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领导下的华西村，不管是在毛时代还是在后毛时代的两轮工业化进程中间，都是巨大胜利者，作为胜利者的重要标志，华西村的公私财富积累已经达到惊人的数字，华西村的高楼和金牛正好是很典型的财富象征。
自由派媒体人对华西村的批判
中国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气派的建筑，但是华西村的财富有着不同的意涵，好像华西村越富，一些自由派媒体人就是越是看不过眼，在吴仁宝去世之后发起了一轮攻击浪潮。看起来，华西村的成功，与自由派拥趸的普世价值中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才成为媒体批判华西村的动力。
华西村今天已经是一个在市场大海中间经营求存的企业，这个企业与其他种类的企业有着各自共性。按照哈哈佛大学教授、企业史家钱德勒的看法，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是在设备厂房、市场网络和管理结构方面进行成功的“三重投入”。如果冒险做一个比喻的话：企业就像是一台计算机，设备厂房相当于硬件，市场网络则类似于输出输入设备，管理结构则是驱动这两者的软件。没有软件的计算机是无法工作的，而一个企业没有成功的管理结构，肯定无法有效地运用人力物力资源完成生产过程并获取市场收益的。这样一看，华西村的另类特征就出来了：其管理结构则明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现代企业制度”。不管怎么说，自由派人士是敏感的，华西村的成功是毛时代一直沿袭下来的，而华西村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及其管理传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判然有别，倒是与毛时代的一些传统有着亲缘关系，考虑到这样的明确对比，我把华西村的“软件”姑且命名为“毛式管理结构”。
自由派媒体人虽然热衷于批判华西村，多半不是因为他们与华西村有“私仇”，而是把华西村的现实与他们信奉的理念有差异，结果被视为“公敌”，因为华西村取得的成功，看起来就好像是损害了普世文明的完美性，损害了普世价值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信力。华西村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自由派没有批判，它的市场网络和营销也没有批判，在这两重投入方面华西村与私营资本没有什么不同，假如华西村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自由派媒体肯定就没有进行批评的动力了，所以，内部管理结构方面的不同才是值得批判的关键。在自由派媒体人看来，华西村的“硬件”并没有批判的价值，“软件”才是批判的矛头所指。
华西村的成就与管理结构的因果链接
从1994年开始，原本华西村0.96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已经没有一分耕地，也已经没有一个农民，华西村完全工业化了。但是，华西村的毛式管理结构依然非常简约，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低成本：只耗费很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就维持了管理结构的良好运作。这个低成本管理的特点很受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推崇，他说华西村“拥有一个地级市的产值，一个县级市的人口，一个乡镇的面积;但却继续维持一个行政村级的低成本管理班子(20多名党委委员和一个物业公司就管理了域内的综合事务)。海内外任何教科书和政治家的顶层设计都解不开现代化制度成本过高的死结，吴仁宝的自主创新不可小觑。”
华西村的成功是从集体农业时代开始的，1964年政府号召“农业学大寨”，老书记吴仁宝等制定了一个十五年计划，要把华西村的土地改造成高产稳产农田，结果这个计划到1972年就提前完成了。据《江阴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资料：华西村在不到十年时间内，“花人工29万个，挑土137万方，将1300多块高低不平的用块，改造成400多方稳产高产的良田。粮食亩产1964年610公斤，1970年805.5公斤。1972年起推行‘双三制’，亩产连续8年超吨粮，每年提供商品粮12.5万公斤。同时发展多种经营，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大队按照统一规划、私造公助的原则，于1972年建成670间瓦房的华西新村。”(P113)由于在短时间内付出高水平的努力，结果是彻底改变了华西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
华西村的突出成绩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1973年12月3-7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学华西现场会议，深入开展学大寨、赶华西的群众运动。(P45)《人民日报》在70年6月、73年7月、74年3月、75和76年9月都曾经给予正面报道。华西村的农业条件不如周边村庄，人均耕地也非常少，但通过高水平的努力提高了土地产出。当时华西村的农业生产与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的投入，华西村也与大寨一样，正是依靠这些有限的人力畜力的密集投入，在很短时间内打破了自然条件的局限。据《人民日报》报道， “到过华西的人，都说这里的群众觉悟高，干劲大，尤其称赞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好。” 换句话说，华西村当时的管理结构特点是：在很少强制性的管理手段——物资刺激和政治强制——的条件下，劳动者自愿地付出了高水平努力;当时华西村曾被人称为“做煞大队”，这里社员付出的体力劳动强度和时间，超过了一般人的忍耐力。
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指出：能够有效地开发环境中间能量的新文明将战胜旧文明。华西村作为当时的“学大寨”先进典型，是否具有新文明的高度，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在最近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中间，人均耕地不足和土地生产量不高，导致费孝通所说的那个“中国农民的问题就是饥饿问题”，这倒不是华西村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问题，由于问题特别严重，其不利后果还向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系统扩散，因此，粮食不足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数百年来中国人多地少的全局性困境，在人口基数巨大且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加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快速地提高土地产出量来加以解决，而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前，华西村只能通过他们的高水平努力以活劳动的密集投入方式，去应对这个这个迫切问题。而华西村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无疑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义。因此，华西村之所以成为典型，内含着三个要素：一个全局性的人多地少困境、在中国工业化未完成时期只能以选择活劳动密集投入一个方案。转换成钱德勒的三重投入思路，也就是说，华西村没有硬件投入的选择，也没有从市场网络优势中间寻求资源流入的可能，必须通过改善“管理结构”而在本地有限的人力资源条件下寻找解决方案。
社队企业兴起与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展望
1969年华西村创办小五金厂，开始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也是这一年，华西村取消了小队核算，率先实现大队核算，全大队的日工分值完全一致，在这个一致性的基础上，到1972年华西村完成了自然村的搬迁，全大队住房统一规划并聚集在一起。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是全国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县份，1978年幼社队企业2054个，产值3.83亿，超过县属工业，1980年社队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3785万元，1982年社队企业产值8.28亿元，排全国第二位。(P337、353、49)乡镇企业的兴旺，极大地增加了社队对农业的投入能力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在江阴县“1979-1984年，上交公社、大队资金共22708万元，平均每年上交3784.7万元。其中：用于支持农副业生产2960万元;扶持贫困大队和补贴行政费用1946万元;参与社员分配8619.4万元，约占同期社员集体分配总额的61%，公共福利事业费用4505万元，返还企业用于发展生产5277.6万元。”(P361)
乡镇企业的繁荣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这激发了费孝通老先生的学术想象力，他看到了超越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新途径，从而有可能走出“早年西方的工业化那样形成工农矛盾和城乡对立”，他说“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兴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 (P299)结合温铁军教授的一贯看法：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人财物的一般流向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就必须逆转比较利益所决定的资金流向，乡镇企业的利润能“逆流”回到农村和农民手里，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的，从江阴的实践看，乡镇企业利润上缴公社和大队之后，然后才由这两级政权安排其流向农业，这本质上是一种基层政权执行的“财政转移”职能，而乡村政权拥有企业利润分配权则是以企业公有制为基础的，费孝通在苏南看到的草根工业反哺农业要以所有权公有为前提条件，当时恰好具体这个条件：直到1996年，“整个苏南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10%都不到”，而张家港市在1997年4月完成小批量改制之后，公有股权比重仍然高于93%。 (P396、408)
一位亲历者指出了利润“逆比较利益而流动”的内在机制：“有了乡镇企业以后，城乡、工农业之间剪刀差的微观调节，都是靠乡镇企业的利润来解决。小城镇的建设，自来水，供电，造桥修路，办学校，敬老院，计划生育，优抚军属，干部补贴，所有这些都是乡镇企业解决的。苏南为啥农民的负担轻，干群关系好?都是由乡镇企业包下来了。干部要群众的很少，给农民的很多，干群关系当然就好，至少不紧张。”正是明确地认识到利润逆流的所有制条件，所以他态度明确地反对私有化：“从发展速度来讲，苏南不比温州慢，而且应该说比温州快。说明公有制的优越性。你们到浙江那边农村去看一看，同苏南这边比一比，看路怎么样，房子怎么样，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祥，自然就会形成一定的看法。”“我觉得乡镇企业仍然有生命力，不像有的人所说的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当然，乡镇企业也需要改革，但改革不等于提倡私有制。” (P397-398)
费孝通原来指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乡镇企业私有化过程的完成，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而华西村恰好又一次抵制了这个改制过程，因而依然能够为本村村民提供就业、福利和可观收入。在华西村之外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去外地打工成为社会底层，而农村的土地被大量抛荒，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还有必不可少的阶级对立，就这样更大规模地回来了。
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先有一个公有制条件下的“部分质变”，在农村分田到户之后，官学两界携手鼓吹“一包就灵”。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乡镇企业内部的改革很容易锁定强化管理层权力的承包制，在乡镇企业最发达的苏南地区，无锡地方政府总结过所谓的“堰桥经验”，这个经验的要点是“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运用到乡镇企业……创造了‘一包三改‘的经验。一包就是对乡镇企业的产量、产值和利税承包。三改是改革用工制度、干部制度、分配制度，形成能进能出(工人)、能上能下(干部)、能高能低(按劳分配)的机制。江苏省委转发了堰桥经验，《新华日报》推广介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P391)在省委推广无锡的堰桥经验之前，江阴县就已经独立地进行了“承包制”的创新：“1983、1984年，乡、村企业逐步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内部也层层落实承包，承包双方(公社对企业、企业对职工)商定的奖赔内容主要有:完成承包的利润等主要指标和必要辅助指标的，得应得的经济利益，完不成任务的赔罚;超额完成指标任务的，在经济上进行奖励，经济承包的主要形式：定额包干，联利计酬，超利分成;利润包干，超利留厂，全奖全赔;定额上交，利润大包干等奖励办法。1987年，全市有900多个乡镇企业实行联产计酬奖赔形式。”(P361)这个经验实施下去之后，极大地增加了管理干部的权力及其对下级命运的操控能力，结果造成极大的政治分化——少部分干部权力极大而大部分人丧失控制命运的能力，费孝通1996年在吴江看到这一次改革的后果：“内部机制发生不利变化，甚至出现‘厂长老板化，实权亲属化，行为短期化，分配两极化’。这样的极端现象，虽属少数，但有些企业确是‘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P344)承包制培植了管理层的特殊利益，而特殊利益的固定化和扩张欲望，在学术界哺育了一种“把企业经营与特殊利益一致起来”的主张：管理层买断。
相比较而言，华西村不仅坚持了“成员共有制经济”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毛式管理结构：没有向干部赋予操控劳动者命运的权力，村民也没有丧失就业保障(所谓“能进能出”)，也就是说，没有实现劳动力彻底雇佣化;但是外部私人企业愿意给高层管理人员支付高薪的环境压力下，从1994年开始给予管理层较多的分红，同时却以《村规民约》加以限制：企业高管获得分红成为记账股份，在他离开华西村时失效。看起来，华西村在毛式管理结构受到外部压力挑战时，与其他地区相比，没有以劳动力彻底雇佣化为条件去强化干部的管理权力，同时，给予干部多余平均水平的分红数量但施加流出限制。今天华西村的现实，已经部分放弃了毛式管理结构，但在部分程度上还有费孝通曾经期望的“新工业化道路”的曙光，遗憾的是，华西村成了独立特行的另类。
当西化的头脑面对另类的实践时
到目前为止，唯一对华西村进行过深度调查的研究报告，是周怡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与她本人发现的村民对于华西村现状高度认同相反，周怡教授对华西村是高度不认同的，所以，在业已出版的博士论文中间，周怡教授抓住一切机会“说点华西村的坏话”。
虽然充分理解华西村村民的收入分化是来自于奖金和分红上，而奖金分红上的差距则主要体现了职业分化的特点，并且与企业之间的盈利水平差异相关，但是周怡教授却强行把这个记入“权力”账户中进行解释。根据周怡教授所提供的材料，在村民收入中间奖金和分红的平均水平是工资和福利的5倍，而“村民的收入差距最主要体现在奖金和分红收入上，而村民从企业获得的奖金取决于村庄规定的‘一三三三’分配制度(华西村1994年开始事实给企业留利20%，2003年改为留利50%;在企业留利中间，厂长得10%，副厂级干部平分30%，职工得30%，余30%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效益，村民的股份多半来自奖金的记账收入。”(P149、173、177)从这些材料看，华西村的分化是标准的“职业分化”，且职业分化被企业间的盈利水平差距而放大，但周怡教授却笃定地断言：“权力在其中既是主导分化的操纵因素，又是分化的客体。即现行华西社区分化应当被看作仅仅是权力的显示，干部身份(政治差别)决定着社区分化的特征。”“权力集中、权钱结合，使得村庄内部成员的分化最突出表现为干部与普通村民的分化，”(P166)在并未计算华西村的基尼系数的情况下，周怡教授还断言：“不论从收入还是从财富的家庭户分户来看，其差异系数远远大于0.40的国际基尼系数标准。……而且高于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0.54)。”(P163)一位华西村的管理人员告诉周怡教授的结论，应该比周怡教授自己下的判断更为切近华西村的现实——“我们的最富者与外面的私营老板比不算富，我们的普通村民与周围的甚至全国的农民比却是富农。”(P177)
华西村的公有制在任何意义上，都构成对于上层的限制：无论是政治权力分配还是经济利益分配，华西村村民的成员资格是政治平等的基础，而政治平等是经济平等的基础。但是在一个充分西化的头脑里头，政治和经济是分开的，经济通常是由私人资本主导的，因此在讨论个人在企业里的角色时，是不考虑其政治状况的，个人在管理与服从的链条中间也谈不上人权。而华西村是政企合一的社区，个人之于村干部不仅仅是一个雇员的身份，还有完整的成员资格和相对平等的政治地位，管理层不能拿村民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对于干部权力扩张是一个极大的限制，相对而言权力集中于干部手里的现象较私营企业中间要轻微得多。不仅干部操控村民命运的能力要远远小于私营企业，村民受到经济剥削的程度也远远小于其他企业，干部或者管理层占有利润的份额也大大小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这种相对平等的管理结构里面，用什么样的学术工具或者概念框架去树立华西村的实践，并不是一个易于解决的问题。周怡教授毫不犹豫地把华西村的现状描述为“经济公有制”和“政治专制”的组合，这显然是由贫乏的概念框架造成的解释扭曲，不能反映村民的真实政治感受。
一些激进的自由派人士潜意识认为经济公有制是政治专制是互为因果关系的，这样的直观印象可能来自于改革时代对毛时代的宣传，因为把公有制经济视为政治专制的温床，所以持有一种茫茫然的私有化就是好的观念，武汉某重点高校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他很多同事盲目地持有一种“支持暴发户”的心态。以华西村的事实进行检验，难道吴仁宝把华西企业集团的资产买断“持大股”、村民成为纯粹的雇员之后，村民的政治经济状况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难道因此反而有了政治民主的基础吗?这不仅在事实上无法验证，与村民的感受截然相反，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可能让人信服：在稀缺资源垄断于少数人之手之后，政治就肯定丧失了宽松和民主的基础，这个时候通常迫切需要的是与经济资源垄断相匹配的专制权力来负责“维稳事业”——消弭潜在和显现的反抗意志和活动。
农村通常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间运行着一个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许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运作，都要在这个社会网络中间实现，社会网络会放大或者降低一些制度的效果，这个事实很多学者都曾经观察到了。卡尔•波兰尼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间的，换句话说，即便是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和收益的划分都要经过社会网络的过滤之后才得以决定下来。黄宗智在吴江县华阳桥的调查为解释经济嵌入社会网络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实际上是按一种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的逻辑运行的。只有短工市场、田底权市场和村际的商人贷款最接近于自由竞争市场，尽管这些市场都是地方化的。长工市场、田面权市场和村内的互助性借贷都受到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制约。长工的雇用一般都依赖私人关系。田面权的转手通常受到亲戚和同村人优先购买的习俗的制约。村内的借贷一般以‘感情’和互惠为基础，而不受成本和报酬的核算控制。” (P309)内在于社会网络的传统和农民经验，作为现象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并做了描述，但与主流的政治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方式，在学术上如何表达，似乎至今没有很成熟的工具框架。
在改革早期，农村的土地大体上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城市里国企资产多是被低估之后由管理层买断，这个巨大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社会网络的作用;但是，这个网络的作用不是无限的，19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改制中间私有化过程也同样向管理层倾斜，一个著名的官员胡福明还特意向吴仁宝打招呼说压力很大“是坚持不住了”，官场压力的作用要足以不住管理层顶住村民通过社会网络施加的压力才使得私有化顺利起航，就这样，绝大多数企业通过管理层买断而私有化了，吴仁宝再一次顶住压力没有照办，因此，才留下了华西村的另类实践。在熟人社会的网络中间，汲取力量去应付官场压力，反而成为吴仁宝的一个力量来源，他敢于抵制分田、敢于抵制私有化，乃至于只有限度地接受对“毛式管理结构”的改造，都援引自上而下的群众力量。
在华西村里，这个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的实际存在，至少对政治和经济的分化构成一个有力的限制，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干部群体主动认同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借助上级政府的权威强硬地实现改制把绝大多数利益归于自己，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认同，从而减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强硬手段的必要，社区认同的上升和对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运用强制性权力的需要，这才是民主的可靠基础。而每一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都最终要在管理环节加以调节和解决，华西村冲突和矛盾的最小化，可以部分地解释温铁军教授所推崇的低成本制度。不仅在管理链条内部是如此，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间，干部与群众的社会距离也是非常小的，周怡教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问卷调查数字：村民有重要时期需要帮忙或者找人商量时，村民首先找直系亲属(占样本总数的67.9%)，第二是找村领导(59.2)，其次是找父母(54.6%)，而找单位领导的则很少(7.2%)。(P174)吴仁宝和他几个儿子管理职位和领导权威，到底是来自上级的任命——行政干部，还是来自社会网络的认同——社区领袖，这应该成为讨论政治专制与否的基础。
在认识和表达华西村的实践上，至少有两个牵连很大的问题：如何认识毛时代的政治经济实践?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具有唯一性?这两大问题在学术表达上一个也没有解决，更不用说形成学界共识和学术积累了。虽然学界许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道路”或者“学术本土化”，但是如何表达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对华西村的学理表述与村民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不能说不是对主流学界的一个挑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学者波伏娃和萨特一起参观完中国之后，感概地说“每一个试图把中国变得现代化的政权，在艺术和知识层面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从华西村的实践看，似乎不需要全盘抛弃传统文化和农民的经验，波伏娃还引用一种西方常见的批评意见，这种意见指责中国“现在这些领导人没有能够一夜之间创造出一种新文明”，而波伏娃本人则持有一种看法，认定“一个建设中的社会，不能简单而无中生有地找到一种表达方式。”新文明应该有可能在事后进行表达，过去六十年中国历史有两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华西村的实践也回应了一些问题，经验材料的极端丰富与学术表达的极端贫乏共存，只有一点很清楚的：西化的头脑无助于认识和表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自由派媒体人对华西村的激进批评，其实不过是他们已经找不到展望未来和表述过去的理性态度罢了。
来源：经略网刊，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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