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支农的转型：兼具乡村建设与思想启蒙
——一个支农人关于大学生支农往何处去的思考
：马永红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我们习惯称呼自己为支农人，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带有乡村建设色彩的大学生支农活动，而每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词语时，其他诸如暑期三下乡的大学生志愿者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两者有何区别呢？前者多是个人或者支农社团主导，但性质是自费自发自愿的，从策划到实施到总结都是自组织进行，最主要的是明确的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民间乡村建设的范畴。而后者多是由学校党团委主导的，性质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从策划到实施到总结都是在官方的控制下进行，最主要的是明确的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官方暑期三下乡的范畴。
全国的大学生支农由北派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发起，当时他看到有的农村学生因为没有路费而放假不能回家，于是他就拿出自己的课题经费给予路费补助，但是要求学生回乡做些社会调查，这本是个双赢的事情。后来温铁军任总编辑的《中国改革*农村版》设立专门经费，成立大学生支农调研队，正式以组织名义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杂志社通过大学生支农获得了更多的基层信息，特别是与底层的农民维权骨干建立了联系，而大学生因为参与全国性的交流培训与集中下乡活动得到了与原来个人回乡调研不同的收获，当然也实现了双赢。后来该杂志社被关闭，当年任编辑之一的刘老石与几个大学生遂单独注册了名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公益机构，并且在基金会资金支持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屈指算来，自2000年京津塘大学生支农至今，支农人已经走过了十年，如以参与大学生支农的社团和数量而言，大学生支农的高潮出现在2006年前后，此后即逐渐进入低潮。原因在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缺少大学生支农专项资金，因此仅能够勉强做到组织大学生社团骨干交流，而无力再给以各社团以诸如经费之类的支持。于是各地大学生支农社团开始了在本地实践基础上的自我发展，及至现在，各支农社团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某种衰败，其表现在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校外涉农社会实践减少、核心骨干对乡村建设认同度低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社团例外，但是这一切都难掩大学生支农面上的衰败。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作为陕西大学生支农人一份子，因为自始自终的参与，我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身体验。前几日召开公益组织协调会和大学生支农交流会，支农队和社团的负责人谈起目前陕西大学生支农的现状，谈到各个学校支农社团开展活动号召力减弱，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支农队的凝聚力减弱，最终各学校支农社团各自在校园里活动，难以再有更大层面的横向联合，也再难以再有更为创新的实践活动。最为可怕的是，大家都感觉到大学生支农已经无法更为深度的推进。僵化而又重复的支农模式无法解决农村问题自不待言，因此大学生支农定位更多的是精神的自我救赎，但问题在于更为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大学生支农队员也开始变得迷茫，蚁族、蜗居、群体性事件等等扑面而来，通过改良式的大学生支农似乎也已经难以让大学生找到精神重建的支点。
其实在2006年暑假我们在宝鸡做支农交流的时候，大学生支农如何深度推进的问题即已经开始显现。当时我的回答是，建立大学生支农基地，并创新活动形式，以配合本土人才进行乡村建设。但这只是简单回应了大学生支农活动继续进行的问题，而无法回应和解决大学生支农所出现的精神困惑。
一个需要明晰的定位
大学生支农的定位是什么？这是所有支农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按北派乡村建设以往的提法，叫塑造自我，建设乡村。这个定位还是比较客观的，先来说大学生为什么要下乡去支农，这是有两方面需求的，一方面大学生需要农村，另一方面农村也需要大学生，相较而言前者更甚，但这种“前者更甚”却不一定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农村相比于城市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自不待言，因此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去帮助，这个容易理解，于是大学生去农村就在支教、文艺、合作社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只是短期的，且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做总比不做强。再谈到大学生需要农村，民间乡村建设与官方三下乡活动的解释侧重点略有不同，前者侧重于理想与精神重建，后者侧重于实践与技能锻炼。而如何通过大学生支农重建理想与精神呢，那就是通过在实践基础上对乡建理论的学习，以及对大学教育的反思。学习与反思的结果，将可能使一个人从目前的小我世界中解放出来，从呆板的大学牢笼里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有着济世情怀的乡村建设者。
但是为什么说大学生需要救赎，而且只能够靠自我救赎。
因为自1999年以来大学不断扩招，并且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大学城圈地运动，紧随其后的却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蚁族、蜗居等随即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焦点。更为严重的是大学生群体的理想意识和生命意识愈来愈淡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泼熊事件、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复旦大学学生虐猫事件、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杀人事件等等，不断地冲击并挑战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心理承受底线。
许多大学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局限于校园和书本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则通过上网打游戏、谈恋爱、睡大觉以消磨时间，全然不知在校园之外的广大农村和工厂正发生着激流般的变化。贵州瓮安农民群体性事件、吉林通钢工人打死总经理事件、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广州本田工人罢工事件、西安赵东民工会维权事件等等，无不展示着底层的巨大矛盾，而很多由学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实践已经流于形式，成为观光旅游和争评奖项的假实践。许多大学生缺乏对国家命运、底层生活和自身成长的关注。
这个时候大学生该怎么办，寄希望于党和社会吗？可怕的是我们的党和社会也都出现了信仰危机。曾经在上世纪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而终于在最后十年以惨烈的方式划上句号，从此知识分子不再仰望星空，而转身于市场和官场，开始追逐权势与金钱。那些口口声声说“三个代表”的党政官员们，已经出现了上上下下的腐败，当他们拒绝群众的实质性监督且继续追逐着自己的利益时，我们如何相信他们能够带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已无路可走，只有进行自我救赎，而当时三农问题正呈愈演愈烈之势，于是支农便进入大学生自我救赎的视野。十年来，大学生支农走过了许多乡村的山山水水，见识了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也参与了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短期行为的大学生支农于农村的改变几乎没有，唯一成长起来的就是大学生自己。在此期间，大学生支农的定位也随之明晰，即自我成长是第一位的，力所能及于乡村做些事情是第二位的。正如南派乡村建设代表人物——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所说，之前的新知识青年下乡（指大学生支农），到农村调查一通，为农民作点事情，主观上好意很多，客观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农民做成什么事情，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但是，大学生下乡并非没有意义，其中最大的意义是增加了大学生对农村的认识，从而改造了大学生，锻炼他们，并使他们更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
一个值得探究的原因
按理说，只要大学生支农一直走下去，那么这种成长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问题是大学生支农所给予大学生的成长也是有限度的，且在最近几年中，农村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
这些大的变化包括：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经济进入后税费时代、更加注重民主运行——农村政治进入后选举时代、更加注重民间传承——农村文化进入后民间时代、更加注重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社会进入后国民时代、义务教育开始真正免费——农村教育进入后免费时代、新型合作医疗重来——农村医疗进入新合作时代、财政买单退耕还林——农村环境进入后补偿时代。
正是国家新农村建设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教育、医疗、农业税方面也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些政策消解了许多对抗性矛盾，农村已经不像2000年前后那样剑拔弩张，农村对大学生支农的需求也不像曾经那般迫切。只有相对不多的村庄因为土地问题导致剧烈的冲突，大多数未受到城市化侵扰的乡村的矛盾开始转移到村庄内部治理——尤其是村干部腐败上面来，而这个矛盾烈度要远比原来的官民矛盾低，且因为基层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能够得到一定的缓冲。与此同时官方开始强力主导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计划吸纳了一部分已毕业的大学生去农村就业，而在高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也开始吸收民间组织的大学生支农的某些优点，并吸纳了一部分在校大学生去农村实践。表面上看来，社会形势于大学生支农而言更为有利，即再不会有地方政府给大学生支农乱扣帽子或者公开阻挠，但是相对此前而言，大学生支农空间还是有所减少，而且队伍也被逐渐稀释。
另外，当支农一旦深入到乡村建设领域，单凭假期大学生下乡则很难继续推进，特别是深入到复杂的中国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改良与革命的争议，由深入实践所引发的支农队员的精神困惑单靠三农视野难以解决，这就牵扯到三农社团的反思问题。
我曾经的指导老师、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论及我当时休学回乡支农在不同阶段所遇到的挫折时，就这样分析道，参与乡村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力、智力支援的问题，而迟早必然要面对农村现行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利益群体，及其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而打破掌权者说了算的农村现行权力结构，通过建立农村公共空间，以实现权力结构中的某种制约与平衡，这本身就是乡村建设的重大课题。当年晏阳初他们就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工作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字教育的阶段”（大概相当于“支教”），“农村建设的阶段”（大概相当于“支农”），最后就必然进入“县政改革的阶段”。这就是说，农村建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必然涉及农村政治的改革，如晏阳初先生所说，“从消极方面说，如单以县为单位而帮助农民，救济农民，则非改革政治不可；从积极方面，要把我们研究实验的结果——教育的内容及农村建设的方案——推到民间去，亦非利用政治机构不可”。
如上所言，大学生支农只把支教作为辅助手段，直接跨越了第一个阶段，起点就相对于“徐本禹式”的大学生支教更高些，因此再深入必将触及村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由此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却并不是我们大学生支农尤其是短期支农可以解决的。现实容不得我们去困惑，而迫使我们寻求解决之道，而在困惑中求解又迫使我们跳出三农，以更为宏大的视野去思考问题。
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转型
陕西大学生支农有着自身的特点，即尽管它起步晚于北京，但是从一开始即自行探索，且在它接触北派乡村建设团队后，虽然获得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和更大的精神动力，但是相对其他地方大学生支农而言，一直都是坚持自费与自组织为主，且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小。更重要的是，陕西大学生支农结合西北本地情况，自2005年开始走上了大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自我探索之路。期间从第一次支农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到后来建立起自己的初步的思想体系，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发起青年中国行动构建更为宽广的行动领域到现在我们在农民、农民工、青年方面的探索，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微观改造综合支农到搭建平台推动城乡互助，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六年来，我们所倡导的青年中国行动的宗旨一直没有变，那就是——让有理想者拥有思想，让无理想者拥有理想；让有理想者付诸行动，让持续行动改变中国。同时我们在当初为青年中国行动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实践探索出一条解决目前中国底层问题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够被地方或者中央政府所采纳或者借鉴；第二个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实践培养出一大批人，这些人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并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自2008年底以返乡大学生竞选村主任再次失败为标志，我们开始在持续挫折中深入反思农村试验区的工作，并开始讨论道路的调整和具体计划，试图借鉴当前中国比较活跃的类似机构的经验并予以综合。在重新审视前几年走过的路之后我们发现，目前情况下尚不具备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民实质性结合的大趋势，同时更为主要的是我们尚缺乏一大批执着于理想并具有行动能力的人。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只有两条途径，那就是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问题在于此前我们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琐碎的实践中，只寄希望于个体在实践中的自我觉悟，相反对主动培养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我们建立了西安进步青年中心，一个试图将乡村建设和红色思想结合起来的团队。
与此同时，在这近十年的乡村建设探索中，无论是推动大学生支农还是乡村建设骨干人才培养，抑或农民合作组织，北派乡村建设的实际执行者刘老石已经逐渐意识到乡村建设的局限性，那就是我们共同从事的本质上为改良的事业何以还会引起既得利益的惊恐、反对甚至阻挠，在当下中国，民间乡村建设的空间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所创造和争取的点滴进步与强势集团的片刻挥霍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号称乡村建设运动而农民不动”更莫谈改造社会而依附于政权了，所有的问题都集结于我们如何摆脱这个上世纪乡建先贤就已经意识到的“乡建两难”。刘老石指出了一条和当前新左派不谋不和的道路，那就是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资本主导的强权主义、与奢靡享乐的灰色思潮相反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成为乡村建设工最为强大的思想支撑，用以消解和对抗当前社会的不公，用以激发和激励同仁们奋力前行。
新文化，新青年，这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分化已经悄然开始。
一个已经悄然开始的分化
当今大学校园，社团可谓众多，以大学生思想和行动能力综合培养方面的功能来分，从低到高有以下几个层次：官僚类社团、兴趣类社团、公益类社团、思想类社团。其中官僚类社团包括学生会、学生社团联合会、国旗护卫队等等，按学理分析其本身也是学生自治社团，但是因为从社团干部的选举任命到具体开展活动，校方通过强制指令与利益诱导过度地介入与控制，致使这些社团沦为官方管理学生的辅助工具，在某些场合甚至充当官方的耳目和爪牙，且因此沾染上了一定程度的官僚习气，有时候说来简直比变质的村委会或者工会还更可恶，因为缺少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他们属于最低层次意义上学生社团。兴趣类社团包括书画棋协会、轮滑协会、科技协会等等，这些社团依托于某一个学生感兴趣的具体的事物集合起来，用以培养和拓展自己的兴趣，虽然没有什么思想性或者社会性，但是毕竟有了自我思考和行动的条件。公益类社团包括志愿者协会、爱心社、支农协会、三农学社等等，其中类似三农学社的社团已经明显具有底层色彩，开始关注社会发展，同时也有走出校园的行动，也是相对于前两类社团来说比较有活力的。思想类社团包括读书会、主义研究社等等，他们关注的问题视野更为宽广，已然开始讨论理想与信仰重建、社会发展道路、改革反思与青年改造等话题，并且通过学习交流和社会实践进行着一定的尝试。一方面他们没有官僚类社团的不良习气，精神面貌积极向上，更重要的是他们超越了兴趣类社团的狭隘，超越了公益类社团的纯粹慈善，着眼于“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且从“修学储能”出发进行着点滴的积累。
然而在无参照系且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各个社团依然沉浸在自我欣赏之中，一直到各个社团开始相互交流，特别是走出校园到工厂与农村，接触与课本上不一样的社会现实时，青年学子们就开始反思社团自身的建设。
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后所引起的全国轰动，正好促使这些青年学子的深度反思——学生应该怎样读书，教师应该怎样育人，在当今和平年代，大学生应该如何重建并初步实践自己的理想。许多高校大学生受该剧启发建立各种读书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大学与人生道路。
所谓标准的三农社团更多地如同一个志愿者组织，更多地从事下乡实践的活动，相比学校的“书画棋协会”等来说，有一定进步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纯实践类社团无论它将存在多长时间终究无法培养出历史上“新民学会”里的人物。大凡在校园或者社会上发挥巨大推动作用的团队，无一不是既有实践能力但更有思想性的组织。就此而分析，读书只是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得同志间对于理想有了基本的认识，而实践则能够比较直接地加深这种认识，读书和实践的相互交叉配合，一定能够培养出一些有理想且有行动的人来。
我所从事支农工作已经六年多了，相信许多人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那就是下乡时理想膨胀，回校后依然如故的“实践综合症”，绝大多数人最后回归主流社会而且联系不多——这就是大学生支农忽略思想引导和理想培养的致命缺陷。如此下去支农必将永在原来的道路上徘徊，且终有一天将难以为继。
正是这种危机之下，大学生支农社团开始了自己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几乎是必然的。校方处于稳定需要和利益的考虑，自然会进一步加强对实践类社团的控制，并使得大学生支农社团最后被校团委或者学生会收编，成为自己旗下争评更高层级的官方颁发的“暑期三下乡全国实践单位或个人”重要力量，这是大学生支农社团最为悲惨的结局。再退一步，大学生支农社团因为不能应对现实的变化而做出适当的转型，还是一如从前抱守残缺，甚至连实践的形式也不加创新，那么它将进一步走向衰败，直至消亡。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直面发展危机，悄然实现转型，即在保留自己志愿性、实践性、涉农性的基础上，吸纳思想类社团的积极因素，最终成为兼具思想和行动能力的社团，从而引领大学生迅速成长。否则大学生支农社团可能会出现内部分化，另外一部分要求转型的人将会独立出来单独注册新的思想类社团，或者进入他人创办的思想类社团，而这必然会导致大学生支农社团力量的削弱，而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一个世纪末的反问
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生社团莫过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创办的新民学会和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创办的觉悟社了，而这两者之中，又以新民学会为最。
当年湖南第一师范培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多与新民学会有关。这个学会1918年4月18日在蔡和森家中成立，以“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奋斗目标。
新民学会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前后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毛泽东1920年写的第一份会务报告中说：“诸人都系杨怀中(即“一师”教师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与闻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
那是一个灿若星辰的年代，当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谢觉哉、李达、田汉、孔昭绶、杨昌济，包括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 ，聚集于湖南第一师范。而他们之前，走进这座校门的还有陈天华、黄兴等人。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但是有过那样一座叫湖南第一师范的学堂，有过那样一些如同杨昌济般的先生，培养过那样一群如同毛泽东般的学生。
于是疑问随之而来，为什么只有那样一所学校，产生了那样的学生社团，培养出来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人物，而在其后他又如同大多数学校一样星光暗淡？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下，能不能迎来又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我们的大学教育会再培养出“青年毛泽东”吗？
这是一个世纪末的反问？直至当今大学教育的软肋！
首先，大学教育理论脱离实际。很明显，中国社会正处在盛世与危机并存的阶段，官僚腐败日渐严重，新的权贵阶层不断涌现，贫富差距逐步加大，阶层分化正走向阶级分裂，而我们的教材和老师却睁着眼睛阐述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所谓主义所谓原则。一个不敢于直面现实的教育，一个靠谎言编织的理论，即便学生背过了又有何用，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其次，大学教师缺乏主体地位。很明显，教师上课照本宣科，缺乏独立见解，更为重要的是几乎缺少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学生们面对校园内外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急需要一个敢说真话的大学老师给予指导，而我们的老师们早已经在市场和官场中失去主体地位，要么忙于追名逐利，或者装作全然不问世事，甚至打压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行动，这其中以学校团委为甚。
第三，大学校园失去真精神。很明显，大学生不断扩招，大学城不断扩建，所谓评估，所谓改名，所谓升博，未见学习风气或者教学层面的丝毫改变，只见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路边树木栽了又换。学校如同一个加工厂，不问质量瑕疵只求数量批次，然后一波一波抛向市场。大学生入党评优等等竟然都要送礼托关系排队等候，整个官僚习气和铜臭味弥漫校园，而对人才的培养主题却置若罔闻。
最后，大学生失去独立判断能力。很明显，食堂盲目且无限制的涨价，校方动不动就随意封锁校园，师生之间或明或暗的权钱交易，学生会吆三喝四地自命服务，同学间游戏人生虚度时光，这些都是错误或者不应苟同的，不论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变，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对于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大学生们已经失去了独立判断能力，更何谈行动。
而在我看来，未来将有四种力量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它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同盟。第一是工人，因为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及其发展方向，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它的质量决定了它的不可忽视性；第二就是农民，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民的数量和比重，决定了它的不可以忽视性；第三就是农民工，它直接联系着城乡，解决不好农民工问题则会成为政治问题，它所处的位置确定了它的不可忽视性；第四就是大学生等知识分子，他们是改革的急先锋，是最先觉悟者，且他们多来自工农，与其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具备推动新的工农联盟的条件。而知识分子惟有主动与工农结合，支持国内健康力量打破腐败特权阶层的强力控制，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大的新的质的突破。
大学生等知识分子肩上责任之重大可见一斑，国家前途与民族民运皆系我辈青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历史的接力棒最终会到达我们手中。而我们是否已经或者正在做着接力的准备。正因为如此，大学生们更应该如鲁迅先生所言，“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正因为如此，大学生支农社团更应该走出校园，去接近底层工农，并且在学习交流与社会实践中进一步转型，以为将来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同时要相信，中国何其大，总能找到我们做事的地方，中国人何其多，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大学生们，通过点滴行动开始修学储能吧。新的文化，新的青年，新的社会，必将在我们手中重建。
天穹高高鸿雁飞，书院深深松竹茂。晓雾重重盼日出，大地茫茫风雨骤。
咏长夜，攀北斗。蝶恋花，梦难求。书翻千秋史，谈尽古今愁。美哉潇湘伟少年，踏浪湘江竞风流。
名与利，莫问候。书并剑，到心头。挥毫万山红，举臂托飞舟。美哉中华伟少年，他日神州竞风流。【完】
2011年4月19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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