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农大，就有转基因试验田里产出的大米被实验室成员“试吃”的故事
对于一些试验田而言，一些转基因试验是在登记之外的隐秘角落进行。如果不是农业部门的抽查，这些试验可能会永远成为“秘密”
在转基因作物试验的特定阶段，或多或少需要与试验田当地农民合作。一旦农民看上了田间的稻种，对农民的制约就难以保障
编辑整理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近日，农业部向全国各转基因研发单位下发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严防转基因试验材料流失的通知》。
这一通知背后，是4月11日发生在华中农业大学位于海南陵水的转基因水稻基地“遭窃”事件。当天晚上9点多，境外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的成员在转基因水稻基地拔水稻，被在此工作实验的师生撞了个正着。
此事引起了农业部的警觉。在其下发的通知中，要求各单位严防转基因材料遗失和被人恶意扩散，“避免我国科研核心机密和种子资源材料被窃取，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通知还要求，各单位应加强对不明身份的人员和车辆的监督检查。
法治周末记者在梳理相关资料时发现，这并非我国转基因试验田首次“遭窃”。转基因试验田的安全正面临考验。
至少10省市有转基因试验田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我国转基因试验田在湖北、四川、北京、山东、云南、福建、河北、河南、海南、湖南等省份均有分布，所研发的转基因植物种类达40种以上，主要作物为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等。
在这些转基因实验田中，华中农大实验基地因其严格规范的管理，曾多次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表彰。
但发生在今年4月的这起“盗窃”事件，似乎给其管理敲了一记警钟。华中农大教授严建兵称，在现场追回3包试验材料后，有人曾去当地公安部门报警。结果，这一报警令警察们感到疑惑——“偷点种子算什么，能值多少钱?”
在严建兵看来，“种子的重点在于其携带的‘科研核心机密’，理应受到保护”。
另一方面，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存争议的今日，我国对转基因作物持谨慎态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两院”院士石元春曾表示，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因此需要加强监管和审批。另外据他透露，我国政府也十分重视生物安全问题，其中包括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一般应当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三个阶段(见链接)。试验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阶段时，试验单位须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安全评价合格的，才能批准转入下一试验阶段。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的单位在生产性试验结束后，可以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但这一安全证书并不代表转基因作物能够进入商业化种植阶段。依据我国种子法，转基因作物还需取得品种审定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
难见“真容”的试验田
转基因作物试验田安全的重要性，从法规中可见一斑。
同时，在媒体报道中，转基因试验田的“真容”可谓难得一见。
有记者曾到访过华中农业大学位于武汉的转基因基地，路口一块醒目标识“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将人引至一个5层的小楼前。已经获得农业部颁发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正是该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在实验室成员的带领下，这位记者首先在门禁背后的保安处作了详细登记，套上干净的鞋套后，才被获许进入大楼内部。
离开实验楼，行约3公里，在一个小山丘前停下。山丘下有一排灰色的砖墙，墙内还有一个池塘，18亩的转基因水稻试验田就设在灰墙和池塘之间。转基因水稻的环境释放试验就是在这18亩试验田里完成的。
在该实验室，除了要完成对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测试，转基因水稻的种植是否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也需要进行测试，被称为环境安全性测试。
华中农大孝感试验点的负责人华红霞教授称，转基因水稻生产试验的周期一般是5个月。收获种子需要派专人保存，残留部分销毁;试验结束后，仍需对试验田监控一年。
在华中农大位于海南陵水的转基因水稻基地，不仅有2.7米高的围墙，还有10米的生物隔离带，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转基因中间试验基地，还实行了田间物理隔离、套袋隔离和苗期全程设置防鸟网等安全措施。
法治周末记者查看浙江大学植物生理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发现，该条例对于转基因实验室的进入要获得授权、出去严谨携带试验物品，实验垃圾处理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转基因试验未登记问题由来已久
四川农业大学作物转基因实验基地与华农的标准相似：试验田外有两米多高的水泥墙，大门紧锁，面积约18亩。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介绍：“(试验田里)收获到的一部分会用来当种子，来年种植检测它表现出的遗传性状，剩下用不完的作物会按国家规定销毁。”
事实上，一些试验田里产出的转基因大米除了被用作科学实验之外，还可能被相关实验室人员吃进肚中。
在华中农大，就有转基因试验田里产出的大米被实验室成员“试吃”的故事。
“这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食用转基因大米是在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一位实验室成员曾如是说。他也曾在告知父母的基础上，拿回家里数十斤的转基因大米，和父母一起食用。
和他一样分得转基因大米的还有华红霞，“米就那么多，每个人只能分得10斤左右”。而对与他们这是在进行“人体试验”传闻，她予以否认。她表示，必须长时间让人大量进食这种大米，并观测人体的各项生理数据，才能称得上是“人体试验”。
如果说实验员试吃大米是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但对于一些试验田而言，一些试验却是在登记之外的隐秘角落进行。如果不是农业部门的抽查，这些试验可能会永远成为“秘密”。
今年3月30日，海南省农业厅公布，去年年底，海南省农业厅对在三亚、陵水、乐东3个市县的南繁基地育种企业和单位进行转基因执法检查，查出13家单位的15个样品呈转基因阳性，其中玉米12个，棉花3个，均分布在科研试验田块。据悉，在此次执法行动中，违规的7家单位的9个试验作物已在属地农业执法人员监督下被依法销毁，涉事单位也受到了处罚。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海南省农业厅在2009年和2012年的抽查中，也曾发现转基因试验未登记问题的存在。不过之前未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历年执法行动中都会检测到转基因试验作物，我们周围个别的科技人员也有过违规利用转基因作物进行试验的行为。”4月2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黄大昉表示。
难以控制的“扩散”
对于违规试验的原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黄昆仑说，这很大程度上和科研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有关。“他们觉得自己的种子是安全的，所以不登记。”
不过，有专家向记者表示，政府在对转基因作物试验的申请和研究流程方面卡得过死也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切以拿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为准。”黄大昉强调。对于转基因试验，科技人员或者企业如果未获得证书，或者未能按照证书中计划的地点、面积开展种植，都属于违规操作。
一位在南繁从事育种的科研人员曾向媒体透露，违规进行转基因作物试验实际上和国家管得过严过死关系很大。“不管是在政策方面，还是在经费方面，审批工作的暂停会导致正常的科研没法进行。”
资料显示，2007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数量为282件。不过，自2012年至今，农业部没有再发布、更新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批准。
除了违规试验田存在之外，转基因作物还以另一种方式越过了相关规定的“护栏”。
2012年，有记者在报道中如是写道：“3米高的围墙，仍无法阻挡我国转基因水稻的违规扩散。”
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舒庆尧也承认，一旦农民看上了田间的稻种，对农民的制约就比较难以保障。
同样为种子扩散问题而忧虑的还有华中农大教授林拥军。他表示，为了避免转基因作物种子被人盗走，他们甚至在试验田周围筑起了3米高的围墙，开挖了一条两米深两米宽的“护城河”。
但如此防护的有效性依然存有疑问。因为在转基因试验的一些阶段，多少都需要与当地农民进行合作。
在浙江上虞，一种抗虫性突出的转基因水稻“克螟稻”受到当地农民的青睐。一位要求在媒体报道中匿名的村民说，当地不少农民都留了“克螟稻”的种子。
(资料来源：《羊城晚报》《新京报》《检察日报》《四川日报》、中科院官网、《华夏时报》《法制日报》《中国食品报》《21世纪经济报道》、农业部官网、中国广播网、《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新华社、《京华时报》《中国科学报》《北京日报》、四川省政府门户网、《中国青年报》《转基因30年实践》(旭日干等主编)、《南方周末》《中国科学报》、中国林业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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