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的农村政策和城市化政策
当代商报文摘4308期头版《南方周末》文章《农村户口越来越值钱，城市户口办还是不办？》，网上搜得并附录于后。我早就看到这方面的不合理和两极分化，早就想发议论，现在就汤下面，也谈点自己的看法。
1、“城市化”是个错误口号。
学过历史的人们应当懂得，城市是随着私有工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伴随着的是城市剥削农村，是城乡差别、城乡两极分化的产生。资本主义是城市化，城乡两极分化的最高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后果的政策，不是进一步“城市化”，而是“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第一代领导人时期强调发展社队企业，改革之初提发展乡镇企业是符合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的，但后来并不切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集中的所谓城市化就是与缩小城乡差别的社会主义方向背道而驰的。
2、农民双重身份的不合理性。
第一代领导人时期，农村生产资料归集体，农民进城当了工人，就脱离了农村生产资料，成了纯粹的工人，计划用工，就有了所谓的铁饭碗。“改革”后，农村土地、山林包到人，而且30年不变。于是新增人口没有生产资料，出外打工与城市生产资料结合的人有的却还占有农村的生产资料（这也显示承包制的私有化实质）。这种双重身份，和职业的（就业制度、用工制度）不稳定状态，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不合理的，它说明工农丧失了主人地位。农民不分生产条件和收入来源一律免税，进城打工子女一定要城市安排读书，在农村无偿占有生产资料进城打工还享受买房等各种优惠，这样一来，农村有产者（资产者）不是比城市无产者优越得多吗？
2、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并不源于合理的经济需要。
1) 农民之所以大量进城，大多数是因为在农村得不到货币，是想到城里分一杯羹。分享一点城里富人的残羹剩饭。大部分乡里人到城里只能干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收入不太高的工作。08年我在各网发过一个评论，讲的湖南电视台报道，湖南蓝山生产的一种鞋子卖给广东中介商价2元，中介商卖给外商价4元，外商在市场上卖20元。这就是说一个农村劳动力创造了近20元的价值，他只能得到十分之一。农民辛辛苦苦几个月养出一只鸡只能卖得几元、十几元。到了城里，在高级酒店锅里打一转，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变成了起码上百元的价钱。农民进城多半是因为同样的劳动在乡下换得的货币比城市少。
2）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富余，而是严重不足。我们屋场上世纪60、70年代，有几个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现在只剩下一个50多岁的农业劳动力，还有一个75岁被儿子顶职回乡的老工人。没有劳力，水利无修，农肥不积。为省事，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田埂、道路两边蒿草丛生，偏僻一点的道路多被毁弃。土质退化，污染严重。还过几年，连守家的老人都没有了。
3、农民正在两极分化。
1）承包制本身的两极分化实质。
承包制使农民分成私有者和无产者两部分。承包制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时期的集体所有制。承包制不是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反而迎合、强化私有观念。它完全取消了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劳动成果的公有制必具属性。承包制实际上是一种私有的，两极分化的制度。它把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固定给一部分人，后生、后来者无地。得了地的外出谋了职还占有承包的土地。这更体现了承包制的私有性实质，土地已经不是集体农民集体劳动的资料。
2）经营中的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的根子在私有化。因此农民的收入并不取决于集体的劳动成果和他在集体劳动中所占份额（按劳分配），还是单干一样，独自承担天灾人祸的后果，还是靠天、靠运气吃饭。还是单家独户的小生产承担资本主义商品竞争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后果。靠天吃饭的另一层含义是各个不同地域上的农民因占有资源的优劣而贫富差别极大。近郊农民可能因为城市资源和在商品交换中所处的优势而易于致富，远郊农民可能因为资源、交通和其他市场地位的劣势而不能脱贫。一地因有旅游资源而方便占有游客的劳动，其他没有这种资源的地方则只能干瞪眼。外出打工的，少部分胆大的，有手段，或真有点本事的成了承包人、包工头，或经商致富。大部分老实人，或者能力差点的人只能成为低收入的工仔。我有一个同事教授，住在一个较富人居住的豪华小区，他说那里住的多半是外地人、乡下人（包工头等新富人）。大部分农民工却是无房或租不起房的人。
3、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根本。
现在，党中央强调共同富裕，而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人类在剥削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以前，生产资料属于自然或社会公有，一旦出现私有制和商品制度，就会有像上面说的出现竞争关系和剥削关系，就会伴随着两极分化。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后期，私有制和竞争都成了生产发展的桎梏。我们的某些改革家不懂历史，想当然把恢复私有制，把恢复私有制的所谓明晰产权当作调动积极性的宝贝，调动的却是假冒伪劣，投机倒把，欺诈剥削的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的积极性。要解放农民，要解放农业生产力，首先就要恢复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得纠正城市化，农民工等错误政策和措施。
附录
农村户口越来越值钱
纵观户籍改革历程，整体思路是要让农民取得城市户口，迁入城市，实现城市化。这种思路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而目前社会情况已发生改变。
随着城市户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特权的减少，由于有关政策单独赋予农民的各种权益至今未作调整，农村户口的“含金量”日益提高。《南方周末》报道：“在荆州市郊区，城镇周边的行政村大多有数额不菲的集体资产，具有村经济合作社社员身份的村民每年可从村里领到定额退休金和医疗费，村民的福利待遇和保障水平有的甚至高于一般的城镇居民。虽然这些村民基本已不以种田为业，而是在城里从事经商、第三产业等，但不愿意放弃优越的农村户口。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国家规定，农民第一胎生女儿，五年后经批准可生第二胎。在拆迁赔偿上，农民是“拆一赔一”，城镇则进行货币安置，农民补偿标准优于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虽有进城愿望，但往往不愿轻易落户城镇。（覃爱玲：《南方周末》，城市户口，办还是不办？2008.7.31)
据《北京青年报》公布—项调查显示，在北京郊区西峰山村，越来越多的准大学生在升入大学时拒绝迁户口。据报道，在西峰山村所在的流村镇，近3年来考出的256名大学生中，竟有201人放弃 “农转非”，保留了农村户口。（中国网：农村户口渐成“抢手货”，20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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