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opendoorws.com
(本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峰会上的闭幕发言整理)这次会议(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峰会)的共识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加深了我们对粮食安全内涵的理解。中国强调粮食安全长期以来主要是强调自给率，但是现在看来不能片面的强调自给率，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给率低不一定就意味着不安全。比如说大豆，现在的自给率只有18%，但是你能说中国的大豆不安全吗?再比如说中国广东省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0%多，跟日本的自给率是一样的，但是你也不能说广东的粮食是不安全的。就是因为有国际的贸易才使得食物的体系更加稳定，更加安全。粮食安全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第一，有没有食物可以获得。第二，能不能买得起。第三，它的安全价值。它是非常丰富的，就像宁高宁先生(中粮集团董事长)讲的，在中国的粮食安全长期以来是非常政治化的术语，我们讲粮食安全，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从中文上讲是正的，但是我们讨论的很多情况是负的，有时候我们讲的是价值。首先我们从概念上对粮食安全的理解要跟国际社会接轨。实际上我们现在强调粮食安全更多的在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强调食物供给的多样性和营养，这才是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对食物安全的正确理解。
第二，我想通过这次峰会也增强了与会者，特别是国外的与会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特殊性的理解。中国是一个13.5亿人的大国，每年还要增加1700多万人口，中国的所有官员，所有专家在这个会议上都会强调我们要立足于国内，我们要基本自给。我们外方的参会者应该说对这样一个观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中国今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6亿吨，我们的进口已经接近1亿吨了，整个国内食物的供给总量已经接近7亿吨，全球的贸易量才3.1亿吨，我们从来没有预测到我们的食物供给总量能够达到7亿吨，我们的所有的数据都是滞后的，我们是被牵着，被动的不断的改变我们的数据。中国的需求量这么大，显然不强调基本自给是不现实的。我想提醒所有的与会者一定要仔细的掂量一下基本这两个字，在中国的话语中最富有弹性的就是逐步或者基本，一强调基本或者逐步，就意味着这个事儿可以谈，它有灵活性，它不是僵化。
所以说我们是强调立足自给，保证基本自给，立足国内，基本自给。中国绝对不会走完全关起门来搞粮食安全，绝对不会回到自给自足的老路上去，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我想通过这次会议，应该说大家是有共识的，我们强调粮食安全，永远也不会为过，况且我们在讲基本自给，而不是绝对的自给。
第三，大家加深了我们对这次会议的主题，要建立一个高效、开放、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理解。我想第一次提出，这跟我们的政策表述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是一个高效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可持续的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关于高效，我们这一天半的讨论，大家在很多方面提了很多好的建议，这些建议也应该说是我们的共识。比如说既包括生产的高效，也包括流通的高效，甚至是整个供应链的高效。在生产领域很多发言者提出，中国应该发掘农村的土地市场，扩大农场的规模，使得土地的利用更加有效。比如说很多发言者提出我们影响发展现代物流，在仓储领域应该允许非国有的企业更多的进来，要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我们的价格的政策应该更加有效，我们现在这套价格干预体系确实是有很大的扭曲性，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政府的储备政策也需要改善。否则，我们的政府会背上沉重的补贴的包袱，价格越来越高，我们各个方面的代价越来越大。
再比如说，政府的补贴，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也更加有效。今天有一位女士讲到我们的粮食各种补贴支持已经是5700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粮食产量有6亿吨，现在大家拭目以待，中国的农业是不是跟日本走一样的道路，小规模，很高的成本，很高的价格，很高的保护，很低的效率。我们能不能避免日本的道路啊?我们能不能跟法国学一下，比如说日本40年以前一个农场的规模只有4.2公顷，现在也只有2公顷，但是法国40年以前一个农场是12公顷，现在是40公顷。总之我们在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讲到开放，要建立一种开放的粮食安全的保障体系，可以说是这次会议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以前很少有人讲中国要建立个开放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我们现在刚刚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开放经济的新体制，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背景，强调我们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也应该是具有开放性的，应该是没有错的。在这个方面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让世界对中国的粮食的供给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要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句话是中国农业政策制定的最权威的人士在这个会上讲的，说美国的同行，巴西的同行听到这句话感到非常振奋，这句话也不是随便讲的，要更加清晰，更加稳定的预期。
第二个是在生物技术上，包括在转基因的商业化上，我们还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在新的生物技术的许可审计上，外方很多的发言者希望中国加以改进，以便给贸易伙伴一个更加稳定的预期。我想这些建议我们听了很多遍了，我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是可以讨论的。开放还意味着要重视跨国企业的合作。我想跨国企业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高效、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中国现在要开放，我们完全绕开ABCD这些跨国的大的农业公司是不可能的，我想宁高宁先生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说他要建立一个比你更加有效的供应链，恐怕那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所以说中国应该寻求与跨国公司更有效的合作，要参与到供应链当中去，而不是说完全替代这个供应链。比如说最近让大家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就是中国的一家企业成功并购了美国最大的生物企业，这样的故事越多，就给中国人更大的信心。西方也向我们开放市场，我们也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
开放还意味着中国的企业也要走到海外去，要合作开发海外农业资源，要参与贸易伙伴的供应链的建设。巴西的农业部副部长在这个会议上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的企业参与到巴西的农业供应链的建设当中。我想我们也不鼓励他到巴西买你的地，更多的是要参与到仓储设施，物流设施，甚至是公路、铁路的建设当中去，在这方面，中国在技术上是有相当的优势，在资金上也是有相当的优势。这是关于怎么样构建一个开放的粮食的保障体系。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有责任扩大我们的农业技术输出，比如到非洲，帮助他们改进农业技术，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我觉得在这次论坛上我们所有的与会者，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最广泛的共识。这个方面应该承认，我们保持这么高的自给率，我们付出了很高的环境代价。第一天陈锡文先生把我们所有的环境方面的问题毫无保留地都讲出来了。
中国粮食安全必须要抛弃只讲数量，只讲产量，只讲自给率的僵化的观点。要把农业生态的安全，要把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作为一些关键的目标。在这次会上河南省的省长提出粮食生产要生态化，陈锡文先生提出要使国内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这都是我们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新思路。在这些思路的指导下，我们的粮食政策也很快会作出一些新的调整。当然我们要建立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如果我们不开放的话，关起门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也不符合中国的资源禀赋。当我们谈到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时候，不能忽视转基因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这个话题是相当的沉重，中国的科学家在转基因的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我们的投入并不少，我们国家的重大的研究项目，包括政府和企业投的钱加起来40亿美金，1万人参与。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有点变得让人难以理解，科学家真正出来反对的并不多。我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辩论，真正反对转基因的没有几个真正的科学家，没有真正懂生物的科学家。你可以看看那些批判转基因的文章，可以说使用了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证据给转基因贴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用这样的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文章来误导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
刚才杜邦的总裁讲中国是天高皇帝远，确实如此。前不久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还发文件，说我这个地方不准种转基因作物，也不准搞转基因试验。后来媒体来问我怎么看，我说客气的讲，这个地方的政府是不负责任的，说得重一点，这个地方的政府是不懂法的，它是违法的。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可以出台这样的文件。再说得难听一点，我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脑子里灌水了，我说你怎么可以有权力，如果将来中央政府允许农民种，你就可以发文件禁止种吗。因为要搞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统一的法律体系。 作为严肃的科学家，作为严肃的政策的分析机构，我们也建议在转基因方面应该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我们在转基因商业化方面应该迈出更大的步伐，否则再过十年，我们就会被远远的甩在后面了。
最后，还要强调我们峰会明年还有可能针对食品安全的问题组织这样的国际化的高层论坛，同时我已经告诉很多与会者，河南省省长和吉林省的省长已经发出这样的请求，吉林希望在明年搞一个玉米的论坛，河南也希望举办个小麦的论坛。这也说明我们的论坛办得成功。另外，中国、美国、巴西、阿根廷等等这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建立这样一个跨政府部门的平台是非常有益的，很多与会的代表希望这样的对话机制化，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在会后再进行探讨。
附：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1963年12月生，山东省高青县人。
1989年5月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
1989年5月至12月在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1990年至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历任《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社长、副所长。1995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01年3月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2006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第22期中青班学习。
2008年10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
参加过党中央、国务院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合著《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我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究》等。自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著作奖等。
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担任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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