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中国养老金指数全球倒数第一 建议提高退休年龄
本报记者 孙轲 北京报道
就在法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至62岁，工人能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从65岁调高至67岁之时，全球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咨询建议，中国也可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改进养老金体系。
此观点是美世在最新发布的《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2010》中指出的。在美世进行的第二期墨尔本全球养老金指数中，中国因基本养老金体系目前尚未覆盖全部就业人口而下降到指数排名的最后一位，指数值从2009年的48.0跌落到2010年的40.3，而在去年的排名中，中国处于第五位。
美世开发的第二版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巴西、法国和瑞士3个国家，使得涵盖的国家达到14个。全球养老金指数对世界各国的养老金体系进行比较，并基于充足性、可持续性和全面性进行排名。
在今年的研究中，指数的计算纳入了4个新变量：各个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成本、住房拥有率水平、资产配置以及离婚对退休福利造成的影响。
美世中国养老、风险与金融咨询业务负责人冯元石表示，尽管中国政府与该指数中所包含的其他国家相比，在改善其养老金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要减轻老龄化人口的财务负担，所需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该报告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如下措施改进养老金体系：拓展基本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为补充养老计划(即企业年金)的员工缴费部分提供税收优惠;应要求补充养老计划在给付福利时，一部分福利分期发放;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允许个人逐步退休，同时领取部分养老金;增加与养老计划参与人的沟通。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2009年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在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而补充养老计划的税收优惠至今仍无全国统一标准。
为削减财政赤字、避免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多个国家提出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与欧洲一些国家一样，法国人是享有高退休金的福利国家，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法国每年不得不靠借债支付庞大的退休金，巨额的债务将使法国财政不堪重负。事实上，与德国和西班牙等邻国相比，法国就算实施这项退休法案，退休年龄仍为最低。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资产价值下降以及政府债务的增加威胁到公共及私人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加拿大、英国以及美国得分的下降明显反映了这一特点。”报告指出。
一长期从事养老金体系研究的人士表示，期望寿命提高是所有国家共同存在的问题，由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与人的期望寿命之间的差距加大，对于公共养老金体系带来的压力将会增加，政府需要审查其基本养老金的领取或退休年龄，并重点致力于提高私营体系的充足性。
按：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William Mercer）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机构，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美国威达信集团公司（Marsh & McLennan Company，MMC）的一个部门。1959年，威达信集团兼并了William M. Mercer有限公司（这是一家由William Manson Mercer于1945年在加拿大成立的公司）后，开始采用“伟世”（William M. Mercer）这个名字。
附：中金董事长：目前养老金制度无法维持 必须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2010年11月07日 21:56《新世纪》-财新网
□ 李剑阁 | 文
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举措，评价比较高。我想首先回顾一下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2.89 0.00%]危机，这样更容易把当前中国的问题说清楚。
亚洲危机应对经验
当时，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度过了危机，对整个亚洲和全球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
我个人总结，至少有四条措施非常重要。第一是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应对通货紧缩。第二是积极参与WTO谈判，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会更加开放。第三是在周边国家货币贬值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从现象上看，好像贬值对中国出口有好处，但是，人民币一旦贬值，就会引起周边国家货币新一轮贬值，危机就会更加深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全世界宣告人民币不贬值，一下子人们的心理预期稳定了。第四，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期，还是用改革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我们实施了很多项改革。我个人回顾，当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改革，对度过危机非常重要：
一是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看中国的大型企业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但大家别忘了，13年前，中国国有企业三分之二是亏损的，所有的国有企业，赚钱的、亏损的，加在一起，加总看还是亏损的。尽管当时面临很多压力，但政府还是大胆推进改革。同时，放松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限制，民间力量在克服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在推进国企改革的同时，一部分国有企业破产，不少工人失去工作。中国抓住时机，推进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如今诸多改革的基础。
第三，中国当时的几个国有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地说，从技术上都是破产银行，因为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剥离其不良资产，对其资产实施重组，好银行、坏银行，加以区别，成立相关资产管理公司。这就为2003年以后的国有股份制银行大规模上市奠定了基础。
第四，中国当时推进了住房体制改革。1998年前，中国的城市职工和国家公务员都是由国家无偿分配住房。1998年的改革，把这种国家福利分房的做法改为货币补贴，住房通过一定方式变成个人能够买卖的财产。当然，这项改革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在1998年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房地产市场绝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动力。
回顾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再来看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内需，对克服危机产生的冲击，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刘易斯拐点”到来
两年前，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巨大的冲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非常悲观。但是，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并没有那么悲观。当时，相对冷静看法的依据，是从应对亚洲金融[2.89 0.00%]危机的过程总结出来的。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人们的悲观情绪往往会过头，而且，悲观情绪有传染性，在传染中会不断加重，我们往往被这种悲观情绪所笼罩。
从这次危机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存在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此次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或家庭债务杠杆过高。对中国而言，既不存在国家债务杠杆过高的问题，也不存在家庭债务杠杆过高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危机不会简单地在中国发生。对此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就不认为此次危机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冲击，因此，并不那么悲观。
但是，中国经济未来也并不像很多国外经济学家看得那么令人乐观。中国经济面临很多困难，诸如国内呼声比较高的，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从国际上看，有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国家的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多年累积的，并不是今天一下子才发生的。这些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在中国有一个变化，应该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这就是在30年改革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说是无限供给的。但是，在近一两年中，在沿海地区、中国的很多地区，包括家庭用的保姆，都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导致近一两年来中国工资在普遍大幅提高。我个人认为，这个变化是中国30年来第一次发生，而这个变化带有趋势性，并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所以，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讲，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到来。但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目前中国农村还有数亿人口，美国农村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口，日本也不足10%，而中国除了农民工，至少还有40%的人在农村。你们能说“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了吗?
前几年，我在政府工作时，曾参与过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调查，发现留在农村的人口，平均年龄超过45岁。中国有句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批评人们的片面性。农村人口多，就认为农村还有许多劳动力可以转移，借用这句话，我说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森林，只看总数，而不看树木，不看结构，就得不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再降至10%，我个人认为，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30年都实现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分留在农村的人已经沉淀在农村，无论工业如何发展，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太可能离开家庭，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进入非农产业。
因此，我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给，现在已经到了历史性转折点，也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到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工资会持续上升，中国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产业，必然难以维持。
国际上某些人士总是在说中国的汇率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一轮工资上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人民币可能升值的空间。劳动力市场正在调整，而且这个问题刚刚开始。
为应对人口形势的变化，今后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型。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就像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大刀阔斧地推进若干改革措施。
调整生育与退休政策
此外，下一步，中国还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生育政策问题。2010年是中国推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30年，一个家庭生育一个孩子。国际上公认的人口替代率是2.1。中国官方统计的与民间经济学家统计有很大不同，但替代率肯定低于2.1。这样下去，中国的劳动力肯定会越来越少。随着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绝对人口还会增加，但是，年轻劳动力人口将减少。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可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比如一个家庭允许生两个孩子。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是影响人口数量，对人口质量也有极大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在全世界人口出现老龄化的国家，都在推行这项政策。现在人的寿命更长了。中国的退休制度，是当初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十年左右，现在可能是20年、30年都不止。目前这个养老金制度是无法维持的。因此，必须跟随世界潮流，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这件事不太好办。在发达国家，只要延长退休年龄，就往往会引发社会强烈的抗议，引发骚乱。而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现在“50后”、“60后”的人们愿意干活，同时，“70后”还愿意生孩子。现在生育年龄的主体是“80后”，即使是来自农村的青年，他们的观念已经变化。再过十年，如果年轻人也普遍不愿意生孩子，退休的人也不愿意工作了，再调整这两项政策，就有点晚了。
关于中国老龄化，在2000年，65岁以上的人已经达到7%。这相当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当时，用美元计算，不考虑实际购买力，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现在的2倍，因此，中国人口结构被称为“未富先老”。也就是说，人均GDP还很低，但老龄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7%到14%，只需要25年，而一般发达国家则要经过近50年。这对中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此文为日前在一个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经修订在此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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