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3月15日00:40 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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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班长到学生党员，从社团负责人到校优秀学生干部，每年都拿奖学金的她曾经让同学羡慕不已。然而，2003年年底，她却作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休学一年，到湖北神农架深山的一个村庄支农。
2005年年初，她走上了《大学生》杂志封面，被该杂志评选为“2004年年度最有魄力的大学生”，评选理由是：理想与勇气，理智和实干兼具，她把大学的边界扩展到了遥远的农村。
也就是她，多次被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喻为“我国支农休学大学生第一人”。这位用脚做学问的教授称：在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商业社会，河南女孩白亚丽的举动更让人感动。
那么，一个学工业自动化的女大学生缘何要下乡支农？3月9日～12日，本报记者赴天津专访了22岁的大学生白亚丽。
向往有激情的大学生活
白亚丽，天津科技大学2001级学生。
从深山返回阔别一年的大学校园已近半月，但白亚丽仍没有适应曾经熟悉的一切，甚至包括吃饭刷卡这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不行，这两天我得到附近的村子里转转，胸口堵得慌。”在喧嚣的校园里，白亚丽感到失落。
2001年9月，白亚丽从我省漯河市原郾城县一高考上了天津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自动化专业。虽然家住农村但白亚丽“连碗都没有洗过”，父母希望她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但2004年年初，正上大三的白亚丽却作出了惊人的决定：休学支农。据悉，这一决定与一个叫“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的学生社团不无关系。
“上高中时，我就觉得大学里应该很有人文气息，大学生应该很有激情和责任感。但大一上学期我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大家整天无聊地侃些很世俗的话题。”感到空虚的她也曾报名加入了几个社团，可“我感觉和他们在一起纯属浪费时间，没一点儿感觉。”
2002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学校体育馆附近，准备和同学回寝室的她看到了两块挺不显眼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木展板，两张小桌子旁坐了3个人。那天下午，学长给她们说，参加“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可以到全国各地农村调研。虽然没太在意，但白亚丽还是和室友一起报了名。
“那个周四的晚上8点半18号楼402室，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白亚丽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参加“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沙龙的情形，“大家都挺有思想，讨论的都是与社会责任感相关的内容，气氛很好，根本没有其他社团的浮躁。”白亚丽说。
2002年“五一”期间，“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组织部分社员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农村现状。因为备战英语过级，社团负责人虽然动员了好几次，但白亚丽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与学业无关的活动”。当回来的同学告诉她7天下乡的收获时，白亚丽感到有点儿后悔。
2002年“十一”期间，白亚丽与10多位社员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喀拉沁旗农村。这是她继到大学报到后出的第二次远门。6天时间内，她收集了当地失学儿童的资料，捐了些衣物，还给当地小学上了几节课。但是，她擅自离队提前一天撤了回来，“当地农民给我们反映好多不公平的事，真让人气愤，可我一点也帮不上忙，心里急。”回到学校后，社团负责人告诉她，作为下乡调研的志愿者，心态一定要平和，问题虽然不能解决，但经历过这些事后会对自己以后的人生有所帮助。
后来的几次农村调研、支教时，白亚丽的心态开始平和起来，“我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不过当时下乡也没有什么理念和方向感，包括我们社团。大家就是想到农村听听真实的声音，看看真实的世界。”
一直想寻找自我价值的白亚丽很快就被充满着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团队所吸引，并成为该社团的中坚力量。“2002年下半年，小白任外联部长，2003年5月至11月任会长，当时我们的社团在全校名气最大。”曾任“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的天津科技大学大四学生郝茂云说。
找到关注三农问题的知音
2003年暑假期间，白亚丽和同学前往正在遭受严重水患的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调研。在这个因村民杨云标维权而闻名全国的村子里，白亚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了解了农村：群众盼富心切、孩子们上学难、亡故老人得不到子女及时安葬等。因为失学孩子，她还落了泪。更让她无法释怀的是，听说大学生来到三合镇，临近县的农民们也赶来反映问题。白亚丽说，那一次她才真正知道，反映问题的农民很清楚大学生帮不了忙，“他们需要找个对象倾诉倾诉”。
“我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后，有的村民说他们听后受到了一些启发。”白亚丽告诉南塘村村民要面对现实，不能天天停留在维权上。从安徽阜阳市返回后，白亚丽来到位于河北省定州市翟城镇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这所2003年由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发起建立的学校里，白亚丽第一次听到缓解“三农问题”的“新乡村建设”理论――“农村要发展，就必须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农民哭着维权不如笑着乡建”。温铁军的这一理论在白亚丽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自己说话。农村的最大贫困是精神贫困。”白亚丽说，这些理论让她开始有了方向感。
2003年暑假，由温铁军教授主持的全国“大学生支农项目”启动。因为老志愿者要退，项目组的刘老师找到她，她由学校‘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的负责人变成了全国大学生支农项目外联部负责人，联系全国各高校的支农社团，负责项目外联工作。从此，白亚丽成了天津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最忙和最“不务正业”的学生。在寝室，在教室，她的电话和手机短信最多。大量的支农活动占用了她很多学习时间，她大一时拿一等奖学金，后来是二等、三等，成绩一直向下滑。
2003年年底，从来不怕考试的白亚丽不得不认真复习功课。她在请教问题时被一位男同学讽刺道：“看看你都什么程度了，不务正业。”这件小事让白亚丽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也让她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班干部和党员，自己的成绩如果一直滑下去后果可想而知。但支农活动的诱惑又让她很难轻言放弃，“我的性格是，只要答应别人的事，就不惜一切代价做好”。
当她把自己的困惑告诉“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前任负责人周易时，这位学长半开玩笑地说，可以休学专门做这件事。也许就是那句玩笑，让白亚丽真的萌发了休学支农的念头。2003年年底的一天，她发短信给项目组刘老师表明想法，刘老师的回答是三个字：“你疯了？”
白亚丽还就此征求了几位特别要好的同学的意见，她们纷纷劝道：“农村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能解决的，个人的力量太渺小”。当她询问如何办理休学手续时，学院领导和老师也反对其做法，但最终还是破例为其办理了休学手续。
“我父母和姐姐并不知道我要晚毕业一年，他们真以为我是受学校委派到湖北省实习的。”因为担心家人反对，白亚丽没有告诉父母真相。白亚丽说，她作出休学决定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天然情感；二是自己十分认同“新乡村建设”这个理念，支农调研项目是个很好的平台。
她使一个村庄开始合作
2004年2月4日，白亚丽来到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三岔村，与另外两名大学生志愿者肖青和詹玉平一起，开始了青年大学生农村“精神扶贫”探索之路。
房县是有名的贫困县，位于神农架林区的窑淮乡三岔村是个有着1800余人的贫困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900元，大部分青壮年人都靠出外打工来维持一家生计，3成左右村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长期以来，因农民负担过重和村干部腐败等问题，干群矛盾严重对立。
而白亚丽们的工作是通过建立文艺宣传、图书馆、妇女组织等把大家组织起来，让干群关系从不信任走向团结，形成凝聚力，推动合作化项目，带动经济发展。
白亚丽告诉记者，他们刚到时，不少村民等着帮他们修路、建桥、办企业，但慢慢地，他们发现这些志愿者并不是来修路架桥的，而是来教给他们如何依靠自己、自力更生求发展的，是教他们如何有尊严地活着的。
开始，不少村民对他们的培训很是怀疑，认为唱歌、军训完全是形式主义，甚至还说这是志愿者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汇报而做的。然而，慢慢地村民改变了最初的看法。一个村民坦城地说：“我看不惯村委会一帮人，以为你们(大学生志愿者)就是村委会搞来的人，为村长说话的，所以我也很瞧不起你们，四处散步消极言论。可参加了7天培训，我认识到，你们不是来骗人，是来为三岔的发展出力的。以后听见谁说你们的坏话，我就跟他过不去！”就是这位村民，此后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了三岔购销合作社。
经过一年培训，村民们逐步认识到，技术、信息和资金并不是农村最缺乏的，有没有自信和进取心，才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在白亚丽和其他志愿者的帮助下，三岔村板栗协会、养猪协会、魔芋协会、天麻协会和村购销合作社相继成立。特别是2004年8月18日三岔村购销合作社成立当天，入社社员有66户，占全村总户数的14%，共筹集股金6200多元。最初，合作社定位于为村民提供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种子等，随着认同感加深，社员们认为，仅仅提供生产资料，发展空间还是非常有限，如今，合作社正筹划发展一个支柱产业项目。
她实现了一个村庄的和谐
由于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村里新成立的文艺队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一开始，部分村民骂文艺队员是妖精，搞歪门邪道，说演出是为了混吃混喝拿工资。部分演员的家属也不支持，个别丈夫还对参加文艺队的妻子进行打骂和威胁。尽管没有任何报酬，甚至排练时饭都没有吃的，但文艺队员还是在志愿者的鼓励下一直坚持着，而且节目质量越来越高。与白亚丽他们预期的一样，文艺队的成立对推动乡村建设非常有用，凝聚了人心，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高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多了，群众文化生活丰富了。
白亚丽他们又帮助村里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和妇女协会。老年协会成立以来，每季度召开老年人生活会，除了在老年活动室一起读书看报，下棋玩牌外，老年人还被负责人组织起来交流一些如何改善与子女关系，如何化解家庭纠纷的内容，并进行自我反省。除此之外，协助村委会调解村里各种纠纷也是老年协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今，涉及到老年人的纠纷，当事人都不找村委会了，直接找到老年协会的领导班子。妇女协会除了协助村两委搞好计划生育工作外，还组织学习一些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妇女保健知识等。因为男人们大多出外打工，重体力活一个人做实在困难，妇女们又养成了互帮互助的习惯。妇女协会也承担着一部分调解家庭纠纷的事务，参与乡村图书室的管理。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了家门，参与到村里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服务中来。
她感动了中国总理
2004年6月5日，白亚丽写成了《在我生命中的这四个月》，说出自己的一些感想：虽然现在全国有一百多所学校的社团参与支农，而大家却在种种客观和主观的理由支撑下蜻蜓点水般的”一闪而过，留下的只有默默做着的少数人，有时真希望我和一些支农同志的呐喊不再孤独，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大学生都以支农为新潮。
在这篇近两千字的文章中，白亚丽讲述了自己的休学支农的快乐、痛苦以及困惑。文章在几家网站论坛上贴出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随后，几位支农调研大学生就此问题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表达自己向白亚丽学习、为农民服务的决心：
总理，大学生支农志愿者白亚丽同学最近在网上发表的一封信，让我们无法沉默。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想向您表达我们的志愿、汇报我们这几年的支农行动，我们想让您知道，有这么多的大学生已经走出围墙，在实践中求真知，围绕您提出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摇旗呐喊并付诸行动，我们用自己到农村去的实际行动，坚决地回应着党中央的召唤 ……我们的支农队员们那么辛苦的奔波，却经常会成为某些同学取笑的对象，有时甚至受到个别趋炎附势干部的排斥…… 这不仅仅是发出呼声的白亚丽的困惑，其实也是我们所有支农大学生们的困惑。我们深信，三农问题仅仅用钱是解决不了的，非得首先解决农村的精神贫困不可。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执著的精神与强烈的责任感来感动我们的农民，让九亿农民振作起来，生长出精神，和党中央一起，愚公移山……”
2004年7月，温家宝给支农学生回信表示，“你们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希望你们把这项光荣而有意义的活动坚持下去。”
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志愿队负责人刘老石告诉记者，高校支农社团已经成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新生力量。在三年多时间里，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并逐步深化。他们的许多报告结集出版，有些报告经过专家处理被送到有关部门成了政策依据，促进了“三农”问题的改善。
她感动了同岁男大学生
2005年2月28日，休学期满的白亚丽返校。“为了不让白亚丽同学掉队，我们会尽可能调整教学计划少修课程”。3月11日上午，天津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院长杨世凤告诉记者，他们为有白亚丽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感到高兴，学院非常支持学生到农村实践，了解农民疾苦激发学习热情。但是，大学课程具有连续性，在学习期间突然中断学业，会带来一定的学习压力，白亚丽的做法值得商榷。
“很多人问我会不会一生都要关注农村，我认为，一个人的追求与一个人的工作是有区别的。可能我会一辈子都关注农村，但并不一定非要做这个工作。至于是考研或是毕业继续后继续下乡要看环境，一切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白亚丽这样告诉记者。
白亚丽说，在她的影响下，同寝室的7个城市女孩相继改变了对农村、农民和弱势群体的态度。大家纷纷自愿利用寒暑假去农村调研实践，两个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室友还资助了农村失学儿童。
让白亚丽没有想到的是，2005年年初，同为22岁的沈阳师范大学2002级中文系学生谢勇模也选择了休学支农之路。他目前在吉林省四平的梨树县“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帮助搞农民合作社。3月11日上午，来自湖北省监利县农村的谢勇模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之所以要做第二个“白亚丽”，是想通过自己的探索来给农民更多的帮助。
她成为年度最有魄力大学生
2005年第一期《大学生》杂志社的封面上刊登了白亚丽的照片。在该期杂志评选的“2004年大学生年度魅力人物”中，白亚丽被评为“年度最有魄力人物”。该刊的推荐理由是：理想与勇气，理智和实干兼具，她把大学的边界扩展到了遥远的农村。
白亚丽的举动不但感动国内无数大学生，也感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原总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这位国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曾多次在公众场合提到白亚丽这位河南籍女大学生。
她差点感动了中国
3月12日下午，温铁军教授在北京接受了本报采访。温铁军告诉记者，他十分喜欢这个河南女孩，白亚丽是我国第一个支农休学的大学生。在现在，还有像白亚丽这样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加入到新乡村建设中来，真是可贵。他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征集时，他的确曾以个人的名义推荐过白亚丽。
温铁军教授说，当代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富有正义感和热情，而新乡村建设恰恰为这种热情和正义感提供了一个平台。近年来，很多大学生也问他，到农村去干什么。温铁军的解释是，不要非得弄清干什么，只要下去了就知道要干什么，不下怎么知道几百万个村庄需要什么呢？
温铁军说，下乡调查有很多困难，且不说下乡的环境条件要比城里差，他们还遇到很多人为的困难。有些地方的矛盾还比较复杂，他们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尽管他们能力有限，但是已经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了。因此我首先得感谢这些孩子的热心，感谢他们对农村的关注，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良知，一直保持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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