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和穆青为谁流泪？
红哨
前新华社社长穆青曾经写过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任羊成等许多新中国英模人物的通讯报道。而且我还知道,穆青晚年一直在为红旗渠及修渠的英模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号。为红旗渠及修渠的干部、英模们平反,是他逝世前最终未能解开的一个痛结。但在我的惯性思维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钱学森那样一位日理万机的科学泰斗,会关注太行山上几个普通农民的命运,而且他的感情波动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动人,那样的刻骨铭心。当我在事情发生多年后,从故纸堆中发现这一旧闻时,仍然引发了我心灵的震撼。这则旧闻来自于两篇文章(附后)：一篇是已故新华社社长穆青写的《两张闪光的照片》,后收录在《十个共产党员》之中；另一篇是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写的《钱学森的百姓情怀》。后一篇文章是写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两张闪光的照片》后的感情冲动。
钱学敏在文章中回忆道：记得那是1994年2月的一天，北京乍暖还寒，钱老约我们几个人来到他的身边。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就和我们谈工作、谈学术、谈他正在思考的一些艰深的科学问题，所以我在他的客厅里刚一坐下，就急忙打开笔记本准备速记；没想到，这一次他老人家一开口和我们谈的竟是一座真山、一座大山——太行山。”
他手指着《人民日报》上穆青的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让我们看，只见照片上的人都是用一根绳索捆住自己的腰部，吊在悬崖峭壁上，手中紧握着长长的撬杠，仿佛正在踢来荡去。我不觉为之捏了一把汗，心里想，太悬了，这人不要命啦！怎么回事？只听钱老说：“这是一篇关于‘红旗渠’的报道，穆青多次去太行山，他和当地农民感情很深，所以写的东西真实动人。”我知道钱老对穆青一直都很赞赏，他最喜欢读穆青笔下的“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篇。
钱老接着说：“‘红旗渠’这件事情过去咱们都听说过，昨天我反复读了这篇通讯报道以后，想了很多。你们看，林县的60万农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双手握住撬杠、镐或钎奋力劈开了太行山，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漳河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穷困面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说到这里，钱老好像又看到了林县农民们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正在奋战的情景，从而为他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钱学敏在文章中说：钱学森看到穆青的文章后“思绪万千,彻夜难眠”。第二天上班后,放下科研工作不谈,却让大家看穆青的文章,而且感情激动,语调低沉,连连叹息,几度哽咽,眼里噙满了泪水。
钱学森究竟为谁流泪？究竟为什么流泪？钱学敏在文章中有些含乎其辞,似乎在有意回避什么。这一点,我当然非常理解。按照文章的表面说法,是钱学森为林县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而难过。而在旧中国,民不聊生、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现象普遍存在,非独林县而有,而且早已是尽人皆知的现象,况且,我记得穆青在《两张闪光的照片》中根本只字未提林县人民过去的悲惨生活,何至于在看了该文之后,引起那样深沉的感情波动？一定是穆青文章中写有勾起这感情剧烈波动的新内容。于是我又一次找来了穆青的《两张闪光的照片》。
穆青很早就关注红旗渠。他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前,本来准备去采访红旗渠的,临时听说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才先改道兰考县,写出了那篇传世名作。一直以来,这成了穆青深感亏歉红旗渠英雄们的一块心病。得知红旗渠英模们在清查运动中惨遭打击迫害之后,穆青再也不能抑制心中的悲愤,于是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多年奔走呼号,为红旗渠和建渠的英模们鸣不平。
穆青曾把遭到残酷迫害的任羊成请到北京,问寒问暖,热情款待。他得知任羊成被赶回老家后生活十分艰难,临走时送了一袋大米和一袋白面,让他与受迫害的劳模们春节包顿饺子。为此,遭到林县个别领导的不满和攻击。穆青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我送给任羊成的一些米面,林县竟然有人不悦。我看后实在生气！这样一位修建红旗渠的特等劳模,生活有困难,粮食都不够吃,我帮助一下有何不可？而他们身为林县的干部却不闻不问。别说像任羊成这样的人民功臣,就是普通群众难道能让他们挨饿受冻吗？真是岂有此理！”
穆青曾专程到安阳接见过遭受打击迫害的红旗渠劳模任羊成、王师存、郭秋英,详细倾听了劳模们遭受迫害的诉说。当他从郭秋英口中得知,九个红旗渠特等劳模有四个被迫害至死,剩下几个仍然背着“三种人”的罪名,有冤无处伸时,他久压于心头的怒火,终于爆发为失声恸哭,满屋的人也泣不成声。
当穆青从《安阳日报》上看到任羊成为维护红旗渠安全,以六十五岁高龄又一次悬吊于峭壁之间清除危石的照片后,难抑内心的激动。一个月后,他写出了那篇脍炙人口的《两张闪光的照片》。
穆青还与对林县冤案知情的陶鲁笳、杨珏、李琦等八名老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向江泽民、胡锦涛反映林县冤案,要求给红旗渠劳模们平反。在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红旗渠的故事片。中央和河南省都在号召发扬红旗渠精神,而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劳模还蒙受不白之冤,实在不可思议！”
安阳市委宣传部为了获取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项,写了一本林县红旗渠的报告文学,要求穆青作序。穆青认为该书后半部分没有写出红旗渠及其修建者的真实现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问他(求写序言的人——笔者注)了解不了解林县的情况,知道不知道原来跟随杨贵建红旗渠的一大批干部劳模,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至今未能平反的事？他说不清楚。我给他讲了一些情况,最后说,此问题不解决,此序我不能写！”
穆青在《两张闪光的照片》中介绍了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的英雄事迹后,对红旗渠劳模遭受的迫害表示了愤怒。他说："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和事被弄得黑白颠倒,林县也没有逃出那场劫难。当时,红旗渠被称为"黑旗渠"，修建红旗渠的人民功臣变成了"罪人"，任羊成和许多劳模一起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我问到马有金、路银、常根虎和其他劳模的情况时,郭秋英哽咽着对我说,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八个特等劳动模范,如今只剩下四个人了。有的劳模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含冤离开了人间；现在活着的人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了不少委屈。任羊成说:"俺三个也是代表他们来的,替他们说说心里话。讲到这里,劳模们不禁失声吸泣,我和其他在场的同志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穆青文章中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指什么时间？难道说红旗渠的英模们是在“文革”中受的迫害而至今得不到平反？于是我又翻阅了张严平写的《穆青传》,找到了穆青在日记中的一段话(附后),今年“五.一节”又到红旗渠实地调查,当面向任羊成、郭秋英、李改云、张买江等红旗渠特等劳模求证,才知道红旗渠的英模们是在一九七八年“两案”清查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而且穆青曾经与钱学森谈过对待红旗渠及其劳模们的不公正待遇。所谓“文化大革命中”云云,只能是一种“曲笔”。
一个人民的记者,一个人民的科学家,两个伟大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的。
钱学森是人民科学家,中国的“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但钱学森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人类的贡献,同样卓越非凡。他毕生坚守的人民立场,毕生秉持的人民情怀,充分证明了其事业的正义性。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倾情热爱；他毅然放弃美国提供的优厚待遇,冲破种种阻力回归祖国；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改革之初毅然上书党中央,提出《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在私有化开始泛滥的90年代,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丢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就完了；他不屑于“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桂冠,却以能与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英模人物为伍而自豪；在他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民族的复兴大业,深刻指出了所谓“教育改革”的弊端,提出了震动全国的“钱学森之问”……。作为一个思维严密的科学家,我相信他所有这些言语和行动决不是轻率的,其言行的依据,是以深邃的目光对社会洞察之后的准确判断和正确选择,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真知灼见,是人民至上的坚定信念。他对红旗渠英模命运的关注,是其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一篇文章,能让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能让他与同事、学生打破常规,放下紧要的研究工作,予以关注,能让他难抑愤怒之情,久久凝视窗外,几度哽咽,流出热泪,能让他魂牵梦绕,为之哀叹。我知道钱学森一生有三件事让他异常激动：第一次是在1955年,他被答应可以从美国返回祖国了,他高兴得跳起来；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他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整个一晚上睡不好觉；第三次是读了王任重为《史来贺传》写的序言,序言中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是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能与这些工、农、兵、革命干部中的优秀共产并列,他深感自豪。但这都是因喜悦而激动。可以说,因悲愤而动情的事例,在其一生中并不多见,也鲜有披露。通过以上种种信息片断的链接,那时那刻,在他那博大的心胸中,在他那严谨的思绪中,到底涌动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在为谁叹息？为谁流泪？为何流泪？为什么强抑着满腔的悲愤？难道不是一清二楚了么？他与穆青是在为红旗渠多舛的命运流泪！是在为修建红旗渠的英烈和劳模们流泪！是在为红旗渠及其英模们至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悲愤！又是为祖国多灾多难的乱象而悲愤！也是为自己身单力薄,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而叹息！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英模们流过汗,流过血,难道能让他们再流泪而且永远流泪吗？能让钱学森、穆青们在九泉之下永远流泪吗？
钱学森的百姓情
钱学敏
我亲爱的堂兄钱学森怀着对祖国人民深深的眷恋之情，静静地走了。他对祖国人民的这份情、这份爱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圣火，始终在他胸中燃烧，并化为壮我中华、富我民众而奋斗不息的力量。中国今日之强大是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英杰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连日来，我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多少话不知从何说起，暂以一段往事的回忆，聊寄我无尽的哀思。
钱学森非常钦佩那些不等不靠敢于与贫穷落后做斗争的普通百姓，我时常见到他每谈起这些事情就心潮起伏，极为动情。记得那是1994年2月的一天，北京乍暖还寒，钱老约我们几个人来到他的身边。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就和我们谈工作、谈学术、谈他正在思考的一些艰深的科学问题，所以我在他的客厅里刚一坐下，就急忙打开笔记本准备速记；没想到，这一次他老人家一开口和我们谈的竟是一座真山、一座大山——太行山。”
他手指着《人民日报》上穆青的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让我们看，只见照片上的人都是用一根绳索捆住自己的腰部，吊在悬崖峭壁上，手中紧握着长长的撬杠，仿佛正在踢来荡去。我不觉为之捏了一把汗，心里想，太悬了，这人不要命啦！怎么回事？只听钱老说：“这是一篇关于‘红旗渠’的报道，穆青多次去太行山，他和当地农民感情很深，所以写的东西真实动人。”我知道钱老对穆青一直都很赞赏，他最喜欢读穆青笔下的“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人物篇。
钱老接着说：“‘红旗渠’这件事情过去咱们都听说过，昨天我反复读了这篇通讯报道以后，想了很多。你们看，林县的60万农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双手握住撬杠、镐或钎奋力劈开了太行山，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漳河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穷困面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说到这里，钱老好像又看到了林县农民们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正在奋战的情景，从而为他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提起“红旗渠”，我记得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这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但是，当我把目光从《两张闪光的照片》移到钱老的脸上时，我发现在他那由于过分激动而泛出红晕的脸上掠过一些倦意，好像是缺觉了。咦，他一向早睡早起，睡觉质量很高，为什么没睡好呢？我猜想可能是昨晚他读了“红旗渠”以后，思绪万千，彻夜难眠，不仅为林县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也为曾经陷入苦难的农民兄弟而动情了……
果不其然，钱老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继续给我们介绍说：“他叫任羊成，当时因为每天吊在悬崖上清除山体爆破后的险石，腰里都勒得血肉模糊了，他们就是这样不怕苦、不怕死地干的……”当我再一次盯住这两张闪光的照片仔细观看时，只听得钱老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语调沉重地说：“农民太苦了！过去林县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土薄石厚，十年九旱，吃点水都要来回攀爬几十里山路，种田当然很困难，能有糠菜半年粮，就算好年景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使得这里的不少农民都得了皮肤病、‘大脖子’病、食道癌等地方疾病……”钱老的语声渐渐有些低沉。
我惊叹钱老对林县百姓的苦情竟是如此地了如指掌，禁不住自言自语地随着他说：“看来他们那儿缺碘，又长期缺医少药，唉，农民活得太苦了！”钱老点了点头，更为动情地说：“遇到大旱年景地上颗粒无收，许多农民就在这荒山野岭里慢慢地冻饿而死了。”话音未落，他哽咽了，只见钱老抬眼望着阴冷的窗外，仿佛听到了百姓沉痛无奈的呼声，探测到人民苦难的深渊，心里十分难过，禁不住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不由得心头一颤，说实在的，钱老这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虽一向比较严肃，但也是个乐观的人，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兴致勃勃地谈今论古非常快乐，没想到这一天，当他老人家触摸到普通百姓的疾苦时，竟流露出如此深切动人的情怀，我一时不知所措，便慌乱地安慰他说：“现在他们都好过了，有了‘红旗渠’他们吃水种地都不愁了……”再往下，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一刻，我们都沉浸在林县农民曾经的苦海里，许久，大家默默无语。
可能是因为我曾经亲身感受到过钱老对普通农民的深情与关注，以及他对“红旗渠”精神的高度赞扬，五年后的一个秋天，忽然得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红旗渠精神》大型展览会，我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情，急急忙忙赶往天安门东侧的展览大厅，想近距离地再一次接受这伟大精神的洗礼。
展览大厅里回荡着“定叫山河换新装”的背景音乐，展厅四周布满了历史照片、部分实物、沙盘模型、
录音录像等展品，谱写着林县人民在共和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里“肩负起人民重托”、“千军万马战太行”等的动人篇章。
当我认真听取讲解员讲解时，忽然发现这位老讲解员与背后展示的相片上那位抡着大锤的年轻姑娘长得很像，便禁不住冒昧地问了一声：“你就是那位铁姑娘队长郭秋英吧？”没想到她淡淡地一笑，默认了。顿时，展厅里响起一片惊叹之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她那张黑红的笑脸上。
然后，我随着观众在林县人劈山凿渠时用的工具、穿的服装等实物之间慢慢移动着，蓦然抬头看去，嗬，多年以前钱老指给我们看的那“两张闪光的照片”，正大大地张贴在展厅的北墙上！照片前有十几位观众和记者围着一个60岁上下的男子；这男子一脸英气，正在比比划划地讲着什么。这时，突然有人惊喜地喊道：“任羊成！任羊成！”我赶紧凑上前去一看，呵，这就是全国劳动模范任羊成！我暗自庆幸不虚此行。
当我最钦佩的人忽然出现在眼前时，不知怎的，我心里特想看看他腰部的伤疤，问问他那一圈“老茧腰”是否已经长好？这时，可能早已有人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只听见这位朴实的农民谦虚地对大家说：“没什么，没什么。”他边说边快步走动着，我紧紧跟着他，仔细端详他那副坦然无惧的样子，不禁暗暗地思忖，人们都说：“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而他舍身抢险十年后，仍然英姿焕发地站在这里话当年，很可能是因为他浑身是胆，阎王爷也惧他三分，不敢收留他。真是个可敬可爱的人啊！
接着，我独自停留在林县农民开凿“红旗渠”的录音、录像里时，整个身心被这种为了摆脱穷困而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强烈地震撼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观看，希望这种可贵的精神能够永远融入我的心灵，带我走向崇高的境界，因而，久久不愿离去。
直到傍晚，成千上万的观众已逐渐散尽，这时，我忽然看见从外面走进一位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着整齐的中山装，腰板挺直，精神矍铄。大厅里的几个工作人员立刻迎上前去，恭敬地陪着他顺序参观。我也悄悄地混入其中，想最后再听一遍讲解员的动人解说。没曾想，那位身着红色衣裙年轻秀丽的讲解员姑娘仰望着老人，忸怩地叫了声“杨书记！”就不好意思讲下去了。
我一听她叫“杨书记！”嘴里不觉流出了心中的话：“是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旁边立刻有个声音纠正我说：“不对，他是安阳市委书记！”我无心争辩，正在纳闷，没想到这位高个儿的白发老人很快低下头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我是安阳市委书记兼林县县委书记。”他故意在“兼”字后面停顿了一下，说完，我们一起都笑了起来。原来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是钱老深深敬仰的老英雄杨贵啊！
我脑子里立刻回想起杨书记那句“头可断，血可流，修不成水渠誓不休”的铿锵有力的誓言，也闪现出他年轻时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蓝布装，扛着大铁镐，带领大家风餐露宿、劈山筑渠的情景。我激动极了，好像是“追星族”遇到了自己最崇拜的偶像，寸步不离，总想从他那伟大的精神宝库中再多淘到些珍宝。
无奈，天色已晚，我只得依依不舍地走出了《红旗渠精神》展览大厅，抬眼望去，只见长安街两旁华灯初上，犹如千万朵白玉兰含苞待放，映照着中南海的绿树红墙，我的耳畔仿佛又一次响起了钱老那句至理名言：“中国人很聪明，又最能吃苦，只要领导得好，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此时，我也更深切地感触到了钱老无尽的情与爱早已和这块多难的土地、英雄的人民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他能够为了使祖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苦难，使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奋斗一生，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
两张闪光的照片
：穆青
不久前,河南《安阳日报》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反映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如今已65岁的任羊成,又腰系粗绳,手执撬杠,攀援在悬崖峭壁排除险石的情景。看到这幅照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使这位老共产党员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我第一次见到任羊成是1966年初。那年,我到林县红旗渠采访。当时工地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除险英雄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那年任羊成才30多岁,担任工地除险队队长。哪里有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整天腰里系着一根粗绳,手拿撬杠和铁锤,让别人把他从山顶送到悬崖峭壁间凌空作业,打炮眼,除险石。长年累月地在崖间飞来荡去,他腰部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经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妻子帮他脱衣服时,常常心疼得流泪。
我采访任羊成时,红旗渠工程已基本竣工。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还用说什么呢?那一圈老茧,已经说明,为了红旗渠,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做出了多大的奉献!我为他披上衣服,说:羊成,你受苦了!
一句话,他眼里也顿时闪出了泪花。
那次采访,还有一些事深深地打动着我。
1960年秋,红旗渠修到行鹉崖,要从行鹉崖嘴下通过。那地方上不见青天,下面是滔滔漳河水。当地老百姓形容:"行鹉崖是鬼门关,风卷白云上了天,禽鸟不敢站,猴子不敢攀。"就在这么个险要的地方,由于放炮开山,被震裂的石块还不住地往下滚落。如果不及时地把危石除掉,水渠就无法开工。正是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任羊成自报奋勇下崭除险。当地两位老汉见他们在70多丈高的行鹉崖上观察地形,要从那里下崭,大声嚷道:"这儿上不得啊!那是见阎王的地方,上一个死一个。"任羊成一心扑在工程上,哪里顾得上什么危险!他让同伴们在崖顶砸实钢桩,看好大绳,自己便身系绳索下了悬崖。崖深风大,任羊成在悬崖峭壁间来回飞荡,多少次险些撞在石壁上,他都机智地荡开了。崖上的人为他揪心,崖下的人为他捏汗,可是他却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正当他抬头往上了望,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钻心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他想向崖顶喊号,但觉得满嘴麻木,怎么也张不开,舌头也动弹不得了。用手一摸,原来一排上牙全被砸倒,紧紧压在舌头上。他从腰里抽出钢纤,插进嘴里把牙别了起来,谁知用手一扶,四颗门牙都断在嘴里了。任羊成吐出断牙,又吐了一口血沫,摸摸嘴,整个嘴巴都肿了起来。
以后好多天,任羊成戴着个大口罩,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工作。
还有一次,任羊成在通天沟工地除险石。通天沟上伸出一道十多丈长、一丈多宽的青石崖,石崖两旁长满了带刺的葛棒。那天,任羊成把老绳搭在青石崖上,当他脚蹬崖壁用力荡起的时候,因老绳滑动,任羊成整个身子被抛进了荆棘丛中。邃然,一阵钻心疼,仿佛要把他撕裂成无数碎片,半寸长的圪针扎遍了他的全身。
任羊成倒在荆棘窝里,动弹不得了,哪怕轻轻动弹一下都会引起全身剧烈的刺痛。过了很久,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荡了出来,忍着浑身的刺痛继续清除危石。
黄昏下工以后,任羊成回到住地,对房东大娘说:"大娘,找个大号的针给俺挑挑身上的圪针。"
羊成一脱布衫,大娘吓得打了个愣怔:呀,孩子,你咋叫扎成这样!"她一边挑一边心痛地叹气:"这么多吃针,叫俺咋挑?"羊成说:"那就拣长的挑吧。"
不一会儿,大娘就挑了一手窝。羊成说:大娘你歇歇,叫你儿子来。
羊成脱下裤子,叫大娘的儿子挑下半身。小伙子一看,也吓了一跳,说:"去给领导说说吧,赶快请医生!"羊成说:"就是不让领导知道才叫你挑的,可不能说!"小伙子挑了一阵,两人又把扎在衣裳上的圪针摘净,撮在一起,好大的一堆。
冬天,红旗渠施工最艰苦,遇到风雪天危险性更大。当时工地指挥部有通知,为了保证民工的安全,风雪天暂停施工。可是任羊成怕耽误工期,总是看着风雪发急。有一次连下两天大雪,他实在坐不住了,悄悄率领三个民工,在四眉崭上燃起一堆篝火,让同伴们看好绳,便系上绳索一个人下崭了。
雪越下越大,任羊成在风雪中飞荡,不一会儿,他的头上、肩上便积起了厚厚的雪,衣服冻成了冰甲。从早上到晌午,他像一个雪人在半空悠荡着,等他除完危石下到崖底,手指都冻僵了。同伴们从崖顶下来帮他解下老绳,他两腿已经不能打弯,伙伴们把他扶到一个山洞里,用棍子敲去他身上的冰甲,又生起一堆火,好一阵才把他暖过来。
…….
任羊成的事迹,我本想再深入采访后把它写出来,但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此事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我心里一直不安。几十年来,每想到林县红旗渠,任羊成的形象就在我眼前闪现。我忘不了他腰间的那一圈老茧,忘不了他那满身的圪针,更忘不了一个普通农民对党对人民的那颗赤诚的心。
在1990年夏天,《中国记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我对任羊成的思念,河南《安阳日报》的两位年轻记者看到后,专程赶往林县采访,在群山环抱的任村镇古城村的偏僻山沟里找见了任羊成。当年英名传遍红旗渠的特等劳模,己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开始,他对两位记者的突然出现感到有些茫然,记者问他过去修建红旗渠的情况,他只淡淡地说:过去的事,提它干啥?"当记者转述了我对他的怀念之情时,他眼里立时泛起亮光,说:"穆社长还惦记着我这个大老粗?"接着他又说:"你们要是日后能见到他,一定代我问好。
当年初冬,那两位记者专程来北京见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了解到这些年来任羊成的一些简况:
红旗渠修成后,任羊成作为一名护渠工,一直守护在红旗渠上。"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和事被弄得黑白颠倒,林县也没有逃出那场劫难。当时,红旗渠被称为"黑旗渠"，修建红旗渠的人民功臣变成了"罪人"，任羊成和许多劳模一起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从没有离开红旗渠一步,每天仍不停地为红旗渠清淤、勾缝、治漏,直到他退休。
任羊成的家乡古城村,位于林县深山区,交通闭塞,土地瘠薄,红旗渠水一时还流不到那里。1987年,任羊成退休回到家乡后,眼看乡亲们吃水、用水困难,他便带头集资组织人员,昼夜打井。山区打井谈何容易,凿下去尽是石块。一口井打到15米深,还没有一点潮气。有一次,任羊成不小心失脚从井壁跌入井底,脚脖骨被摔错位,他咬咬牙坐起来,忍着剧痛自己猛力将错骨扳正,然后让人用绳把他从井底拉了上来,没过几天,他又拖着伤脚系着绳索下井了。
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为没有资金、井打到26米没法再打下去发愁。问他的生活,他什么也不愿说。据两位记者观察,他依然住在破烂不堪的土坯平房里,睡的是土坯上架的一块木板,家里空空荡荡,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记者说,任羊成每年还要上山开点荒,种点谷子、红薯,补充全家的口粮,看样子生活还很艰难。听到这里,我不禁一阵心酸,没有想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林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位为红旗渠出过大力的劳模,现在还是这样清苦。
我对两位记者说,建议你们向市县领导反映一下,最好能支持任羊成把井打下去。不能让为人民筑渠引水的人自己吃不上水,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啊!
临分别时,我特意挑选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请记者转送给任羊成。我在照片背面签了名,并写上"送给人民功臣任羊成同志"几个字。
两位记者重返林县古城村不久,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任羊成看到您的照片,感情非常激动,一边看一边流泪,老念叨着要去北京再同您见上一面。"
我说："我欢迎他来，不过，天气冷，他年纪大了，你们最好通陪他一起来，路上也有个照应。"
1991年初,任羊成由两位记者陪同,来到了北京。我在办公室里欢迎任羊成。一见面,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的心情都非常激动。20多年没见面了,我从上到下打量着他。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还是当年那一身农家打扮,只是脸上多了一些皱纹,鬓角长出了白发。他比我第一次见他时瘦了些,但两眼还那样炯炯有神。他给我带了一些小米和绿豆,说是他自己种的,表示一点心意。别看那布袋上还打着补丁,但我打内心知道,那袋里所装的是山里人的一片真情啊!
我们促膝交谈了很久。我问他当年腰里的那圈老茧现在还有没有?他说:早就不显啦,全褪了。问他脚伤留没留下毛病?他说没有。为了让这位来自山沟里的农民一睹首都的新貌,我特意带他到新华社100多米高的新闻大厦顶层参观。任羊成做梦也没有想到能登上北京的高楼,观赏首都的风光,心情显得特别高兴。在楼上,我指着楼下大街上来往如织的车辆,问他:"你看这楼有没有你们林县的山高?"他说:"有。"我说:"羊成,现在再让你捆着绳子从这里荡下去,你还敢吗?"他看看我,毫不犹豫地说:"那咋不敢,敢!"那神情,那语气,简直跟年轻时一样。
任羊成这次来京,我本打算留他多住几天,让两位记者陪他在北京到处看看,可他住了两天,只参观了天安门和故宫,就急着回去了。临走前,我对他说:眼看春节快到了,我给你带上点米、面,表示一点心意,回去后,见到当年红旗渠的劳模们代我向他们问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去林县看望他们。
1993年初冬,我同冯健、周原一起踏上去河南采访的旅程。原计划在豫西豫中采访后,再去林县,没想到由于大雪封山,我们被困在安阳,去林县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任羊成等几位红旗渠的劳动模范听说我到了安阳,冒雪从林县赶来。他们的深情,着实令我感动。
那天,窗外下着鹅毛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多度。一大早,任羊成等几位老劳模就来到我的房间,其中有钻洞能手王师存,有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20多年前,我在红旗渠采访时也都见过他们,这次重逢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郭秋英拉着我的手,眼含泪花,说:"林县人民盼着你来,俺都盼着你来呢!"我说:"这么多年了,能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
在客厅里,我左手拉着任羊成,右手拉着王师存,一同坐在沙发上。我摸摸他们穿的衣服,问他们:"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他们说,外面穿着大衣哩，不冷。我看王师存十分消瘦,问他是不是有病?他说:前年作了食道癌手术,恢复得还好。今天己是土拥着脖子了,想不到还能见到你。"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当我问到马有金、路银、常根虎和其他劳模的情况时,郭秋英哽咽着对我说,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八个特等劳动模范,如今只剩下四个人了。有的劳模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难,含冤离开了人间；现在活着的人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了不少委屈。任羊成说:"俺三个也是代表他们来的,替他们说说心里话。讲到这里,劳模们不禁失声吸泣,我和其他在场的同志也止不住热泪盈眶。
我一边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边劝慰他们:"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想它了,重要的是向前看。"
我说:"红旗渠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更是林县人民的骄傲。你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人民的功臣,是值得尊敬的人。没有红旗渠,哪有林县的今天。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我请大家随便吃点水果,把话题引到当前林县的经济发展上。我说:"现在林县的经济发展很快,10万建筑大军分布全国,乡镇企业也取得很大成就,林县己成为全省艰苦创业的典范。现在河南省委正号召全省学习和发扬红旗渠精神,全省的县委书记都集中在林县开会,你们应该高兴啊"
郭秋英说:"我们的命运是和红旗渠连在一起的,今天,林县还要再修一条新的'红旗渠',那就是'争百强县奔小康',我们还要起带头作用。"
任羊成说:"今年修整红旗渠我又上阵了,清淤、整堪、勾缝、补漏……我干了30公里。"
王师存说:"修整曙光洞,我身体不行了,儿子在工厂上班,儿媳就上去了。我还有两个孙子,我教子孙后代都要发扬红旗渠精神!"
这时,外面的雪停了,云散了,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我指着窗外,大声说:"你们看,太阳出来了!"一时,所有的人都面向阳光,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天晚上,劳模们返回林县,我们也乘车回京。离别时,任羊成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从那股热乎乎的手温中,我似乎听到了那发自彼此内心的一声:"珍重!"
自那次分别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在《安阳日报》上看到任羊成腰系绳索下崭除险的照片,知道他为家乡的建设事业,又重新披挂上阵,加入了劈山修路的行列。
我从过去的资料中找出任羊成当年在红旗渠工地凌空作业的照片,并把它同现在的一张放在一起。这两张闪光的照片,顿使我热血沸腾,心灵感受到极大的震撼。画面上同一个人,同样在凌空作业,而时间跨度却长达30多年。由此,我深感岁月的更替,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还在于他是否有一颗为人民奉献的丹心。
从这两张照片中,我看到了我国一代农民的心境,也看到了蕴藏在群众中的无尽的力量。它给我许多有益的启示,更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它用最生动最形象的语言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旗渠精神!
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4年2月26日
穆青1999年1月5日的日记中的记述
今天我同陶鲁笳、杨珏、李琦等同志一起写了一封给江泽民、胡锦涛的信,主要是为林县红旗渠劳模们平反的事。
一九七八年秋,林县由于杨贵的问题,把一大批当年跟随杨贵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劳模统统打成“杨贵帮派体系”,撤职的撤职,无职的开除党籍,当年最著名的特等劳模马有金、路银、常根虎都被迫害致死,活着的任羊成、郭秋英等至今仍含冤蒙屈。前几年我写了一篇任羊成的文章引起林县当权者的不满,直到前年江泽民去红旗渠视察,指名要接见任羊成,才不得不使他露面。去年秋天,我同杨贵一同去林县,许多劳模要见我们,林县还在阻挠,除任羊成外,别的人就是见了也不许见报,不许上屏幕。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红旗渠的故事片。中央和河南省都在号召发扬红旗渠精神,而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劳模还蒙受不白之冤,实在不可思议！
我上书中央,就是为了声张正气！(引自张严平著《穆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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