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志辉：携手创造城乡互动提升的新机会

 ——关注市民消费和农民生产的新动向

中国正在走向前台的所谓“购米包地”“城市消费合作社”之类事物想借鉴的是叫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东西，这个名词所涵盖的思想据说源在瑞士和日本（本人无暇去细读有关文献，期待有心人对此做出详细介绍，本刊期待能有幸在第一时间刊登），流行起来是有了美国“一九八五年两位到欧洲参访的农经学家 Jan Vader Tuin及Alice Bennet 分别自瑞士及德国取经，把这套制度移植到美国的麻州和新罕普夏州（摘自本期黎光寿文）”；初期是为了解决城市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后期随着消费合作社的壮大，服务涵盖保险、医疗、银行、零售等领域。到底是其译作“社区支援农业”还是“社区协力农业”另说，但据本期中一篇文章的介绍，日本消费合作社的会员人数多达2000万。如此看来，这是一个值得大力关注并期待的事情。

但从“教授卖大米、购米包地”到“国仁绿色联盟”的中国实践，其中一条清晰的轨迹是帮助农民生产合作社在城市销售农产品。它反映的是当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对接的窘境。怎么解决这一窘境，并非只有和城市消费者合作社对接这一条道路，但是这无疑是一条非常有启发性的道路。从这种小农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和市民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的对接中，我们能解读出了丰富的信息。

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化的一个契机：让城市动起来，真正形成城乡良性互动格局

政府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力量能否促成农民这一主体力量的形成，是新农村建设能否走向深入的关键，甚至也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担心新农村建设是否会因各级政府截流资金和搞政绩工程而事倍功半时，这种直接沟通城乡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互动的另一种可能。国家支持农村，城市反哺农村，是城乡互动，但是具体形式并不仅仅是政府进行资金、技术、人力投入这一维，如果我们能促成城市人作为农产品消费者和农民作为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联合，将因减少中间成本将带给农民和城里人双赢的结果，从而给城乡良性互动找到一个新形式，而且是可以长期发展的一个新形式。我们现在还看不清这是否会成为农户经营基础上的生产合作社销售其农产品的主流模式，但是可以肯定这对加入这种流通实验的农民和市民所带来的直接收益。当这种形式将城里人对农村的关注化为具体的行动，农民也通过这种形式直接了解到城里人的消费需求，并自觉采用有机农业方式耕种时，城乡互动促进新农村建设就又找到了一个切实的方式。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走向深化的一个步骤：农民生产合作社的联合

“国仁绿色联盟”的实践告诉我们的是：单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要解决自己的销售问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基于一种合理机制的生产合作社的联合是否可行呢？在以学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体的城市力量的帮助下，七家农民合作社实现了在销售环节上的联合。他们还要尝试开设门店、网络营销等方式，并期待和城市消费者合作社建立直接销售关系。这种联合的背后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逻辑在起作用，它能够成为现实，表现了中国转型社会中公益创业、城乡合作、理念驱动等等的巨大空间。

城市社会的再组织：构建一个良性的城市基层社会

迅速的市场转型给城市人的生活带来了财富、机会、便利乃至自由，但是，也同时注入了隔膜、冷漠和无所皈依。在单位已经不是城市社会结构的主导模式之后，城市基层社会在社区层次上还找不到更多整合的基础，更谈不上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有机联系。于是，城里人期待业主委员会，但是，这仅是为了维护你在小区的居住利益的；有人加入环保组织，但是，这是更多为了超出社区利益的民族生存乃至全人类价值的；还有人看好宗教，但是，还没有更多的迹象发现宗教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根的基础。今日的城市消费合作社能否成为城里人心灵的皈依呢？

这一从“吃”入手的组织能否将城里人投身于网络虚拟社区、消费主义、张扬自我个性的过度热情中拉回来，真正关心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在合作社内部的交往中找到城里人真正的共同联系？这一为农民解困的组织能否成为城里人关心农村处境、农民生活、农业发展的切实开始，构筑实在的城乡互动通道，从而为城里人找到和全社会共在、履行公民责任的机会？

“三农”陷于困境，城市何尝不面临自己的问题，城里人需要找回自己和他人的精神联系，构筑真正社区生活的基础。此时此刻，任何机会都是机会，任何可能都是可能，不仅仅是在自我组织起来改善物质上的食品，也是为了自我创造健康的精神食粮。城市社会需要健康的组织和持续的再组织化。和农民对接的城市消费合作社应该是城市社会自我提升的新机会，虽不必危言“自救”，但也绝对关乎长远！

                                        2006年6月21日凌晨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