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干部也扶不起典型为那般？
蒋高明
安徽有个凤阳县，曾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而出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出了个朱元璋”。这首著名的凤阳花鼓戏之所以被历代朝廷所禁唱，原因在于后面的唱词：“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出了皇帝的凤阳县，并没有因为朱皇帝改变贫穷的命运。是自然条件不好还是人的原因?自然因素方面，凤阳处于江淮两大河流的分水岭处，非旱即涝，这是客观事实。自然条件不好，但凤阳人有没有问题呢?在灾难面前，外出逃荒并形成习俗，就说明一个深层的原因，人在困难面前，是选择逃避而不是与困难作斗争。“乞丐之乡”的帽子由来已久，“凤阳花鼓”最早就是外出乞讨而出名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凤阳再次在全国闻名。这次不是因为出了“朱皇帝”，而是出了“单干帮”。在当年人民公社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下，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村民自愿选择“单干”——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逃避。他们不愿意吃亏，也不愿意沾别人的光，他们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那是一种像朱皇帝式的“造反”，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1978年适逢大旱荒，要放在某历史时期，就会有人“身背花鼓走四乡”逃荒去了，但在新社会，那是不允许的，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生存的本能使小岗农民将个人安危和政治风险置之度外，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分田单干。他们看清了天灾的一面，更看清了集体出工消极的一面，他们希望释放人的劳动积极性来战胜天灾。
在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上，小岗村的农民们摁下鲜红的手印，这个血手印的带头人是严俊昌。为什么要摁血手印呢?因为他们选择走的路线与人民公社的路线格格不入，是一种“造反”行为。小岗村农民们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坐牢或者杀头，他们的后代就由那些活着的人来养活。看得出，他们憋了一股劲。小岗村民是中国农民中最早看出了当时中国农业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敢于实践的一批农民。
小岗村村民的力量得到了爆发，单干短期释放了农民常年被压制的生产积极性。单干第一年就越过温饱线，还首次向国家交售余粮。而今，当初18位摁手印“包产到户”的小岗农民中，已有6位离世，健在的那些人还会津津乐道地向来访者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现在来看当时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种革命，它最终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这些重大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中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粮食短缺时代，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但在当时，分田单干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给人民公社抹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没有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却也为执政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明一条农村经济实践路线，为即将风起云涌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强大样板力量。1980年，邓小平的表态一锤定音：“‘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作为中国第一个农村改革村，如果小岗村当时的思路是正确的，现在应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对。遗憾的是，35年过去了，小岗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如果你是个外地游客，第一次来到小岗村，可以发现这里与外界不同：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给人的感觉是：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然而，上述画面的背后，是这样的残酷现实——小岗村的大部分设施，不是靠农民单干挣来的，而是上级无偿划拨的。其中政府给予最多的一次是在1998年。那年9月，前总书记江泽民决定要视察小岗村[1]。在得知总书记到访前3个月内，地方政府就开始做准备了。上级不希望小岗村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又不能让总书记看着伤心，只好政府掏钱不惜一切突击打造“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先锋”。于是，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省政府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修建通到村里的柏油路;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
2004年，沈浩被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当时他是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后来，沈浩向安徽省委领导如实汇报小岗村的发展现状时说：小岗村这些年几乎没有发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是“贫穷落后”，之后是“温饱有余”。小岗村村民严宏俊(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也坦承：“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曾经风靡一时《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一书中总结指出：改革20年后的小岗村只有8个字可以形容——“江山依旧，旧貌犹存”。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民的单干力量很快释放完毕，在巨大的智力、资本、有效组织、技术进步面前，只拼力气单干的农民肯定是弱势的。很快，小岗村重新回到贫困状态，因为改革典型只依靠政府的资助是扶不起来的，从根本上村民也富裕不起来。以私心重为主的小岗村农民，最终小岗村累死了副处级村官沈浩。
应当说政府对他们扶持力度是很大的，因此资金应当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人才，因为没有知识就难以改变命运。于是，引进大学生，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从2006年起，小岗从全国公开引进了30多名大学生。然而，这些大学生还有副处级的沈浩为什么没能改变小岗村的落后面貌呢?
问题关键是分散式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改变命运，再加上农民的短视和私心，相互不信任，1978年树立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领导人亲临视察，得到社会多方的无偿援助，在给中国农民做了26年的光辉榜样之后，小岗村的改革注定是失败的。2004年11月8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岗村公墓。11月9日早晨，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标题是：《“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2]。下面是新华社记者分析的小岗村依然落后原因：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沈浩看到了小岗村的症结所在! 他要靠个人努力并利用手中的资源改变现状，试图靠集体力量壮大经济，他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他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春节后要把小岗村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在“合地”动员大会上，沈浩向村民们保证“土地拿上来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农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过年期间“好好议议”，年后就动手，正月十六开始盖农贸市场。但是，年轻气胜的沈浩他低估了以下严酷的现实问题：
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当年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单干”的。将近30年来，外界对小岗村的无偿援助使小岗人坐享其成惯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实现不劳而获，完全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张，得不到小岗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合地”动员大会刚开始不久，当年小岗村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俊昌悄然离开了会场，而不少村民在场内四下打听，关注春节村里会发给自家多少食用油!
虽然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户们的爱戴，3年期满后，98人按下手印，极力挽留3年，第二个3年期满后，183人按下手印，还想再挽留3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壮志难酬，最终酿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结局!
[1]何平、何加正. 1998. 江泽民总书记来到小岗村. 人民日报， 9月28日.
[2]新华社. 2009. “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 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103390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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