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市场经济
──漫谈南街村
陈泰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本地人口约三千人。1991年南街成爲省内第一个「亿元村」；到2002年爲止，当地年工农业産值稳定在21亿元左右[1]。村内的「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一级企业，拥有26家工厂和11000多员工，固定资産12亿元，産品部分出口[2]。村属耕地1000亩，实行规模经营；近年村内又建起高新农业科技园、开办了南街村药业集团。十年间南街工业産值增长一千倍，利税增长九百倍[3]，可谓千里马速度。
这个村庄的经济发展让人头晕，但它「真正的影响并不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南街村党办主任雷德全）[4]。村管理层建立了一套自成体系、极富特色的行政和文宣模式，强调「用毛泽东思想等先进文化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産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5]；近十年来，南街集团在村民（即拥有正式户口者——陈注）中间实行和完善了「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工资部分占30%，供给部分占70%）。村里免费供应水、电、气、食品（面粉、食用油、蛋、肉、鱼等等），教育（含入托）、医疗、住宅、通讯等项服务也一律免费[6]；春节分发大量礼物。社区公益设施相当齐全，并设有广播站、报社、电视台、戏剧学校和剧团。目前，全体村民已迁入现代化高层住宅（大套使用面积92平米，小套74平米），配置中央空调；家居用品（家具、炊具、电器）由村统一免费下发。不过，住宅和室内摆设属于村集体财産，而非村民个人所有。九十年代末，南街村党委书记（临颍县委副书记、漯河市人大副主任）兼南街村集团董事长王宏斌公开宣布「我们计划随着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壮大，逐步扩大供给范围，提高档次，最终全盘实现生活资料公有制」[7]。
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南街现象」名动九州岛；海内外政界、舆论界、学生学者、左翼右翼都有许多人关注它，议论它。崇毛「老左」满脸喜色地夸耀南街「实现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自我完善’，走出了解放生産力、发展生産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成功之路」[8]，足可与「桃源仙境」前后辉映；撇嘴皱眉的自由派则不屑地认定「（南街村）活脱一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公社的缩影」[9]，无非是爲了「证明早已被历史多次证僞的‘共産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幻想」[10]；大批在职和退隐的当朝权贵对「中原红色异类」走马灯似地视察拜访，有的不表态，有的大赞「南街村是个党校，是个精神宝库」（宋平）；社民派学界边爲南街叫好，边提醒拍巴掌拍到手肿的「老左」们莫要欢喜过头——「农村集体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11]，社民派不无道理地评判道。真个是八面来风、五味杂陈！
甭管局外人怎麽说，王书记兼王董事长对场面上的事儿应对自如。王董不厌其烦地指出自己和战友们「十几年来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准确说是王版毛思想——陈泰注），才使得「南街的集体经济得到了发展，南街人走向了共同富裕的日子，过上了小康生活」[12]；对记者们政治陷阱式的提问，王董不温不火地以套话、官话应付，比如「任何东西都不是万能的」「现在是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1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管，两手都要硬，这是中央一直以来的政策」[14]、「现在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坚持毛泽东思想」[15]，诸如此类。
南街的分配制度，似乎使它与那些（历史和现实中的）平等主义公社颇爲靠拢；但它又是个庞大的工业区，而非自给自足的乌托邦试验田。在资产阶级纵情驰骋的当代中国，南街现象到底意味着什麽？它是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一盏明灯，还是诱人往死路上走的幻象？它是工人运动的朋友，还是阴险的敌人？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我们尽快澄清南街现象的政治内涵，本文即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尝试。
南街集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弄潮者
尽管南街处处让崇毛派感到诗情画意（「这里的生産力发展是出奇的快，这里的社区环境是出奇的美，这里的人际关系是出奇地好」[16]），当事者的言说却相当冷静、具体和充满资本主义现实精神。南街集团的高层虽开口不离毛思想，但从不讳言「如果不与市场经济接轨，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就难以得到发展」，而「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广泛的交往与交流，南街村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南街村党委副书记姚同林）；王宏斌干脆声称「市场需要什麽，就生産什麽，所以要加强市场经济」[17]。在经济领域，王董们绝非闭目塞听、终日神游的毛泽东偶像崇拜狂，而是技艺精熟的商海老把式。80年代初，他们大施借船渡海之术，用预售、集资、赊欠等手段建起头批工厂；有了商品，王洪彬亲自带队去北京促销；销路打开后，劳力不足，村里便出现了成群的外来工。南街集团的崛起，首先「归功」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和彻底复辟），正如王宏彬感慨的那样：「这20多年发展环境太宽松了，发展空间太大了，可以任意去发展」[18]。南街集团以大工业生産爲基础，主要使用自由雇佣的外地工人（关于本村村民的情况下面另做分析），向国内外市场大量推销商品以赚取利润，并与国外资本接轨（合资厂办了五个），从这些方面看，它非常接近一般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
今日的王董及其高层团队，与自由派歪嘴讥笑的过时老土毫不沾边，而是时尚的生意人，市场竞争的成功者。经过20年打拼，他们已掌握着「过得硬的産品质量、有广泛开发的成熟市场、有经得起考验的良好信誉、有令人满意的优质服务」；他们懂得「要想産品打开市场，仅有质量还不够，还必须占有市场，驾驭市场」[19]；他们深知「名牌有无穷的威力」，时刻要求职工们「以实际行动擦亮‘南街村’的牌子，让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更鲜亮耀眼、夺目生辉」[20]。甚至当王董宣讲南街文化生活时，也没忘了提醒一句「广大的农村文化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不可以忽视了」[21]，不愧是「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称号获得者，眼中处处有商机。在打造品牌上，南街不仅按常规包装自己（赞助女子足球、聘请明星出任代言人），也顺水推舟地把关于自己的政治议论转化爲商业资源，「不掏广告费就起到了广告的作用，降低了南街産品的成本」[22]「南街産品这些年在社会上畅销不衰，我看这与南街这个政治优势、南街知名度的提高有一定关系」[23]（王宏斌）。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産的两个主要特点，是永无休止的市场竞争和扩张性；没有竞争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企业不扩张就无法打垮对手和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利润。南街集团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阶段，由于投资出现失误；由于前几年「在産业结构和産品结构调整方面没有跟得上」（王宏斌）[24]，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着国内外日趋激烈的竞争和挑战」[25]，公司经营一度出现滑坡。危机渐露，管理层并不慌乱，因爲它深谙「随着市场的竞争，经营方略、经营思路要经常调整」[26]的生意经。从2002年开始，公司一面上马新项目（制药业），一面落实扩大规模、改进设备、降低成本、减员增效等反危机措施，已取得一定效果。草创阶段的南街曾主动引入外资，如今则雄心勃勃地拓展着王国的边界——在动员会议上，王董大声疾呼「要想再发展，必须得走出去」[27]；除了收购当地企业，公司更在全国开办分厂。无独有偶，另一位号称以毛思想治理企业的奇人、晶牛集团董事长王长林也深感由于「我国大多工业规模能力已饱和，……要守住市场，只能御狼于家门之外」，所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最佳选择」[28]。这种董事长所见略同的出击意向，表现的其实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巩固后急于升级换代（在国内做大实业，同时抢夺海外市场）的总趋势。
然而，假设南街仅是衆多农村工业化社区的一员，它就不是那个百口杂评、万目关注的南街了；假设王宏斌只算得上一个会做买卖的农村能人，他就不是那个发誓要在全世界实现共産主义的王宏斌了。王董的招牌式道德旗帜（「二百五精神」）、他要让「南街人富到没有一分银行存款」的蓝图，他的「查思想」「搞运动」「办学习班」等管理手段，他关于「外圆内方」策略的阐述，从表入里都极富政治意味。南街模式的确与一般富裕村落有很大区别，它在爲哪个阶级服务，王式管理下当地工人的处境和思想状况如何？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让我们看看南街的思想教育。
毛泽东思想 = 市场经济的兴奋剂？
尽管王宏斌一再声明自己文化低，没啥理论，但他还是推出了自己的政治公式「公有制＋市场经济＋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主义」[29]。马克思主义认爲，从本质上说，作爲主导体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主宰经济生活）；公有制、包括后资本主义过渡社会（工人国家）里的生産资料国有制，与（作爲社会生産生活主导力量的）市场经济都是绝对不兼容的。
不过，市场倒不排斥思想教化。日本的许多大公司（比如松下）都很注重企业文化，包括某些乍看起来形式化、表面化的东西，比如人人学唱厂歌、以穿厂服爲荣，风雨不误的升旗仪式（经理层出席雷打不动）、集体旅行、联欢、节日互相拜访等等；这些手法不仅可以联络感情、缓解劳资紧张，还增加了底层与上层交流意见的机会，强化着企业的自我纠偏功能。在韩国，有的企业还组织员工参加军训，灌输敬业守时观念、培养绝对服从上级（老板）的习惯和团队精神；部分大陆企业（比如海尔集团）近年也参考过类似经验。
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南街集团告诉我们「搞经济建设也需要一种信仰、一种精神，那就是毛泽东思想」[30]；王宏斌认爲「毛泽东思想并不极‘左’，它完全可以指导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1]。从1984年起，南街村持续开展「大唱革命歌曲、大学雷锋精神、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三大活动」，一度要求所有职工都会背几条毛语录；各厂专门配有政工厂长，定期组织政治学习，并动员人人写出心得体会；此外，全村还时常举行大规模思想教育运动，号召职工们「交心」「揭发坏人坏事」。王宏斌解释说，这样做可以「发挥党的政治工作优势……使大家走到一起来，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32]。不久前，王董既是总结又带几分期盼地指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使我们的职工村民进一步增强了集体主义观念，强化了南街村大家庭意识，树立了吃亏爲本、奉献爲荣的思想，把自己的命运与集体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33]。
南街十数年如一日地紧抓精神教育，到底目的何在呢？不排除王宏斌等人有着建设人间乐土的真诚愿望（「党的宗旨就是爲人民服务，不是爲人民币服务，更不是人民爲我们服务」[34]），但资本主义复辟、南街集团的市场化运营和王董的企业家身份等一系列「形势比人强」的客观因素，决定了共産教化的效果首先和主要属于经济领域。公司宣传材料指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企业生産力，提高産品质量，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産出，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而「在企业生産力诸要素中职工是决定性的要素」[35]。诚然，人的思想打通了，积极性和自律精神上来了，很多技术问题便迎刃而解；王宏斌承认公司「産品畅销不衰，主要靠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36]，抓质量靠人的努力，降成本更要依赖奉献精神（加班、低工资）。多年来，南街职工（含外来工）加班加点是常事，但并无加班费和奖金；各企业生産任务都是指令性计划，完不成受罚，超额完成也没奖金；很长时间里，除年终有5-7天的假日之外，南街人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管理层还提出「八小时之内拚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的口号，期望职工们再挖潜力[37]。随着南街过去几年的经济衰退，延长工时已成公司抗击经济危机的重要法宝，爲此王宏斌曾竭力辩解说「我们是干自已家的事，不需要节假日」「咱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你说放了假让群衆干啥？」[38]。
南街人和外来工们真在干自己家里的事麽？他们真是本地偌大産业的主人麽？关于这一点暂且不提（下面会谈到）；但要立即指出，王董所谓「群衆放假干啥」的说辞与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工人共和国（工人政权）里，人们有权（更有义务和责任）获得较多自由时间（爲此需要缩短劳动日），以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管理社会生産生活和全方位地发展身心创造力，全新的人类——无阶级社会中的自由人便这样一点一滴地诞生。
其实，南街文化生活并不匮乏——管理层定期举办群衆性歌舞会、故事会、戏剧晚会，放电影，花销甚大（每年约150万元）。但是，对大企业家王宏斌及其同僚来说，他们一门心思琢磨的是「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可以促进生産」「使人在工作中也能保持愉快的心情，同时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激励他们创造出更大的物质财富」[39]，即把文化活动当成一种刺激（资本主义商品）生産的隐性手段来处理。既然一切爲了生産和利润（经济效益），无休止地加班也就顺理成章了。
值得注意的是，南街式教育在所属合资企业也照办不误（限中方干部职工），并照获成功。管理层自豪地告诉我们：「开始时，我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毛选，资方不高兴，认爲浪费时间。我们不许他干预。通过学习，职工思想提高了，质量上去了，效益上去了」[40]；于是外资露出笑脸，王董感到欣慰，崇毛老左乐的打跌，中央权贵如获至宝。
工业村与思想教化
鉴于人口衆多、地域和发展程度的差异，中国资本主义呈现了某种多样化趋势：在经济领域，大型国企和家庭式作坊并存，沿海外资血汗工厂和内地村落式综合工业社区并存；劳资关系上，有赤裸裸的压迫和刻板的「工资-干活」管理模式，也有温情主义和「讲道德」，在这方面南街并非天下无双。很多村落的工业化（通常围绕当地某位灵魂人物进行），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精神疗法和均富的分配模式；这既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的成本，也促进了农民就业、脱贫，因而受到政府的欢迎和扶持[41]。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区的教化指南各有千秋：王宏斌曾指「学孔孟之道恐怕是个笑话」，自由派激赏的企业主孙大午却不这麽看，孙董不但广办乡益事业，还鼓励职工学习《论语》、又爲孙文立像；全国首富华西村爲村民配置了私人汽车和别墅，而教化内容以传统民俗文化爲主（建桃园三结义雕像、24孝亭），提倡「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华西村党委老书记吴仁宝）的世俗价值。在两极分化的今天，这些「市场风暴中的温馨小岛」多少发挥了柔化阶级矛盾的功能（对全局来说，象征作用远多于实际解决的问题）；但无论哪里的工业社区，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爲活动背景，都服从于大工业商品生産的规律和力量，而发展模式上也存在若干共同之处（低工资、高工时）。当这些工业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不约而同地企业集团化、引入外资（晶牛集团便是「政府资本全部退出的多方投资主体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42]）甚至上市（比如河南刘庄的生物制药集团），真可谓任你编排多少条精神归路，市场只此一家，利润别无二姓！
当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南街，会发现它有异于其它工业村的一大特点，即对职工思想和生活控制的更严格，要求更高，毛式政治术语用得极频繁（自由派对它反感的主要原因）。南街爲什麽选择了毛思想？它宣讲的东西确实是毛泽东的政治理论麽？
爲什麽是毛泽东思想？
在上文中，笔者用了「王版毛思想」一语；确实，南街集团对毛的「活学活用」，未必就完全合乎历史中的毛泽东理论。本文不打算就毛思想作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王文元《毛泽东思想论稿》一书[43]），只简约标出要点：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随后的官僚篡权，使得20世纪的共运发展极其畸形：它一方面断送了许多次工人阶级推翻资本统治的机会，另一方面爲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两大因素的作用下，使得国际共运长期被小资产阶级革命路线所把持；这一路线既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又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既靠拢苏联以换取物质和政治支持，又与本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打情骂俏；组织原则上坚持「铁的纪律」（但不耽误中央领导们拉帮结派），理论上则是考茨基后期思想的粗劣盗版。毛泽东是这类革命者中间的大师级人物，并把上述路线推向极至。
所谓毛思想（毛主义），主要是毛泽东对国内工农运动、游击战和中共内部路线与权力斗争所做的总结；它部分地（至少是试图）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但总体上带有小资产阶级政治盲目性和动摇性（常与激进手段并存）；推崇权谋和政治实用主义，自以爲可凭政客的手腕操使各个阶级爲己服务。毛泽东用心撰写的纲领性文件，如「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和后期作品，要麽是社民派跨阶级合作理论的翻唱，要麽以笼统字眼代替对阶级利益和政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算高明（在具体斗争中被他自己多次踢进箱底）。与此同时，由于毛思想産生和受制于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大搏斗，它又包含了对阶级压迫的强烈批判和对反抗精神的肯定，再加上1949年革命的成功，使得毛思想一度被广泛看作穷百姓的希望之光。
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毛泽东仍保留着相当的个人和政治威信，但人们对毛思想的演绎大有不同。国家主义者赞赏毛的工业化成就，民族主义者视他爲对抗西方的典范，底层工农怀念没有大款、下岗和城管的日子，在某些青年人中间，「造反有理」的口号汲取了新的生命力。
无疑，南街、晶牛公司鼓吹的毛思想，与拉杆子上山的鼓动至少差着十八万里。董事长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指导市场竞争仍具重要指导意义」[44]以及「如何去赢得市场？南街人最终从毛主席著作论游击战中找出答案。那就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45]。说穿了，这是一种把毛氏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姑且不论）演绎爲「人生菜根谭」的改造努力，这样的毛思想与「卡内基论财富」之类的玩意并无本质不同。除此之外，毛式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自上而下的群衆动员和思想「洗澡」等精神控制法、对工农既依靠又提防的立场，建政后在经济领域对自我牺牲和自力更生精神的提倡，所有这些都被南街的领袖们应用于企业管理，在人力挖潜和处理劳资关系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南街管理层之所以选择毛泽东这面旗帜，固然由于毛的部分精神遗産（阶级斗争那部分除外）在市场竞争中可资利用，但也与部分中共干部的政治立场有关（王宏斌是他们的一个代表），即不反对资本主义，但希望走独立发展道路和抑制剥削带来的明显社会问题。王宏斌再三宣布「私心是南街村万恶之源」「我们认爲私心来源于私有制。下决心要在南街村解决私有制问题。……村民们不再爲争夺生産数据私有而斗争。可是生活数据还是私有的，人们要彼此攀比消费」，所以「光是生産数据公有还不行，还要生活数据逐步公有」[46]；他认爲在南街社区「就是要逐步消灭私有制，不允许个人先富，不允许个别人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47]；2003年，他告诉记者十年内南街将彻底取消个人生活资料[48]。看来，王宏斌的社会试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无论如何，他领导的公司已深深浸染于中国资本主义现实中，并扮演着活跃的经济角色；对通用的资产阶级社会规则，南街集团选择服从而非对抗，正如下面所揭示的，这构成了它生存和成功的主要前提。
「外圆内方」的现实规则
多年前，王宏斌发明了「外圆内方」的治村路线，即对外「该请客就请客，该表示就表示，目的一个就是办成事」[49]，村内则严禁类似活动。南街集团还聘请了十几位公安和政法背景的原临颍县实权官员，他们的任务是保持公司与各有关部门的良好关系并向王董事长提供咨询。对「外圆内方」，崇毛派把它看成了「南街村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治村的最出色举措」[50]，集团公关部门自夸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体」[51]；大老板对此的评价却低调乃至低沈的多。在一次采访中，王董虚弱地辩解说「请客送礼在流通领域，我本人不参与流通领域的工作」[52]，并直言「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因爲「我们不得不适应大环境」；最后，他烦恼地表示「我们从内心里讲，不愿推行外圆这种政策」[53]。
无论王宏斌怎样犹豫痛苦，外圆策略的「投石机」还在高速运转，爲公司的市场攻坚发挥作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企业都在税收上做文章，南街也不例外：四年前，原临颍县国税局长张一平以工作名义收取南街的好处（100万元加新车）被撤职；公司则坦然响应「不要说税务局，就是工商局、纪检委、县委、县政府，包括公检法机关，只要是工作需要，我们都尽量提供支持」[54]（村党委副书记姚同林）。「提供支持」必有回报，至1999年爲止，南街累计少交税款近三千万元；虽然王董气短地表示「那是欠税，不是偷税漏税」[55]，但延缓交税对资金周转和连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税收优惠，南街集团还争取到大量贷款（累计达5亿元）；在工商、司法领域，公司也颇受官方照顾，按照临颍县一位干部的说法，「县政府和上级部门在一切方面都给南街开绿灯」[56]。无疑，没有官方的实质性援手（王宏斌特别强调「金融部门这些年对南街的支持那就更大了」[57]），公司的发展绝没这麽快。其实，十多年来民间资本崛起的主要秘诀就是官商合作，以国家资金和资産充实个人産业，在这点上南街集团也未能免俗。
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代价，是环境破坏；在某些地区（比如贵州），污染已经损害了上千万人的健康。「红旗公司」南街集团的表现如何呢？至2004年初，南街企业的工业污水排放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造成周遭个别村落的生态灾难（河流污染、各类疾病大面积出现）。面对乡亲们的职责，南街官员们却有恃无恐地回敬道「如果南街村排放的污水超标，国家环保总局怎麽不来查我们？」（村党委办副主任段林川），县环保局虽不敢这麽狂妄（无耻？），却祭出经济牌来打掩护：「有污染了，就能够马上治理吗？那还要看经济实力」[58]。与此同时，南街却在王董的指示下耗巨资修筑城墙，试图隔离「外界大气候的不良影响」，并提出修建「小天安门」的构思[59]。
南街经济转轨的一大方向，是制药业。在今日中国，药品生産之所以成爲暴利行业，是与医疗服务商品化、産业化分不开的。诸家药业集团的红火背后，是千百万贫民百姓的血泪、伤残和死亡，当然，资本主义企业对此毫无感觉，它只知道哪儿利大就去哪儿，南街集团也不例外，因爲在市场竞争的存亡大计上，甘当例外只能自取灭亡。
红旗还能打多久？
在南街，王宏斌的威信如日中天：他的讲话等于需要学习的文件，他的画像被悬挂和收藏，他的事迹被列爲村民必读，他既被亲热地叫作「班长」，又有「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一说；这威信既建筑在个人品质上面，也与他的「最高仲裁者」身份有极大关系。南街集团的名义所有者是当地全体村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际上完全由管理高层掌握，用王董自己的话说「公家的钱很多，我想吃啥都可以买来，想用啥都能买来」[60]。虽然他较爲自律（「这些年尽管说咱们南街的钱我随便花，但是，我花的是有分寸的，有标准的」[61]），但客观情况不容否认：集团资産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和少数几个人的「灵魂一闪念」。
到目前爲止，南街形成了王宏斌领导下的党、政、商三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指挥、决策体制（「南街村党委、村委会、公司三个组织其实是合一的，党委办事机构也是公司办事机构，说是村委会办事机构也行」[62]），党委成员同时兼任公司及村委会主要职务，在各企业一般实行支部书记兼厂长。研究者发现，除上述机制外，还存在一个由王洪彬、郭全忠（党委副书记、集团财务主管）和王金忠（党委成员、村委会主任，负责后勤工作）、贾忠仁（党委副书记兼民兵营长）四人组成的权力核心[63]。当然，在投资、人事乃至政治决策（比如发动新的教育运动）方面，王宏斌仍要听取大量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和「国策顾问」的意见，管理层内部集体讨论也已成爲一般议事程序；但所有这些都没走出「开明专制」的范围，甚至连精英民主都算不上，因爲王董的决断具有绝对效力，不受任何否决声音的约束。
1999年，王宏斌（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意孤行，独断专行」[64]，执意上马「永动机」专案。这听上去有点可笑，可它不仅让南街人赔进去两千万元资金，也彻底暴露了谁是公司及社区至尊无上的大家长。王董承认，当他在村民大会上就此事当衆检讨后，仍有部分人无法接受；不接受又如何呢？虽然在南街任何一个人犯下这样大的错误「至少要对他的工作进行调整」（王宏斌）[65]，而有些人因爲小得多的错误已被全家开除村籍，丧失了所有福利，但「班长伯伯」是例外；他只需安慰大家「现在我的作风已经不独断了，我是尽量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66]，便继续当他的大家长。
显然，这样一个权力与资本高度融合的体制，它爲管理层可能的化公爲私提供了几近完美的条件。无论南街或是其它的工业村（华西村、前宋村），职工创造的多数剩余价值一般都让管理者以「攒家底」（「集体与个人相比，向集体倾斜，不断扩大公共积累」[67]）和「股份」（不能自由兑现或转让）的名义用来进行投资——在南街是药厂，在华西是钢厂（首期投资12亿元），利益和诱惑都是惊人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气候作用下，在「改制」的血盆大口面前，南街的红旗还能打多久？随着经营者的年龄变化，近两年当地不少企业出现短期行爲，数字高层主管因此先后被撤职或离任；「班长伯伯」边叹气「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太少了」[68]，边呼吁全体职工「时刻警惕那些‘打洞的老鼠’和‘捣乱的小鬼’，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属于国家、属于集体」[69]。可惜，除了教育（「只能靠信仰才能解决好永不变色的问题」[70]）、内部清洗和行政禁止（比如禁用VCD），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一个群体接班人」上面，「救火队长」王宏斌没有更多的武器与整个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对抗。
南街模式与工农斗争
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南街集团就是当地真正的统治机构；公司的触角已吞噬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空间，党团组织、妇联、治保、管理农业工人的「农村支部」，甚至工商所和派出所都成了公司的下辖部门。至于工人，他们的任务是「一心爲公，大公无私，以南街整体利益爲重」[71]，公司则回报以「就业不发愁，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精神上没压力，经济没有负担」[72]的安逸生活。
爲了提高工人效率，除宣讲毛思想，公司还推行各种硬手段，声称「要想彻底破私立公，还必须有一套带有强制性的措施」[73]。这些措施包括「剁尾巴」，即各厂队每月评出最差职工，「定出10∶1的死指标，必须完成，谁上了名单，一罚就是当月的一半工资」[74]；当实在难以找到工作马虎的职工时，「答复是，你先评出百分之九十的优秀职工，剩下的就是处罚对象」[75]。与此同时，南街集团也像许多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诱导职工爲公司献计献策（「三查一提」：查隐患，查坏人坏事，查生産事故和提合理化建议），管理层还制定了每月评定工资制度，美其名曰使「工资发放更趋合理化，充分体现出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76]。其实，在总工资额不变的前提下，类似的工资评议无非是挑动工人互相揭短和拼命干活，爲了仨瓜俩枣的好处斗得半死不活，真正得利者还是公司：2000年村内平均工资（含外来工）在二百元左右，2003年底平均工资仍徘徊在三百多元。
当然，这里也少不了崇毛派最心爱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干部，技术人员，职工相结合」）。永动机事件告诉我们，所谓「职工参加管理」只能「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即改良生産流程），而决无对公司的人事、行政、财政事务的决定权；就连南街集团自己也不讳言所谓「民主评议」只是「密切联系群衆的重要手段，是调动群衆参政议政积极性的领导艺术」[77]。如果被联系和调动的群衆有什麽乱说乱动的迹象，则「早已森严壁垒」——百多人的全脱産半军事化民兵连日夜操练，一人有错全家受罚、一家有错邻里受罚、学习班（学习期间丧失自由、集体劳动、吃住和学习，期限不固定）等带有国家暴力机器性质的强制手段——于是至少表面上「更加衆志成城」。
南街企业把职工分爲本地村民和外来工，待遇不同（思想教育的待遇却一致），起到了对工人队伍的分化作用；尽管由于（据外界所知）当地尚无明显的劳资冲突，这一作用只在阴影里默默潜伏。管理层一面用高福利控制本地工，一面对外来工进行安抚（免费进餐、住宿、发福利品，对长期工许诺给予同等福利待遇[78]），使后者有盼头，从而实现了对工人思想和行爲的全面控制——本地工感到「咱要是干不好，不听话，就对不起班长」[79]，外来工觉得「南街安全，家里放心」「人人都是平等的，领导不摆架子」[80]，虽然创造的价值多半不受自己支配，倒也还满意。
这些思想、人身控制手段和均富措施，对中国资本主义下一步的整合与升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总体上说，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朝廷或民间）仍习惯于「皮鞭式牧民术」和敲骨吸髓的剥削手法；不过，爲了掌握劳资关系的主动权，爲了给海外争夺创造安全的后方，少数老板已打出人文关怀旗号，要「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81]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南街集团走在了前面，爲中国资本提高信任度、扩大统治基础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正如晶牛集团董事长王长林所说，「市场经济的确立仍需要坚持党的‘群衆路线’，离不开人民群衆的支援」[82]。
对无产阶级来说，南街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它的「正统红色江山」和「共産主义小区」的口号和公衆印象，削弱了（当地）工人的反剥削意识和自我组织的能力，歪曲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内涵，所以，南街模式无疑是中国工人的一个政治敌人。但是，由于南街也好，其它工业村也好，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海洋的一滴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愿望全面改良职工待遇，南街模式的主要毒害不在工人阶级中间，而在左翼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青年）中间；在左翼阵营内部澄清南街式「人民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坚持和捍卫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立场，仍是我们有待解决的一大任务。
永远把工人群衆的自我组织和集体性直接行动放在第一位；以彻底推翻资本统治爲己任，无论面对的是「人民资本主义」，还是「野蛮资本主义」；鼓励工人永远不信任资产阶级的代表，无论后者是谦和微笑的「班长伯伯」，还是一掷千金的地産大王周正毅，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遵守的政治底线。
15/06/04
P.S.
至于王宏斌的个人命运，并不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已形成的南街管理经验），也不值得我们过分关注。他的企业家身份、多年磨练的生存本能和所依靠的毛思想中的政治实用主义，使他筹划的社会实验（「共産主义社区」）与资本主义大环境基本不可能産生深刻冲突；即使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有能力让他立即从政治、经济甚至个人生活中「瞬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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