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丰司岗村青年婚姻情况普查
此次关于农村青年婚姻调查，是从武丰村委开始的。
八月酷热，群山环绕的村庄暑气熏人。八月四日上午十点左右，我去到村委。村委大门敞开，但里面房门关闭，一开始我以为要空跑一趟，但走近才发现，工作人员在里面安静办公，为不让空调冷气走漏而关上了门。我推门进去，平叔、祥叔在埋头填写文件，阿娟坐在电脑前办公，罗姨也刚忙完事务坐下。看到我到来，阿娟笑问来由。我表达想来了解一下现在村里后生（青年）的情况的意愿，话音刚落，四位工作人员都说道：“这个时候哪有后生仔在家，在家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这个时候找人（青年）都难找！”阿娟补充说：“我算是后生，在这里上班，但平时也不住家（村）里。”平叔、祥叔说：“现在屋企比较后生的是司岗村的庆祥，四十多了，过来是我们，我们都五十多了，再后生的就是读中、小学的学生仔啦。三十五岁的不知能不能‘捡得两个出来’？”阿娟又补充说：“现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都算流通人员了，他们平时上学都不住村里。”
与他们的交谈，让我初步意识到开展此次调研活动的困难。我进一步询问，村委是否有关于乡村青年婚姻的数据材料？阿娟答道：没有，办理结婚事务一般都是直接去民政部门，不会经过村委这边；关于青年的数据材料还是前年（2021年）统计过的整个村委的各年龄段人数分布。我请阿娟帮忙调出武丰村18-44周岁年龄段的人数统计，数据显示：武丰村18-44周岁的人数有1096人，男性570人，女性526人。我问阿娟，女性统计数据里有没有将嫁入当地的女性统计进去？她说没有。平叔和祥叔补充答道：现在的后生娶亲，大多都是出外打工“带回来”的，也有部分是娶了当地人；以前都是娶了亲，在家耕田种地；现在是在外打工“带回家”，又再出去打工，基本不在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四位村委工作人员在工作，2023.8.4
青年，是武丰村常年驻村村民中的“少数群体”。这是与村委工作人员交谈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此次调研的开展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考虑到调研的困难，我将此次调研范围缩小到我自己所在的自然村——司岗村。司岗村全村皆姓谢，全村46户人家，每户人口不少于4人，是武丰比较大的自然村。锁定调研范围后，我对司岗村青年情况进行统计。我母亲常年在村里，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在她的陪同下，我们去了庆祥叔家，在庆祥叔的帮助下，挨户统计出18-44岁的人数以及婚嫁情况。本村青年的统计数据情况如下：1980-1989年出生共29人，其中大部分人初中辍学，专科毕业2人，本科毕业2人；1990-1995年出生共33人，其中4人本科毕业，其余中职及以下；1996-1999年出生共17人，本科及以上2人，专科毕业2人，其余中职及以下；2000-2003年出生共17人，专科在读4人，其余中职及以下。所有青年人中：男性共49人，超过30岁未婚男性8人，离异2人，00后男青年皆未婚；已婚男青年中，娶本地人的有5人，娶广东省内的有14人（其中本市的有11人），娶广东省外的有3人，娶的都是广西人；女性共47人，超30岁未婚0人，离异9人，00后女性皆未婚；已婚女性中，多数嫁给韶关市人，3人嫁省外，其中两人已离婚，招婿5人。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村里大龄男青年单身率比以往上升4倍，女性离婚率也超4倍；村里1990-1999年出生的青年近三分之一属于未达法定年龄而未婚生育。
当时的统计草稿
从总体上了解了村中青年婚姻情况之后，我进行了多个单独的访谈。这些访谈分面对面和线上两种形式进行。线下的访谈对象有：庆祥叔、海绵婶、阿战叔公和林婆婆夫妇、贵平、阿清、李哥、小梁、阿龙；线上访谈主要有三个：大龄单身男青年华哥、冬冬姐及香姐。
二、农村婚俗
婚嫁风俗体现着地方的文化特色，了解村中婚俗是探寻村中青年婚姻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与阿战叔公和林婆婆夫妇、李哥的访谈使我比较清楚地了解本地婚俗变化情况，这是调查本村青年婚姻的重要方面。
婚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迎亲和礼金是两个变化比较显著的方面。
阿战叔公回忆当地的婚俗变化道：解放以前的婚礼比现在讲究。以前有钱人家“讨亲”，跟古装剧上演的差不多，有“说亲”、“对八字”、“走人家”、“看日子”、“写礼单”、“下聘书”、“迎亲”等，要有聘书、礼书等，跟古时“三书六礼”差不多一致。以前村里有“礼盒”、“礼壶”、“阖架”、“珩镜”、“杠轿”等，这些都是婚礼需要用到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林婆婆补充说：她们小时候还看过“地主佬”家的新娘子坐轿子呢。解放之后，婚俗就变得简单多了。阿战叔公说道：毛主席时代都“不让搞这些”，搞这些是“封建”。我问及叔公他们结婚时候的情况，林婆婆说道：“我们那个时候，三个南瓜‘讨’一个‘夫娘’，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来‘讲亲’的时候就带来一小块黑麻麻的腊肉（当礼金），要是在今天啊，扔在地上狗都不吃。”
说起礼金，李哥说道：以前日子困难，肯定是没那么讲究，有的人家可能都不用礼金。我问李哥：现在礼金如何？李哥又笑又叹：现在没礼金就别想有老婆！李哥是武丰苦水脚村人，1989年出生，结婚有四五年了，他妻子（下文称李嫂）是大桥镇长溪人，属于本地人。李哥和李嫂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人相识缘于李哥给李嫂当“司机”。那时候李嫂和李哥老表（两人同村）来他们村走亲戚，老表那时候还没车，李哥开车送他们回家，然后加了李嫂的QQ，之后慢慢聊，最后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我问李哥当时给李嫂家礼金是多少？李哥说：差一块钱就六万，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我又问，礼金里面包含哪些费用？李哥说：礼金就是礼金，不包含其他东西，像给岳父家人包“利是”、买礼品等是要另出的。“办酒”的钱也是另出，由男方出。李哥回忆道：他们那批结婚的，可能是他在水背村的老表结婚的花费的礼金最少——9999块；其他都是“万数”以上的。李哥说：他同学去年结婚，娶的是湖南人，礼金20万。说及此，我笑着问李哥：外省礼金比较贵，本地的没那么贵，是不是本地人比较“好讲”？李哥说：不同的地区不一样，确实本地的礼金要的少一些，不过也分人，本地人“好讲”的就“好讲”，不“好讲”的也是一样要那么多。现在结婚礼金少也要八万多，大多都是十来万。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压力太大了，又要房又要车，还有礼金，“讨不起亲”了。
“交礼金”是“讨亲”的一部分，“讨亲”还有重要的一环——办迎亲酒。在村里“办好事”，无需主家操作。村里会有专门的“理事”人员，有“理厨”、“理客”、“捞饭”、“洗碗筷”等。在村民们的操持下，迎亲的事项都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迎亲要提前“看好日子”，包括什么时辰去“接亲”、什么时辰“进大门”，这些都是提前定好的。在迎亲礼中，新郎必须迎新娘“进大门”，这项活动虽有少许变化，但一直保持着。迎亲包括“接亲”、“牵亲”、“打伞”、“伏（客家话同‘雁’音）门”、“拜祖”、“合卺”。“牵亲”是由村里丈夫健在、夫妻和睦、儿女双全的一位妇人来牵，“打伞”是村里的“妹条子”，“伏门”要由会“斩煞”的人来主持。
贵平“办酒”理事名单
接亲队伍由村中青年组成，迎亲当天，新郎先进祠堂祭拜，时辰到了，新郎领迎亲队伍去新娘家中接亲，接亲队伍将新娘迎到村口，“牵亲”的夫娘和打伞的“妹条子”早早等着。新娘到达村口之后，新娘娘家人将备好的红伞撑开，新娘落地，“妹条子”接过伞，而后合伞，伞要半合，合起来的伞高举新娘头顶，夫娘牵过新娘，开始从村口步行至祠堂正门口。当下忙完手中事务的村民都会来迎接新娘的到来。到达祠堂正门，新郎新娘面对祠堂大门停驻，等候“斩煞”主持“伏门”。主持面对新郎新娘，一手持桃木剑，一手抓着生鸡公，剑敲门梁，主持开始“伏门”。主持念唱“斩煞”辞，念唱完之后，“割鸡公”，鸡公割出血就可以，不可以割死。“伏门”结束，“妹条子”合伞，迎亲队伍放礼花，“斩煞”完成。接着，由“牵亲”夫娘牵着新娘，与新郎一起进入祠堂拜祖，拜祖之后牵回新郎家中，新郎父母在家中厅堂桌上放两个灯盏、两个鸡蛋、两杯酒，新郎领新娘见过父母，后喝“合卺”酒，喝酒之后礼成，新娘由“牵亲”夫娘牵入新房，等候婚宴开席。在这一整套迎亲入门的礼仪进行时，村民及宾客都会来围观祝福，共同迎接新妇进入“谢氏门中”。新娘入新房之后，村中夫娘及孩童可以进去陪新娘聊天，这是新妇与村中夫娘们结识的好机会。此后，村中邻里，碰面皆是谢家人。
新郎贵平清晨出发去接亲，2022.10
贵平夫妇结婚时在新娘家门口与伴郎伴娘的合影，2022.10
新郎贵平与婚礼迎亲队伍的合影，2022.10
新郎贵平与婚礼迎亲队伍的合影，2022.10
贵平与新娘在婚宴上敬酒，新娘是瑶族姑娘，身着瑶族新娘服饰，2022.10
阿战叔公多次被请作村中婚礼的“伏门”人，林婆婆年轻的时候也“牵过好几次亲”。阿战叔公“伏门”，不止在司岗村，有时还被请去其他谢氏村庄“伏门”，比如杉树下、田寮下、田竹山都去过。阿战叔公解说道：所谓“斩煞”，就是斩除尾随新娘来的一路凶神恶煞，将新娘路遇的邪气驱除，经过“斩煞”，新娘随新郎进入谢氏门中，此后夫妇二人婚姻之路美满和顺。谈话间，阿战叔公念起了“斩煞”辞。由于唱读的是客家话，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于是我便请阿战叔公写了下来。我拿的是白色稿纸来请阿战叔公写辞令，见此，阿战叔公自行找出红纸，起笔在红纸的背后写下通用的“斩煞”辞。阿战叔公说：“斩煞”辞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不同的人进行变通，比如新人是有官职的，就可以在念唱中带进“升级”（升官）的辞令。一般通用的“斩煞”辞令内容如下：
伏如
天开王道 日吉时良
谢氏门中 娶亲归堂
大吉大利 地久天长
早生贵子 金玉满堂
同偕到老 头白至上
再伏如
大吉利 大吉丈
门神扶位 列在两榜
若有新人一路带有凶神并恶煞
尽在雄鸡头上堂
“伏门”的人除了要有文化、会识字、唱读“斩煞”辞令，还要有足够的胆量，能镇得住场面。林婆婆回忆道：以前有个叫三孬叔公的“伏门”，“斩煞”到一半忘词、胆怯，忽然说“对面牛吃菜子啦”，“斩煞”半途跑了，闹了个大笑话；而且他主持“伏门”的那对新人婚姻生活也不顺遂。
阿战叔公在写“斩煞”辞，2023.8.4
一般通用的“斩煞”辞令
迎亲礼成之后，就是婚宴，婚宴有在村里举办的，也有在城里酒店办的。我参加过两次村中的婚礼，一次是2016年冬，堂姐冬冬的婚礼，作堂姐伴娘；一次是2021年秋，堂哥阿宽的婚礼，给新嫂打伞。堂姐和堂哥的婚宴都是在村里办的。在酒店办婚宴，吃一次席面。在村里办婚宴，可以吃三次席面：分别是“喝茶”——宾客到来之后，先吃糍粑和喝油茶；午餐——婚宴正餐，答谢宾客来贺礼，新郎新娘在宴上敬酒，以太外祖、曾外祖、外祖为尊，而后依次敬酒答谢宾客并再次接受祝福；晚餐——主家为答谢村民操持“讨亲”事宜而设。2016年冬，村里还未建起公房，堂姐冬冬的宴席在祠堂里吃的，那时我虽是伴娘，但因还在读高中，只是跟在堂姐身后端酒；2021年秋，我为新嫂打伞，婚礼礼成之后，便坐等吃席。前文所提，“伏门”、“牵亲”、“打伞”三者都会在宴席上受到厨房“优待”。阿战叔公说，以前若主家养猪，厨房会为三者准备杀猪菜、烫好酒；现在逐渐演变成“包利是”。堂姐和堂哥的婚礼都热闹非凡，有全村人和众多宾客的见证和祝福，我是众多人中的一个。我们能见证新人进入婚姻，组建家庭，却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所要奔赴的未知生活。
三、婚姻和生活
庆祥叔是司岗村少数的在村青年。八月六日晚上八点多，我与母亲去到庆祥叔家中。我们到时，恰好海绵婶厂里放假回家，家里杀了鸡，刚吃完饭洗好碗，家人团圆在看电视，女儿恬恬饭后回房间，儿子乐古坐在庆祥叔身边玩庆祥叔的手机。
庆祥叔1982年出生，身份证登记为1980年，初中辍学。庆祥叔回忆道：1996年上初中，读了一个学期就没读了。当时学费要四百多块，学费都要借；饭要自己带米去蒸，菜是在家里炒的酸菜，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洗米要去学校旁的溪边，洗澡也是，冬天所有人都长冻疮。那时候家里劳动力只有母亲一人，父亲身患糖尿病，无法劳作，加上成绩不好，就不愿再去。上世纪90年代末，兴起乡村青年进城打工浪潮，当时村里同龄人都外出打工，但庆祥叔辍学之后就一直在家耕田。庆祥叔笑叹：“有嘛办法？阿爸躺着，还有个眼盲的细伯，想走也走不开，就在家搞碗饭食。”糖尿病的叔公没挨几年，四十多岁便离开人世了。叔公去世当年，庆祥叔妹妹（细阿妹）出嫁。细阿妹比庆祥叔小两岁，当年她想跟湖南人结婚，叔公不同意，据说叔公当年对细阿妹说：“你不要走那么远，逢年过节我能吃几个你的糍粑。”后来，细阿妹嫁到了武丰杉树下村，距离司岗村十分钟左右的步行时间。2006年，父亲过世一段时间后，留母亲和眼盲的细伯在家，庆祥叔外出打工。
庆祥叔上初中时用的饭盒
问起夫妻两人的相识经历，庆祥叔回忆说：2006年，他下去佛山顺德，在交警队当绿化工人，做道路绿化工作。海绵婶当时在厂里上班，两人是外出游玩时认识的。认识之后，慢慢聊着，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我笑赞：“那叔你当时真厉害啊，又挣到钱，又找到老婆了。”庆祥叔答道：“有嘛钱！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当时带你婶婶回家来，还睡泥砖屋。想起以前真是艰苦又可怜……”我又问起庆祥叔当时是否“办了酒”？他说，没有办。他还说起当时他们结婚那几年，村里同龄人基本都没有“办酒”，村里的阿先、阿溜、阿源等这几个和庆祥叔年龄相仿的青年当时都没“办酒”。在细数当时村中的青年婚恋情况后，庆祥叔笑叹：“那时候都穷，（老婆）带回来就可以啦。”庆祥叔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海绵婶在一旁淡笑地听着。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外来媳妇”海绵婶，与庆祥叔相识、相恋，然后一起进入婚姻，组建家庭，为未知的生活共同打拼。
庆祥叔和海绵婶的合照，摄于2007年
海绵婶1985年出生于广西百色的一个农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海绵婶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了。2006年与庆祥叔相识，2007年两人结婚。婚后不久，海绵婶怀孕。因放心不下家里，庆祥叔不再外出打工，选择回来耕田。海绵婶家里虽是农村的，但没在家耕过田，对于耕种事务这些都不懂，春天尝试下田插秧，结果是“满田跑”。这些事情再重新讲起，引得大家哄笑。庆祥叔笑说：“这也不奇怪的，像阿溜夫娘、阿源夫娘她们也不会。”
2008年，女儿恬恬出生。庆祥叔说：当时计划生育很严格，生孩子前一定要有准生证，不然罚款。当时的政策是：如果第一胎是生女儿的家庭，要间隔四年才能再生第二胎。2013年，儿子乐乐出生。维持家庭经济、抚育孩子、看顾老人，是庆祥叔夫妇头顶的“三座大山”。因为要照顾眼盲的细伯，家中必须有人在，庆祥叔无法带着母亲和老婆孩子直接外出务工。因此，在两个孩子还未断奶期间，夫妇二人都是在家耕田。等孩子断奶，没那么依赖妈妈之后，海绵婶到韶关的工厂打工，庆祥叔则在家耕田并养一些猪和家禽，这是这些年夫妇二人的“分工”。海绵婶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时长为12小时，两班倒，虽然辛苦，但工资是家庭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庆祥叔分析了他选择“在家”的原因：一则——如果两公婆外出，把小孩交给年迈的奶奶，实在是不放心，要是孩子生点病都不方便。有家长在家对于小孩的成长和教育都相对较好，而且家里还有细伯要看顾。二则——他在家里可以耕点田种点地，吃的不用买，有时候多了还可以卖；可以养猪和家禽用以出售；最近这两年政府扶贫政策，为在村农户发放鱼苗，庆祥叔还挖了口小鱼塘养点鱼；总体来说，这算是一种经济的经营。我问庆祥叔，在家务农和养猪这些一年大概可以挣多少钱？他说挣不了多少，而且得看运气。现在耕田，种子、肥料、农药、收割等这些都要钱，而且价格越来越贵；养猪成本高，猪苗、饲料这些都要投入高成本，而且猪价不稳定，运气好的时候能挣多一点，运气不好的时候亏本。今年夏季高温，猪瘟泛起，整个武丰的猪全都病死，庆祥叔家养的肉猪，趁猪瘟还没彻底传到村里，低价贱卖；快要“下垛”的母猪病死，今年上半年的养猪经营基本无钱可赚。说起养猪的风险，庆祥叔说，有时候猪生病了都是他自学给猪打针，长时间以来他都快成“猪医生”了。说起这些，庆祥叔叹道：“生活就这样的，没得办法，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恬恬今年秋季将下乳源职业中学就读，乐乐也马上要到镇上读四年级。谈起儿女的教育，庆祥叔直言：压力越来越大！恬恬成绩不好，去职业中学读书也不确定能学的怎么样，对她的要求就是不要“学坏样”。恬恬当时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成绩还可以，上了大桥（镇上）之后成绩越来越差，初中“更不消说”。乐乐暂时成绩还可以，希望他之后也能保持。庆祥叔说，（小孩子）在大桥（镇上）读书确实不如在乳源（县里）读的好，但是也没办法，“下去读也是难搞”。庆祥叔给我算了一笔账：把小孩送下乳源读书，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转学，转学不是轻易就能转，“还得想想办法”；其次，小孩在下面读书，肯定要有人陪读，上学要有人接送，如果恬恬或乐乐下去读，要么海绵婶陪读，要么庆祥叔陪读，这样的话家里就少了一份收入；在县里读书，就得在县里生活，房租、水电、吃穿用度，“样样都是钱”。小孩在大桥上学，经济压力没那么大，但是也要伙食费、来回车费、住宿费等。恬恬下学期去乳源职业中学读书，教育支出就更大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家里住房不够了，前两年加盖了第二层，去年进行了装修。“挣多少用多少，没得闲钱。”
孩子的教育问题基本是村里青年婚姻生活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与小梁交谈的过程中，她也讲到这个苦恼。小梁是村里90后青年阿旺的妻子，她和海绵婶一样，也是广西百色人，现在在韶关工厂上班。小梁与阿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马上要上小学，女儿两岁。小梁说：七月份她在韶关租了房子，准备把小孩带下去上学，但是现在阿旺工作地不稳定，只有她一个人无法又上班又带小孩，所以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了。问起两人的工作情况，小梁说，她现在工作不太好，工资低，底薪一千多，主要靠加班，而且现在厂里工作不好干，“货不多，加班少”。阿旺之前也在韶关，有一段时间进了厂，但是后来没干了，现在跟别人去湖南那边做建筑工作，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钱多一点。阿旺弟弟阿宽前年结了婚，阿旺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大，将来弟弟也会有孩子，小梁夫妇俩在尽快为将来的生活做准备。孩子教育的事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小梁所在的厂现在不忙，每周日会放假一天。她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周六晚上下班之后，她都会开着摩托车回家，回来看看孩子，简单辅导一下孩子的作业，周日下午再开车下去韶关。路程两个小时左右，有时候天气不好只好不回来。小梁说，“有条件还是把小孩送到下面上学好点，但是暂时没有办法”。
和庆祥叔交谈时，他谈到村里大多青年都会把小孩送到下面上学。例如，阿先妻子就在县城里给女儿和儿子陪读，阿先则在广州上班。有的直接从小孩上幼儿园起就在县里租房陪读，条件好的直接在下面买房。庆祥叔说，现在不会有年轻人把小孩带回来了，只有过年才会回来，有的人久了不见，碰面都不敢打招呼，怕认错。庆祥叔笑说，现在村里都成了年轻人的“度假区”。
在众多村中青年中，冬冬姐有两方面的代表性：（1）冬冬姐是离村青年。（2）冬冬姐是村里招婿的女青年。冬冬姐是90后，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2016年结婚，丈夫小田是广西人，两人是相亲认识的。在认识小田以前，冬冬姐也谈过男朋友，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到家里来”，最终都不了了之。冬冬姐是家里最小的，姐姐结婚早，但没“留在家里”，父母要求冬冬一定要“留下来”。于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小田，认识不久之后就结婚了。结婚前一年，家里新建了一层楼房，在旧楼（两层）前面。冬冬姐说：他们办了两场婚礼，一场在我们村里，一场在小田他们那边。现在，他们像有两个家，“两边都得顾，压力很大”。婚后不久，冬冬姐怀孕，之后便在家养胎。2017年，女儿欣欣出生，因为是剖腹产，又在家休养许久。这期间，冬冬姐和妈妈、奶奶在家，妈妈和奶奶在家种点地，顺带帮忙带孩子，丈夫小田和冬冬爸则外出打工。等身体恢复的差不多，冬冬姐便下韶关进厂打工。2019年底，儿子安安出生。
和冬冬姐聊天及朋友圈的截图
女儿渐渐长大，上学问题需要解决。为了女儿上幼儿园，冬冬姐和小田在县里租了房，平时小田在韶关打工，下班了就回到乳源家里。比较幸运的是，冬冬姐的妈妈还比较年轻，可以帮忙接送小孩上学和照顾家里，冬冬姐的育儿压力相对较小。儿子安安断奶之后，冬冬姐再下韶关找工作。因为夫妇俩都在韶关上班，两人决定把小孩也带下韶关上学。他们在工作地附近租了房，冬冬姐的爸爸也在韶关打工，一家人团聚在出租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冬冬姐和小田平时都要上班，欣欣和安安要妈妈下来帮忙看带，奶奶年迈了又不放心她一个人在村里，一家人聚在一起，房间数量要求多。这样的房子租金比较贵，加上水电及其他吃穿用度，生活费用就是一大笔支出。与家人商量之后，冬冬姐和丈夫小田去年咬牙在韶关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现在，冬冬姐和家人算是在韶关“安了家”，起码儿女以后的上学问题得到了解决。与冬冬姐的交谈是在网上进行的，我晚上八点多尝试给她发微信消息，收到她的回复时是九点半之后，那时她刚下班。冬冬姐说，有时候会加班到更晚，回到家都十一点了，幼儿园会布置家庭作业，回家陪小孩做完作业，忙完到睡觉的时候，“又到新的一天了”。冬冬姐是位乐观的女子，她说道：生活就是这样，现在苦点，以后会慢慢甜起来的。
四、农村青年婚姻困境
（一）
华哥是村里大龄未婚男青年，对此他最有“发言权”。我给他发微信消息的时候，他直言“你问对人了”。华哥是85后，有两个妹妹，大的妹妹是92年的，小妹是94年的，现在两个妹妹都已经结婚，两姐妹也都为人妇为人母了；华哥母亲在小妹五六年级的时候因病去世，父亲现在仍在打工挣点钱。华哥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了，之后转行做了销售，前几年一直在全国到处跑，不太稳定，所以结婚的事情也一直没有提上日程。等到准备结婚的时候，农村青年婚恋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华哥把自己结不了婚的原因归咎于“穷”。实际上，与村里大部分年纪相仿的青年相比，华哥的家庭和个人条件算中等以上。华哥好几年前就购入了私家车，在村里的房子有两层半，装修也比较现代化。我记得前两年过年去他家拜年时了解到，他家二楼还设有ktv游戏房，当时还有一群村里青年朋友在那相聚。我问起他的恋爱经历，他说他有带过两个女朋友回家，但因为城里没房，最终都没能结婚。他直言：村里的东西不值钱，没有价值，但是要去城里买房，必须有足够的钱。我问华哥：是不是城里有没有房已经成为结婚的关键问题？他的回答：这是肯定的。他进一步说：“城里有房，最起码的30万首付，农村青年哪个手里经常有30万呢？”
和华哥聊天的截图
阿清是华哥的堂弟，比华哥小一岁。阿清性格比较内敛，为人老实，出去工作多年也没谈女朋友，也经人介绍相过亲，但是没成功。前年，家里在县城里买了房。去年，阿清终于把婚结了，妻子是武丰圳头陈家的姑娘。今年七月，阿清和妻子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当时阿清在阿战叔公家吃午饭，午饭后我到阿战叔公家拜访，正好大家一起聊了起来。阿清说：他现在在乳源顺丰快递工作，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挣得相对多一些。阿清此次回村是为处理一下孩子满月酒的事宜，聊了一会之后，他便下乳源去了，要下去帮忙照顾孩子，只有妻子一人难打理家中事务。阿清父母仍然在打工，奶奶在村中家里，阿清和妻子及孩子住县里。
除了婚恋问题，我们还聊到了现在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华哥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进厂打工了，进厂打工一个月，“累生累死就得个三四千块”。根据华哥所说，我们做了个简单的预估：以乳源县城现在的房价算，就算年轻人非常节约，每个月存三千块，十年存个三十来万，从十八岁干到二十八岁，十年时间挣的血汗钱，为买房一朝全部掏空。何况，房价物价会变动，十年一过，又是另一番光景。“城里的房会掏空农村人的家底”，但是回村发展又成为一个很大的困难。事实上，我和华哥不止一次谈到关于乡村振兴的事情，以前关于“乡村快递”的调查，我们便谈论过这个问题。华哥平时也会关注村里的发展，对于村里的将来的发展，华哥始终持悲观态度。
对于农村青年结婚越来越困难的这一问题，华哥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精炼地总结：1.现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农村青年处于越来越尴尬的身份地位；2.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村青年经济能力弱；3.农村给予青年发展的空间有待开拓；4.农村的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建设；5.农村女青年都往外发展，留给村里男青年的机会少。看到华哥给出的结论，我一时愣住，但转念一想，没有人能比农村青年自己更清楚他们的困境，这个困境虽不仅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但困在里面的他们却只能自救。
（二）
在我印象中，香姐是位乐观的女子，每次节假日回家遇见她，她总是喜笑颜开，直到这次的访谈才让我了解到她的另一面。
香姐是个90后，结婚早。初中毕业之后，香姐在家里的安排下到韶关读职业中学。2008年假期打工时遇到现在的老公，相识后与之恋爱，当时年幼，最终未婚先孕。怀孕之初，香姐不敢告知家里，直到孩子月份大了，纸没能包住火，但是为时已晚，两家人只能尽快讨论二人的婚事。香姐没有兄弟，她又是姐姐，家里要求她“留在家里”，香姐家人最终同意二人结婚，但要求第一个孩子跟香姐姓。香姐老公家原是同意的，但儿子出生后要办理出生证件时又反悔了，最后两家人闹得不可开交。香姐父亲一气之下将香姐和孩子接回村里，不让他们再来往。香姐说：当时自己年纪小，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很无助，一边是自己的家人，一边是自己的爱人，矛盾出现之后，自己只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种情况之下，自己只能在其中调节，最终香姐说服老公，孩子随她姓，矛盾才得以解决。香姐在家坐完月子之后，香姐老公来接香姐下了韶关，她在家带孩子，老公则在外边挣钱养家，两人的感情很好。儿子一岁多时，香姐出来上班。2011年，香姐工作了一年多，老公由于工作调动去了西安，两人商量之后，带上儿子一起去了西安。
2012年，女儿出生，儿女双全，全家都十分高兴。然而，一儿一女并未构成生活的一个“好”字。女儿满月时去体检，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将香姐原本还算美好的婚姻生活炸出个大窟窿。香姐说，当时他们夫妇二人只有老公一人工作，加上有两个孩子，根本没有积蓄。香姐家在村里，老公家虽在韶关但家庭也一般，并不能给夫妇二人太多的帮助。为了女儿的手术，夫妇二人及家人想尽一切办法筹手术费，到处借钱，最终把手术费凑齐了。凑齐手术费之后，医生告知香姐及家人，由于孩子太小，无法进行手术，只能等她长大一点再做；女儿的病像颗定时炸弹一样悬在香姐夫妇两人的腰间。老公在西安的工作无法继续，于是回来韶关和他爸爸做餐饮生意，生意需要本金，父子两人向银行贷款，生意刚开始时还算顺利，但命运弄人，一段时间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最终生意失败，也因此欠下更多债务。香姐说，那时候银行每天都打电话来催债，夫妇俩又没有能力还钱，每天接到十几、二十个催债的电话，那个时候她极度焦虑和抑郁，差点自杀。2018年，女儿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灰结节错构瘤”。心脏病还未医治，又患新病。作为母亲，香姐既心疼女儿，又怨恨自己无能，更痛恨老天的不公！香姐说：他们就像困在泥潭里，无论怎么挣扎好像都没有结果。2021年，终于在粤北人民医院完成了女儿的心脏病手术，香姐夫妇俩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由于种种压力加上债务，夫妻两人的生活过的一塌糊涂，争吵不断，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夫妻两人还是选择拼命携手共进。香姐说，生活的难关总是过了一关又来一关，当意外来临时，犹如泰山压顶，只感到人生暗无天日，但渡过去了就好了。香姐是位坚强且乐观的妻子、母亲，她说，苦尽一定会有甘来的。
（三）
村里有这样的传统，每当生活不如意，村民就会去庙里向神明求解，希望得到解决困难的“指引”。
阿龙1997年出生，初中毕业下韶关念职业中学，但因家中经济条件跟不上，念了一年便辍学出来打工了，工厂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也去过不少，但是没有存款，属于“吃光用光身体健康”一类。2017年，阿龙结婚。阿龙的婚姻生活总体上算是顺遂的，至少在2022年半年前是这样。2022年下半年，阿龙像是“被生活吸干了阳气”，暑假我跟他再聊起来的时候，阿龙又信心满满地投入到生活中了。
2017年初，阿龙与妻子阿灵相识，2017年底奉子成婚；阿灵比阿龙大1岁，是瑶族姑娘。早年县里有瑶山搬迁政策，她家搬到了乳源候公渡，离县城很近。我笑他命好，娶了个好老婆。阿灵家没有要求阿龙给太多彩礼，了解他家情况之后也没做其他过多的要求。阿龙和阿灵在城里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儿子出生。婚后生活还算顺利，2019年底，夫妻两人商量先供一辆车。孩子断奶之后，阿灵留在县里厂里上班，阿龙则外出打工。夫妻两人的分工是：阿灵负责孩子的花销，阿龙负责供车。2019年底，疫情发生。2020年初，疫情告一段之后，阿龙到深圳送外卖，工资虽高，但很辛苦，加上受疫情影响，夫妻两人分隔两地，后来放弃送外卖，就这么又过了一年。2022年初，阿龙决定回到县里工厂上班，三四月份，身体突然出现问题，检查出“髋关节增生”，无法久站也无法久坐，导致无法工作。没有工作便没有收入，车贷接续不上，只能借钱，孩子上幼儿园也要钱，生活的压力骤增，加上疫情的影响，阿龙陷入了一种彻底“摆烂”的状态。2022年12月，阿灵微信上找到我，让我劝一下阿龙，她的原话是“如果你和姑姑的话他都不听，那真是没救了”。阿灵直接跟我哭诉：如果阿龙持续如此，她宁愿选择离婚。原来他们的婚姻生活已经发展到阿灵想要离婚的地步，阿龙的状态依旧是“摆烂”但不愿离婚。阿龙生病期间，阿灵和她母亲一边让他去治病，一边去庙里问神，得到的“指引”是“（阿龙）家里老人不安分”，知道这些消息后，阿龙回老家“送神”，并去庙里寻求护佑。后来，阿龙身体渐渐好转，今年春节之后，阿龙进入乳源县里一家农药厂打工，两班倒。我问他打算在里面做多久，厂里工作时间太长会不会对身体不好。他说：先做着，慢慢积点钱，马上就要把车贷还完了，他和阿灵想慢慢计划在县里买套房子。我说：万一这个工作到时候影响你的身体怎么办，毕竟是农药厂，危害大。阿龙回答：不管那么多，反正他们也不打算要二胎了。
暑假在家，我和我母亲闲聊，聊到一个和阿龙情况类似但情况比较严重的我们村里的阿哥。这位阿哥是九零后，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和前妻生的，马上要去大桥上四年级，儿子幼儿园刚结束，将上一年级，小女儿也将要上幼儿园。我母亲说：六月的一个晚上，她接到村里一位伯母急切的电话，说是让她帮忙担东西出村外河边“供养”，去送“龌龊”。原来，伯母接到儿媳的电话，说是儿子在韶关，天天待在出租屋，不去上班，而且还不让儿媳去上班，天天对儿媳发脾气，甚至摔东西。儿媳让伯母去大桥庙里问问，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伯母去问神，得到“指引”：儿子在外边被“脏东西”跟上了，还不止一个，要赶紧送走才行。我问我母亲：现在这个阿哥的情况怎么样了？她说：具体不太清楚，应该比较好了；停了一会她又说：挣得到钱自然而然就好了。
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或许神明真的能给他们“指引”，但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阿龙和村里那位阿哥应该是心理上出现了问题，亟需得到相应的治疗。他们或多或少也了解过“心理医生”，但比起心理医生，神明的“指引”所起的安慰作用或许更大，而且向神明求解只需要十块钱的“利是”，心理医生需要的钱却不知道是多少。话又说回来，对农村青年来说，神明的“指引”或许确有其用，但是能给出真正有用的解答的——是明知生活困苦但咬紧牙关逆流而上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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