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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世襄学术的“群众路线”说起
王世襄大师让很多爱玩的我们感到羞愧，我们仅仅把玩当成玩，而王老却将玩看成了学问，并不懈追究，终成一代“玩”家。“习”得有师，王老正是将生活中许多寻常的百姓当成了老师，习得了多种技艺，成为著名杂家。
杂家大师王世襄，自幼就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或习斗蛐蛐于野巷，或习鸽性于养鸽之人，或习扑技于摔跤师，或习烹饪于庖丁······这些与寻常百姓的接触中，他的视野开阔了，积累了许多的知识，也增强了“玩”的兴致。其中传为美谈的是他在咸宁五七干校时与渔翁老韩的忘年交。王世襄爱吃鱼，也善烹鱼，但对鱼的习性，种类却不了解。当他遇见当地的捕鱼能手韩祖祥时，谈笑间，他俩就成了一拍即合的友人。于是王世襄就经常随老韩出河打渔，他仔细观察者老韩的各个打渔细节，并努力辨别鱼的名称，还写了十几首咏叹打渔的古诗，可见其向群众求知之渴。有了这些与老韩的经历，王世襄对鱼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鱼的烹饪技术也大有进展。
王老的成就自然与他的学习劲儿和教育分不开，当然也与他乐于向群众学习分不开。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士大夫，是一个与百姓不太靠边的词语。传统社会里，就历来有礼不下士人的不成文规则，“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许多封建文人们耻于与百姓为伍，对老百姓的体力劳动更是嗤之以鼻，信奉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的哲学，他们沉醉于仕途，舞文弄墨，想象着“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生活空间狭窄，不能全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他们的成就也屈指可数，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人却往往是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那些仕途坎坷文人。孔子批判苛政，一生不得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咏颂劳动的快乐；李白不事权贵，放浪于山水；杜甫白居易为百姓疾苦呐喊······他们都可算得上先进传统文人的典范了。然而，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成就的却不是这些所谓的“大师”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发明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是个普通的泥匠，指南针是战士们长期战争中发明的，火药是炼丹师们发明的，他们的发明者都是些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他们的实践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怪不得，熟谙中国历史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往往是理论知识的掌握者，但如果仅仅是有知识而缺少实践，那不会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丝毫的影响，科学的理论知识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无穷的生产力。而真真正正的科学也是来源于实践当中，只有深入的向实践一线的劳动者们学习，才能得到有用的知识。不向群众学习，不深入开掘民间智慧，只是闭门造车，在暗黄的书本里是找不到真理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走了，他是带着疑问和担忧走了，他生前在与温总理的谈话中说：“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呢？”最近，社会各界都在尝试着解答这个疑问。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早就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毛泽东主席生前提出的知识分子平民化，劳动群众知识化的互动方针。当时，我们是做个这些尝试，而且卓有成效。很多科学家学者深入群众普及知识，走科学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如华罗庚，他亲自带领中科大的师生到企业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在实践教育中，培养了陈景润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玉米专家李登海在自学与科技员的指导下由普通农民成长为名扬四海科学家。实际上，在这个方针下，有许许多多像李登海一样由劳动者成为拔尖的技术专家的。而如今，全日制的大学生们很多时候只是呆在图书馆或教室里，背着一个个呆板的公式，有些实践也只是在实验室里进行，与现实的科技需要格格不入。知识与实践的割裂，这就是钱老的担忧。而打破这种割裂，就必须使我们的知识分子与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们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在实践中检验和提升自己的认识，劳动者则可以在知识的指导下更好的实践，成长起来，各得所长，何乐而不为呢？
没有理论的实践也许是盲目的，但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荒谬的。从王世襄的学术“群众路线”中，我们看到了一条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良性互动的路子，从而打破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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