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塘约村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现在，来塘约参观考察的各界人士依然络绎不绝，但对于塘约道路的性质及其能否复制的问题，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西的大学生，出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利用暑假时间去塘约实地调研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发展模式、组织结构以及村容村貌等多方面的情况。
我们的调查从八月十号至十四号总共四天，白天，因他们外出务工，我们分成3个小组走访当地村民;晚上，以座谈会的形式听叔叔阿姨讲述塘约村的情况，最后留宿在村民家中。经过几天的走访，我们感觉塘约的情况并不乐观，《塘约道路》只是一本有选择性描述的著作，政府对塘约的大量资金注入和塘约合作社的股权结构两个重要问题被遮蔽了。来之前我们判断这个村大致上应该处于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阶段，而调查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塘约道路是在国家扶贫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包含些许社会主义萌芽的私有制的特殊形式而已，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半社会主义直至社会主义，那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而塘约道路的复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作用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调研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塘约村的基本情况
塘约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城西，乐平镇东北部，交通不便。塘约村总面积5.7平方公里，地图板块类似中国地图，下辖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组，921户3393人，现有耕地面积4881亩，森林覆盖率76.4%。塘约村居住有汉、苗、布依等5个名族，全村属山区丘陵，盛产木材、竹子、煤等自然资源，乐平河、大屯河相汇绕村而过。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农村包产到户和沿海城市工业化进程不断的加快，从1995年开始，塘约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到沿海城市打工，外出务工人员多时达1100人，接近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2014年之前，塘约村仍属于国家二类贫困村，村集体经济30543元，人均收入3789元，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70%，贫困户138户600人，30%以上的耕地撂荒，人人争当低保户，家家争要救济粮，且乱办酒席陋习严重，人情支出不堪重负。
2014年6、7月，塘约遭遇了两次特大洪灾，使原本就贫困的塘约更是雪上加霜。据当地村民反映，当时时任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现任毕节市市委书记)得知塘约村的情况之后前来视察慰问，向当地的村民询问了他们迫切的需求，当地村民苦诉着并呼唤着“一条路”。之后，在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村党总支书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推动、合股联营、村民自治，把准村民脱贫致富的心愿。村干部以“七权同确”(实际上是先明确私有制)为抓手，将分散的耕地流转到村合作社，组织村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一条路”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窘境，全村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年村民人均纯收入10030元，村集体经济202万元，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实现了从省级二类贫困村向“贵州省十佳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
二、现在的塘约村更像是一个公司
塘约村按照“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思路，建立村党总支引领、村集体所有的“金土地”合作社，按照“稻鱼共生、休闲观光、科技示范”的规划，采取“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资金等形式与合作社联营，建立精品水果、高效生态循环、绿化苗木等基地。在调研采访中，村民反映村里的田地与山地确权之后并没有全部流转到合作社，每家每户几乎都有一块自留地。土地流转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租获取资金，另一种是入股分红，入股又分资金入股和土地入股。以这两种方式参与到合作社没有严格的限制且遵循自愿原则，但大部分村民以土地入股参与到合作社，合作社根据村民田土的亩产量，以每亩300元至700元不等进行分级估价、折算股份，帮助解决资金、技术、销售等问题，并在年终按照合作社30%，村集体30%，村民40%的收益分配模式进行利润分成，形成村集体、合作化、农户三方共赢的局面。我们的疑问是，既然村社一体，合作社和村集体为什么要分的那么清楚呢?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合作社的成员很可能只有11个村干部，其他村民都是“打工者”，当然，必须承认，合作社内部也存在为公和为私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民专业合作社受村支两委(注：党支部成员6人，居民委员会成员5人，监督委员会成员3人)管辖，下设监事会和理事会，成立了六个部门，分别为市场营销中心，农技培训中心，妇女创业联合会，运输公司，建筑公司，劳务输出公司。村干部16人进行分工负责，村民小组11人负责联络的管理模式。
现在，塘约村正处于“热火朝天”的建设当中，许多基础设施正在完善。村里的建设吸引了一部分村民返乡工作(注：驻村调研时，塘约村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很少见，大部分仍在外务工)。村里成立了妇女联合创业中心、运输公司与建筑公司，不过，目前这些机构还只是一个雏形，并不成熟。我们驻村调研的那段时间，村民们正在修建文化广场，整理草坪，安装路灯等，不过像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以承包的方式承包出去，与其他村庄不同的是，合作社成立了建筑公司与运输公司，会优先承包给这两个公司，如果这两个公司没有能力承包就转包给外来承包方。运输公司里的工程车并不是由合作社统一购买，而是由公司成员自己购买，在劳动关系上，运输公司成员之间并不构成互助合作关系，且他们都是在打临工。这种承包制本质上是私有承包，只是本村人承包与外村人承包的区别，资金内流与资金外流的区别。
目前，在合作社做临工(做临工遵循自愿原则)的有本村妇女，但也有部分外村妇女，他们每天干10小时左右，获得100元的收益;运输公司成员按劳动任务量获取工资，最近几年有工作可做的时候，月工资甚至可达两三万元，不过比较辛苦!目前，合作社为解决劳动力的安排问题，成立了一个劳务输出公司。
三、塘约村的产业和投资情况——国家扶贫资金的注入
目前，村里唯一的支柱产业是种植业，塘约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下有多个种植基地，分别有潜水莲种植基地，软石榴种植基地，脆红李种植基地，蔬菜种植基地等，其中莲藕种植基地占地450亩，总投资100万元，年产值达300万元，可安排就业人数30人，不但是合作化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塘约生态农业旅游的一大亮点。此项目设有法定代表人，代表人为副村支书。此外，塘约村计生协合作社建立了青岛—塘约村蔬菜产业化示范园区，此园区建设全自动化智能玻璃棚2个，一个主要用于蔬菜科学育苗基地;一个主要用于展示无土栽培、水培、立体栽培等先进的种植技术，供观光学习。该项目的实施单位是安顺市扶贫办、平坝区扶贫办，项目投资达5000万元，但对于这5000万元，合作社、政府及青岛合作方三方投资比例以及他们具体关系，村民不得而知。
塘约村建设投资情况：公园入口山门总投资300万元，灯光亮化总投资400万元，村寨建筑与景观提升总投资500万元，精品民宿建筑与景观提升总投资100万元，乐平河景观设计与提升总投资500万元，生态公厕总投资100万元，游客接待中心总投资3000万元，政务、文化中心总投资3000万元，总计7900万元。据村民透露这是由国家作为扶贫资金投资的，这也是我们认为塘约道路不可复制的重要依据。
塘约村作为全市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村，正在规划文化广场、水上乐园、水疗馆、湿地公园、家庭农场、蔬菜水果种植基地等设施，打造聚休闲、游泳、垂钓、观光、避暑为一体的美丽乡村。很显然，塘约村将来要发展旅游业，依靠旅游业与种植业带动村庄经济的发展。
四、村民的收入和担忧
目前，塘约村村民的收入由租金、分红和工资三部分构成 ，但村民一年收入大部分是靠打临工，少部分是靠年终分红。村民在合作社打临工遵循自愿原则，工资分成要看所从事的行业，种植莲藕100元/一天9小时，种植其它80元/一天9小时，建筑业小工120元/一天10小时，村民在合作社务工每月薪金不少于2400元，分红收入1000-2000元。
塘约村走合作化道路，但据部分村民反映他们却不是合作社成员。合作社是11位领导班子一手撑起来的，也许他们才是合作社的成员，但真实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村集体对外界也没有进行详细的透露。对于合作社具体的运作，村民也不知情。村民参与的主体性未能体现出来，更多的是被动的听从干部的安排。从目前来看，在党支部和扶贫政策的影响下，村民对合作化道路开始接受并且表示认同，但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又表现出担忧：待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建筑公司与运输公司成员何去何从?村集体能容纳足够的劳动力?
五、塘约村的管理制度——难得的亮点
塘约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滥办酒席，不讲诚信，不赡养父母等陈规陋习，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研究讨论，一致通过后颁布了九条规约，称为“红九条”，通过违反规定的村民纳入“黑民单”，这就是塘约村民所说的红与黑。塘约除了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外，还实行了监督管理制度，分为党员、村干部监督管理制度和村民监督管理制度。针对党员，采用量化积分管理办法，全村党员每年按120分制积分，每人每月10分，小组村民议事会每月末针对学习教育、组织生活、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和遵纪守法五项标准对党员进行相应测评打分。针对塘约村的11位小组长的考核，实行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平时工作落实情况和年终村民代表测评组成，考核采用百分制考核方法，对各小组长的考核等次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针对村干部，一年考核一次，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平时与年终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年终进行核算，每周任务完成情况占50%，年底的村民组长评分占30%和村民代表评分占20%，按比例计算综合得分，作为干部绩效考核依据。村干部实行“年薪制”，按每分300元进行兑现报酬。
塘约村还成立了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的主要参与人员是村民代表，村“两委会”成员。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产生，但总数不少于三十人。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和决策的问题，所作出的决定和决议必须经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方可有效。塘约村相比其它村，一大特色是村里重点整治滥办酒席现象。为有效遏制本村滥办酒席陋习，减轻村民负担，村里成立了酒宴理事会及服务队。设酒席理事会成员7民;下设常务理事11名，每个村民组各选出一人担任;设服务队14名。理事会指定厨师提供服务，并提供免费餐厨具，其它的材料费由办酒席者支付，礼金由办酒席者收取。村里规定只准承办红白喜事，诸如搬家、过寿，状元酒、满月酒等一律不准操办。另外，规定红喜酒席不超过30桌，白喜酒席不超过40桌，如果违反了规定，由操办酒席方每桌按15元缴纳服务费。红喜规定时间为2天，白喜一般规定5天，如果违反了规定，服务费用由操办事宜者全部负责。
六、几乎空白的福利
塘约村的住房、教育、医疗及养老福利几乎空白，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别无两样。塘约村里大部分房屋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的，房屋加层和屋内装修需自己掏钱，屋外粉饰由国家掏钱，有些村民的房屋因集体被征用后需重建，建设的费用由村民和集体共同承担。村里设有卫生所和一所小学。据村民反映村里每年能有六七个考上大学的，但村集体没有资助政策。现在村里风貌较好，偷盗与赌博现象几乎没有(以前也很少)。
穷则思变
七、三件小事引发的思考
第一件：
8月10日，我们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塘约村。当日下午，我们将行李放到杨叔叔家之后，开始在附近寻找餐馆解决晚餐问题，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家叫“鹏记餐馆”的餐馆，但餐馆内无其他顾客，可能正值傍晚，前来参观塘约村的旅游团早已走了。隔了几分钟之后，来了两位中年男子，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其中一个好像是我们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所见的彭书记。晚餐之后，我们从村民中得知这家餐馆是村里副书记彭远科开的，这让我们有点惊讶，难怪称“鹏记餐馆”!据杨叔叔反映：村民对村干部带头开餐馆都看在眼里的，心中不乏有不满之情。不过，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再正常不过了，但我们觉得既然是合作社，自然不仅仅是生产，还应举办一些生活设施，比如公共食堂，托儿所，来解决村民的生活需求，而不是继续走各自为政的小生产的老路。
第二件：
8月12日上午，我们来到了小屯上组的一位村民家中。刚进去，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就非常热情地给我们搬凳子，倒茶，并好奇地询问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告知她，我们来塘约村是参观学习的并向您们了解真实的塘约!在与老奶奶的整个交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不通，了解的信息有限，仅仅知道她家1.5亩地流转到村合作社，去年分红800元。后来，一位中年妇女走来跟老奶奶打招呼，正好我们借这个机会，想好好地跟她交流一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谈话的内容如下：
“请问你是这里的村民小组长吗?”我们询问。
“不不不，我是这村里的小老板，承包了村里几十亩田地。”她这样回答。
“这里是不是每天都有好多人过来参观!”我们又询问。
“咦!现在村支书左文学正与北京来的几个教授开会，这些都是骗子。塘约村的建设全靠国家的资金扶持，目的就是打造一个扶贫典范。参观学习的考察团只是听村干部讲述塘约，却不实地走访村民了解村民真实情况!”她愤怒地回答。
“你看看!这个小孩的脚，现在都不能走路，动手术需要几十万元，但村里没有任何照顾”她指着老奶奶抱着的孙子说。
后来，没等我追问这位妇女时，她就因为有急事离开了。她走之后，老奶奶告诉我们，她家是贫困户，家里主要的收入靠她儿子在合作社打工，小孩的妈妈因为小孩的脚先天性骨折而离婚。听到这里，我们对她的家境充满同情，但我们也无能为力。目前，真希望村集体能资助小孩的手术费，还小孩一个美好的童年，但这一切只是我们的设想!
第三件：
8月14日下午，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塘约村。在杨叔叔家住了三个晚上(住宿条件:没热水器、空调，六人打地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离开时，经过大伙商量决定给200元住宿费，但最后杨叔叔却嫌我们给的太少，跟我们讨价还价并且让我们再考虑一下。记得当时我们询问住宿费用时，他爽快的跟我们说：“你们到时候“随便”给”，但现在怎么又嫌我们给得太少呢?
原来，在他眼中的“随便”可不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想法。他告诉我们“前段时间，他大哥家来了12个学生留宿了三晚，最后给了3600元，每个人一天给了一百元”，这样，他让我们有个参照，但让人不明白的是哪有按人头给住宿费用，不是按房间给吗?
后来，我们商量给400元住宿费，可是他妻子却说最少给1000元，但我们还是嫌太多了，最后在不断地“讨价还价”中给了500元。对于这件事，我们都感觉很意外!原来，塘约村的村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淳朴，好客，在几十年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下，人人早已变得自私自利了。或许，我们还过于单纯，不懂市场经济的游戏，不懂社会的一些潜规则!
八、总结
近几年，塘约村在好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这些成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塘约道路的性质及复制的可能性很有必要探究，因为关乎到中国广阔农村将来的发展道路问题。
塘约道路走的是合作化道路，但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塘约村成立的合作社与一般的合作社不同。从塘约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塘约村通过七权同确将土地私有制合法化，合法化的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参与分红，村民不仅可以用土地入股，还可用资金入股。从分配制来看，合作社的利润除了分配给11位合作社成员，也分给村集体和流转土地的921户村民，三者的分配比例是3：3：4。从分配结果来看，合作社成员与非合作成员所得的份额相差很大。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村民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村民仅仅在替合作社打临工。
塘约道路只是社会主义“影子”的回归，难以复制推广。第一，塘约村的建设得益于一个好的领导团队，这样的领导团队在全国不具有普遍性。第二，塘约村的建设资金是由国家资助的，这样大量的资金注入不具有普遍性。虽然塘约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但这仅仅是一句口号。第三，塘约村规划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有其特殊性，也不具有推广的可能性。第四，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大环境下，这种模式是精英们所不能接受的。假如塘约模式推广，那么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力从何而来?
塘约道路本质上是姓“私”，只不过是包含社会主义萌芽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形式。这种推动也许是政府官员借助脱贫攻坚战来取得政绩的一种方式!上述是我们调研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仅供参考!
最后，真心希望塘约村干部及广大媒体向大众描述一个真实的塘约。如果只是为宣传，树典范，反而无意中帮助现今的资改派推进私有化改革，对全国农村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益处，只会模糊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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