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及义……难矣哉
•丑牛•
新春伊始，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题目是：《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许多是与农村改革联系到一起。1982年，发了个“一号文件”，题目是《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推行“大包干”；第二年又发了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年，又发了个“一号文件”，结束了人民公社体制。
三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农民从集体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可以自由地“发家致富”了。农民对三个“一号文件”的评价是：“第一个‘一号文件’很好，第二个‘一号文件’好狠，第三个‘一号文件’好得很”。安徽的小岗村，可说是产生“一号文件”的策源地，24位农民写“血书”的申请，传到了每家农户；代表农民心愿的一句话，也传到了每家农户：“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其他全是自己的”。就是这个“自己的”激起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过去带有贬意的“个体户”成为时髦、光荣的称呼。《县委书记访问个体户》成为当时的一条经典新闻。“万元户”，人民公社时期不可想象的事，只两三年时间，就象雨后春笋般地从田野上冒了出来。小岗村，取代了大寨，成为农民的“朝圣”之地。
“大包干”，确实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不仅在农村一片生机蓬勃，而且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展，首先是市场活跃，“短缺经济”一下子消逝了。粮、棉、油、鸡、鸭、鱼、肉、禽、蛋、烟、茶、果、药、木、竹、花……，充盈了市场，各种票证一下子成为“收藏品”。“一包就灵”，还漫延到城市工商企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经济学上的创新之词，一下子成为发展农业经济的“法宝”。宣布它“三十年不变”，后来，有位权威人士还诠释说：“三十年不变，是说它长期不变，到了三十年后，也不会改变。”如是，中国的“老农业”专家，直截了当地总结成一句简单的话语：农业改革之路是“人间正道私有化”。
在思想理论界，颂扬私有化成为了主流，批农业合作化、批人民公社化、批大跃进、批大寨、这股浪潮，至今未退，甚至对涉及这类“左”的思想的文学、文化作品，也进行彻底地批判。对浩然的《金光大道》的围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大有“浩然不投降，就要他灭亡”之势。当然，这绝不是对作家浩然个人，而是对《金光大道》所表达的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讴歌。
“大包干”体制推行几年之后，到90年代初，一个又一个的“发展中的问题”相继涌现出来。乡、村企业（包括个体万元户）全面崩溃、卖粮难、打白条、负担重、撂荒、盲流、圈地、讨工钱、成千上万的上访、四处冒烟的“群体事件”……。农村发生了什么事？农民的状况怎么样了？到新世纪初，一个乡党委书记给共和国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总理下令调查，政府派下去的人说“夸大了”，当地的百姓说是“大实话”。这位乡党委书记在当地“不受欢迎”，被迫南下打工，南方某大报知道了这件事，公布了真象，李昌平一下名扬他乡，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他的这封信，印成了书，成为最畅销的读物。随后，安徽的一对作家夫妇，深入农村，亲到现场，采访了几起农民为求生存而触发的重大“群体事件”，并把这些事件的经过汇编成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出版后，虽立即遭到“禁止”，但它的“盗版”却不断地出现在书摊上，也成为一本最畅销的读物。
如是，在经济、政治学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三农”。如同过去“大包干”、“个体户”等新话题的出现一样，“三农”，一下子成为全社会所特别关注的热点，它的影响，也从农村波及到城市，影响着整个中国的经济。谁不知道，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是靠农村廉价劳动力的支撑；谁不知道，中国的城市建设靠的是“打工仔”（这个名称，后来禁用，改为“农民工”）的脊梁。因此，“三农”问题，成为我们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中国农村的同时，一种“另类型”的经济模式，也悄然兴起，那就是今日在全中国、在世界友人中，称之为“共产主义新村”的河南省南街村模式。它承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却利用了市场经济，改变了单一的农业结构，进行了产业化经营，实现了现代化企业管理；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加大按需分配的比重。农民从“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其他都是自己的”这一“力争自己的”这一“发家致富”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变成“团结一心为集体，组织起来力量大”，实现了共同富裕。
尽管一些专家学者们把这种模式的产生，斥之为“怪胎”、“异端”、“左倾教条主义的产物”，“传统思想的影响”等，并预言它“不可能长期生存、发展下去”。但奇怪的是，它却像“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在欧罗巴”似地踯躅在中华大地，而且它的发展越来越壮大，越来越“邪乎”，他宣布要在中原腹地，建起“共产主义小社区”，在南街村头，筑起了巍峨的“中华门”，左侧门上挂的是《天下为公》，右侧门上挂的是《世界大同》。这种气魄，比起小岗村农民血书的“其他全是自己的”追求，同是当代中国农民，显得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尽管有的地方领导，对这些“红色村庄”（外国人普遍是这样称谓的）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不反对、不提倡、不宣传”，但它们的影响，可说是“与日俱增”，不仅传遍中华大地，而且传播到全世界。在南街村档案馆，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有名的通讯社，大报纸，都曾经报道过南街村。南街村每年要接待三十万左右的游客，其中不少是抱着学习、调研的目的。其他像华西、半壁店、大寨等地，每年也都要接待数十万的参观者。
据说，像这样的“红色根据地”，目前全国已有七千多个，他们能成为“星火燎原”之势么！？
“南街模式”的兴起与发展，并不是人们头脑观念的产物，也不是政策、法令的产物，而是农民在客观经济运行中的选择。这些村庄大都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也就是他们开始都推行过“大包干”制度。比如南街村，他们执行了两年的“大包干”制度后，农业减了产，集体企业交给私人承包后，富了个人，损了集体，社员才要求交出土地、收回企业、改为集体经营；洪湖的洪林村，也是看到荒滩变良田是集体的力量开辟的，企业是集体的力量兴办起来的，一分开，就是少数人冒尖，大多数人困难，支部书记叶昌保也面临着十分困难的抉择。为此，他召开了社员大会，对比了“分”和“统”的前途，绝大多数社员拥护“统”（“分”和“统”是当时政策文件中留下的一个“口子”，有“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的字句，总的精神还是提倡“包”的）。当上面来人要叶昌保表态时，守候在办公室门外的社员说：“叶书记，你要顶着，要坐牢我们陪你一起去坐。”河北省的周庄，是一个大公社，公社书记雷金河向当时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怎么办？尔重说“上面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办法，你们按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群众积极性的办法去办吧。雷金河坚持了公社集体所有制。（据说，李尔重同志为此背了很大的责任）。山西的大寨，道路却更为曲折，“批大寨”“批大寨精神”，必然使集体经济瓦解，走了一段艰难的道路之后，大寨人还是要铁姑娘郭凤莲回归大寨。郭凤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真有些愤然：“八十年代，历史的一幕幕增添了许许多多不属于大寨干部群众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回来当书记是为了大寨父老乡亲。如果只为了几个人，几家人，我不可能回来当这个官”；“勤劳的大寨人与历史上的大寨人是相同的，过去奋斗出一个学大寨的时代，现在为什么不能奋斗出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寨呢？”（给洪林村党委书记叶昌保的信）。经过十来年的艰苦奋斗，郭凤莲的“改革开放的大寨”初步显现。大寨人创造了8000万元的家底，年产值超过一亿元。虎头山，陈永贵大叔长眠之地，每年，又有二十多万人来参观。湖北嘉鱼县的官桥村八组，是一个没有任何优势资源的小山村，只有五十几户人家，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生活困难，组长周宝生组织几户劳动力出外挖煤窑，赚了一些钱，回家办集体窑场，又办集体茶园，雪球慢慢滚大，现在整个小山村变成了一个科技工业园，村民住的是一个大花园，这不是大都市里的“XX花园”之类的假花园，而是户户小别墅山清水秀的真花园。
当“三农”问题困扰着中国的时候，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应该从发展中求解决。如是，各种办法出台了，“公司+农户”、“能人治村”、“打工经济”“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等等，甚至，还有的学者重新搬出梁漱溟的“新乡村建设”理论。闹了几年，成效不大，后来的“减负”、“扶贫”，解决了一些农民的困境，但看来还不是发展农村和农业的根本出路。
出路何在呢？2004年，有一位“村官”，在全国人大的讲坛上，力排众议，把解决“三农”的问题，提到“发展道路”问题的高度来进行探讨。此人名叫叶昌保，是洪湖市洪林村的党委书记，十届人大代表，曾当过中国共产党十三次、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发言的题目是：《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点建议》，现摘录一段如下：
自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是近几年来的事。近年来，无论各级党委、政府，还是有关专家、学者，对解决“三农”问题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如有的认为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故建议要给“三农”减负；有的认为是因为农村和城市是二元经济结构，故建议“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有的认为是因为农村人口太多，故建议要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居民化”；有的认为是因为农民没有资金和技术，故建议要招商引资，引进资金和技术，并列出了一个公式“公司+农户”……等等。毋庸置疑，这些意见和建议的提出绝对是有理有据的，也绝对是有的放矢的。但对这些大都付诸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来一个“回头望”时，我们就不难发现，有的能有所成效，如给“三农”减负的重大举措——农村税费改革；有的则见效很难，如给农民“国民待遇”的问题，不然的话，农民进城务工的“工钱”，就不需党和政府出面干预了。既然事实如此，那我们就不得不对“三农”问题作进一步地探讨和思考了。对此，我个人认为，应把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下面，我想对自己的这点建议，从两个方面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第一：对农村发展道路，我为什么强调“重新明确”四个字？
我之所以强调这四个字，是因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经历了近26年后，就目前而言，全国农村发展大致走出了两条路：一条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各搞各”，集体经济几乎为零，这在全国是绝大多数；另一条是以集体经济为主，搞“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家庭经营几乎为零，有资料显示，走这样发展之路的村庄在全国有7000多个，按占全国农村比例来说，是极少数。对这两条路，上到中央，下至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从农村改革开始一直到现在，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点和态度。但我们只要将这两条路下的一个绝大多数和一个极少数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三农”问题恰好出在绝大多数身上，而其余的极少数不仅几乎没有，反而在全国农村和当地农村还十分出类拔萃，如河南的刘庄和南街、山西的大寨、江苏的华西、北京的韩村河等等。即于此，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虽然十分敏感，但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辩证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各搞各”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勇敢地认真地面对现实，大胆地来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这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反对回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一大二公”，也要反对搞“刮风式”的全国农村“一体化”。在这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农村还是要走以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要明确这是一个总基调和总原则。这样明确后，一方面可给全国农村的极少数吃“定心丸”，以让他们放手、放心、放胆地发展得更快更好；另一方面，也可为那些还在苦苦摸索中的全国绝大多数提供思路，以让他们早日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要知道这个总基调和总原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在这个总基调和总原则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可以搞，但在搞的过程中，不是一分了之，依旧“各搞各”，而是要让集体成为各家各户的“支撑”和“主心骨”，以便扶持、引导、带领他们更快更好地发家致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三农”问题的解决
有一个最基本的依托和支撑。否则，“三农”问题的解决就会走入“一个问题刚解决，或者还未解决彻底，新的问题又冒出的“怪圈”，我这样说，绝非夸大其辞，很现实的例子：比如针对“三农”减负的税费改革还未结束，就冒出了“打工经济”中要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可能是“人微言轻“，也可能是”不合时宜“，这位“小人物”的发言，没有引起“大人物”的注意，甚至连大会的《简报》也未登。直到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同志到洪林村“蹲点”时（这样的事，现在也很少听说了），才把这篇讲话带回北京，主流媒体是不能发的，就把它交给《毛泽东旗帜网》发了。一时“石破天惊”，跟帖蜂涌，还被转帖到其他网站，有的网友要求就这篇讲话展开讨论，有人还建议“应传给中央领导同志看一看”。网上如此热烈，主流媒体却“横眉冷对”。终究是一片涟漪，逐渐消逝。空落个“风景这边独好”。
“舆论导向”，并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就在国家在小岗村兴建的“大包干纪念馆”快要落成时，“大包干”的小岗村人，却派出了一个十三人的代表团，访问“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他们是来寻求发展之路的。“大包干”的小岗村为什么步履蹒跚？“大锅饭”的南街村为什么迈步向前？我相信，以后在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里，小岗村人跨出这一步的历史意义，不会比二十多年前的“血书”申请差。这将不止是小岗村人的历史，而是中国农民的历史。
前不久，刘国光教授提出经济学科研和教学中领导权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我看，这个问题，不仅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在一切领域都存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是我们共产党人战胜敌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的基本领导方法。如今我们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只在少数脱离群众的专家，学者手中，而不在广大群众的手中呢？一些人把西方的“政治民主”奉为金科玉律，其实群众路线才是最大的民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是一位乡干部提出来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是一位“村官”提出来的；“新三座大山”，是老百姓提出来；国企改革的黑幕，是工人群体反抗中暴露出来的；野蛮拆迁的实质是官商勾结，也是居民抗争中揭露出来的……。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为什么我们不是首先求教于群众呢？求教于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又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干部呢？历史上从来是“小人物”战胜“大人物”，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漠视群众、漠视“小人物”。“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难道这些历史的教训，不能让我们那些号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人的猛省吗？
从1982年的“一号文件”到2006年的“一号文件”已经整整二十四年了。小岗村的模式，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华西、南街、大寨、周庄、半壁店、洪林、官桥八组等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典型，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前不久，新华社发了长篇通讯……《扎根土地的旗帜》，介绍了优秀共产党员吴仁宝领导华西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通讯的结尾总括了吴仁宝和华西人的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我们一生中可能不会实现，但我们一生中可以去实践。”这个“实践”和24年前的小岗人的那个“实践”——“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其他全是自己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啊！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也在近日以《新农村之光》为题，发表了该省四个建设新农村的典型——保康县的尧治河村、洪湖市的洪林村、圻春县的九棵松村、嘉鱼县的官桥村八组。这些先进典型都是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路发展起来的。
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眼光来表述这些新农村，“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总会有一个“庐山真面目”。从表象上看，南街是靠“玩面蛋”起家，洪林是靠“纺织城”起家，官桥八组是靠办“科技园”起家，半壁店是靠“办钢铁”起家……。但他们起家的“灵魂”却是共同的——“组织起来”。这使我想起1998年6月5日，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中的一段话：
南街为什么坚持公有制？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们为了全面地、更好地落实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所以要坚持公有制。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核心就是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咱且不说前两句话，前两句话按照过去的话说，没有阶级性，不管什么主义，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关键是后三句，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私有制经济，是消灭不了剥削，消灭不了两极分化，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有个南街村》一书。军旅作家陈先义大校、陈瑞跃中尉著）以这一段话来概括24年来两个“一号文件”中间的这一段历史，也许是恰当不过的了。
五十多年前，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一文中，曾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人们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
“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
经历了半世纪的历程，对某些人的思想而言，“与时俱进”了没有呢？《论语》这段话的全文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后面的注解是：“好行小慧，谓小小才知；难矣哉，言终无成”。借用这一整段话和注解来诠释某些人的思想状况，还是没有过时的。
群居终日者，不接近群众，不调查研究，不联系实际，光凭拍脑壳者也；言不及义，言不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问姓社姓资者也；好行小慧者，凭“本本”耍些小聪明者也；难矣哉者，炫耀于一时，终不成大事者也。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新农村，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先行者已为我们描绘了蓝图，作出了榜样。
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业，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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