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金融和能源属性成为影响粮食价格的主要方面，金融因素、能源因素对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解释程度高达98.08%。
中国从2003年进入农业过剩已11年。世界上80%的大棚集中在中国，中国生产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人口只占世界的19%。另外，世界上50.1%的猪肉、30%的大米、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是中国生产的。农业产业化过剩已经不可回避，应当引起重视。
小农农业要实现自我循环，几乎只有一个办法：把各种与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装进综合性的大产业，农民才能在其他细分产业领域获取利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帮政府种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这一点可以借鉴欧盟或者日韩等国的经验，把小农经济与第三产业相结合，也就是“一产三产化”。
伴随着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粮食也逐渐金融化，粮食市场越来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全球粮食金融化也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挑战。
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并非生产不足
我们提到粮食安全经常强调的是量的安全，但其实，农业已经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
国际方面，近年来市场存在产需缺口的主要是大豆，其他三大主粮则产高于需。21世纪以来，总体上四大粮食的供需不平衡形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明显。最近五年，粮食供需形势还愈加趋于平衡。另据分析，全球谷物产量按照人均健康需求的卡路里计算过剩三分之一，之所以有贫困人口饥饿，主要是造成贫富差距显著加剧的制度不合理。
而从国内来看，中国在1998年进入工业过剩已经16年，2003年进入农业过剩也已11年。我们从一组数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世界上80%的大棚集中在中国，中国生产出了全球67%的蔬菜，而人口只占世界的19%，中国生产出的蔬菜有一半以上被浪费了。近几年各地发生的菜贱伤农情况，农民让不值钱的蔬菜直接烂在地里就是蔬菜生产过剩最好的明证。另外，50.1%的猪肉、30%的大米、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是中国生产的，尽管这些农产品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出口的，但是出口蔬菜水果意味着把中国最为珍贵的水资源低价格地送出去。所以说，农业产业化过剩已经不可回避，应当引起重视。
粮食危机主要源于全球资本过剩?
历史数据表明，粮价越是剧烈波动就越是与供求无关。世界银行统计，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国际粮价大幅上涨15%，与前一年相比飙升29%，接近2008年的粮食危机时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10年部分粮食的价格已经破纪录，玉米的价格暴涨52%，小麦上涨49%，大豆上涨28%。而同期世界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实际上不具备粮食价格暴涨的供需基本面因素。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是金融资本。西方金融资本从1980年代开始异化于实体经济，追求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率的高收益造成资本市场扩张和大规模吸纳流动性。冷战结束以来，金融繁荣与稳定指数和粮食价格指数相关性高达0.65。粮食的金融化利于通过多空投机消纳过剩金融资本。2000年以来，金融和能源属性成为影响粮食价格的主要方面，金融因素、能源因素对影响国际粮价波动的解释程度高达98.08%。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流动性扩张对粮食市场具有递增作用。如果说2009年美联储推出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还存在滞后影响，那么2011年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对粮食价格则发挥了即期作用，进而市场对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的预期或者说是美联储对外发布的信息就能够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效应。当然，2012年9月QE3兑现之后，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价格亦受刺激大幅攀升，有的品种甚至创下数月来高位。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两大挑战
当前，全球粮食金融化现象日盛，而这也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挑战。
第一，粮食价格脱离供求基本面，定价权旁落于金融国家之跨国公司操作信息与期货。
中国农业走出去大多做第一产业，少数做第二产业，但屡战屡败，而西方跨国公司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恰在于不做一二产业，而主要从事于金融流动性相关的物流、研发、品牌和贸易等第三产业，当下更转向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社会企业”，近期正在利用海外低价资本竞争中国农业产业化份额。
把控着三产的外资进入中国农业从养殖业入手，尤其是因为养猪业的现代化模式来自美国，生猪品种结构是清一色的“洋三元”，饲料结构是标准化“玉米+豆粕+微量元素”，饲养方式是规模化、工厂化，从而陷入对进口饲料玉米和豆粕的依赖，客观上为国际粮食市场对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尤其是饲料粮市场以及下游养殖产业产生影响创造了条件，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期货市场也加剧其投机性。
第二，粮食生产者、消费者和地方政府都不承担安全责任，在粮价高企导致低收入阶层生存条件恶化的同时，市民作为消费主体缺乏社会组织创新条件，粮食文化方面被“消费主义”全面掌控，节约传统被抛弃，致使食物浪费恶性循环地刺激政府补贴化肥农药和机械等投入，不仅加剧资源环境破坏，而且造成把中国粮食安全更多依赖外部市场的政策诉求和心理预期。
借力“一产三产化” 实现安全农业的可持续性
目前，中国粮食安全从量上来看还是有保障的。首先，粮食产量稳定。国内粮食产量长期以来随人口同步增长基本趋势未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迄今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十年增加。而一些外部条件也为增产提供了保障，比如，气候暖化，400mm等降水线北移百多公里带动大宗粮食生产带面积增加;国家大幅度增加支农资金投入农村基本建设创造正外部性。
其次，粮食库存充足。近年来，我国农户储存粮食数量已经达到当年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表明以农户为单位的“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理”的小农经济理性在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压力下有所恢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2007年开始国家粮食局启动农户科学储粮专项，已在全国25个省份的近200万农户配置新型储粮装具，每年可减少农户储粮损失5.1亿斤，相当于增加49万亩无形良田，可为农户增收4.8亿元。按照计划，“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再为800万农户配置标准化储粮装具。
但是要真正实现安全农业的可持续性，还需要再下功夫。小农农业要实现自我循环，几乎只有一个办法：把各种与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装进综合性的大产业，农民才能在其他细分产业领域获取利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只有自己的生活有保障，才会帮政府种粮，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我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借鉴欧盟或者日韩等国的经验，把小农经济与第三产业相结合，也就是“一产三产化”。从经济学内在规律来看，第一产业(农业)利润率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利润率在社会平均利润之下;第三产业(服务业)借助题材创新往往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上的利润。因此，唯有通过“一产三产化”才有可能实现安全农业的可持续性。
比如，欧盟的小农场农业在生态文明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上做文章;日韩全面开展购销超市、金融保险、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养生体验、生态景观等农村第三产业，都有效地帮助农民增收，值得中国借鉴。
总之，针对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我有两点建议：一是，抓好综合性合作社建设，加快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此形成“一产农业三产化(农业与服务业结合)”和综合收益反哺农业的经营方式创新的前提条件。并且，借此创新配合国家财政支持粮食生产的投入;二是，大力推进粮食安全的城乡一体化，加深市民参与式“两型农业”的发展，培育市民以理性、节约型消费替代浪费型消费主义恶劣趋势，这两者有机结合，则可达到既稳定农民合作社为新经营主体的粮食生产，又保障市民作为消费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参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
(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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