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凤凰周刊》记者杨桐先生，您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旗渠政治史”，登载到互联网上，揭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红旗渠受到源头缺水和管理废弛的双重制约，几乎失去重要功能”，也发现了围绕红旗渠而形成的“保渠派”和“废渠派”的斗争。您作为香港一名记者关心红旗渠亲自到林州调查采访确实难能可贵。据我们所知，陪同您采访的人中有的历来就是攻击反对红旗渠的人，采访的对象雷庆祥更是反对红旗渠的急先锋，他们继续反杨贵反红旗渠，歪曲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数字。《凤凰周刊》在国内外是一个有影响的刊物，以尊重事实敢讲真话闻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向您提供真实情况，让您对红旗渠对林县（现林州市）问题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欢迎您再来林州采访，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
下面谈我们的几点看法，供您参考。
当年该不该修建红旗渠？
您文中写道,“1961年，红旗渠开工不久，就被举报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建设，是‘大跃进’造成的‘左偏差’。时值三年饥荒，即使是打通咽喉地带的突击队口粮亦只有一天六两。不少人得浮肿病在工地上倒毙。岩崩、爆炸事故、坠崖亦夺去了大量人命。一种说法是红旗渠的死者远远超出了189人的数字”。
“此外，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被驱赶上工地修渠，批斗会和施工同时进行。过于惨烈的伤亡和政治挂帅，埋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护渠人郭换朝讲述，城关公社的槐树池大队有10余人在修渠时死亡，村民迁怒于指挥他们干活的城关公社社长史丙福，史在文革中下放到槐树池接受‘再教育’，羞愧之下跳入水库自尽”。
“匮乏的水资源，让红旗渠在林州人看来是‘保命渠’，又被涉县人看成‘夺命渠’。该县的跃峰渠同样从漳河取水”。
“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农民为争水源架土炮对轰”。
首先，应该纠正文中的错误事实：
“突击队口粮亦只有一天六两”。这里所说的突击队似指打通红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的突击队。爆破除险队长任羊成自始至终参加了凿通青年洞的工程，任羊成说突击队共有300余人，每人每天保证口粮1.8市斤。这里有一个红旗渠工地民工粮食、生活费补助标准，抄录如下：
红旗渠工地民工粮食补助标准：
工地干部、民工吃粮，除带原单位、生产队分配给自己口粮外，到工地进行补助。每人每天补助粮食：1960年2月至4月，干部1.5市斤，民工2市斤。5月至8月，干部1.2市斤，民工1.8市斤。9月至10月，干部0.8市斤，民工1.2市斤。11月至1961年5月，干部1.2市斤，民工1.5市斤。6月至1966年5月，干部1.2市斤，民工1.8市斤。
红旗渠工地民工生活费补助：
工地民工生活费补助，每做一个工日补助生活费：1960年2月至10月，0.25元。11月至1961年5月，0.6元。6月至1963年12月，0.2元。1964年1月至4月，0.3元。5月至1966年5月，0.5元。
王文全是原红旗渠工地办公室主任，后任工地副指挥长，红旗渠建设10年，他在工地工作了10年。王文全证实：我自始至终在红旗渠工地工作，没有发现一个民工得浮肿病的，根本不存在“不少人得浮肿病在工地上倒毙”的事，不知道写文章的记者是从哪里听来这些没根没据的话。
王文全说，工地成立了一个教师营，全县教师每人到红旗渠工地劳动3个月，和全县群众一道为修建红旗渠出力。说什么“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被驱赶上工地修渠，批斗会和施工同时进行”，这是压根就没有的事。
为修建红旗渠而牺牲的精确人数是81人，有名有姓有地址,林州《红旗渠志》“献身人物名录”记载，“在红旗渠建设中有81名干部和民工献出生命。其中在总干渠建设中（含加高加固)献身的73名；三条干渠建设中献身的8名。他们是为人民而死，他们的英名将同太行山河永存”。并列有详细的“献身人物名表”可以查对。
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其中包括生命的代价，这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常识。红旗渠修建于崇山峻岭之中，悬崖峭壁之间，环境艰苦工具简陋，工程浩大，历时10年，不可避免地会有人员伤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组织措施的加强，伤亡情况越来越少。如果有人借施工有不可避免的伤亡来指责红旗渠，不是认识上幼稚就是别有用心。死亡189人的数字是怎么得来的？这是有人故意扩大死亡数字，以此证明红旗渠是“死人渠”，以达到他们诬蔑否定红旗渠的目的。
1960年6月12日红旗渠总干渠山西段，城关公社谷堆寺工地因山石塌方，民工死9人伤3人。当时史丙福是城关公社社长、红旗渠工地分指挥部指挥长。1960年12月全县在干部中开始“反五风”（反浮夸风，命令风等），那时史丙福正在城关公社大屯大队驻队，他联想到谷堆寺工地山石塌方事件，为此自责不已，陷于沉痛中不能自拔，于1961年元月投入大屯村水库自尽。不是您在文中所说“村民迁怒于指挥他们干活的城关公社社长史丙福，史在文革中下放到槐树池接受‘再教育’,羞愧之下跳入水库自尽。”把史丙福的自尽时间从1961年1月推迟到文革时期，由1960年12月“反五风”捏造为在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给您提供情况的这个人要说明什么问题，意欲何为，确实令人费解。
林州人把红旗渠看作“保命渠”这是真的，不但如此，还看作是“幸福渠”、“母亲渠”；说涉县人把红旗渠看成“夺命渠”，这是有人对涉县人民的恶毒污蔑，是挑动破坏涉县人民和林县人民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现举一例加以驳斥：在修建总干渠的时候，河北涉县邻近林县东岗公社的槐疙瘩大队的社员曾经要求和林县群众一样到干渠工地劳动，深深感动激励了林县群众。在修建三干渠东岗公社丁冶渡桥的时候，涉县槐疙瘩村的群众自带工具和干粮参加修渡桥的工程，和林县群众一样干劲十足，每天早来晚走。丁冶渡桥全长一华里，桥下是公路，桥上流渠水，浇灌林县东岗公社、河北涉县槐疙瘩大队、河南安阳县都里公社的田地，丁冶渡桥附近的三县人民共同受益，这是两省三县群众共同建成的一座团结桥。红旗渠同样被三县群众视为幸福渠。
林县修建红旗渠得到山西省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发扬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崇高风格，给林县人民以无私的援助。红旗渠首和总干渠20公里渠段都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平顺县人民献出渠道占用的土地、房屋、树木，为林县修渠民工腾出住房，为受伤、生病的民工送来饭菜、茶水，不分彼此，亲如一家。林县方面对修渠占用平顺县有关村庄的田地、房屋、树木全部作价赔偿，还在平顺县境内20公里的总干渠道上为附近村庄留下几十个出水口，供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当时有一首诗歌描写了林县和平顺县人民的深厚情谊：林平两县一家人，互帮互爱情谊深。同心携手搞建设，党把万心结一心。
有人把漳河两岸的极少数地方矛盾，故意夸大其辞耸人听闻为“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农民为争夺水源架土炮对轰”；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个数字：“林州与涉县之间因为争水产生摩擦30余次”，统统归结为“源头争水”，归罪于红旗渠。两岸个别村庄发生矛盾纷争的地点远离红旗渠源头二、三十公里，与红旗渠根本不相干。如1976年平顺县合漳村与林县古城村的一次矛盾，根本不是因为水源问题，而是两个村庄的群众因为在漳河河床内挡水营造稻田而发生纷争，怎么能说成“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农民为争夺水源架土炮对轰”？可见有些人为了给红旗渠抹黑不惜捏造事实。
有些人认为，因为“红旗渠开了头，两岸三省在漳河上游竞赛般修建引水渠、拦水坝和电站”，言外之意，是红旗渠引漳河水开了一个坏头，不修红旗渠就不会发生“源头争水”矛盾。这是某些人对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恶意打击。难道林县人民应该安分守己永远做大自然的奴隶？永远在干旱缺水的环境中挣扎？红旗渠建成极大振奋了林县人民的精神，振奋了两岸三省人民的精神，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才是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内在逻辑。正是红旗渠的修建为两岸三省人民团结治水、合理用水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据林县史志记载，自明朝正统元年即1436年到1966年的530年间，林县地面非旱即涝，天旱没有水，天涝水成灾，天旱缺水是困扰林县的主要自然因素，史志中“大旱”，“频逢荒旱”，“大荒”，“人相食”字眼频率最高，林县人外出逃荒就是逃水荒。一首民谣真实地概括了林县的历史面貌：“秃岭光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非旱即涝的景况则是“没水把雨盼，下雨冲一片。冲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林县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穷山恶水的现状！
红旗渠建成后林县的生产条件，以及群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九旱滴水贵如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67万人口和3.7万头家畜吃水有了可靠的保证，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产量由开灌前的亩产196.4公斤逐年增加到1979年的417.35公斤；林县水的问题解决之后，“五小”工业和林、牧、副、渔各业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红旗渠为主干库塘渠配套的水利设施形成了一个能引水、蓄水、灌溉、排涝、发电的水利网络，极大地提高了防御旱涝的能力，仅上世纪七十年代红旗渠即引水37亿立方米，大幅度提高了林县的地下水位。现在林州城区面积扩大，高楼林立，今后几年城区人口将增至40余万，如果没有红旗渠，别说经济社会发展，连基本的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
以杨贵为书记的林县县委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集中代表了林县人民的愿望和意志，“宁愿苦干不愿苦熬”，“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毅然决然地修建红旗渠一举解决了林县干旱缺水的自然面貌，使穷山恶水变成了青山绿水，奠定了林县发展的坚实基础。凡是站在林县人民大众立场上的人都会说红旗渠应该修，修得好！
红旗渠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光辉体现！
按照有些人的说法，红旗渠开工是“大跃进”造成的“左偏差”；是“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建设”；民工“口粮亦只有一天六两”，“不少人得浮肿病在工地上倒毙”，“夺去了大量人命”“死者远远超过189人的数字”；为修渠迫害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为修渠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因为修红旗渠造成“政治恩怨难分解”；红旗渠“开了头”，山西、河南、河北“三地争水日益激烈”。总之，红旗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修建，这是林县文革中靠反杨贵反红旗渠起家的打砸抢头子雷庆祥的一派胡言谬论，早已被林县人民的伟大实践剥得体无完肤，雷庆祥旧调重弹，只能说明其反人民的态度顽固不化。
现在该不该重修红旗渠？
您可能采纳了某些人的看法，认为红旗渠“不是一项可以任由自然淘汰的工程”，因为“红旗渠的荣辱兴衰，已经成为某种超出林州范围的政治风向标”，暗喻红旗渠若不是政治原因，已经成为自然淘汰的工程了。文中还写道，“武家水村一村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红旗渠的荒废是一个大形势，谁也逃避不了’”。“即便能用到红旗渠水的土地，农民们也轻易不敢浇地，因为用水的代价太高”，成了“用不起的红旗渠水”。“林州中部土地上机井遍地开花，红旗渠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今年7月3日，红旗渠的上半年引水量已经统计出来，共从漳河引水4000万立方米，不足全年目标1.7亿立方米的24%。3年之后，投资10亿的红旗渠重修工程完工，水源必将更加稀缺与昂贵”。
文中援引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敏建的话，“如果现在无水可引，引了也用不起，修它干什么?”
由上所引述，广大读者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红旗渠没有必要重修，投资10亿元的红旗渠重修工程完工后将徒劳无益。
事情真的如此吗？让我们逐一加以剖析。
近些年气候变化雨量有所减少，再就是漳河上下游左右岸工农业用水量增加，这些都不是红旗渠水减少的根本原因，危及红旗渠最为直接的致命因素在于有人蓄意破坏了红旗渠的水源（后文对此专门叙述）。1980年，红旗渠首所在地山西省平顺县石城村在某些人的支持鼓动下，破坏林县和平顺县双方签订的关于红旗渠的协议，在林县永久买下的地段——红旗渠拦河坝内上游400米处凿洞修渠引水建立一座小水电站，装机200千瓦，破坏了林、平两地结成的长久友谊，常年从红旗渠拦河坝内引走了4-5立方米/每秒的水。
在1980年代漳河水量充沛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大问题，但近些年平顺县石城电站引水已关乎红旗渠的生死存亡。由于红旗渠拦河坝上游建有一个平顺县侯壁电站，拦截15立方米/每秒流量用于发电，在漳河枯水季节侯壁电站来水不足5-6立方米/每秒的流量。石城电站在红旗渠拦河坝内筑坝，引水渠宽2.6米，渠水深2.1米水流急速，如按流速1米算，为5.46立方米/每秒，每年从红旗渠大坝内引水1.7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红旗渠拦河坝内的来水客观上优先保证了石城电站，石城电站用不完的水才能流入红旗渠。
问题不仅如此，还在于进入红旗渠的几个流量到不了林州境内就没有了，因为在平顺县境内20公里的总干渠为附近的村庄建有42个放水口，还建有二闸门石城电站，耗水1.5立方米/每秒。二闸门石城电站和42个放水口要消耗不少于4-5立方米/每秒的流量。
山西平顺县石城村电站于1980年在红旗渠首凿洞修渠引水不合法不合理应当封堵关闭，即便达不到这一步，也应执行1989年国务院42号文件，国务院文件明文规定：“石城水电站的运行条件：在三至六月的灌溉高峰期，当上游来水大于十秒立米时发电；其他时间，当上游来水量大于六秒立米时发电”。
只要严格执行国务院（1989）42号文件红旗渠至少可以保持6秒立方米的流量，加上丰水季节再加大一些流量，全年至少可引水1.8-2.0亿立方米。
据《林州水利史》记载，截止1982年底，红旗渠下共建成小型一、二类水库47座，库塘344座，塘堰1320座，小型水库和塘堰共1711座，总兴利库容6857万立方米。如果破坏的渠道不加以修复，这些水库塘堰从哪里蓄水？
所谓“林州中部土地上机井遍地开花，红旗渠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是不了解林州的历史和现状。林州如果地下水充裕，那么就不用修红旗渠了。现在一些地方的机井，完全得益于红旗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大幅度提高了林县的地下水位，那个时候红旗渠每年引水3.7亿立方米，加上水库共有水4.1亿立方米。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看，现在地下水普遍下降50米，有些机井因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而报废，有些机井必须重新往深处钻探才能见水，靠机井解决林州水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况且长期大量采用地下水会造成环境生态问题，所以说机井代替不了红旗渠。
由于多种原因，用红旗渠水浇地农民用不起。现在很多地方机井水也用不起了，同样因为水价昂贵。林州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农田不种小麦只种一季玉米，因为无水浇地。
林州人民呼吁重修红旗渠！
林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呼吁重修红旗渠！
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代表市委、市政府作出“珍爱生命线，重修红旗渠”水利建设三年（2011—2013年）大会战的决定，发出了林州百万人民的心声，是一项有利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也必将有力推动“全面建设三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的进程。林州市委、市政府的规划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作了一番仔细论证的。为解决水源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建设金牛山水库，推进马家岩水库的后续工程，争取南水北调水源向林州反调水工程，完成天桥渠引水工程。如果能利用当前全国水利建设大好形势，敦促海委漳河上游管理局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1989）42号文件关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电站的运行条件，保证红旗渠首7-8个流量，省时省力省资金，重修红旗渠规划将更加完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敏建认为红旗渠“如果现在无水可引，引了也用不起，修它干什么？”是对林州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论。陈敏建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轻易地作出如此不科学不实际的结论，实在有损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声誉。
红旗渠不但应该重修，而且重修正当其时；红旗渠不但不会被自然淘汰，而且会越来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红旗渠精神愈益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红旗渠岂止是“超出林州范围的政治风向标”，已经定格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典范。
红旗渠受到历届中央领导的赞扬，周恩来总理誉之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之一”，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会议就带有红旗渠电影胶片。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及其他中央领导亲临红旗渠视察，大力倡导红旗渠精神。
中宣部2005年发文指出，红旗渠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7年6月，红旗渠被中宣部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6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5月，被中纪委、监察部命名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国家旅游局、教育部、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铁道部、交通运输部、文化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文物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14个部、委、局联合通知，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011年7月，被济南军区命名为“济南军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新华社的文章《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说得好：林州人民“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插在了太行山之巅。”
谁破坏了红旗渠？
既然重修红旗渠，那就说明红旗渠已经受到毁坏或者破坏，是自然毁坏还是人为破坏？我们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破坏，是有人反对红旗渠，使红旗渠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您在文中写道：“在中国著名的‘’网站，有一个关于红旗渠的专题，内有大量为林州‘三种人’鸣不平的文章，前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文革中反杨贵的‘人民派’头头雷庆祥成了靶子”。
“年已80岁的雷庆祥对本刊记者连喊冤枉，他说：‘我只反杨贵，不反红旗渠。杨贵修红旗渠是一功，但紧跟‘四人帮’是一过‘”。
“雷称，在文革之中，数百名杨贵的反对者被下放劳动，所受待遇非人。1977年，雷发现林县印发一个有批评邓小平内容的小册子，遂向上举报，1978年由中央、省、市组成的三级工作组到达林县，清查‘三种人’由此展开”。
“1991年，雷庆祥被免除县委常委职务外调，直到1999年才回到林州，此后因事继续举报杨贵。争斗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林州本届政府常委中，没有一个是本地人”。
在此，应该澄清一些事实。所谓“在文革之中，数百名杨贵的反对者被下放劳动，所受待遇非人”，纯属子虚乌有。1968年中央发出指示精简机构，干部参加劳动。林县成立革委会后遵照中央指示，组织干部到“四场一渠”（林场、农场等以及红旗渠），参加劳动锻炼转变工作作风。到“四场一渠”参加劳动锻炼的干部工资照发待遇不变，不到半年时间又重回原单位。此后，干部参加劳动成为一项制度，称为“一二三”劳动制度：县级干部每年在基层劳动100天，公社局委一级干部在基层劳动200天，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300天。每人一本劳动手册，由所在小队记工员计分。如当年劳动时间不够须在次年补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培养了干部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只有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人才会认为是一种惩罚。
您在文中指出：“在中国著名的‘’网站，有一个关于红旗渠的主题，内有大量为林州‘三种人’鸣不平的文章，前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文革中反杨贵的‘人民派’头头雷庆祥成为了靶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雷庆祥是什么样的人？在林县谁是“三种人”？
雷庆祥原是一名小学教员，后转为林县河顺公社基层干部，同前妻离婚后和林县桑园村大恶霸地主莫官的女儿结婚。其岳父莫官欺压群众，贩卖毒品，莫官胞弟莫官林在国民党县政府当警察队长，无恶不作，林县解放时莫官兄弟二人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雷庆祥作为恶霸地主莫官的女婿对人民政府心生不满。
1963年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工作组在林县河顺公社搞整党试点，河顺公社是全省三个试点之一。对党员进行审查重新登记。雷庆祥因道德败坏，装病不工作乱开药，散布不满共产党的言论，反对修建红旗渠，工作组决定对其不予党员登记（开除党籍），后来县委建议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改为缓登一年（留党察看一年）。雷庆祥从此对林县县委和杨贵怀恨在心。
1966年文革开始，中央规定县以下暂不搞文革。1966年9月21日凌晨，安阳地委副书记焦祖涵（后查出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参加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前身——复兴社）亲自带领地直机关干部到林县揪斗县委第一书记杨贵，挑起轰动河南省的“九·二一”事件，罢了杨贵的官，改组了林县县委。雷庆祥积极配合焦祖涵的行动，受到焦祖涵的赏识，被委任为林县“文革小组”成员。雷庆祥借助焦祖涵的势力，残酷迫害参加河顺公社整党的县委副书记路加林，把上级处理过的林县姚村公社1961年新三反运动中个别违法乱纪情况诬称为“姚村惨案”，捏造材料栽到路加林身上，经焦祖涵批准把路加林等三人抓捕入狱，还带人到监狱毒打。接着批斗县委领导周绍先、秦志华、李贵、马有金、王守福等人，连杨贵母亲、爱人韩筱信及儿女也不放过，要抓捕批斗。群众秘密保护杨贵母亲和孩子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全国劳模李顺达家躲藏，农民群众把关在汽车棚里的韩筱信营救出来藏在自家阁楼上住了96天，才免遭毒手。
1967年5月3日，雷庆祥主持召开了号称3万人大会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在林县的代理人“三反分子”杨贵，在批斗台上拳打脚踢把杨贵的胳膊拧坏。同时还把已怀孕6个月的林县法院女院长崔秀林拖到台上，揪头发碰地血流满面。随后让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女人上台控诉杨贵和崔秀林。这个女人曾辱骂毛主席、共产党，在北京闯外国大使馆，拦截朝鲜国家元首金日成的汽车，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禁，由林县派人去北京把这个女人接回林县进行教育。由于这个女人在台上疯疯癫癫说话前后矛盾，参加批斗会的群众纷纷退场，气得雷庆祥在台上大骂这些群众思想落后，路线斗争觉悟低。
更为恶毒的是雷庆祥一伙密谋杀害杨贵，他们认为必要时用三条人命换杨贵的一条人命。当时河南辉县、南乐县、信阳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已死于非命，他们认为正是谋害杨贵的绝好时机。要不是1967年5月10日工人农民把杨贵从雷庆祥一伙的巢穴里救出来，杨贵就会死于雷庆祥的毒手。
1967年7月10日雷庆祥一伙用经济手段蒙骗近7000农民进城武斗，当日攻打县邮电局，造成全县电话线路中断。
1967年7月12日下午2时，雷庆祥认为杨贵躲藏在林县供销社，为捉拿杨贵，他们组织了几千个武斗人员分成4个梯队，由雷庆祥的胞弟开着土坦克把林县供销社围墙推倒40米，雷用望远镜观察现场，在水塔上安装高音喇叭亲自指挥武斗。城关公社干部段雪生被武斗队当场打死，被打伤群众100余人。这是雷庆祥制造挑起的林县第一场大规模武斗，从此林县的流血武斗进一步升级，流血事件一起连着一起。
林县法院法警、烈士子弟董德生和上海市落户林县的17岁青年楚长兴因为说了一句话：林县人都说杨贵是好书记，你们编造假材料，杨贵打不倒，董德生和楚长兴被活活打死。董德生的尸体扔到县城西边一眼枯水井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把抓住的八路军战士打死后抛尸入井，群众称为“八路井”，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雷庆祥一伙又把烈士子弟打死抛尸入井！楚长兴的尸体埋到林县一中的植物园里，3个月后才找到。
1967年8月1日下午，雷庆祥在林县县委第四招待所北楼205房间召开打砸抢头头会议，研究策划抢夺林县人武部的军火仓库。8月2日雷庆祥派粮食局干部呼××带队实施抢枪方案，共抢各类枪械1036支，各类子弹52086发，又从公安局抢出手枪40支。这些枪支弹药均发给各武斗队。
雷庆祥保管使用手枪2支。
为捉拿杨贵和县委领导，雷庆祥派林县大众煤矿王××带领80多个武斗人员跑到山西屯留县。他们分乘两辆大卡车，带手枪9支，步枪48支，机关枪1挺，子弹839发，被屯留县武装部将他们的枪支弹药全部扣留。
雷庆祥指挥挑起武斗，全县死亡156人，其中用枪打死10多人，伤者无算。武斗队吃了生产队储备粮256万斤，从银行和生产队取走现金310万元。群众都骂雷庆祥比他的恶霸地主岳父莫官还要坏一百倍！
在林县谁是“三种人”不是清清楚楚了吗？
雷庆祥就是林县的“三种人”，是林县最大的打砸抢头子！
您在文中写道：“年已80岁的雷庆祥对本刊记者连喊冤枉，他说：‘我只反杨贵，不反红旗渠。杨贵修红旗渠是一功，但紧跟‘四人帮’是一过’”，事情果真如此吗？
林县文革初期，雷庆祥带领一些人污蔑攻击杨贵在林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杨贵生活搞特殊化，“住小楼，坐沙发”，并且还把几个沙发运到北京作为杨贵的罪证进行展览，结果被北京的人民群众嘲笑一番：坐沙发算什么，北京普通老百姓坐沙发多的是。他们灰溜溜地把沙发又运回来。况且杨贵根本就没有住什么小楼，坐什么沙发。实际情况是当时来林县参观的人多起来，其中有重要的客人，根据需要，林县盖了县委第四招待所，有的房间配置了沙发。雷庆祥抓不到杨贵的个人问题，便在红旗渠上大作文章，说什么“红旗渠是杨贵的政治资本，否定了红旗渠杨贵不打自倒。”于是编造材料伪造事实，诋毁红旗渠是“黑渠”（意为上级没有批准立项），“死人渠”，“秦始皇修长城劳民伤财”。
1967年周恩来总理肯定了红旗渠和林县的山区建设成就，指示军队把杨贵保护起来，1968年4月林县成立革委会杨贵任革委会主任。雷庆祥打倒杨贵否定红旗渠的罪恶目的没有得到，但林县人民却遭到雷庆祥制造的一场武斗灾难，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
林县成立革委会后，杨贵带领全县干部群众经过一年时间的奋斗全部完成红旗渠配套工程，红旗渠全面发挥效益。这时，王新在河南推行林彪路线，雷庆祥又找到了机会。他诬告杨贵在林县搞唯生产力论，用“红旗渠、粮食上纲要、储备粮”这三大件搞独立王国。大肆诬蔑红旗渠“对外惊天动地很凶，对内灰心丧气很空”，“欺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攻击“林县储备粮是图虚名，说假话”，“林县粮食上纲是吹牛皮撒谎”，把红旗渠的灌溉面积60万亩篡改为32万亩。林县县委又一次彻底改组，杨贵调洛阳地委工作后他们还往洛阳送材料，继续批判杨贵。雷庆祥一伙还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冒充另一群众组织在大字报里写上“杨贵是林县人民的红太阳”，造谣杨贵在林县搞个人崇拜。林县一个生产队长违法犯罪，王新在这件材料上批示：让林县人民的红太阳看看，林县都是些什么货色。
1972年10月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陪同外宾来林县参观，听取了长期在林县蹲点的作家华山的意见和林县干部群众的反映，接见了牛文杰、栗秀林等五人小字报成员，听取了他们揭发雷庆祥拼凑编造的所谓杨贵、刘友明48页材料的汇报，了解到王新迫害杨贵的情况，回京向周恩来总理写信汇报。中央召开河南省委、省军区党委、河南驻军首长赴京汇报批林整风会议，周总理亲自点名让杨贵参加。当周总理听到杨贵受王新迫害的情况时掉下了眼泪，怒斥王新：毛主席培养的好干部你都要打倒，你说修一条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小小的红旗渠，你修了几条？会上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央为杨贵平反，会后调杨贵任安阳地委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中央发了关于河南问题（1972）42号文件，分清了河南的大是大非问题。
杨贵重新回到林县任职，没有处理一个反对他的人，包括雷庆祥在内，仅把文革中受到迫害整下去的干部补充到各级领导班子内，调动各方面因素做好工作。杨贵这样高姿态地处理林县问题，给犯错误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受到河南省委、武汉军区领导赞扬，也受到周总理好评。杨贵在林县工作3个月后，1973年2月调河南省生产指挥部，不久又遵照李先念同志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协助省委书记工作。在河南工作不到一年，在党的“十大”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11月由周总理提名任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雷庆祥在林彪路线猖獗时妄图打倒杨贵，否定红旗渠的罪恶目的又一次落空。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开始清查“三种人”，雷庆祥面临灭顶之灾。正当雷庆祥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有一个人挽救了他，这个人就是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
文革中，凌云为迎合林彪、江青写了诬陷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等中央领导的揭发材料，这份绝密材料，毛主席、周总理看后批示公安部专柜保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平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冤案，凌云得知公安部档案处部长专柜存有他的揭发材料后十分恐慌，怕暴露出他的问题，去档案处要材料企图销毁。当时杨贵主持公安部工作，档案处长说：要看这个档案必须经杨贵同志批准。1977年3月，凌云前后两次找杨贵要求看档案，杨贵坚持原则没有批准，为保证档案安全，打报告上交中央。凌云为此十分恼恨杨贵，对杨贵打击报复诬陷迫害，一心要把杨贵整成“四人帮”的党羽。
1977年4月，凌云派两名亲信到林县寻找联络反杨贵的人，很快找到了雷庆祥，为整杨贵他们勾连到一起，利用公安部的领导和干部群众不了解杨贵在林县的真实情况，林县的干部群众不了解杨贵在公安部的真实情况，上下其手，玩弄了很多阴谋手段。
1977年6月2日中央确定杨贵成为公安部参加党的“十一大”代表之一，6月3日凌晨公安部办公楼南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林县揭发杨贵的大字报，还是雷庆祥文革中诬蔑杨贵的那些内容，凌云利用雷庆祥作为打手蒙骗了公安部的干部群众，把杨贵从公安部参加“十一大”的代表中排斥出去。接着凌云又在公安部造谣杨贵是王洪文派到公安部的，一手制造了公安部杨贵冤案。同时凌云又把手伸向林县，派人和雷庆祥共同编造诬陷杨贵的材料，组织人轮流向中央写信，改组了林县县委。改组后的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德政把雷庆祥扶上台，依靠打砸抢分子搞揭批查，在林县不是批“四人帮”而是批杨贵，批积极修建红旗渠搞山区建设的干部劳模党员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林县“杨贵帮派体系”大冤案。
为彻底整垮杨贵，雷庆祥又故伎重演，竭力否定红旗渠，谁提红旗渠谁就是为杨贵翻案。不准演红旗渠电影，不准唱红旗渠歌曲，不准卖红旗渠书籍，封杀红旗渠宣传12年之久。后来在林县任县委书记的杜魁兴发现林县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不敢谈红旗渠，一谈红旗渠大家噤若寒蝉，甚至“谈红色变”，原因何在？就在于雷庆祥一伙把红旗渠定为杨贵的一大罪状。
雷庆祥当上县委常委大权在握，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名，操纵新闻媒体，批判杨贵，攻击诋毁红旗渠。1980年7月28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63期）上登载一篇文章：“林县正确总结红旗渠建设的经验教训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文中说“前县委主要负责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用林县人民创造的这个英雄业绩作为晋升的敲门砖，并使红旗渠成为他们压制和打击林县干部群众的棍子”。该文否定红旗渠是自力更生修建的，说什么“国家给予了红旗渠投资，不能说工程是‘自筹资金’、‘自力更生’修建的”。故意缩小红旗渠灌溉面积，说“有效灌溉面积是40万亩，其中保灌面积是24万亩”。1982年雷庆祥被清除出县委常委领导班子不久，红旗渠管理局根据省政府“五查五定”要求，查定后得出结果，“这次各公社从下面对红旗渠受益面积进行了全面统计，上报实际灌溉面积为54万亩”。修建红旗渠林县自筹资金85.06%，上级投资14.94%，充分说明红旗渠是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成的。雷庆祥蓄意否定红旗渠篡改红旗渠浇地面积的卑劣手段被无情揭穿。
原林县县委副书记崔凤金目睹红旗渠被雷庆祥恶毒攻击肆意贬低遭人破坏的情况心急如焚，不断写信向上级反映。河南省信访局1992年1月25日“来信摘编”第1期登出“红旗渠遭受严重破坏亟等解决”一文，“来信摘编”说“近十几年来，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总干渠普遍被淤泥堵塞，有的深达数米，山石滚落渠内成了‘镇山石’也没人排除，山岩风化，殃及渠身也无人组织修复。支、农、斗渠大段大段地拆毁。甚至有人拆砖盖房，肆意破坏。长藤结瓜——水库工程大部干涸，有的干脆在水库内开荒种地。崔凤金在信中说，‘为什么红旗渠遭如此破坏主要原因...错误地批判了杨贵和红旗渠...谁说杨贵好就是为杨贵翻案，谁宣传红旗渠就是为杨贵树碑立传...那些在红旗渠和山区建设中出力流汗优异的人都被视为杨贵帮派骨干，...谁还敢关心红旗渠...‘”。崔凤金的信揭露了红旗渠遭破坏的真实原因就在于雷庆祥批杨贵反红旗渠，才使红旗渠遭受空前厄运。
雷庆祥上台后利用窃取的权力，把已经开工建设的金牛山水库说成是杨贵搞左倾，有平调问题，蛮横地停建金牛山水库，浪费数十万元资金和劳动力，同时停止勘探马家岩水库。当时金牛山水库设计蓄水2.1亿立方米，是红旗渠重要的补源工程，金牛山水库半路下马，失去最佳的建库时机，给红旗渠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全国劳模、山西平顺县县委书记李顺达说，红旗渠不仅是林县人民的，也是我们平顺县人民的，属于全国人民的，我们要共同爱护红旗渠。1979年林县新任县委书记王德政和雷庆祥专程到山西平顺县宣传林县揭批杨贵的战果，要求林、平两县要联合起来共同肃清杨贵、李顺达的流毒，严重地破坏了林县和平顺县的关系。平顺县石城村一位老党员说，林县人自己批判杨贵批判红旗渠了，引发平顺县有人在红旗渠首打起了主意。
1980年元月山西省平顺县石城村在红旗渠拦河坝内动工开凿引水隧洞，一开始只上了三、四个人进行试探，过了一段时间林县方面没有反应，上工的人增到三、四十人，最后每天上工人数增到七、八十人，大张旗鼓地在红旗渠首拦河坝内施工干起来。红旗渠管理局副局长彭美中几次向林县主管红旗渠的副县长反映石城电站动工情况，几次被顶回来，这个副县长甚至大声喝斥彭美中：“不发你们工资，还是没有饭吃？这事不用你管！”还利用副县长的职权送给修石城电站引水渠的山西民工10吨面粉，派林县两个剧团演戏表示慰问，极大地助长了石城村修渠的劲头。
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一连找林县某县委书记4次，这个县委书记每次都说：“你们甭管，我们有考虑。”还说任羊成“你有啥了不起，这用你管？”任羊成说：“明明人家上了七、八十人了，你还有啥考虑。这是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0年时间用鲜血和汗水换出来的，我们怎能不管？”为此任羊成和这个县委书记吵了一架。
石城村老支书曾给任羊成说：“上边让我们修电站引水渠我们不能不修，你们只要来几个人干涉一下我们就停工了，可是你们没有任何表示，我能让停工？怨只怨你们县里领导，怨不得别人”。
原红旗渠管理局副局长彭美中气愤地说：“石城电站的建成，主要是人家乘林县没人管，人家就修成了。这个电站叫谁去看看都很气愤，是从咱红旗渠引水闸门前面把水引走了，这太不像话了，当时就是没有人管。这件事只要真相大白以后，当时是谁负责红旗渠的，是无法向全县人民交待的，会遗臭万年。”
彭美中说到林县自身原因：“当时一部分人还在反红旗渠，还在划界线，当然他们就不去管了。特别是林县领导层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林县籍的领导，在他们的心里，好像如果对红旗渠重视了，就没有同杨贵划清界线。他们不是为林县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形成了山西石城在红旗渠首修电站时，没人去关心，没人去爱护，没人去管”。
雷庆祥说他“只反杨贵，不反红旗渠”完全是欺人之谈，他既反杨贵，又反红旗渠。雷庆祥正是地地道道反对红旗渠、破坏红旗渠的元凶祸首。
您在文中写道：“1977年，雷发现林县印发一个有批评邓小平内容的小册子，遂向上举报，1978年由中央、省、市组成三级工作组到达林县，清查‘三种人’由此展开。”雷庆祥所说的“小册子”是怎么一回事，三级工作组来到林县做了哪些工作？应当向读者做一说明。
林县县委从1957年开始，把上年报刊发表的有关林县的所有文章辑印成册作为资料保存，此举曾受到河南省委的表扬，形成为一项档案制度。1977年也不例外，把1976年的报刊文章辑印成册，因为1976年比较特殊，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也有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县委办公室决定只印100本作为资料保存，不像往年一样印500本发到各局委、各公社作参考，像这样印发保管档案资料的具体事，县委不过问，因为这是办公室业务工作。雷庆祥从林县印刷厂，骗取了一个没有封皮的样本，向中央领导诬告杨贵指示林县县委仍在散发批邓文章。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调查不实批示为“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导致河南省委发出（1978）26号文件“关于林县县委一起严重政治事件的通报”，给予林县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赵迎秋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职务的处分，给予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树英撤销职务的处分。事实真相是隐瞒不住的，谎言掩盖不了事实。1989年4月，中共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报省委同意，发出予纪审（1989）3号文件，撤销中共河南省委（1978）26号文件，复议认定：原定“严重政治事件”性质不妥，予以改变。撤销原给予赵迎秋、王树英二同志的处分。
事实证明雷庆祥喧闹的林县档案资料事件完全是蓄意诬告！
在雷庆祥诬告档案资料的同时，凌云派出亲信到林县常住第四招待所与雷庆祥共同炮制捏造杨贵材料，组织人轮番向中央写诬告信，由凌云转交给邓小平副主席，以致邓小平批示，对杨贵的问题反映太多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组织调查，由中央、省、地三级工作组于1978年7月13日进驻林县帮助县委整风。工作组经过20余天的调查没有发现杨贵有实质性的问题，大部分反映的还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可是这些都是中央的部署。工作组长、中组部局长张凌回京汇报后，回到林县向新任县委书记王德政传达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等中央领导的指示：不要批杨贵，干部队伍要稳定，要多换思想少换人。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37号、42号文件，一定抓好当前生产，不能影响群众生活。中组部张凌局长在合涧公社试点情况汇报会上讲：有人提出揪杨贵回林县接受批判是错误的。杨贵同志是中央管的干部，相信中央会正确解决杨贵问题的，林县还是红旗县，杨贵同志还要工作，今年不工作明年就要工作。解决农村问题，不要和杨贵挂钩，更不能层层换班子。张凌局长还特意嘱咐新任县委第一书记王德政、县委书记魏新法：这些话我在县里已经讲过了，德政、新法你们应该清楚。我们工作组就要走了，今后主要靠县委抓工作了。
三级工作组在林县工作不足一个月，没有处理一个人，雷庆祥企图把责任推给三级工作组，拉大旗做虎皮掩护自己是办不到的。
工作组刚撤走，新任县委书记王德政就违背中央领导指示，把雷的帮兄帮弟80多人安插到县直和各公社领导岗位上，同时在林县掀起一股免职风，以杨贵划线解除数百名干部的职务。如林组（1978）82号文件一次即免职58人，林组（1978）79号文件一次免职干部22人，一次免职干部七、八个人或十几个人的文件接连不断，对干部解除职务以后再加以批斗。
王德政、雷庆祥在全县大肆宣传从公安部凌云那里传来的所谓华国锋的指示：“杨贵是四人帮的人”，他们开大会作报告、发文件、出简报，在全县广播给华国锋编造的这句谣言，虚构“杨贵在林县苦心经营了一个‘杨贵帮派体系’，必须彻底砸烂‘杨贵帮派体系’，做到‘帮要散，人要换，线要断’，一个不留除恶务尽。”大肆鼓吹“在林县批杨贵就是批‘四人帮’”。
1979年元月，雷庆祥和凌云派到林县的人共同搞了一个“绝密”的“杨贵罪行材料”，诬称杨贵参与“四人帮”夺权，在县委机关宣讲，还到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威逼干部群众和杨贵划清界限。
他们在林县龙山宾馆、县委一、二、三招待所等处软禁数千人，强制人人过关揭发杨贵，对广大干部劳模党员群众以杨贵划线，名为学习班实为批斗会。历时两个月，限制人身自由，轮番批斗，大搞逼供信，进行人身侮辱、肉体摧残。在此期间，因不堪凌辱有3人自杀身亡，3人自杀未遂。
以杨贵为书记的县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受到不同名目的处分；800多名各级干部受到批判、撤职、双开；撤换了3500多个生产大队、小队干部，除名4005个党员；开除、清退2200多个全民和集体工人。
雷庆祥残酷打击迫害干部群众到了疯狂的程度，指鹿为马随心所欲，手里掂着“杨贵帮派体系”的大帽子，谁不听他的话，不和杨贵划清界线，大帽子扣到头上就成了“杨贵帮派分子”，轻则挨批斗，重则撤职、开除党籍。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守福，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2月根据省外事办指示带人到广州、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外事工作经验，随行带了红旗渠宣传资料和电影《红旗渠》拷贝，成了所谓“王守福南方之行”继续宣传红旗渠的错误。连县文化馆举办的红旗渠展览，县剧团编写的红旗渠的剧目，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渠的哲学》，都成了王守福的罪状。给予王守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下放林县荧光灯厂，每月只发生活费，王守福得病后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含冤逝世。
赵更生，林县剧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1958年入党，1959年参加工作。1979年8月23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申xx向赵更生宣布雷庆祥(雷已提为宣传部长）的指示：雷部长说，你们剧团编排“战山河”，歌颂红旗渠，为杨贵老县委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你作为剧团主要负责人充当杨贵的吹鼓手。杨贵现在是“四人帮”的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把你免除职务下放横水中学锻炼，你不下去雷部长叫剧团书记停发你的工资。
看！雷庆祥的欲加之罪荒唐到何种程度！
杨文贵，河顺公社党委副书记，1966年入党。曾先后担任河顺公社东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营长，多次出席县委、安阳军分区、省军区、武汉军区召开的民兵英模会，1966年东山民兵营被安阳军区分区授予“红旗民兵营”的光荣称号。1977年杨文贵出席河南省第五届人代会，当选为省人大委员。县委组织部长王xx和杨文贵谈话：你在过去领导东山民兵营时成绩突出，在河顺公社担任领导时工作也很好，现在根据运动的需要免去你的公社副书记职务。但是在林县县委林发（1978）29号文件给杨文贵定的罪名是“紧跟杨贵”，“保杨贵，保自己，迟迟不揭批杨贵”，以此划入“杨贵帮派体系”加以处理。
李菊英，女，1956年生，林县城关公社青年干部。雷庆祥安插在城关公社的打砸抢头头，为把杨贵老县委表彰树立的先进典型xxx整倒，捏造事实，拼凑材料，诬蔑xxx有男女作风问题，让李菊英写证明材料，李菊英坚持实事求是声明自己“不能瞎说”。这个打砸抢头头竟然说“虽然你本人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不写证明材料就是不揭发‘杨贵帮派体系’，就是和他们站在一块。这就是你的问题，你不能在公社工作，卷铺盖回家”。1979年元月一天，这个人当众宣布：“现在正式通知你李菊英，明天开始停发工资，不要再来公社了。”这一天正好是李菊英结婚典礼的前一天，给她极大的精神伤害。李菊英坚持一个人起码的道德底线，不作伪证，就被雷庆祥一伙人取消干部公职。像李菊英这样当年二、三十岁的一批青年干部都被视为“杨贵帮派体系”组织路线的产物，没有任何手续统统赶出工作单位。
路银，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县委常委、红旗渠特等劳模、农民水利技术员，参加了红旗渠建设的全过程。他因为跟着杨贵和县委修建红旗渠成了一大罪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受到残酷批斗。逼着他揭发杨贵的罪恶事实，和杨贵划清界线，一些人捏住他的手指在所谓揭发材料上捺手印，路银气得大哭一场高血压病发作。其时路银已近70岁，受批斗昏倒过两次。1982年路银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
上述只是顺手拈来的一些例证，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如县委副书记崔凤金1979年被赶回农村到现在三十多年，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看到撤销职务的文件。被赶出县委班子后在县城扫大街的活也不让干，给予刁难。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差点被开除党籍，后来在经济上对他压制，不让调工资，34.6元工资一直挣了16年。后在林州市委书记毛万春的直接干预下才挣到工资的平均数。红旗渠特等劳模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划为“杨贵帮派体系”里的人，被开除党籍，撤销团县委副书记职务。红旗渠特等劳模英雄炮手常根虎因和杨贵划不清界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赶回农村，因病无钱医治含冤去世。
总之，被王德政、雷庆祥打成“杨贵帮派体系”的数千名干部劳模群众，都是踏实工作、勤奋劳动、积极参加红旗渠和山区建设的人，是用自己的双手和鲜血汗水创造了红旗渠精神的人。
为彻底弄清所谓华主席指示的真伪，1998年9月14日，原林县县委副书记刘章锁、栗秀林等三人一块拜访了华国锋同志，当谈到1978年8月工作组撤离林县后王德政、雷庆祥大力宣传所谓华主席指示：“我们说杨贵是我们的人，‘四人帮’说是他们的人，现在看来杨贵是‘四人帮’的人。”华国锋愤怒地说：“他们胡说！是谁听我讲的？这完全是造谣！杨贵同志是好同志，在公安部工作是很好的，修建红旗渠是有功的！”
2002年林县干部群众又有人写信请求证实，华国锋同志处回信：
杨贵同志：
转来河南林州同志的信，已送华老阅。华老阅后嘱：信中传他说：“华主席说：‘现在看来杨贵是四人帮的人’的话，纯属无中生有，完全是造谣。现予以澄清，以正视听。
现连同原信一并送上，请收。
此致
敬礼
华国锋同志处
二零零二年八月廿八日
华国锋同志出面澄清谣言，让林州人民彻底明白，雷庆祥一伙搞的那一套杨贵是“四人帮”的人，批杨贵就是批“四人帮”；杨贵在林县苦心经营了一个“杨贵帮派体系”，原来是建立在谎言和诡辩的基础之上。
2006年3月，中纪委经过认真调查后认定：杨贵同志到公安部任职是周恩来总理提名的；他在公安部期间保护了干部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是有功劳的；在河南干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调农业部后为扶贫事业倾力奉献，做了大量工作。中共决定：改变公安部对杨贵的原审查结论，恢复杨贵同志副部长职级，医疗上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杨贵平反的消息传到林州以后受到干部群众热烈拥护，唯有雷庆祥如坐针毡，仿佛有大祸临头的感觉。直到现在他还在对记者诬谤“杨贵紧跟四人帮”，这是明目张胆对抗党中央、对抗中纪委。雷庆祥对记者吐露“因事继续举报杨贵”，这是不打自招。在2006年3月杨贵平反前夕，雷庆祥指使人在全国寄发匿名传单，继续诽谤杨贵是“四人帮”的人，组织人写小说影射攻击杨贵，“三种人”的立场顽固不变。
您在文中写道，“1991年，雷庆祥被免除县委常委职务外调......”。雷庆祥被免除县委常委职务外调不是在1991年而是在1982年，至于为什么被免除常委职务，雷庆祥辞语闪烁，语焉不详。他隐瞒了林县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这是分清林县大是大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
雷庆祥上台就是“三种人”上台，雷庆祥成了县委常委，又成了常务副县长，他呼朋引类把自己的同党安插到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他又主抓清查工作，批杨贵反红旗渠，打击迫害干部群众，弄得林县人妖颠倒民怨沸腾。林县的一部分干部群众不惧高压，根据中央关于清查“三种人”的指示，向上面告发雷庆祥一类“三种人”的倒行逆施，揭露他的真实面目。同时雷庆祥又反咬一口，写诬告信说举报人在翻“揭批查”的案，通过公安部凌云转给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在雷庆祥告状信上作了批示，让认真研究处理这个问题。于是安阳地委派出以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凤岐为组长的调查组，负责调查此事。地委书记指示：上告雷庆祥有个材料，20几条，你们到林县后要围绕这个材料展开调查，一条条落实，只要有一条不实，就逮捕告状人。张凤岐到林县后排除雷庆祥的种种干扰，弄清上告人反映的20多个问题有根有据，都是真的，连武斗中雷庆祥一些人佩带的手枪的抢号都抄来了。张凤岐左右为难，上边定的调子上告人翻揭批查的案，要严肃处理；可是上告人反映的雷庆祥等人20几个问题都是真的，自己又不能瞎说。张凤岐不愧是一个有着坚强党性的老共产党员，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如实向地委书记作了汇报，后又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
安阳地委最终形成一个文字报告，地委书记亲自修改，说雷庆祥在文革中犯有错误。他批斗过老干部，写过派性材料，是参加两派联合的群众代表之一，在制止武斗协议上签过字，是革委会成员，进入县委班子后继续搞派性等。
张凤岐说，时隔多年，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王德政在林县确实搞了派性。三级工作组在林县时间不长，对以后发生的问题，王德政应该负责。
安阳地委报省委批准，对“三种人”雷庆祥等人作出处理：撤销雷庆祥等3人常委职务，调出林县或调其他单位。免去另一打砸抢头头曹xx县委组织部干部组长职务，清出组织部。另外搞清了林县文革中的八大事件和受害的156人的死因，把十一名在群众中反应强烈的具有实质问题的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这是对雷庆祥的一次沉重打击，分清了林县文革和“揭批查”中的大是大非。
1982年12月14日至15日，全国八省组织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林县县委书记王德政作了检查，王德政在检查中说，“一年多的实践使我认识到，林县县委班子中确实有派性，揭批查运动中雷庆祥等人比较积极，就叫他们进了县委常委班子，当时下边就有反映。我认为要巩固揭批查成果，班子中就应该进几个积极分子，现在看起来这个指导思想值得考虑......”（见«河南组织工作»1983年2月10日第五期，总第120期）。
王德政调离林县，原县工会主席去看他，他很内疚地说:“我很对不住你，我未能恢复你的党籍和政治待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带着错误走的，就要离开林县了，但你要知道我来林县是带着上边观点来的。”
王德政于2000年8月28日逝世，2001年2月3日《河南日报》登出王德政逝世消息，历数了他生前担任的一系列职务，唯独没有登载1978年8月任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因为在林县这一段时间是王德政不光彩的一段经历，他欠下了林县人民一笔还不清的政治账！
时光在流逝，弹指一挥32年。
红旗渠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杨贵冤案平反昭雪；但是，跟着杨贵积极参加红旗渠和山区建设，用双手和血汗创造出红旗渠精神的干部劳模党员群众，身负“杨贵帮派体系”的政治包袱而不能解脱，反杨贵反红旗渠给林县人民和子孙后代造成极大祸害的打砸抢头子雷庆祥仍然逍遥法外，真是天不公地不道！
一部红旗渠政治史，就是以杨贵为首的林县县委领导林县人民坚决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英勇奋斗史，也是雷庆祥一类捣乱分子反对红旗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丑恶表演史。
破坏红旗渠、破坏社会主义的雷庆祥一类人仍然存在，还在蠢蠢欲动，所以任羊成说：“保红旗渠，就是保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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