备件等以“垃圾”的名义被清除出场，值守该试验基地的工作人员深受刺激入院治疗。
当我们为神州飞船上天欢欣鼓舞的时候，很多人却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声春雷”，载人航天在80年代就实现了。当我们为歼10战斗机的翱翔欢呼雀跃的时候，很多人却不知道，原计划的歼10战斗机，是在歼9基础上的持续研发的他的气动布局远比现在的半以色列，半F16要好很多。采用大批的当时较为先进的设计。但是，“一声春雷”后，它被迫搁浅。好在以色列人看上了它，它才侥幸逃脱。
在建国六十年之际，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站发起，评选的建国以来重大的科技成果中，其中有四项被称为当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它们是：杂交水稻、王选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青蒿素）。在这新中国“新四项发明”中，它们全部产生于毛主席时代（汉字激光照排是1979年成功的，但研制主要也是在毛主席时代），而“特别是”时代却一项也没有！
有人说：毛主席时代是“科技的冬天”，所以科学家们被冻得不敢出门，只好在家里埋头搞科研，结果研究出了很多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特别是”时代是“科技的春天”，所以科学家们大都像叫春的猫一样不务正业，一心忙着去捞钱，结果什么都研究不出来了。虽是玩笑话，可也反映了现实。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仅“基本生活需求”日益被剥夺，即使是单纯依靠高科技产品的普及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路子，也一半是依靠引进，另一半是依靠吃毛主席时代的老本。
生活在这样一个“科技的春天”里，人们会感到幸福吗？
五、自由与禁锢
当“特别是”时代“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科技的春天”等谎言彻底破产之后，任志强们又祭起了另一件法宝：政治进步了，言论自由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
“特别是”时代真的“政治进步了，言论自由了”吗？那要看对谁来说了。对于任志强之类的精英来说，确实享有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可以看看他们的高论：
——劳动创造财富吗？否。……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茅于轼）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茅于轼）
——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茅于轼）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茅于轼）
——认为穷人亦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见，不能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茅于轼）
——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茅于轼）
——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茅于轼）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厉以宁）
——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
——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厉以宁）
——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焦国标）
——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这有两个好处：一，这对世界安全，这对中国人民安全，免得再有像朱成虎这样的狂妄之子挟持大中国，抵御世界文明；二，到那时，河北小伙找个湖北媳妇，就可以自豪地说：不才找个外国妞，楚国的。你一听说一个德国人找个法国媳妇，肯定觉得很羡慕，实际上等于湖南小伙找个湖北妹子。中国人要过跨国婚姻的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中国分成欧洲那么多个国家，四十多个吧。要实现这一梦想，还得等东亚恐怖主义被平定之后，就请未婚的中国男女们快快伸出援手吧。（焦国标）
——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 习汪精卫 先生和 周作人 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曲线救国实在比直线救国好。（焦国标）
……
就拿 任志强 先生本人来说，还不是以“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等高论被光荣的评为“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了么。
而相较之任志强之类的精英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表这些“欠揍”的高论，充分享受了言论自由的同时，那些占总人口95%以上的工人和农民，“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的人们就不那么幸运了：
——黎阳的《如何看毛泽东时代》等有理有据的文章在主流媒体上几乎全部被封。
——魏巍老人创办的杂志《中流》被封。
——拥护毛主席的杂志《真理的追求》被封。
——汪晖因为在担任《读书》杂志主编期间容许新左派发表文章，结果被解职。
——中国政法大学举办反毛讲座，“一剑飘红” 据理驳斥，结果被扣上了“辱师”的罪名，最后被迫道歉。
——金牌民工在自己的博客上转发了一个网友分析的一个前任国家领导人去世的文章，结果以“结伙诽谤罪”被逮捕。
——张宏良等人因为批评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史人物，受到诬陷、恐吓、调查、封杀等无所不用其极的对待。
——网被限制只能在早8点到晚8点审核文章，毛泽东旗帜网更是被限制不容许在晚上发文。
……
“特别是”时代的现实清楚的告诉人们：自由与禁锢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的言论大行其道的时候，“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高” 的言论自然就受到了压制。李鸿章、袁世凯被吹捧成为现代化先驱的时候，批评李鸿章、袁世凯的卖国罪行的言论自然就受到了禁锢。毛主席时代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论有充分的自由，“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等“欠揍”的高论受到了禁锢的年代；而“特别是”时代则是一个“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等“欠揍”的高论大行其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论被当成犯傻，事实上受到了禁锢的年代。
生活在这样一个“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等“欠揍”的高论大行其道，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论被当成犯傻，宣传“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不受惩罚，而批评李鸿章、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却可能受到诬陷、恐吓、调查、封杀……的年代里，我们难道应该认为这是政治进步，应该感到幸福吗？
六、奴役与解放
说完了自由与禁锢，再谈一谈一个与此相关问题：奴役与解放。任志强们提出了一套高论：“特别是”时代容许人们做奴隶主，所以是让人民获得了解放，不容许奴隶主存在的毛主席时代反而是对人们的奴役：
——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
——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达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
——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
其实，这套理论可以说荒谬的不值一驳，既然毛主席时代“均贫富”，也就是说没有奴隶主，怎么能说受到了奴役呢？既然“特别是”时代容许雇佣、容许剥削，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出现了千千万万的奴隶主，怎么能说不再成为奴隶了呢？
任志强们总是千方百计的攻击毛主席时代不容许个别“能人”“致富”是一种“奴役”。其实这世界上哪里存在什么“能人”呢？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能力也有些差别，不过有人这方面强一点，有人那方面强一点，综合起来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单单凭能力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差不多的。有些“能人”之所以收入比其他人多很多，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真的比其他人强很多，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剥削人压迫人奴役人的地位上。毛主席时代“没有富人”——其实是没有剥削人压迫人奴役人的奴隶主——恰恰证明了毛主席时代不存在奴役，“特别是”时代容许个别“能人”“致富”——其实是容许剥削人压迫人奴役人的奴隶主存在，恰恰证明了“特别是”时代是一个劳动者受到奴役的时代。
至于任志强们所说毛主席时代拥有“铁饭碗”是一种“奴役”，“特别是”时代2亿人失业是解放的那一套，周总理早已经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他们说我们这里实行了奴隶劳动。原来，工人农民为自己的幸福而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叫做什么‘奴隶劳动’，而在饥饿的威胁下不得不替资本家地主当牛马，反而叫做‘自由劳动’。但是，为什么在西方世界的广大的所谓‘自由’劳动者中间充满了忧愁和痛苦。而社会主义的所谓‘奴隶’劳动者中间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呢？他们说我们这里牺牲了广大人民的生活福利。但是，当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闹着失业现象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却不仅从根本上消灭了我国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并且还保证我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步提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国职工全年的平均人数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城市就业面的扩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农村，广大的妇女劳动力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劳动；——我国人民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地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间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难道是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的吗？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
马克思早已论述的很清楚了（当然大力批判“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的任志强们或许不明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资本原始积累，即通过暴力等非正当手段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生产资料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的过程。“特别是”时代这个砸碎“铁饭碗”，制造2亿人失业，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 的过程实质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剥夺广大工人阶级生产资料，让广大工人重新由有产者变为无产者，从而提供资本主义需要的一无所有的廉价劳动力，并把国企等生产资料由广大人民共同所有变成一小撮资本家所有，制造剥削压迫和奴役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只有“丧失了最后一丝良心和羞耻心” 的人才能完成。
生活在这样一个把“铁饭碗”称作奴役，把制造2亿人失业称作解放，把“工人农民为自己的幸福而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叫做什么‘奴隶劳动’，而在饥饿的威胁下不得不替资本家地主当牛马，反而叫做‘自由劳动’”的时代，我们会感到幸福吗？
七、问世间情为何物
任志强们又说了，我还有一招杀手锏：毛主席时代没有爱情，“特别是”时代容许恋爱了。“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真的如此吗？让我们首先看看毛主席时代有没有爱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行，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力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毛主席称之为“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它为有效地保障妇女婚姻自由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
——1953年3月被定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这次贯彻婚姻法运动可以说是大张旗鼓、深入人心，几乎涉及全国的每个地区、各个角落，只是在一些土改尚未完成的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未全面展开，据当时文件记载，全国范围内大约70％以上的地区开展了这次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的运动。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广大干部划清了新旧婚姻家庭制度的界限，逐步认识到了婚姻法的好处和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危害；检查了县级以上的法院、民政部门和基层干部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情况，根据中央制订的政策界限，处理了一大批涉及婚姻家庭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
——《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白茹向我们展示了少年男女之间青涩的爱情，《红岩》中刘思扬与孙明霞、江雪芹与彭松涛、华子良与双枪老太婆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的爱情，《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向我们展示了对爱情的不同选择，《白毛女》中喜儿和大春向我们展示了获得爱情之路……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情感描写虽然看似淡如清水，但是却让人回味无穷。
……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特别是”时代的情况：
——在婚姻市场上，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趋之若鹜的对象。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仅仅是在婚姻市场上买个更高的价钱。部份素质不高的富人选择受过较好教育的女子为妻，仅仅是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则成了部份女子让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在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买卖不成婚姻，且价码动辄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高得离谱离奇，娶妻者由此落下的债务几代人都还不清。一些地方如本省赣州地区的不少农户，就靠出卖女儿赚钱。
——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结果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份干部，少部份“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这种女人在黄金年龄段为男人提供性服务的阶段性情妇制度比纳妾制更加黑暗。至少妾还能终身有靠，而情妇只在自己年青貌美时得宠有保障，一旦年老色衰就被弃若敝履、以被离弃而告终。
——在工作单位，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 1.60米 以上，相貌靓丽。这些条款毫不掩饰招聘者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其实是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在为自己挑选情妇后备队伍。在工作单位“潜规则”通常会走如下的三步曲：首先，利用工作之便对受害对象表示赏识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姑娘或单身女性常因此感到激动和鼓舞；第二步是向受害者讲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上如何空虚等，以此博取对方的同情与好感；第三步是行动的关键，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受害者安排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如夜间单独值班等，然后就提出直接要求，女性如果不从，不是被解雇就是受到周围舆论的伤害。
——不少女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在各种传媒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一些用各种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关于隐私、外遇的报导、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而成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乾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几乎成了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
……
这两个时代那一个是拥有纯洁、美好、和事业融为一体的真正的爱情的社会，哪一个是身体与婚姻沦为买卖的工具，毫无爱情可言的社会呢？
爱情不是少男少女的幻想，而是需要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恩格斯指出“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毫无幸福可言。只有妇女对男子经济依赖的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
也正因为如此，建立了公有制，贫富差距不大的毛主席时代才有实现爱情的基础，而私有化、市场化、贫富差距惊人的“特别是”时代，纯洁、美好的爱情只能是懵懂的少男少女们心中的一个梦，最终将会被无情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延续从《孔雀东南飞》到《红楼梦》的千年悲剧。
生活在这样一个爱情沦为金钱的奴隶，笑贫不笑娼，白毛女想嫁黄世仁的时代里，我们会感到幸福吗？
八、妖魔化历史与粉饰现实
任志强们仍然喋喋不休：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就是不好，你们认为毛主席时代好是受了蒙骗。“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其实恰恰相反，“特别是”时代从来没有歌颂过毛主席时代，反而几十年如一日妖魔化毛主席时代：诸如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动乱”、“倒退”、“崩溃”、“浩劫”了，却从来不容许说毛主席时代优于“特别是”时代的话。拼命反毛的袁腾飞得以参与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编写，参与北京市高考历史命题，在央视《百家讲坛》作讲座，可以说被器重的无以复加。
为什么任志强们不遗余力的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呢？任志强自己说：“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事实上就是说，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历史是为了粉饰现实：说我们搞得不好，不这么搞更不行，不信你看看改革前三十年……于是乎，农民失地、工人下岗、妇女卖淫、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了。
黎阳在《诬蔑毛泽东是抢劫老百姓的需要》中对此做了精彩的描述：把毛泽东时代说成“5000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就为今天颁发了“抢劫百姓许可证”。既然毛泽东时代“最坏最黑暗”，那如今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再黑也黑不到哪儿去，可以放开手肆无忌惮抢劫老百姓，而且抢劫了你还要说便宜你了，因为这比“饿死几千万”要强得多；榨干了你还要你承认“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很有尊严”、“让所有人能够感到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国家是一件非常舒畅，乃至于非常美丽的事情”——只要搬出捏造的“饿死几千万”当反衬，不管如何伤天害理胡作非为都不在话下，不管对老百姓如何巧取豪夺、敲骨吸髓都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谁敢说三道四哼半个不字，谁就是“不知好歹”、“妄图倒退”、“为毛左辩护”、“反人类反文明”，就罪该万死。就凭这老虎皮尚方剑，就可以放手压榨老百姓，灭绝老百姓——把转基因粮、三聚氰胺奶、地沟油菜、毒假疫苗强加于你，还要说：“别不知足，这比‘饿死几千万’什么都没的吃强多了”。
当然，如果毛主席时代真的不好，也算不上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可以看看周总理的相关讲话：
——“根据中央五个工业部门的统计，一九五三年按货币计算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0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有重大改善。三十五个工业部门为职工直接支付的劳动保险费、医药费、文教费和福利费平均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七。一九五三年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职工已有四百八十万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育工作人员已有五百二十九万人。”
——“一九六四年全国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比一九五七年有了很大的增长。钢、石油、化学肥料、水泥、汽车、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工业产品，一九六四年的产量都比一九六三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年来，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两万四千种，比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大发展时期所增加的品种还多两倍。产量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大家记得，当我们前几年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演出了反华大合唱，说什么中国的经济‘崩溃了’，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垮台了’，人民政府‘破产了’等等。但是，曾几何时，这些老爷们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屹立在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
周总理这些义正词严的精彩讲话，任志强们能驳斥的倒吗？
而今天呢？我们可以再看看温总理的相关讲话：
——“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
——“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3000万。”
——“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
判断一个时代好不好还有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法：看这个时代的妓女多少。因为一般说来很少有人愿意做或愿意自己的妻女做妓女。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毛主席时代与“特别是”时代在这一方面的情况：
毛主席明确指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1949年11月22日凌晨 ，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 1950年1月15日 ，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对妓院进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罪恶的娼妓制度。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各地取缔娼妓的方式大同小异，北京、天津、上海是较典型的地区。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最后胜利，消灭了压迫妇女几千年的这一黑暗制度。
1976年底，中国浙江再次发现暗娼，这是自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胜利后第一次发现卖淫现象。在80年代，卖淫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如今，各类“三陪女”、娼妓或者说“性工”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过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并诱发出一个经济效益颇为壮观的新兴产业——娱乐业（包括色情业、博弈业等等）。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但也有人估计，当前中国的妓女达到2000万人以上，即使按照人口比例计算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记得曾经有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总理回答：“有，在中国的台湾省”。我不知道如果今天外国记者重提这个问题，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时代的历史来粉饰现实的任志强们将如何作答。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敢正视现实问题，只有靠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时代的历史来粉饰现实的时代，难道应该感到幸福吗？
九、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
任志强们又说了，好好好，咱们不谈历史了，说说现实吧：你们80后，包括更小一些的90后不应该老抱怨，应该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相结合，找到自己的幸福。“看清中国现有的发展阶段，降低对幸福指数的标准，抛弃那些幻想，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动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车轮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统计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些人称为是被增长了。因为他们的不努力让他们落后于他人的增长，在竞争中成为了失败者。是的，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但对每个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应是失败者，这样社会才能在共同的努力与争先恐后中进步。” “挑战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弃个人贪婪的冲刺。幸福其实恰恰就在这冲刺的后面。”
幸福能够通过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相结合，一方面降低对未来的要求，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来获得吗？
对未来的要求不是不可以降低，但是需要一个底线：比现在强。如果未来还不如现在，那么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是会感到不幸福的。
未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当前的一些政策中看出端倪：
—— 2010年4月13日 出台了《外资二十条》， 5月7日 出台了《非公36条》。如果把《非公36条》和《外资二十条》联系起来，那么经济发展的方向就很清楚了：先是“国退私进”，把国企卖给或送给私人，当然是少数有关系、有特权的人；然后是“中退外进”，再把低价或不花钱弄来的国企卖给外国。这样，少数权贵从私有化中获得了暴利，外资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倒霉的只有中国普通百姓。
——2009年出台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说：“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促进有序竞争机制的形成，提高医疗卫生运行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余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说：“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重要的工作职责，鼓励出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也就是说，医疗、教育会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医药费学费会更贵，医生、教师很快会像工人一样毫无保障。
—— 2010年2月3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详细公布了深圳市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内容，继大部制改革后，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迈进了“快车道”。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圳公务员将细分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三个类别，约七成的公务员将被划入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中。通过职位分类和聘任制实施，将淡化官本位、打破铁饭碗。”也就是说，即使考上了公务员，也一样很可能在不远地将来变得像工人一样毫无保障。
……
至于积极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来寻找幸福就是一个笑话了。任志强自己也承认“这个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失败者”。假使成功是幸福，那么成功的总人数是有限的，我成功你就失败，你成功我又失败，整体幸福指数不会提高。相反，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越积极，整个市场的竞争就越激烈、越残酷，越不幸福。
何况，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成功了就能幸福吗？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成功的前提就是心黑脸皮厚，敢于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的成功的差不多都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丧失了最后一丝良心和羞耻心” 的人。他们尽管有权有势，但是在午夜梦回之时常常被噩梦惊醒，离幸福何止十万八千里？
生活在这样一个仰望星空，满天乌云；脚踏实地，遍地天坑的时代里，我们怎么能凭一两句忽悠就能找到幸福呢？
十、真正的幸福啊，你在哪里
既然任志强们所指出的寻找幸福之路是一条死路，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注定得不到幸福呢？
并非如此，尽管任志强们拼命宣称我们感觉不幸福的原因是“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但是也在不经意间暴露了一个事实：毛主席时代的幸福指数大大高于“特别是”时代，因此80后、90后显得尤为不幸福。
其实，感到不幸福的又何止是80后、90后们呢？在一个“用奶粉灭掉00后，用考试灭掉90后，用房价灭掉80后，用失业灭掉70后，用城管灭掉60后，用下岗灭掉50后，用拆迁灭掉40后，用医改灭掉30后……”的 “特别是”时代里，又有几人能感到幸福？
但是，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怀念毛主席时代。正如中央党校的 宋惠昌 教授在《“怀旧”情绪: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思潮》中指责的那样：“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若隐若现的‘怀旧’情绪——有些人常发‘今不如昔’感叹，言语中流露着对几十年前社会风气、‘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的怀念，认为当今世风日下。”
事实上，人民不是“怀旧”而是“念新”。毛主席时代的“铁饭碗”、公费医疗、福利分房、婚姻自由、免费教育、免费养老……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而“特别是”时代的农民失地、工人下岗、妇女卖淫、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旧中国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治下就普遍存在的。
任志强们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时代，拼命高喊着“决不走回头路”，主张“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提供了一份绝佳的反面教材。试想，一个以“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等高论被光荣的评为“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的嘴里能吐出象牙来么？任志强们主张“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不仅逻辑不通，而且恰恰从反面证明这种解决方案是有利于任志强们而不利于广大人民的；任志强们拼命高喊着“决不走回头路”，恰恰从反面证明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倒退之路，只有回头才能前进；任志强们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时代，恰恰从反面证明我们只有学习借鉴毛主席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获得幸福。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 二00九年初左翼学人“中国庚友”在其原创《泱泱大中华有多少人能看透当代中国的社会本质》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目前基本可以断定，从党内修正实用主义路线出笼、资改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一定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二十一世纪重演。重演的速度将远大于从前，社会创伤程度也将大于从前。”
笔者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演，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1978年就是新的1840年，只不过1840年是“被迫”的，1978年是“主动”的。近几年来资改派大力推行转基因主粮商品化，颁布《非公36条》和《外资二十条》，看似疯狂嚣张不可一世，实则外强中干丧尽民心，已经穷途末路。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必将在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某种方式恢复毛主席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
人们从古代起就追求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转引了摩尔根对未来的憧憬作为结语：“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共产党宣言》中更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指出了建立这样普遍幸福的社会的方法：“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学习借鉴毛主席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新社会，在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中获得个人的幸福，这就是我们80后、90后寻找幸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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