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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分田到户至今，中国农村那种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弊端已暴露无疑。为解决这种没有金融支持，没有合作的弱势小农经济，在山西的龙水头村，东北的梨树县，河北的翟城村，河南的兰考及大学生支农调研和香港乐施会所到之处，都在进行着民间合作金融，民间合作组织有深远意义的尝试。这些地方使人觉得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要大规模的燎燃，光靠中国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那一头忙忽恐怕还不行。古人说得好，秀才“造反”，三年都不成。
如果一个人整天在那里研究着三农问题，看着有关三农的书籍，接触着想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同志，肯定会在脑子里形成假象，觉得重视三农问题的人真多。在互联网上，当搜索李昌平这个人名时，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提法：李昌平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研究三农问题的同志，会很认同这个估计。若调查现实生活，发现这种估计紧直是大谬。有谁有兴趣到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教授中去调查，问这些教授陶行知`、晏阳初、梁淑溟、李昌平、温铁军是谁；他们有些什么思想，干过什么事；问一下“三农”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指谁，会发现有这么多教授不知所云，一头雾水。尽管陶行知是新中国的教师之父；尽管晏阳初在国外受很多人尊敬；尽管梁淑溟是国学大师，被毛泽东主席批过，早在中学教材语文课本中就有；李昌平、温铁军、三农在这里有些教授脑袋中更是天外来客。中国何止清华里的教授，在城市，在乡村，甚至在政府机关；在学校，在工厂，在企事业单位，随便调查，原来有这么多人不知道。
乡村建设是近两三年让人振奋的字眼。茅于轼老先生在山西龙水头村的试验告诉人们，农民需要金融支持。温铁军先生以他的年富力强，鼓励大学生支农调研，使人觉得毛主席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培养出了传人。姜柏林与东北的合作社，是乡村建设的教学做合一，是清华高高讲坛上部份垃圾教授没法比的。刘老石、刘健芝老师、李昌平同志更是为乡村建设到处奔走。
等等所有这些中国土地上的积极因素，有个共同点要抓农村，使人觉得乡村建设是只能到农村去弄才行。在农村中最精华的青壮年都忙着往城里跑的当今中国，乡村建设应在城市和农村两手一起抓。乡村建设不去发挥农村中的主力军青壮年，总不致于建立在农村中的小朋友和老头老太太基础上。红军当年最终实现中国开天辟地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大量农村中的年轻人加入。既然有那么多希望人口，主力人口往城里跑，就应在城市里组织。
市场经济我们农民、工人是需要的，它的价值在于能够使经济需求自动调节。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市场被少数人控制着，不能为广大的农民、工人服务，所以我们农民、工人要走合作社团结的道路把市场夺回来。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为农民、工人弱势群体服务的强大正义资本，专门在各个领域为广大农民、工人规范市场。
现在很多人在城市里生活，历史形成的愚、穷、弱、私并不会因谁的脚走在城市里很快自动消失，它会以打工难，发展难，要钱难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合作社的价值在于金融的合作，精神力量的团结合作，能为打工者找到在城市生存团结斗争的力量。
要从古老斗争艺术中为打工朋友寻找斗争智慧。孙子兵法首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署，时制也；地者，远近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由此可看出，在国家前进的胜败上，祖先是把道放在第一位的。中国令民与上同意的道是什么呢？那应是让老百姓代表老百姓，而不是仅仅让少数人代表多数人。在市场资本控制，整个国家的管理，都应体现让老百姓代表老百姓，发展民智民力。今天我们提倡在城乡发展合作社，就是在寻找民智民力的道。
城市发展打工者的合作社首先会碰到你来自四川河南，他来自河北东北无组织弱势个体；农村发展合作社会碰到人长期生活在自然村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能否调动民智民力，人心背向是事物成败的关键。这里需从打工群体的实际出发，边发展相应的合作社边发展其教育。表现形式上是各行业的合作社和与打工者相适应的教育形式。
当早年毛泽东等人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那时谁会想到，迎着农民那条道路，会使一个国家站起来。现在中国人是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但需要站得稳，腰要伸得直。否则，有的人想炸大使馆，就炸大使馆，想给点小钱，就给点小钱。走依靠农民的道路，是未来中国相当长历史的必然方向。要想走向强盛，唯有此路没有它途。既然讲习所能够使我们站起来，讲习所也会使我们兴旺强盛的。不同是当年的讲习所是号召人们拿起枪杆子，今天的讲习所是号召人们拿起笔杆子和钞票。进城打工的青壮年，是最欢迎讲习所的。这个新时期的讲习所叫打工青年夜校。
打工青年夜校是合作社的发动机；合作社是打工青年夜校生存发展基础，为打工青年夜校提供物质，人力条件。我们现在有打工青年艺术团，以青年孙恒为代表创作的打工音乐，歌唱出了进城打工者的心声。我们要继续发出我们的声音，继续有组织性地去行动。一切生活在国家底层的人民，都要学习管理国家，会管理国家。打工青年夜校就是培养老百姓管理国家的基地。
办夜校，是因为我们的打工人员整天在像机器样干活，普遍白天没时间，主要收集打工人员的零散时间用于学习。具体组织不一定非是在晚上，根据一定地点，一定人员的时间规律来。名字叫打工青年夜校，意指要从中国最底层人群中去推动中国前进。强调青年，是因进城打工年轻人占主要部份。青年人充满希望，充满朝气，能为我们的事业带来强大的力量。打工青年夜校实行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来学习的人不一定非是年轻人，任何岁数的人都可进来，不一定非是打工者，城乡任何一个人都可进来，只要是关心国家和老百姓一道的。打工青年夜校的办学指导思想，提倡人人是老师，人人是学生；人人愿当老师，人人愿当学生。教育这个东西只有走全民皆师，全民皆生才有出路。每个人从当学生那天起，应同时让学当老师。中国人都有了这个习惯，这个风气，教育的问题自然会得到空前的解决。
在解放前的陶行知、晏阳初那一代人，在那样战乱的环境下组织教育时，曾在一些地方的街上设着平民问字处，免费为老百姓解答不认识的字。绕了大圈看看现在的中国，一个人要学点什么东西，不交多少多少一大笔钱，就别想去学。教育本是消除社会不公平的有效途径。当两极分化，使贫穷和愚昧越来越划着等号。富者在那里钱财得不到善用，制造着负面价值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多数人处在弱势，也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处在弱势。打工青年夜校就是新时代的平民问字处。我们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只要是要学任何一个基本东西，都能得到社会共体的援助。
我们现在搞大学生支农调研，这支农调研的成本从哪里来？指望政府有朝一日发钱？恐怕到那一天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支农调研，这东西又变成了政府众多唐僧肉之一了。指望大学生，这成本要跑到大学生身后的家长那里。对于有条件的家长，不失为支持子女钱财善用，没条件会变成负担。不管是家长有条件没条件，大学生作为一个青年人，都要提倡自立，而不是在那当寄生虫。家长给的钱是用于学习还行，当走到现在大学边上那些网吧，走进大学宿舍，发现更多的是整个网吧，整个宿舍，都在那里打游戏打得昏天黑夜。家长支持这些人，纯支持个寄生虫。害子女，害我们整个国家。如果大学生普遍都把一部份时间，直接与进城打工朋友组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大学的学习更能联系到实际，更能实现教学做合一，可直接从合作社得到应得的那一份收入。
比如：学室内外设计的同学，可利用自身的优势，学校的综合资源与搞装修的师傅一道组成装修合作社。学生可跟师傅们学到很多实际的经验；师傅可以得到大学生的支持，接到价格合理的工程，并有了学习的机会。
室内外装修，不论是哪个工程，实际都是我们打工朋友完成的。尽管师傅们吃了很多的苦，流了很大的汗，得到的工钱很少，大头都被装修公司挣去了。整个工程从开始施工到完工，使人深深感受到古人那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装修公司通过装修整洁的办公室，几张桌子几部电话电脑，几个固定人员，响亮的广告，精美的电脑透视图等表面的东西，轻松揽来工程。工程到手以25%，30%甚至更多提成转包给干活师傅。这种转包对师傅们来说只是一种形式，进材料必须进这个公司的材料，同样的材料比市场上高很多。通过明文的提成和材料支付工程进料，少量现金生活费，到师傅们那里已是骨瘦如柴。师傅们还要负责很长时间的维修，因为还有很多人工费被拖欠，作为维修费。装修公司在整个工程过程中，纯是个空手套白狼。广告越响亮越是这样。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有谁在吹那个公司有怎样过硬稳定的施工队伍是蒙人的，对于在所有装修公司的各工种师傅们来说，只会是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唱的那样——天下打工是一家。
师傅与大学生的结合，实际是教学方法的改进。这种联合正是陶行知所提倡的在劳力上劳心，学来实用的真本事，互相提高。目前进城打工朋友普遍集中在建筑，餐饮服务，劳动密集工厂中。在这些行业中。尽可能使利能够返到打工朋友那里。同时通过打工青年夜校让利把人进行提升，尽可能使打工朋友转到别的有技术含量行业中去。现在提倡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中进行转移。否则，人虽进了城，实际没有实现转移。中国当前经济矛盾中，技术高的岗位在出现找不到人，低的岗位人满为患。王斌余是学到了技术，怎么会跟拖欠工资这种事情沾上边，又怎么会在身心绝望中杀人。中国现在去杀一个王斌余是容易的，简单的，但王斌余后那亿万王斌余正在进行中，怎么解决？难道只靠那为少数人服务的杀？国家是要走向充满希望的强盛，还是要在各种杀中变得一片混乱，中国到底何去何从已摆在我们眼前！政治是经济的继续，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深层次的矛盾，必须从根源中寻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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