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结束调查任务之后，会到魂牵梦绕的村庄，看看那让我热恋的地方，是否有可喜的变化。村庄的变化不大，但我的心理有很大的波动。可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而现在意识到了。也可能是只了解事情的局部，不知道全貌，以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产生疑惑。“偶遇”只是偶然遇到而已。由于能力和时间的局限，没有进行深入、详细的调查，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撑，只是有感而发，用心而作。试图对村庄进行一个粗线条的。
我村位于县城东5公里处，距离镇人民政府6公里。人口1750人，耕地面积为2471亩。共分八个村民小组，有运、李、张、侯、龚、任等六个姓氏，以运氏最多，约占该村人口的一半儿。
政治：
刚进村，便见到一条崭新的水泥路，这是“村村通”工程，“S——301——西五楼”段，与二00楼年五月二十日竣工。这条路全长1.05公里，铺设了四条主干道，贯穿整个村庄，由省投资13.5万元，县补助2.7万元完成。乡亲们可高兴了，都说：“下雨天，我们不用踩泥了，做买卖的车也可以回家了。”再往前走，看到一个银白色的水塔和一间水房，上写着“国家安全饮水工程”。这是去年完成的，由省级财政拨款建造的深水井。我村属于咸水区，老井水氟、钠含量严重超标，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健康。去年，我县共有三个指标，我村争取到一个。饮用自来水后，乡亲们普遍反映：”水壶里的水锈没有了，蒸馍后的烧汤水也能喝了，这水尝起来也甜了，口感不错，很柔软。“这两件实事是已经完成的。还有三件正在争取：良种补贴已经上报;再争取资金，把村内的主干道全部硬化;农田整治项目正在申请。
今年，我县的种粮直补额为28.78元/亩，我村每个人的补贴超过30元。这就使村民感到很高兴，种田无需交售公粮，国家还发放种粮补贴，比起邻村我们又多了两件公共物品，而且还不用自己负担。对本届村两委还是比较满意的，也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以往，交售公粮，我们村都是第一个完成。今年，收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款，全村两天时间基本完成，部分村民小组在一天内就完成了。而邻村，广播每天吆喝两遍，村组干部一天去好几次，都收不齐。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彼此都在衡量着对方，注视着自己的利益。村委首先不与村民争利，再为村民谋利，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我村的村两委也有问题，许多村集体财产都化为私有，收取贿赂，这些群众都心知肚明。化为私有的同时，他们也有付出，为了托关系，找门路，费尽周折，群众也看在眼里。在争取项目的过程中，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是一个潜规则。而成本需要集体支付，这个又不能直接向群众收取，只能变相利用。在此过程中，村干部渔利多少，谁也说不清楚。项目审批下来后，群众得到实惠，他们便会拥护村两委的领导，默许上述情况的存在;村两委对上级派下的任务，能够及时完成，上级部门对村子产生良好印象，也会审批更多的项目，多做一些试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反之，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使一个村庄成为一盘散沙。
上次的村委换届选举，普通村民基本上没有参加，参加者也是看热闹的，选票都是小组长代填的。村民对选举的冷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上级把名单已经确定，村民对不同意见表达无效;二是还没有出现与候选人相“抗衡”的人选，即便让村民提名候选人，他们的票数几近相等，并且都很低，本届村委班子还没有腐败到足以推翻的地步。这有利的一面是保持了村子的稳定，他们的工作可以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以前的关系网络还可以继续经营;不利的一面是他们抱得更紧，普通村民很难位列其中，对他们的监督更加难以实施。村民对公共财产、村集体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只知道那些公共用地是属于大队的，而大队是什么性质，公共用地的最终归属是谁，他们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清楚的。因为传统上他们就没有参与过这些财产直接的分配，现在又不影响自己地生活，何必去关心那些事情呢。
很多村庄，已经陷入“少数决定多数”的怪圈。比如，土地的调整问题。以前的地块零散，耕作起来很不方便，需要进行调整，减少每户的地块数量;老人已经离去，女儿已经出嫁，媳妇已经进门，孩子已经降生，需要“添人添地，去人去地”，进行微调，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体现公平的原则。但是，因为个别户的不配合，土地调整无法进行。去找乡政府，乡政府说：“你们有能力调整，就去调整;没有能力调整，就不要调整，政府不过问此事”。现在的乡政府是一个惰性政府，只要上面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它是不会主动服务的。财力的限制，也使它“瘦身”了不少，以前拥有很多的雇用工人，“扒房抢粮，撵诸赶羊”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目前，解决纠纷的办法是：谁有能力把事件平息下去，就依照谁的方案解决。不是有理，而是有力，势力、霸道。善与恶的交锋中，善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恶。
在暑假期间，有派出所的工作队进驻我村，来调解民事纠纷和老人赡养问题。这有点儿李代桃僵的味道，这类事件好像不在公安的管辖范围之内。现在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有增加的趋势，暴力部门人员的增长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联防队员在防范偷盗问题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图增了乡镇的财政负担而已。有效的方式应该来自人民群众，有些事情政府越管越乱。养老问题，确实是老大难问题。独生子家庭的儿子，没有推卸的空间和余地。而多子家庭，相互扯皮的多一些。农村中有句俗语：大伙儿的车，不是车;大伙儿的爹，不是爹。这种现象也有区域化的特点，居住在一起的几户人家同质性较强，他们要么都好，要么都坏，都以彼此为参照物。对于养老问题，以前的家族长还管一些，现在很少有人管了。因为，有些家族长的权威已经丧失或者他们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欲独善其身。这类事情处理恰当则可，处理不好，两头骂。儿子不赡养老人，进行社会养老，政府处理纠纷，不知是法治的进步，还是传统的沦丧。
村务公开栏有如下数：
公开栏(略)
财务公开栏的设置基本合理，但“应收款”和“应付款”的位置设置有点儿混乱。本村年收入为90720元，支出为101403元，支出大于收入。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有些收入并未列入其中。这也并不像一个财政困难的村子的财务状况。
经济：
此次最大的感受：村民挣钱的欲望特别强烈。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没有外出的，在家里也有事情可做。现在种的主要是玉米，浇水、施肥后，基本上不用再进行田间管理。草长起来，就喷施除草剂，草少了，根本不管。地里长草，钱往家跑。地里长草的人家，多是那些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的，只有那些挣钱门路不广，仅靠农业收入的人才去田间除草。以前，地里无草是勤劳的表现，人见人夸;现在，长草反而成了一种骄傲。打工回乡创业的也有，从县城至夏庄村不到20里的地段，有七个机械厂，主要制造小型挖土机、推土机和翻斗车。第一个是夏迪机械厂，它的老板曾在外地一家机械厂打工，后辞职，回乡创业。其它人看到他的效益不错，纷纷上马此项目。机械生产商的增加，说明此种产品有市场，意味着某处正在进行着红红火火建设，这是一种好现象。通过能够恰当处理，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集群。
文化：
说起夏庄村，还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夏庄有个巫婆，据说会“清眼儿”，还有一座龙王庙是她“施法”的地方，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全村公民集资修建，老中青少娱乐场所。农历的七月初五，是龙王爷的生日，按当地风俗，要给龙王爷上香。许多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赶来，烧香、上供，并且还要捐款。仅那一日，便得到捐款7010元(张榜公布)，好大的买卖。还有人给她送贺词。
贺词的内容如下：
贺词(略)
财务
上面这首贺词由两村民所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水平，矛盾心理和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既然相信科学、拥护共产党，为什么又给“天医”写贺词呢?相信龙王显灵呢?那些企业家为什么慷慨地向庙宇敬献香火钱，为什么不向弱势群体捐款呢?是因为百姓付不起
昂的药费，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神灵身上，以求得心灵的宽慰，还是…… 那些有钱人敬献香火钱,是为了祈求自己的幸福、财运，是建立在私利之上的。如果发财了，则是神灵的保佑;若不发财，则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命中注定不该享有，神灵是不会错的，这好像就是某些人的逻辑。
近来，有许多基督徒到我村进行传教，“法轮功”余孽分子死灰复燃。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若不进行有效的控制，他们会利用宗教组织，煽动教众与基层政府对抗。五月份，临近乡镇曾出动警察，对教会的活动进行了干涉，并且拘留了主要负责人。原因是他们向村委会提出无理要求，得不到满意答复，便聚众闹事。还有的打着“和平、慈爱”的口号，进行坑蒙拐骗活动。
有许多人非常怀念毛泽东时代，白天劳作了一天，晚上到街上玩乐，非常热闹。有唱戏的，有玩把戏儿的，有说书的，满大街都是人，处处是欢歌笑语。后来，随着电视机、VCD进入千家万户，那些文艺活动有所减少，群众寻找到了替代品。可是现在，电视机、VCD让他们感到反感。电视剧是些垃圾剧，脱离现实生活，且频繁插播无耻的广告，不能看完一整集的电视剧。正版的碟片太贵，盗版的质量太差，不能连续多次放映。所以，他们只好打打麻将，信奉邪教。这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果，这是漠视群众工作的表现。“新闻机构代表着党的喉舌，他们利用媒体胡扯八道，是在党的脸上抹黑。”一位老党员气愤的说。“什么病都能治好，比科学家还能。买药、看病，都是什么壮阳药，性病，难道中国人出问题了吗?”
夏庄村为韩张镇的小康示范村，在村东新规划了近百亩的宅基地，全部是新盖的瓦房，整齐划一。夏庄村计划从东向西逐步推进，把整个村庄都盖一遍，建设一个漂亮的新村。这个愿望要实现，恐怕需要时间。因为，建房在农村是件大事，它凝聚了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心血，老百姓不会轻易的拆房、建房。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风格会不断的变化，很难做到统一。
教育：
在我们村南1公里处，安济公路北侧，2004年新建了一所学校。它设置为五个年级，八个班，小学三至五年级各两个班，初一、初二各一个班。它是在县乡教育部门的倡导下建立的民办学校，要把附近村庄的孩子都集中到这里来。由于学校硬件设施比较落后，学生生活质量较差，再加上学杂费的减免，这个学校不到两年就垮掉了。学校的投资方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要求赔偿损失，未果。我们村小学是1991年建的校舍，现已成危房，上级部门决定投资建设。民办学校强烈反对，要求上级部门把他们的校舍买下，把我们村小学的学生全迁，教师进行重新调整。这就遭到了某些教师的反对，该教师教学能力极差，每次考试，都是全乡倒数第一，只准其教二年级，其他年级她无能力担任。她是依靠家庭关系获得了教师资格，没有领取上千元的工资。目前，我村小学有三位不称职的教师。还有两位:一位是比我高一届，初中二年级未读完，现已成为正式教师;另外一位不务正业。他们难为人师表，误人子弟，正在荼毒生灵。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学校赶快倒闭，给孩子们一个解脱，让他们到那些真正的学校去，认真的读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人一茬，而对孩子来说，就是一辈子。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家长总会想方设法供给。孩子不愿意读书，家长既打有骂，不愿让他们重走自己的路，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过活。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很少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而让孩子辍学的。尽管，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比较大，花了几万元，不一定找到好工作，但家长依然愿意孩子走这条路。学杂费的减免，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使孩子有条件读书。下一步的重点是学校，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坚决把孩子成材。纳税人的钱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尊重别人的劳动，用等价的劳动去交换。
社会事务：
村北有条马颊河，前几年河道无水，邻村有位村民在那里开荒，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初现效益。县水利局知道此事后，强行把土地收回，并以200元/亩的价格进行出租。有几位村民承包了百十亩，发展渔业。去年夏天，突降暴雨，眼看就要上市的鲤鱼，被大水冲走了。今年，由于上游的水被污染，有近一半的与被毒死。此次污染较严重，河水不能用作灌溉用水。我村村民每年都要上缴挖河款、水费，枯水年份，不可灌溉还可，丰水季节，亦不可灌溉，为何?典型的“外部效应”问题。承租方既然与包租方签订了承包协议，那么包租方就应该保证水质基本达标。否则，就是违约。村民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地方吗?没有。环保部门、水利部门和厂商相互勾结。到法院上诉，需要高额诉讼费，不划算。忍一时，风平浪静，受损失的不只是一家，而是整个流域，又何必呢。人民的财产，人民分享不到它的利益，甚至还要受到损害。“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这个集合到底有多大，谁又是他的忠实代表呢?
马颊河堤河北段破坏严重，现在已经看不到河堤了。河南段也有破坏的地方，不太严重，如不遏制，与河北段无异。人们普遍认为，这么多年没有发大水了，以后也不会发了;河堤不是属于个人的，别人可以拉土，咱们也可以，不拉白不拉。河堤归属水利局管理，那么长的河堤，离县城又比较远，你们能管理好吗?即便发现毁坏大堤者，罚款即可。罚款之后，水利部门是否应用于修复大堤呢?是否意味着，交钱之后就可以拉土呢?值得商榷。水利部门既然无法妥善管理，就应该将其下放，各段归村委会负责，签订责任书，动员群众的力量。
殡葬改革进行了五年，收效甚微，从长远来看，它并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首先，每村都要开辟出一块儿完整的土地，建设公墓。其次，现今，公墓里埋葬的坟墓都是用水泥浇筑的，它们具有永久性，短时间内很难消逝。而土坟呢?几十年之后，他的子孙把他遗忘时，可以夷为平地，继续耕作。上次的“平坟运动”，坟包所占面积不但没有变小，而且有增大之势。再者，火化时，家属需要交纳400元，所用柴油自己购买，骨灰盒或者棺材更不在话下。有的人不能接受火化，便偷埋，被发现后，要罚款，甚至开棺火化。这就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成为政府增收的一个渠道。有些老人认为;“现在想死，也死不起了”。老人的去世，在农村中也是一件大事，它也是维系一个家族，社区保持互动的结点。比如，实行土葬，需要人抬重，每户出一个人;而火葬之后，子孙抱着盒子就行了可，不需要其他人的参与，而偷埋更不需要人了。农村关系的保持，很大发面依靠“俗礼”，没有了礼尚往来，他们的关系又该通过何种有线的方式进行维修呢?
婚姻状况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随着出外打工、读书人员的增多，他们的配偶是外地人的可能性增大。从总体上看，有利于村民素质的提高，进行文化、血缘的交流。那么外来者会不会打破村庄原有的秩序呢?由于与原住民的生疏,交流的减少,现代建筑的兴起,农民会不会变成那种”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沟通”的局面呢?那样的村庄，将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打工者之间的婚姻，也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传统的媒约之言的婚姻，由于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彼此熟识的，他们中间又有媒人的情面，所以离婚面临很大的压力，如父母的阻挠、村庄舆论的谴责。这样可以保持婚姻状况的持续，即便小两口闹矛盾，经过家人的调解，能够化解。也有例外的。外地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一气之下，拿起存折走人。男方不是人财两空么。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它客观存在着。社会变迁是极自然的事情，变迁之后，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要考虑的，怎样从各个方面提高村民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
和一位村内比较有见识的老人交谈，问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对这届中央政府，有什么想法。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了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家家有大老鼠。老鼠又大又肥，并且不怕人，在人的面前乱跑。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领导群众运动，家里的老鼠没有了。后来，毛主席去世，邓小平、江泽民上台，家家买老鼠药，支老鼠夹子，但是老鼠不见少。有一次，在粮食囤里，他就逮住了半箩筐。江泽民退了，胡锦涛那帮子上台，家里、地里的老鼠大大减少了，并且变小。以前的地獐子，有半尺多长，一嘴吃好几个花生。而现在的老鼠，黑脊背骨，两边儿是黄毛，有点儿像青蛙，二、三指长，它们一口还吃不了一个花生。这是为什么?这是天意!人让人死天不肯，天让人死活不成。人家老胡走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听完他的故事，我无话可说。我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它们之间的联系，按照科学理论来讲是没有的，但是老百姓相信的就是这个。
和乡亲们交谈的时候，让他们对四代领导进行评价。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毛泽东主席，因为他是开国之君。排在第二位的是胡锦涛主席，因为他减免掉了农业税，为农民办了几件实事。邓、江两位领导人要么依次往下排，要么干脆就不排。虽然，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它也造成了老百姓心理上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拉大，黄赌毒的死灰复燃，假货的泛滥，贪污腐败的盛行，道德的滑坡，金钱至上主义，生产资料价格持续的上涨。。。。。。。都是让他们感到不幸福的地方。难道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难道是矛盾早已形成，而现在是突然爆发?我感到非常的困惑，也感到一种失落和迷茫，希望有谁能够扭转乾坤。
有几个问题，我重点请教了他们。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很多人，你们对中央政府没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第一，这是天灾，谁也无能为力。第二，这是为了还苏联的债。借人家的东西，人家要，就要给人家，自己了紧裤腰带，不吃不喝也要给。第三，不光老百姓吃的不好，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吃的也不好。全国上下，同甘共苦。那时候，吃大锅饭，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工业建设要原料，老百姓需要吃饭，还要劳动。把粮食的所有权收归生产队后，既可以向上交粮食，又可以让每个人吃点儿饭，还可以让他们干活儿。不然，有好的，有差的，条件好的能够吃饱，条件差的都饿死。如不对粮食进行控制，有些人就可以不劳动，那么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过了困难时期，就不再吃大锅饭了，那段时间很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粮食的增产和那样的方针到底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有的，但是到底是大还是小呢?“大包干”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可以算一个理由，但不是个别。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是意识，而粮食是物质，意识不可以直接产生物质，它只可以使一种物质去作用另一种物质。那么，粮食的作用物质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是农田水利，生产技术的提高，种子的改良，化肥的应用，土壤的改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生产队西南地有90亩小麦，收割时，让一个人背回来了。可想而知，它的产量。那时的灌溉是很成问题的，都是旱井，推大水车，基本是靠天吃饭。那时，没有化肥，只有氨水，后来化肥有了，但是很少。种子是去年的陈粮食，没有经过科学的选育。人们是很勤劳的，一年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冬天要去挖河或者干别的事情，为来年的生产做准备。天刚亮，就去田间劳作，下午天黑了，才回家。玉米、花生要锄地，三、四遍，地里根本没有草。“磨洋工”事件是有的，但不是很多，因为它涉及到记工分问题，多少劳动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粮食的产量不高，关键是生产条件恶劣。当问及在“浮夸风”时期，都知道粮食的产量没有那么高，而为什么都忙着“放卫星”呢?他们回答：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资本主义国家知道我们的实力。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挫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扼杀的企图。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当时的浮躁，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涉及批斗问题。他们反映很大部分在下，而不在上，中央的大政策没有错。上面有号召，但下面进行了歪曲，批斗的范围有所扩大，手段有所残忍，许多人假公济私，以此名义来整垮自己的“敌人”，而不是阶级敌人。
欲对现今的“三农”问题进行研究，1958---1976这段时间是不可跨越的，因为1957年的历史是不用怀疑的，或者说，很少有人提出疑问。现今很多问题的根源就在那段时期，政策有很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那将成为一个参照物。但1958---1976这段时期是备受争议的，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左派积极拥护，右派强烈反对，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很难进行全面的概括、把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也许就是世界的本原。
村中的一些公共事务，陷入无人管理或管理无效的盲区。比如，有些临街的居民，他们的粪便直接排到大街上，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大煞风景。只图自己的方便，不管邻居、行人的感受。村干部就曾此事，和他们进行了协调，但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没有任何改变。乡村两级组织，从权大无边，到现在的软弱无力，就因为一个农业税的取消，真是快哉，怪哉。现在，我不能再用“勤劳、善良”等字眼来形容我那可气的乡亲了。
村庄中“打短工”的现象少了。以前，邻居、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帮忙，干点儿活计，吃顿饭，喝瓶酒既可。现今不行了，最多帮一天，第二天就借故不去。要想完成一项大的工作，最好的办法是雇佣别人。这是经济的原因还是社会道德的原因呢?是好，是坏?
传统农村的秩序的维护是以封建道德(封建的不一定是坏的，它是一个中性词)为准则，以大的家族为依托，在社会贤达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数目的增多，家庭人口的减少，有的家族不再具有规模或者凝聚力减小，家族长不再具有崇高的威望，来平息家族内大的纠纷和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而现代的法律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在农村没有适合生长的土壤，我们的普法工作比较滞后，再加上法律高昂的成本。凡事诉诸法律是不明智的选择。所以，现在的农村，面临着局部失序的困境，公共事务无人管理，公共福利在减少。现代乡村治理何去何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县搞过苹果种植和蔬菜大棚的建设。但是，苹果还没有挂果，树就被当成木柴烧了。大棚还没有建起，棚膜、竹竿就被分掉，另作他用了。两个工程都是政府推动，户户参与，家家出资。为什么会失败?他们给出两个理由：一是当时的技术条件落后，不会科学管理;二是群众思想狭隘，看不到长远利益，对政府提供的服务表示不信任。政府、群众双方都有责任。当时的粮价正处于上涨阶段，外出务工的很少，基本依赖农业收入，种果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出现效益，他们不愿等待。建设蔬菜大棚时，没有培养技术员，使群众建棚后，不知道怎么种植、管理、种植什么。那时候，建设一座大棚，需要五、六户，还牵涉到责任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政府一贯是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的，给老百姓要钱是正常的，主动上门提供服务，当时的人们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种植果树的效益比粮食要好，但也面临着品种改良问题;单个农户很难再搞一个当时规模的蔬菜大棚了。2004年，政府号召种植白杨树，免费提供树苗。种植的不太多，有个别在外务工的，没有时间管理田地，转包不划算，就种植了白杨树。如果效益好，可能会有很多人效仿。这是否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相冲突呢?为什么政府让做的事情干不好，非要亲身经历，才信以为真呢?这难道就是经济中的自由主义，市场主体间开展自由竞争，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我们要重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路，那个阶段不可逾越。
中西部的农村会不会和东部一样，通过城市化、城镇化，使农民完成身份的转化?所谓的民主选举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选举是必要的吗?村民自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乡镇政府的改革将走向何方，他们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哪些公共物品是农民所急需的，又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提供呢?……这些都是我搞不清楚的问题，也许我会一直不清楚。
在现阶段，我村村民的经济意识比较强烈，自我完成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共福利。精神的满足是易于实现的，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一句笑话，可能就会使他们高兴半天，感到轻松愉快。我村正在高等院校读书的有二十多个，这是一部分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我和我的同志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组建我村的大学生联合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村庄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二，建立本村的秧歌队，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健康的活动方式;第三，在春节期间，举办村联欢会。成立联合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本次活动，而是着眼于未来。让那些走出去的人们，时刻不要忘记养育自己的那方水土、关心和支持我们成长的乡亲、谆谆教诲我们的恩师。年轻的大学生具有激情和活力，会给村庄注入新的生机。虽能力有限，但可开展的活动有很多，如义务支教，利用假期辅导孩子们;教授老人们太极拳;和青年人一起探讨电脑的学习和应用。乡亲们是很需要文化娱乐的，但没有人提供给他们;乡亲们是很具有文艺才能的，但没有他们活动的舞台。
让我们共同奏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华美乐章!
让我们共同期待!
怀着对家乡的热恋，对乡亲们的尊敬，带着思索，充满期待地完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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