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聊赖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度过，掩耳盗铃的不敢想往后的生活，忆念故去的亲人分明早已知晓，以金钱论英雄的年月里，也想爬爬格子去赚取一点稿费，可绅士精英那会放过这汗浸血染招人讨厌的非“包容性”文字？姥爷在我的印象中棱角分明，与我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可精神意识上却又留下很多很多，生活中处处伴随着我，几写几放，聊作消遣，今秋舅又撒手而去，遗像中他冷毅哀怨的眼神一直鞭策着我，敲打着我，一次又一次给了我力量。
姥爷生于民国初年，是豫西北林县的一位农民，一生勤俭朴实，“能工巧匠”用在他身上可谓不折不扣。石木瓦隔活不挡，木工是他的本行，十里八乡很有名气，合作社时期得到过地方政府的认证。姥爷最自豪的莫过于称赞他家为“木匠户”了（父子两代木匠）。我记事时他已年近花甲，中等偏上的个子，挺直的腰板，花白的头发，目光如秋水般的沉静，走路是大步，吃饭是大口。
姥姥家的成份是下中农，几亩山地仅不止于挨饿。姥爷外出务工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解放前多在民国时期“模范省主席”阎锡山的属地，那时的农民工还属于游击战小打小闹的时代，姥爷凭借纯熟的技艺不时捉弄一下吝啬的房主，房子瓦好后还有一处漏雨，换了可疑的瓦依然如故，不得已找到他们，他会提醒房主：“换瓦的地方隔一尺（吃）”。锅灶炕砌好后，烟囱中间放一张小棉纸，看着透明不排烟，山西的小土财主不得不犒劳他们一顿。
豫北的太行山区人多地少，自古缺水，庄稼一般只种秋季，种小麦好年乐景也只收二百来斤，农民外出肩挑步行，春去冬回。去时犁过来地，苫好茅草屋，填好土墙头，在红旗渠的故乡已有几百年历史了。毛主席时代在土地上掀起了集体化兴修水利的革命，姥爷才不用长年累月地外出，在那个年月政治就是灵魂，但姥爷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当过什么小组长之类的，最负责任的就是生产队里的棉花技术员。他的生活从容淡定，为人从不附言趋势，炉火纯青的手艺更是风骚人生几十年，从木器合作社到红旗渠工程，或集体或街坊的建房打家具。
母亲妹妹四个，我只有一个舅，受农村传统的影响，姥爷对舅十分的偏爱，吃食堂时姥爷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总要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回五公里去学校为熟睡的舅掖一下被子，摸一下他的脸。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在旧社会是要饿死人、卖儿卖女了，全家除舅外都饿成了浮肿病，姥爷更严重，腿上一换一个坑，许久起不来。
人民公社时的外出是集体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在六十年代已建起了砖瓦窑和工程队，社员轮留着去，收入要比在生产队稍高一些，人人盼着去，交集体外每天也就只剩一二角钱，但吃穿用就医，子女上学，一切有集体兜着。舅禀性柔弱，在姥爷的严教下，他的木匠手艺也算是门里出生了，集体的农具用品很多留下了他的手迹，找姥爷做活的人很多，常常让生产队长发愁。姥爷有时也开个玩笑：“吃面条儿做面条活儿，吃红薯做红薯活儿”。
红旗渠建成后，林县如江南水乡，耕地也是半机械半骡马化，“40”“50”的东方红拖拉机拉着双铧犁深翻土地三四十公分，地面上是厚厚的一层农家肥，小麦亩产过黄河（八百斤）跨长江（一千斤），人均四五百斤，但有约四五成的小麦和部分红薯片都缴给了国家。姥姥家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当时最好的，劳力壮工分多为高标准，人分小麦一百九十斤。我家姊妹五个，父亲的身体不好又当着一个挣工分不多的支书，人分小麦为照顾标准一百四十斤，集体往来账上经常有名。现在想起，我四五岁时很怕吃春天的晚饭，没有了红薯，母亲时常在小米稀饭中煮那个红薯面里包着细谷糠的糠，粗沙难咽，我时常地糊涂母亲。姥姥家里蒸的是发酵糠，不仅没有谷糠，而且还掺有白面、玉米面，梁下的篮子里还时有白馍，姥姥慷慨也不用躲妗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家三件宝——缝纫机、小推车、织布机。七五年（我六岁），我家与邻居家同时做小推车，人家六天做了两挂，我家的姥爷做了五天还有一点没有完工。母亲单独与姥爷做一份吃的，当然没有我们的份（不过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难以下咽的糠了），我们姐弟好几次与姥姥诉苦：“俺家的白面都让姥爷吃了”。邻居家的小推车换过几次不知道了，我和弟弟成家后又买了一辆新的，这辆新的用铁板铁丝加固过多次了，一用它仍叫唤不止，而那辆历经三十多年风雨，元老辈的小推车，有的地方磨断了，仍铁板一块，七十年代末我家又添了一台织布机，父亲愿意让姥爷来做。姥爷才说：“常言道，‘父不夸子’，不过我知道他会做好”。
“宁吃年轻苦，不受老来贫”，既是格言亦乃人人所愿，那个大锅饭就颇有这样的韵味，青壮年在艰苦奋斗战天斗地，而对老年人来说则是一个天然的敬老乐园，按体力的强弱，人尽其材，使他们力所能及地做一份事，喂牲口、放牛，护麦（秋）场，管理菜地……，难忘早饭时节的饭场上，种菜的爷爷会微笑着递上一把滴着露汁的莙荙菜，或毛茸茸的南瓜秧头，芳香四溢的南瓜花会有蜜蜂跟着飞来。合作医疗的普及，使他们的工作井然而不忙碌，姥爷的晚年转入了集体的林业队，护理林坡果园。种地的老农，不能下地的反而有病了。
七七年，姥姥不慎从楼上摔了下来，人们都说姥姥再也不会站起来了，我想到痛处，放学后扶着姥姥的炕沿很是抽噎了一阵，姥姥不久又得了脑动脉硬化，姥爷和父亲用生产队里的汽马车，拉着姥姥去县城，去附近几个公社的卫生院，姥姥居然又站了起来，又成了家里的后勤部长，我的内心欣欣然，第一次觉得常识并不可信。
建国以来的每年冬天，村里都会组织文艺宣传队，有戏曲、快板、三句半，只是文革后不再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内容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歌颂红旗渠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唱响集体的优越性。小姨出嫁前一直是宣传队里的台柱子，正式的品戏往往是三乡五里的串演，而自己熟悉的人一登台，一句名词，一个动作常常哄场大笑，再次开始的演幕常常发生。
老人讲究百年后有一座青砖白缝的墓室，也是山里人最后最大的奢侈，但姥爷舍不得，他把墓穴挖深，用石块石板“金字塔”似地建造了他最后的家，寿材更是精工细做，曾说“甭看这货二寸厚，二寸半的也不换”。现在看来姥爷的墓穴无疑是最坚固的，可见人为流行的有时并不是好东西，先前纯赏尼龙毛料，生猛海鲜，现在农家土布成了宝，“土包子”的荒食菜蔬登星入堂，魁领群芳，冠名曰“纯天然”，如此说来那个时代就是超级天然了，不仅蓝天白云，而且安居乐业，靠双手劳动的农民，生活优越于这个书记那个长的，不仅生活的有尊严，而且生活在可持续发展时代了。农家肥为主，自然生长，七十年代末已保证了一天一顿的面食，吃不完的小米玉米，蔬菜应有尽有，那时的面条真香，现在想起来仍馋，南瓜放不多的油，用柿子醋一溜烧熟，中吃一大碗，成堆的扁豆角最犯人，吃了心燥，就从锅底盛一勺面香的扁豆子盖在金黄的小米粒上……。
土地包产到户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不复存在，那些挣着生产队工分的赤脚医生，教师被以优化、上台阶、上水平为名的考试赶跑。我上学时夜郎自大，上大学是我最大的心愿。出了我村那个小山沟，上了不到一年的学，才知道随着那些“泥腿子”的消失，我这个“小泥腿子”自然无学可上，（初中特别是高中急剧减少，招生有限，又考只有少数人学过的英语，一门否决）父亲训导我学木匠，其实我不愿学。姥爷才唯一的一次开导我：“‘家有财产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他也赶着做了一张耧，担心他家人少说是让我两家合用：“真忙不过来，用锄深扒一遍就能耩，过去单干就是这样，‘人哄地皮，地哄肥皮’，先凑和着走吧”。村业队也解散了，姥爷也只有专职务农了。
我能称“匠人”出作品时，姥爷已中风，说话心口不照，痴痴呆呆的，有一次见了我的成品连说“不直”。其实我知道我做的那活儿与姥爷做的相比那真不叫活儿，懂了一些匠人之道再去姥姥家，去一次便多一分对姥爷的敬重，合过的门开关沉稳自如；十多公分宽，两公分厚的枣木小板凳结实大气，微弯上翘的两头如翻卷着的浪花；条机上含苞欲放的花骨朵；风门上凌空飞翔的燕子……，每一块砖，每一面墙壁，即便在最不起眼的门旮旯儿，即使用黄土麦秸泥所抹，它的平整与垂直，使你不得不惊叹姥爷做工的精细。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浩劫年代”，很难想象，姥爷居然有这番“小资”逸致。
合作医疗消失后的不久，姥爷与姥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舅外出打工农忙时节常不回来，姥爷天不亮就上地，尘土与汗水和成了泥又干在了他那黑黄色的皱纹纵横的脸上才无力地收工。他割的麦子很整齐，已成铺了仍清晰可现一把把攥过的痕迹，风是刮不乱的，收麦子后干净的不用再捡拾。表弟表妹年纪尚小，牲口拉的板车变成了肩扛担挑，这可苦了身体单薄的妗子，六口人的庄稼一担一担地翻山越岭。
中风过后的姥爷挣扎着爬到小屋的门后，从土里刨出了一个小瓶，里面有存折现金计两千多元，那是姥爷的一生，劳动日从五毛到一元的毕身积蓄，也凝结着母亲姨舅妗的汗水，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数字，在“养懒汉”的年月里，姥爷姥姥横竖花不完，贬值更是天方夜谭。姥爷不顾身体的衰弱，不停地往地里跑，他家地里从不长草，初秋的一天，上午出去半下午才回来，手里取着一棵青玉米杆，身上满是泥土，头、脸俱被跄破了，估计是跌倒在了岸豁里，挣扎了几个小时才爬了出来，姥姥也躺在床上好几年了，米面煤放在灶台上，春夏秋冬屋里生着一轮火，他们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在饭里滴上几滴香油。（姥爷不会做饭）
当时拜金之风日盛，舅常年在外，顾了外顾不了家，花钱常常捉襟见肘，姥姥姥爷又是如此，妗子少不得怨天尤人，几番通货膨胀，姥爷的积蓄所余已不够一人的丧葬费用，他有时口渴了，就从水缸里舀几口生水喝，加上体力的不支，姥爷的身心日益沮丧、落魄。
八七年八月，姥爷几乎不能吃饭了，妗子找来了医生，诊断为胃炎，用过药应该会好的，但姥爷拒绝用药，打吊针他伸手把液袋拽了，他对人生已不再有丝毫的留恋，更不愿再浪费无为的钱财徒增舅的负担，啥时与舅拍电报成了疑难题，回来早了误了做工，迟了呢？当时的劳动日已升值到了十元，六七日午后的四时左右，姥爷看了刚进门的舅一眼，便驾鹤西去了，寿七十三岁，另走没有用一分钱的药，上午还要下地方便的被拦住了，是母辈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为姥爷擦洗，母亲说到这里，都会泪流不止地说：“你姥爷可真刚强！”
改革开放初时，批停阶段斗争，不争论地发展经济，先农村后城市，并提出了一个到二十世纪未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有了钱好啊！那个闭关锁国的年月里很多人没有出过远门，现在想去那里就去那里，人们心中振奋。八四年我和舅在北京的一个工地，近三米长的门框料舅一刨子推到头，摧出的刨花如高昂着头的蛇窜过他的脑际，晚饭时把脚放在水泥袋里，或端着饭盆在楼顶不停地走，以躲避蚊子的叮咬，劳动日值五元。八六年我们在郑州，工地已有了电刨，重活险活，先人后已，外地的民工连续出了几次伤手事件才该着我们这本地的“嫡系”了，我的手跟着皮带轮转了一圈，两根手指甲被连根拔了出来。在烈日的暴晒下，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不愿蹲，裤子烫得腿疼；晚上睡觉，身子如同印模沾着汗水印在了褥子上。我年轻幼稚，往往去冲一个凉水澡，冻得牙齿打颤，秋天回来大病一场，身子多少年后才缓过来。舅每天上二十四扇木窗扇，蹲倒、俯下、托起，劳动日值升到了九元。
黄豆芽吃的腮帮子酸，土豆吃到眼发朦，茄子吃到如同在碗里撒下一把嚼不动的芝麻，什么便宜什么就是我们碗里的菜，一天喝十几斤的水很少小便，尿液微红发黄，尿道灼痛。月亮伴着强光灯，每天都劳动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工资长的快，物价涨的更快，“发家致富”、“振兴经济”的口号如同吹破了的猪尿胞在人们头顶炸响，很多人从春梦中醒了过来，离开了官僚与资本，靠双手掏力挣钱比登天还难，实践再一次无情地检验了“钱难挣、屎难吃”的真理。如此的春去冬往，舅一去便是近三十年，建得广厦千万间，其间曾有两次早退休养记录，一次是电刨伤手，再次是钉子扎住脚成了疮。
舅现在住的房子是二十年前建的，当时为了表弟能早日成家，戳窟窿捣眼睛，表弟成家后这所房子已很少投入，二楼如透风的凉堂麻雀穿窗而出，栏杆扶手还没有列入规划，住室的纱门处更是空有其雕，即没有闲钱又无时间，包括舅的墓室寿材，也是病重后请人建做的。舅家的生活也算是风平浪静，但“好汉难顾三张嘴”，生活的重担一直沉甸甸地压在肩头，过去在村里就能上到初中毕业的学校，现在只有一名教师，一二年级的三四名学生，表弟家的那位未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由表弟媳带着租住在县城，表弟当农民工也有十几年历史了，现在“天涯海角”为那些有产阶级建造着旅游的“行宫”，面对几何倍数翻番的房价，咬牙付了首付，他们对生活的憧憬仅仅是在有学校的地方有一所不用那么大的住所，在那里就业是不敢奢望的，即使再“日日挖沟，天天拆迁”地扩大就业，再“楼歪歪桥脆脆”地加强经济循环，一个没有资源可挖的县城不可能落纳下十几万农民工，供人选择的注定只有千里遥遥的山南海北，只有高高的脚手架。陪伴人们的是烈日，是寒风，是低矮的工棚，是没有门窗的钢筋混凝土灰色造形，是改革先锋歧视的白眼和尖酸刻薄的语言，而家乡的一亩三分黄土只是我们最后的归宿。
舅得的病是食管癌，这种病在河南林县是一种地方病，翻看八九年版的《林县志》，六十年代未，国家已在林县设立了食管癌研究所，建立建全县社队的三级防癌网。七十年代中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去胺、粮防霉、改善饮食习惯的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走访、研究、排查，直至迁出省外的人群。集体在各家各户醒目的墙上书写预防的顺口溜，我们刚识字时还跟着从那里学：“食管癌能治好，关键在于抓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老师家长多次告诫注意的习惯，县社为各个大队培训了细胞学检查人员，实行拉网排查，定期检查，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些都是在“十年浩劫”期间的作为。伟人创造环境，凡人适应环境，很多人总结人生归纳为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人均寿命提高几十年也是命运，可以肯定，如果再有一个这样的十年，林县及方圆地区也可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地“借问瘟君何处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了。这只是假设，事实是中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二，而林县的储蓄存款连续多少年来保持河南首位，恰恰就是这条冻僵了的蛇，这只苏醒过来的猛兽，三十年多年后吞噬了舅的生命，肆虐暴孽，残害、支离破碎了无数乡亲的家庭，翁与婆，母与子，兄与弟，活生生，鲜淋淋。
这种病初期症状轻微，有明显感觉时已是中后期。“定期检查”，“拉网排查”，很多人已经淡忘，现在想必是公务员或离退休干部的待遇吧？2009年麦收期间，舅已有了感觉，吃五谷杂粮的老百姓，小病小灾的忍忍也就过去了，直至秋后确诊手术。一直瞒着舅，说是胃溃疡，舅才五十八岁，筋骨中的活力还是有几分可取的，他也盼望着早日康复，好再为未来的房子增砖添瓦。
今年秋前，得知舅病重，我又回去看望了一回，癌症已扩散到了他的肝部，不能吃亦不能用药，颧骨、嘴巴瘦的老高，看到我舅背过脸去拭泪水。病故的时节，正值收秋种麦，第二天我趁闲回到几步之遥的家里，喝了一点酒，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想稍憩一会儿，因晚上还要守灵，年过七旬的娘亲挂念我，不久也跟着回到家里，谈时说到舅得病的那年春天外出时很不高兴，他隐隐约约已感觉到了什么，因是下午的车，舅先到县城我姐家，见到我姐，背着行李的舅泣不成声地抽泣了一阵，舅躺在地上后，母亲才说与了妗子，连日来在人前硬撑着的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扑到灵前，抚尸拗哭，原来近几年每到外出，舅一边准备一边心情烦燥，心事重重，农民工天生在外谋生，守着几亩薄田的日子不可想象。舅一生性格木讷内向，不善表达，有时春节回去见到舅，总是浅俗问候在哪里做工，工资多少，很少触及到他内心深处的感受，舅对外出厌恶到如此的程度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也总是多备些酒菜，让到表弟房中，取出留心备下的戏碟。姥爷的刚强，在舅舅生命的最后抉择里同样显现，我不禁用被子蒙住了头，悲从中来，可能有了响动，走出二门的娘亲又回来劝我：“咱县人成千上万，整个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啊！……”
晚饭洗手时，舅的一位自家兄弟，让我摸他凹凸不平，僵破如脚底板一般的变了形的手掌，叹道：“外甥儿啊！我们活的还不如牲口，牛马还有农闲的时候，农民工一年四季哪有安闲？还是早些死了好！”
深夜下殓，妗子如同舅外生一般，把洗尽了的假牙、牙缸、牙刷放到舅的耳边，最后取出了一部小收音机说：“每次外出，总忘不了叮嘱取收音机”，我的头轰然胀大了许多，恨不得摔碎他，不愿让舅再看到这伤心的东西，这是舅晚饭后睡觉前就那么一丁点时间的消遣用具，转念一想，进入阴曹地府的舅也许同样用得着，丧事照例请了一班娱乐班，这也是来为舅送行的留守的人们，无奈却不愿，唯数不多的目睹真人演唱的机会了。
第三天出殡，我早早的陪表弟跪在灵堂上，迎候亲属邻居的凭吊，他们相互打着招呼：“今年犁地了吗？”“耩麦子了吗？”不时算一下小账“一亩地一袋肥料110（元），犁地90（元），再加上麦种打场往回拉，最少300元，亩产500斤，一斤一元，如春天无雨，麦种还收不回来……”这些中老年人中有很多都是当年学大寨的老党员，原来现在大多耕地不仅恢复了靠天收的只种秋季，还多是两年、三年才犁一次或用镢头刨一遍，听着这些寒暄，我的心阵阵发凉，凝视着舅的遗像，现在的科技是很发达，它可以除去舅脸上的斑纹，但无法改变他冷毅哀怨的眼神，舅几十年如一日，挥汗如雨的镜头一幕幕涌上心头，想舅这一辈子，苦也吃过了，罪也受够了，现总可入土为安了，但愿下辈子再也不要转农民了。不，没有，几天后，政府机构中那个最未尾的什么自治组织，软硬兼施，从舅为妗残留的不多的养老钱中，以没有火化为由挖走了几千元。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没有轰轰烈烈，没有青石留名，姥爷、舅，普普通通的社员、农民、农民工，一如静静的来，悄悄的走了。人生是一部书，家庭则是一部连绵不断的史书，无不深深地烫刻着时代的烙印。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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