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杀人民主宰的历史是“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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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经历过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那个年代，总深情怀念毛主席重视水利建设的丰功伟绩，人们也为创造那前无古人的业绩而自豪。但有人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历史事实中，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抹杀这段历史事实，让人义愤填膺！
有署名卢跃刚的一篇《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8个常委》(见附文2)的文章，他开章明义报道：“前所未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规格，7月8日~9日，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xxx、xxx、xxx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汉武帝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
我们从解放前夕农村里出生的过来人看到这种论述，目瞪口呆地为此文叹为观止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农民家庭出身的毛主席深有体会，所以建国后对淮河、黄河、长江、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先后进行了规划治理：筑坝防洪发电，修堰引水灌溉，改变了旧中国水害肆虐水利不修的局面。即使在战争年代，他都强调水利的重要性。“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根据地就开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瑞金修陂塘2000多座，使94％的土地得到灌溉。1933年的农业产量，中央根据地比上年增加了15％；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比上年增加了20％。同时，水利的兴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修筑塘坝作为农民协会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加强水利设施，对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1)建国时面对着“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的烂摊子。1950年7月20日毛泽东阅读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的灾情电报后，在全国刚解放的一切百废待兴中，立即考虑“要根治淮河”，“‘除目前防救外，需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轰轰烈烈的治淮运动。
1956年1月，毛主席在修改全国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草案时提出：‘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危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 (注2)”三大改造的完成，合作化的发展使生产方式有了根本改变，在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的规划中，国家保证重点工程，基层互相协作完成面上工程。正如毛泽东说：“每县都应当在自已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建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各县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订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挡的特大的干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从1956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兴修水利事业从未间断，亿万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1966年后，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为目标，我国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工程，如江苏江都排灌站、陕西宝鸡峡引渭上源工程、四川都江堰扩建工程、湖北引丹灌溉工程、甘肃景泰川高扬程提水一期工程、黄河下游的引黄灌溉等，对改变这些地区贫困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1976年，全国建成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机电排灌动力由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近7000万马力；机电井从零开始发展到近209万眼；水利结合发电装机近900万千瓦。每年冬季所有的农村都要修塘筑坝，疏浚河道，使全国的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在全国兴建了8万6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和农村的面貌。
毛主席领导下翻天复地的改变着中国的水利基础设施，其规模和成就都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像我的家乡金华市的安地水库，1959年10月正式动工，1965年12月竣工。设计灌溉面积10万亩，水库库容6250万m3，工程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防供、供水、养鱼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工程。
水库蓄水为抗旱提供保证是农民的共识，也让水利部门十分关注。今年5月止金华全市范围内所有重要水库蓄水量都比往年同期要少，像义乌市的柏峰水库和长堰水库只有正常蓄水量的一半左右，安地水库蓄水也只有3792万立方米，是正常蓄水量的60%左右，与2009年5月底比较，当年蓄水量达到4279万立方米，2010年同期是5161万立方米。人们关心着水库蓄水调控情况，因为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已经不能须臾分离了。
解放前金华四周丘陵地带多是靠天田，老天爷不是三天晴二天雨的就人心惶惶；旱的时间短，有池塘的地方大家架着水车踏水抢水，池塘乾了，只能向老天爷接龙救雨了。面对酷烈旱情的无奈有旧俗语流传：种种一垅一畈，收收一瓶一罐。那能像现在的水库蓄水后发电、防涝、抗旱、养鱼，老百姓享水库之福是有口皆碑的。炎炎夏日从水库启闭机口放出来的库底水是清凉的，水渠的碧水粼粼不仅是抗旱之水，也是沿途村民洗澡降温的好地方。人流热闹的水库也成了城里人游泳避暑、游艇娱乐的好去处。
像我们金华市水库大坝最长的金兰水库，与上游沙畈水库配套是金华市人民珍惜的水源保护区，是市内目前唯一的饮用水源，提供的优质水源供水范围从市区到金东区、婺城新区、金西开发区以及白沙溪两岸达70多万人饮用，年供水量5500多万吨。
金兰水库1958年4月5日开工，在困难时期经万余名农民艰辛奋战，1960年3月完成主体工程，5月通水。主坝长712米，是当时我省中型水库里最长的主坝，被誉为“浙江第一坝”。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74平方公里，年均径流量2.82亿立方米，总库容9390万、正常库容680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灌溉面积达31万亩。目前主要功能除市区城乡居民的饮用水源外包括农灌、防洪、发电等。
全国那时代留下多少的水库、水利设施也和金华一样，与民生息息相关，不可或缺。为什么有些人睁眼说瞎话，难道不择手段的目的也是为了否定毛泽东？但怎么能从老百姓的心中抹去呢？而借报道水利会议之名行抹杀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之实，要置国家领导人于怎样难堪的位置呢。
为了损贬毛泽东，他混淆黑白：“1958年水利大跃进累积下来的成果是，截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共修建了17万多座水库，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废弃。而此次水利会议公布的8.7万个水库，据估计有三分之一属于病险库。总体而言，建大坝，是‘堵’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效果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广受质疑。”
人民网强国论坛[穷乡亲]发表于2009-02-10的《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 一文比较扼要地梳理了那三十年的水利成就 (见附文1) ，其统计数据显示：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李定凯 发表在《》的文章：《兴修水利须重视大寨经验》认定当时全国建成大中小水库86000座；杨煜国发表在《百度文库》中的文章《毛泽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也指出全国建成大中小水库85000多座，均数量接近 (本文参考了以上三位文章)。该文的8.7万与17万座该是不透露库容的统计数据后的文字游戏。
在百废待举的基础上恢复国民经济，既要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抓紧建立发展并完善工业体系，又不可能等国家机械化程度高了再补课搞水利建设，要把农民受水旱灾肆虐中让农业靠老天吃饭中拯救出来提高粮食产量，集体化的统筹兼顾让区域间发扬无私支援的风格，物质条件不足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依靠几亿农民的双手，曾在解放战争为后勤支前服务中有过可歌可泣表现的农民，又为改变农业水利的基础设施改写了前无古人的一页，使全国的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猛增到1978年的7.3亿亩。
受当时物力不足、财力缺乏和技术条件限制，施工中或有质量标准偏低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认的。但如以一叶障目因此否定这一切，说明讨论存在这后天的技术瑕疵问题与先天产生的观点立场是不可能在同一论题上解决的；正如当年物质财富的贫乏与当今精神财富的贫乏是不可能用同一种发展方法解决的一样。
我们知道，水利设施与水流打交道中缺少不了年年保养维护。在农村集体化时代，农闲季节安排大量的劳力在修建维护水利设施上；但分田到户后，许多水利设施没人管没资金维护，很多支渠被沙泥淤积，失去灌溉抗旱作用，甚至被人为填毁占地。即使被喻为“人造天河”的红旗渠，其命运尚且如此：河南林县人民在山西平顺人民的无私支援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从1960年起历时9年开凿出来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配套了支渠工程后灌溉面积有54万多亩，六七十年代从漳河的年引水量达4亿立方米。但包产到户代替人民公社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管理困难，急功好利杀鸡取卵，为用水纷争不断，发生数次炸毁红旗渠恶性事件。红旗渠的引水量一年比一年少，2006年时就只有6000多万立方米，不足原引水量的六分之一。近年由国家拨款对某些干渠进行了维修加固，但因偷工减料，腐败严重，往往产生豆腐渣工程。改革开放后干部不再下乡与农民搞“三同”或访贫问苦了，只千方百计想搞到钱入城买房，白天乡镇上班晚上回城里度夜；农村中的农民很难看见他们踪影。金华的村民从种植双季稻改单季改经济作物，农闲在扑克、麻将上打发时间。有人戏谑：十个农民九个赌，一个不赌是后补。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夜校、文化俱乐部只存在老一代人的回忆中。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是为抑制社会生产活动中群体性“运动”是有成效的，但对维护保障水利建设等公益事业集体事业是失败的。
近些年造桥的见桥垮，造房的见房塌，无处推卸责任的许多事实证明，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始终侵蚀剥夺着民生利益，才是农业水利设施等公益事业凋敝、旱灾水灾肆虐的一大原因。否则水蕴藏量国内占第三位的云南地区去年旱灾，如果能继承毛泽东时代重视农业水利建设的传统：大城市内的浴室营业不缺水，农村里人却没水喝的现象改变不了吗！
至于他的治水理论，实在是奇谈怪论。“总体而言，建大坝，是‘堵’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效果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广受质疑。” 其实建大坝的蓄水功能不能简单归类到堵；生产力发展综合利用水资源于发电、抗旱、养殖等，充分发挥调节功能，使之更科学用水、经济用水。水库内建的泄洪闸代替堰的功能在调节排水，另设启闭机放水调节发电、农田灌溉等用水的利用量。
对大禹治水 “堵”与“疏”之论，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水涝，是为了防治水害，但不能兼顾水利。是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没有 “蓄”的科学的基础设施所决定，不可能综合利用它发电、防洪、抗旱、养殖、游乐等的为国民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建大坝防洪具备“导”的功能，疏也是“导”的功能，把水流导向一定的方向线路；但那种方法更经济、更有效显然要因地制宜，不能一概而论。像我们金华市区许多地方海拔高程只有三、四十米，兰溪一带地势更低，排水到钱塘江口长达二百来公里，没有淤积堵塞的江底不可能用疏，只能通过建防洪大坝，提高抗洪能力，才不让暴雨一来就让城市成汪洋泽国。
“深淘滩”也好、“疏导”也好，都是因地制宜的治水害之法：滩是所处的地理位子容易积淤沙的地方，所以深淘以改变或减少淤积作用、增加淤积容量；疏导是疏通局部淤积堵塞的河段以利导流。
“堵”既然是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质疑，又为什么在抹杀毛泽东领导广大群众建水利治水害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去搬出二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来，他率百官赴黄河“堵溃口”难道不是堵吗？溃口本身才是疏啊。只不过灾害来了临时抱佛脚的“堵”为何成为二千年来唯一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治水？治国！水利的基础设施为农业长期服务的性质决定着维修的长期性；不具备“政变”、“颜色革命”那样可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冒险性。
堵溃口与建防洪大坝没有什么本质上区别。再说汉武帝率百官没有能力亲自堵溃口，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他们只不过是亲临了现场视察，实际抗灾抢险上工地的还不是千万的老百姓。只不过封建帝王从来不承认人民的功绩、不承认人民的历史作用，视老百姓只是劳动工具；这才是去搬汉武帝的目的吧：害怕毛泽东 “运动”治水(治国)体现了人民领袖与人民在人民战争中的鱼水关系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中创造的伟大业绩------抹杀这段历史的原因。
一些人为什么得了“运动”敏感症，只要涉及运动、涉及广大百姓参于就非抹杀不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取消老百姓参于经济建设的主动权，唯有当劳动工具的命运？既然如此，毛泽东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运动治水不可取”；“暗箱操作，利益集团治水”的今天，造成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全面地、直观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灾减灾等公共系统的脆弱与废弛” 的结局，“引起人们的担忧”之余，要让广大群众承负的不是“担忧”二字那么轻松了。
世界之最的中国水利建设，建国之初面临淮河水患时就起动了。当时美国为首调唆了15个国家以联合国名义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在内忧外患的艰苦环境下，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与国内治理淮河向水灾宣战的战斗同时打响。面对西方世界的“质疑”声中国百姓早就领教了，泰然处之走自已的路。当然也有人开口闭口称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是“世界潮流”，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看作“未入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不同而受西方质疑是很正常的，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人云亦云才确实不正常。
为了利润最大化在竞争环境中最大限度保护自已商业秘密，核心成员越少越好，管理成员精英化；在最大限度剥削劳动力时，尽量蒙骗劳动层以保持愚忠，最怕劳动层团结起来，因为众口铄金使资本蒙骗工人的任何把戏都要被戳穿。而社会主义是公共事业，无经济优势的工人阶级最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的参于也能透明利益分配中存在的阴暗角落；团结是工人阶级的唯一资本，既不禁忌“运动”，也从不想藏私。所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管理体制，才有对群众运动 “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对立观点。人们按自已的信仰可以各为服务对象服务，但不能强人所难强奸民意。搞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建设同中有异、与封建主义建设也同中有异都是符合逻辑的，即便一国二制尚存在和而不同。我们肯定他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合理部分，否定他们的不合理部分，特别反对把人民群众当劳动工具。所以一切照搬西方的照搬封建社会的照样画葫芦才是不正常。
“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什么思想治水，因此形成了传统中国独特的治水政治、治水文化，治水与治国自始至终，融为一体。” 这确实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让人醍醐灌顶：在矛盾不断激化的今天，在被拆迁、截访、讨薪、毒食品中，在被改制、房改、教改、医改等改革乱象中逼得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之间，不管产生的“群愤”事件是怎么样，讲究“疏”的手法是十分重要的。“疏”不同于“蓄”，目的不在储备、发挥群众积极性。疏”就是排泄入海；分化、瓦解集体国营所有制为私有，让私有制下的散沙疏入劳动工具、零配件交易市场，才能树立资本法人的权威与选择利用的余地。“蓄”与“堵”有相同的集体存在形式，不易调控会发生“通钢”事件。对待工人、老百姓要跟上西方资本用经济制裁、治“恐”理论等“世界潮流”，受到他们“质疑”是危险的警告。“治国”中承认群众的历史功绩、承认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将是个问题”。
“治水”即是“治国”，必须“融为一体”，所以必须砍掉前三十年领袖群众运动史，即使历史倒退2140年；不然，“一项公共建设，有利就有弊，利弊得失谁说了算？”
明白无误地要告诉人们：抹杀人民主宰的历史是“治国”之道。
2011年7月28日
(注1)、摘自《百度文库》杨煜国文章：《毛泽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
(注2)、摘自《》李定凯文章：《兴修水利须重视大寨经验》
附文一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
[ 穷乡亲 ] 于2009-02-10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建国初，中央政府召开最多的会议是水利工作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1950年的6—7月，淮河流域又发生水患，中、上游支流先后漫决。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还有豫东部分县均受淹。广大地区里的村庄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而死，或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有的因船小浪大、翻船而死，共约计489人。豫皖两省受灾面积4000余万亩，受灾人口共1300余万。当时毛泽东看到灾情报告后，脸上浮现出沉重的表情，难过地落了眼泪。面对洪水灾害，毛泽东一方面指令大力组织人力、物力防救，同时下决心把根治水患提到国家的重要日程。围绕治淮工作，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治淮会议8月底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方案、应办工程等作了反复研讨。之后又集中各地的意见，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论证，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当时主要工程是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当年11月成立治淮委员会。接着，苏、豫、皖数十万民工先后开赴各治淮工地。治淮工程就这样开始了。刚刚经过土改、翻身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像当年支援淮海战役一样，如今又勇跃地奔赴治淮工地。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夯声不断，场面热火朝天。民工们使用最简陋的工具：铣、锹、条筐、独轮车、夯，完全靠肩挑手推，奋战在各个工地上。
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向大自然宣战、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治理江河水患，是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的头号难题。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像大禹治水、李冰夫子修筑都江堰那样的个别英雄事迹，但却从未有人对整个水患根治过。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就首先选上了这一重大难题，迫不及待地把根治水患的重任背在肩上。尤其是在当时，朝鲜战争、台湾海峡战事正在紧张，国内物质条件十分缺乏，百废待兴。可以说形势是外患内忧。但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竟然又敢于向大自然宣战！这是一种什么气魄，一种什么自信！如果不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的政党，如果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信念，这是可能的吗？如果当时就想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或有“没有钱什么事也不能干”的庸俗观念，能发动那种战天斗地的状举吗？
新中国的治水大业是一场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回顾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治水工程
这个时期，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
由于淮河支流特别多，分布地区广，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苏、鲁数省，又加上当时物质、施工条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务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可想象。但是在各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和组织部署下，各方面同心协力、大力支援，广大群众意志奋发、奋勇参战。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使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1951年的春、冬，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先后完工。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潍水库完工，该水库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个水库。可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9万亩。11月高良涧进水闸和淮安支东分水闸先后开工。1952年淮河支流颖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开工兴建。冬来暑往，治淮工程一个接一个。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岭、苏北导沂整沭、淮安杨庙穿运、三河闸、刘老涧节制闸等陆续开工或完成。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工程建设。在正阳关以下淮北大堤上修建涵闸 防洪排涝工程；疏浚了西淝河、濉河等重要支流；完成了西淝河、茨河、北淝河等支流的水系调整和截源改道工程。1954年佛子岭水库完工，该水库可蓄洪水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70多万亩，并可减轻淮河的洪水威胁等。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但由于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顺畅下泄，没有发生水患。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大坝全长558米，坝高84米，大大增强了水库的蓄水能力。
此外，全国各地的治水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0年河北省渤海区灌溉工程的四大重点之一的蓟运河灌溉工程开工；长江最大支流之一的汉水治理工程开始；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可蓄洪水22亿立方米，将大大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灾。)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1953年完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这一工程的完工，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内的引黄济卫(卫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
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防洪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该工程包括修筑黄天湖大堤、修建进洪闸(太平口)和节制闸(黄山头)，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区渠道等，分洪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围堤周长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区蓄水量可达54亿立方米。
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 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成后蓄洪水22亿多立方米，大大减少了水患威胁。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民众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灭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 。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治淮工程持续到六十年代初。1958年起兴建了从洪泽湖到新沂河的淮沭河工程。河长100公里，宽1.04公里，并建造了二河闸、淮阴闸、沭阳闸等控制工程，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到六十年代，共建成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 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先后开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4个蓄洪工程；沿淮开辟了18个行洪区；举世闻名的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和新灌区也开工兴建。至此治淮工程的预定目标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2、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就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说仍是历史的、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仍是靠人力和畜力，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薄弱，水、旱、虫灾频发，农业产量低而且不稳定。可想而知，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经济生产“大干、快上”、加快发展的要求远比现在迫切得多。
从农业上来说，大跃进是以贯彻党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发端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到工地上参加过义务劳动。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对当地的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特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这在历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无发生过水患。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主体工程，1958年胜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截流，大坝截流后，可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该工程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宁夏地区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灌溉网。
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功绩卓著。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状举是不可能有的。
3、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 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 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大大缓解了当地的农业干旱缺水问题。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60多座中型水库。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海河完全被治理。
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被称为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状举，使安徽人民世代受益。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长江流域的丹江口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动工，1973年竣工。该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及湖北、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5里，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209亿立方米。建成后使汉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20年一遇洪水。历史上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堤防三年两溃，所谓"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从此结束。— 发电厂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40万千瓦时。升船机可提升裁重150吨的驳船。鄂豫两条引丹灌渠，年均引水9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360多万亩，灌溉效益共5亿余元，使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工程，这期间也先后竣工。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开始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270万千瓦，到七十年代末接近尾声。到这时，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80年夏秋之际，长江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广大军民的协力抗洪，千里干堤无一处溃口，确保了两岸人民的安全。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页。)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的外，绝大部务是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修建的。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库工程，如：1972年福建晋江山美水库竣工，建成后可蓄水3.9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60多万亩。1976年湖北省黄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水库库容12.28亿立方米，水电站年发电量7.59亿千瓦时。还有湖南省的欧阳海水库、双牌水库等等。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十多年。如此艰巨豪迈的工程、如此宏伟的业绩，在历史上什么时期曾经出现过？古今中外孰能与之相比？这样的人类奇迹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创造出来！
原载：人民网强国论坛
附文二
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8个常委 .卢跃刚.
前所未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规格：7月8日~9日，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此次会议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汉武帝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
今年春夏之交触目惊心的全国旱情和接下来的大暴雨，让中国经历了旱涝两重天。眼下由旱转涝，洪水形势从乡村到城市全面吃紧。痛定思痛：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全面地、直观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灾减灾等公共系统的脆弱与废弛。这无疑也是此次水利会议引起中央空前重视的主要原因。
管子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哪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管子时期对地震还没有认识或地震危害不大，所以他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
远的不说，1949年之后，造成重灾的大洪水，计有1954年大洪水、1975年大洪水、1991年华东水灾、1998年大洪水等。其中1975年8月的大水，致使河南省境内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淹死20多万人；京广线100多公里被大水冲毁，中断1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元。1998年大洪水，受灾人口达2.23亿，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元。
中国水患既有地理和气象因素，也有人类活动的因素，简要说是三个因素：季风气候、三级阶地---西高东低地势、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及其反自然的社会利益结构。降水分布空间和时间的不均匀导致雨水要么没有，要么疾来疾去，旱灾、洪灾、涝灾几成常态，而趋利避害却相互矛盾的村社---县乡---省际---国家之间的利益“同心圆结构”，使“以邻为壑”成为痼疾。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利用水资源、对抗洪涝灾害的主要办法是河道建坝，大江大河筑大坝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激发了文治武功的想象力。人们有所不知，1958年大跃进是被两个轮子拽着飞跑的，一个是大炼钢铁，一个是兴修水利。1958 年水利大跃进累积下来的成果是，截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共修建了17万多座水库，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废弃。而此次水利会议公布的8.7万个水库，据估计有三分一属于病险库。
总体而言，建大坝：是“堵”的办 法，这个办法的效果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广受质疑。上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情况下，开始反思建坝带来的弊端，并成立了反对建大坝的世界性组织，强有力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走向。17 万或8. 7 万，无论是哪个数字 , 都属世界之最。这个世界之最，不仅面对着世界潮流的质疑，同样也面对着中国传统智慧的挑战。
中国治水，向有堵、疏之争。古人早已明白，治水不单单是治水，兴利除害、防灾减灾的动机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什么思想治水，因此形成了传统中国独特的治水政治、治水文化，治水与治国自始至终，融为一体。
相传大禹诞生于岷江上游地区。大禹这种以疏导为手段的政治和自然哲学观，传导到了岷江的中下游地区。2260多年前李冰父子时期则把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致。去过成都都江堪的人大多叹为 观止：一个水利工程竟然如此精妙绝伦，鱼嘴、飞沙堰、宝瓶口，那么简洁明快地搭配在一起，集分水、排沙、防洪、灌溉为一体，协调不同季节，搭配合适比例，让川西平原两千多年享其利，旱涝保收，遂成“天府之国”。
治水秘诀便是都江堰二王庙墙壁上镶嵌的那 6 个青花瓷片字：深淘滩，低作堰。仔细考辨，这6个字的背后，则是对盆地气象、眠江水系、西蜀平原自然的逼真、谦卑且聪明的认知，即：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此认知适用于都江堰，也适用于秦国另外两个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伟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灵渠。
宏观而言，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同时也是水污染极端严重、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国家。为了长治久安，水利建设当属必要。但是，一项公共建设，有利就有弊，利弊得失谁说了算？治水方式，早期的运动治水不可取；演变至今日，暗箱操作，利益集团治水，同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水利工程向来耗费甚巨， 涉及社会各方利益。此前，并不算充分的三峡工程论证中，科学论证、民主论证只是昙花一现。之后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总装机容量是两个三峡工程、目前在建的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则饱受人大监督缺位的质疑。水利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关乎国计民生，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媒体监督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汲取古人智慧和当今文明转型经验，有长治久安之想，无长治久安之策，治水----治国的良善目标能否实现，将是个问题。
(摘自7月13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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