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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国新村运动的教育本质 ⊙ 张德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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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村运动的原始目的是教育国民 新村运动到底是一场经济运动还是教育运动，首先需要考察其发起的原始目的，因为运动的目的直接决定运动的本质属性。国内学者多认为，新村运动的起因是自称「贫农之子」的朴正熙总统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当时韩国乡村劳动者与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并且乡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1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新村运动的发起并不完全是基于经济上考虑。2笔者认为，新村运动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国民。 （一）对国民进行反共教育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在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下，发展相当迅速，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相比之下，韩国生活在所谓的民主体制下，但是经济发展却并不能使国民感到满意。特别是60年代后半期，朝鲜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对南攻势，以此声援越南抗美斗争。朝鲜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和袭击青瓦台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朴正熙越来越担心，这样下去将会被朝鲜「赤化」。尼克松主义出台后，朴正熙更是感到美国不可信。于是，他将对国民加强反共思想教育，以此来抵御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重要任务。在朴正熙18年任期中，仅实施戒严、卫戍令和其他各种非常措施时间就达105个月（近9年）。3 （二）重塑国民伦理道德。 在朴正熙看来，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诚实守信、官民平等、爱国爱民等，是无法通过金钱能够购买并提高的。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并以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重新唤起和树立被国民日渐淡忘的内在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就会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有序的社会。只有在这样一个有序的社会里，国民的潜力才能完全释放出来，经济也才能持续下去。朴正熙在60年代就曾开展过「再建国民运动」，企图尽快提高国民伦理道德水平，可因为没有找到有效的教育载体，群众参与热情低下而最终失败。实际上，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还受到了朝鲜「千里马运动」的启发。 （三）培育国民的自立与协作精神。 1969年8月，朴正熙在庆北农村视察灾情和指导生产自救时，偶然看到位于铁道边一个叫新道1里的村子。这个村漂亮的房顶，整修完好的河渠，通往村里平坦宽阔的道路和后山郁郁葱葱的树林等整洁容貌，让他灵感顿发，听了村民的汇报后，朴正熙觉得，应该让国民都学习该村自己动手、相互协作、整洁健身的精神。4朴正熙找到了进行国民思想教育运动的最佳载体──新村运动。1970年4月，朴正熙在全国地方长官旱害对策会议上，正式提出美化村庄运动。这就是新村运动的雏形。 二 新村运动的本质是新村教育 新村教育运动的展开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新村精神的酝酿和提出（1970-1971）；新村教育的具体实施(1972-1979)；新村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1980年以后)。新村教育的实施主要是从教育对象的扩大和教育内容的扩展两个维度进行的。 （一）新村精神的酝酿和提出 新村运动作为一场国民教育运动，是围绕著一种精神而展开的。没有精神指导的运动很难凝聚国民力量。朴正熙深知这一点，并努力去挖掘和发现一个可以动员国民奋进的口号。1970年6月，朴正熙在参加全国「劝农日」活动时，首次提出农民要有「自助精神」，即农民需要有自力更生的自立精神，否则农村永远富裕不起来，国家发展也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在1971年7月举行的全国地方长官会议上，朴正熙提出各个道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农渔民增产增收，并教育农渔民「勤勉和节俭」。而在9月初召开的「每月经济动向报告会」上，朴正熙又谈到「新村运动要有诚实的指导者，要具备『协同』精神」。协同就是合作的意思。1971年9月底，朴正熙根据自己在不同场合对农渔民提出和强调的要求，正式概括出「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精神，这也就是新村运动旗帜上的三片绿叶所代表的含义。此后，韩国新村运动都是在这三大精神指导下具体实施的。 （二）新村教育的具体实施 新村教育的具体实施主要指将教育对象由少数农民扩大到全民，将教育内容由农业知识扩大到精神教育。正是通过这两个维度的扩展，新村精神由口号转化为实践，并深入到韩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1•新村教育运动的对象向全民扩展。新村运动刚起步时，朴正熙对运动第一年取得的成果并不满意。如全国只有不到一半的1万6千个村庄较好地利用了政府发放的建设物资。朴正熙认为，新村运动成果欠佳的原因在于村子领导人素质不高。要改善这一状况，就必须提高这些一线领导人的素质并纠正他们的态度。在朴正熙的指示下，从各郡选拔的首批农民于1972年1月走进了「新村指导者研修院」接受为期两周的「封闭」式教育培训。朴正熙经常突然造访研究院和学员们一起听报告、讨论，甚至一起就餐。他发现，「结业生」思想变化显著，研修形式与自己构想的新村教育非常吻合。1972年3月，朴正熙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使新村运动和新村精神的全民化5。于是，新村教育研修不仅扩大办班频度，还将教育对象扩大到社会各界。 新村教育对象的扩大是以同心圆形式展开的。首先扩展到与新村运动有关的公务员，全国的邑面长（与中国的乡镇长相当）、派出所所长，农协会长，郡守、副郡守（与中国县长、副县长相当）等等。到1974年，企业界、知识界、各社会团体也加入到新村教育的行列中来。朴正熙还要求政府的高层公职人员，如部长、国会议员等也与农民一样接受新村精神教育。据统计，从1972年到1980年，集宿教育（1-2周的集中住宿教育）学员有68万人，而非集宿教育（时间只有一天而不需要住宿）学员达到了6953万人。由此可见，新村教育是名副其实的国民教育运动。正如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副院长丁甲镇所言：「新村教育因著力于启发农村指导者的精神而实施，落脚于所有韩国国民之精神教育。」 6 2•新村教育内容向全方位扩展。新村运动开始之初，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传授农业基础知识与技术、学习如何开展农协运动（农民的合作组织）、怎样建设和美化新村、如何提高修养等。通过对前三期学员的调查发现，学员们收获最大的是通过学习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等而获得的精神教养方面的东西，而不是农业实用知识。因此，政府决定将新村教育的内容逐渐转向精神教育方面，邀请更多的先进农民走上讲坛，以增加先进典型事例教育的内容。 新村教育内容的扩展同对象的扩大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在农村，通过成立农协，建农民会馆，把农闲的村民组织起来接受教育。特别是大量增加了「反共教育」内容，以防国民被「赤化」。朴正熙执政时期还专门制定并实施了《反共法》，要求全社会都来学习并创作反共文章、反共图画和反共歌曲等7。为此，朴正熙身先士卒，在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新村之歌》中也强调努力工作的同时不要忘记英勇战斗8。 城市新村运动领导者走进研修院后，通过讨论逐渐形成了城市「新村运动」方案，其主要内容如，积极参加居委会活动，见了邻居打招呼，自己门前保持整洁，不乱扔垃圾，在空地上种花种树，尊敬老人，遵守交通秩序等等。企业也根据自身特点开设了新村教育特色课程，如开展健康的文艺活动，唱爱国歌等。并逐渐发展到提高职工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在环境保护方面，朴正熙一直率先垂范。他每周六下午都和青瓦台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北汉山公园和溪水边清理垃圾。在总统的带领下，汉城的学生也在周末来到汉江边，以实际行动开展保护环境运动。各地方政府也纷纷行动起来，大兴绿化和保护山林运动。一名外国记者曾在70年代末期写道：「在韩国，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可发现，每一片土地都是经过人工精心修理的，到处都干干净净，漂亮精制。」9 （三）新村教育体系的演进 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除了有稳定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外，还要有固定的施教场所、教师队伍及稳定的经费支持。70年代后期，韩国新村教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随著新村教育对象和内容的扩大，新村运动指导者研修院已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学员，于是各种新村教育机关大量增加。最多时达到近百所学校。如，当时的农协大学、汉城电力公司研修院、警察学校等都曾作为专门的研修院。国家农村振兴厅和地方政府为了普及农业知识和农村科技，还在中学或大学开设了大批附属「新村学校」，或利用放假期间闲置的教育教学资源对居民进行农业技术教育和相关知识教育。一些大学也打开大门，允许农民或当地居民免费到大学听课。如，位于大丘的启明大学是第一个成立「市民教育委员会」并允许社会人到大学听课的大学。汉城大学于1972年还首次设立了广播函授大学。在农村，农民会馆遍布每个村庄。农民既可以在这里自娱自乐，也可以接受教育培训。新村教育在向城市和企业扩展过程中，规模稍大的企业在内部都建立了培训机构或研修学校。为适应当时各种教育训练的需要，私人或团体应也纷纷开始设立培训学校，1975年时达到2977所，到1980年已达到5854所10。至1979年朴正熙去世时止，新村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新村运动中央会牵头和分布在全国几乎每一个城市和郡的236个分支机构组成的运作体系。 朴正熙曾想把新村教育法制化，包括教育机关也要制度化，但最终未能推行。因为新村教育的内容是以精神教育为主，若教员固定不变便不能保证他们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教化学员11，因而其区别于一般的学校教育和其他公务员研修。在教师方面，大部分由农协组织负责选派并培养，少部分从社会聘请，保证了新村教育的组织活力。在经费方面，除农协担任所派教员的工资等支出外，其余均由国家专项拨款。 1980年12月韩国创建了新村运动中央本部，新村教育运动的主导权开始由政府转到民间，也标志著新村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新村运动以汉城奥运会为契机，大力开展城市「新村运动」，倡导城市生活新秩序，取得较好的效果。进入90年代后，新村教育虽然开始走下坡路，但并未因此销声匿迹。近年来，新村运动中央会将教育内容和对象逐渐调整到社区志愿服务教育、民主市民教育、青少年训练、企业经营改革教育、国民精神（同心同德）教育及外国人新村教育等领域。在韩国历史上，利用新村教育对成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教育和培训还是第一次。 三 重塑国民意识是新村运动的最大作用 学者们对新村运动的评价一直存在著巨大分歧，特别是在新村运动的经济作用方面。有人认为，韩国新村运动创造了「汉江奇迹」12， 缩少了城乡差距。13但也有人认为，韩国经济的腾飞和城乡差距的缩小功不在新村运动14。本文在赞同后一种观点的同时认为，新村运动的主要作用是教育，即新村运动是一场教育运动，它重新塑造了韩国国民的意识构造和精神风貌。 （一）民族精神得以重塑 新村运动中倡导的「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已深深植入每个国民心中，并升华为韩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当时的调查显示，农村居民「自助」程度由1970年的47.4%上升上到1975年的76.2%15。至今，这种自助精神还渗透到韩国的大小企业中，像三星、现代、LG等企业，为科技创新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引起世界瞩目。特别是三星电子去年投入高达54.4亿美元16，展示了要通过「自助」掌握世界最前沿科技的决心。韩国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半岛小国，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级经济强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靠发扬国民、企业的这种自助精神。来过韩国的人可能会发现，所有的国民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努力、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经常加班加点而无怨言，也诠释了「勤勉」的精神内涵；韩国的协同合作的精神更是为外人广泛认可，特别是在1973年，韩国遭遇严重石油危机打击，原油价格猛长到以前的三倍多，对一个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石油完全依靠进口的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正赶上新村运动开展第三年，全国上下团结一到，节约能源，最终战胜了困难。1997年遭遇金融危机时，全体国民的表现再次让世人感动，他们表现出的不惜向国家无偿捐献黄金也要帮国家度过难关的众志成城的决心和意志及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表现出的「红魔」精神，都让人深切地感到这个国家「协同」合作精神的强大。 （二）道德素养得以提高 新村运动通过在城乡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激发了国民积极的生活信心和态度，使全民养成了遵守公共秩序、美化环境的良好习惯，形成了邻里互助的共同发展意识。新村运动增强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信心，培养了他们崭新的生活观、卫生观、法制观及环保意识，使他们很快适应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要求，走上「亲环境型」农业之路。在城市化过程中，提高了素养的农民也几乎不用适应和教育时间就可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居民通过新村运动也增强了邻里间互相信任，沟通和理解，并真正体会、了解到「农心」，处处为农民著想，把农民真正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在全社会形成了支持「三农」的良好的氛围。新村教育的结果，使国民素养得以极大提高，对韩国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更是无法估量。 （三）民主意识得以激发 新村运动通过各种组织积极动员男女老少参与到如何建设家园的讨论中去，大大强化了国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儒家文化中，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向来令普通老百姓感到敬畏。然而，新村运动通过让官民一起学习和生活，迅速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并提高了国民的平等意识。官员在接受新村教育后也提高了自身的责任意识和民主意识，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发展。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曾表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教育运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借助运动这个载体达到了重塑国民意识的目的。 四 新村运动对中国的三大启示 新村运动的本质是教育，学习韩国新村运动当然是要学习它的教育精髓，以求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有所教益。 （一）对加强我国的民族精神教育有重要启示 加强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精神教育，以及道德、法制、秩序和环境教育，是一个国家通向文明发达的必经之路。韩国通过「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教育，使国民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为其日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国目前也处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时期，但是严重的环境问题，商业失信问题和致富后的精神缺失问题等都在阻碍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必须更重视民族精神的教育。这不仅是个紧迫的现实课题，也关乎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更关系著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新村教育」时未必需要照搬韩国「穿统一服装，一起唱歌，一起做早操，一起讨论」的方式。新的时代要求我们超越历史，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民族的精神教育问题。 （二）对构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有借鉴意义 新村教育的推行是终身教育理念的一次大实践。新村教育运动刺激了终身教育理念在韩国较为广泛的传播。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外，在当时为辅助新村教育的推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图书馆，为韩国新村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1980年韩国将终身教育内容写进了宪法，还于1982年通过了《社会教育法》（1999年改为终身教育法）。通过教育来转变农民的观念，建设美好家园；家乡建设好了，交通发达，信息发达，又会促进观念转变。远程学校、广播电视学校等各种教育系统又会像触角一样延伸到农村每个角落。韩国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做法给了我国很好的启示。 我国已经把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作为国家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国务院就提出了「2010年我国要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的宏伟目标。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重点和难点在占近70%人口的农村。农村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应该借助国民教育体系的力量，发挥这些教育机关的中心辐射作用。虽然农村的高等教育机构较少，可中小学校很多，可以借助并利用中小学校的教育资源，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在农村地区应适当建立实用技术学校，也可以设立一些高等学校的分校或培训部。在师资上应提高农村教员待遇，也可以采取招募培训志愿者的办法，补充一些富有活力的师资。国家还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三）对我国制定和落实教育政策有示范作用 韩国在新村运动时期提出了「教育立国」战略，据此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教育政策，以推动国民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法案方面，韩国国会1970年通过了《教育税法》17。新村运动扩展到城市后，政府又推动出台了《企业员工培训法案》18。尽管当时人均收入还是较低，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热情很高。1970年教育的公用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3.5%，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2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9位。韩国政府同时也大力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和企业法人投资教育事业，以弥补政府兴办教育的资源不足。此间，韩国首先对农村、渔村和岛屿地区的小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对初、高中生的学费也实行一定的减免，并提高农渔村学校教师的待遇。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录取一定比例的农村考生。不仅免除他们的全部学费，还可获得政府提供的奖学金19。 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但在经费支持力度上，与韩国相比差距较大，口号多于行动。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但到了200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87%，远未达标。其后的几年状况有了好转，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实现了连续的增长，2003年达到了3.28%，但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又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在对待农民问题上，认识还不统一，政策上缺少倾斜，对农村和农民教育投入更是严重不足。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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