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的红玲，自从18岁那年从湖南邵阳老家出来打工，已在广东各地辗转工作了30多年。这期间，除了结婚生孩子那几年，她都没有中断过她的打工生涯。
今年，她和工友们一道，参与了工厂的集体抗争，为自己争取社保的权利。她的工厂只为她交了5年多的社保。
众所周知，养老保险只有交够15年才能领取，如果不补缴，她不能想象自己的退休生活会是怎样。然而经过了一系列的行动，当企业也答应为他们补缴的时候，一个制度性的障碍摆在了他们面前—她被告知按规定只能补缴两年社保。这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红玲来说，简直是一盆冷水从头淋了下来。
三重阴影的笼罩
2014年4月5日，当东莞裕元工人得知因为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工作了数十年的老工人退休之后每月只能拿到四五百元养老金之后，3万工人参与了一场持续20余天的停工表达诉求。
社保，是国家与社会对劳动者的一份承诺。在劳动者遭遇劳动风险时给予必要帮助，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此，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来保障工人这一权利。
然而农民工社保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数据，2013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亿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仅为4895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5018万，参加失业保险的3740万，参加工伤保险的7263万。也就是说，不到1/5的农民工能够按照法律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之低让人吃惊。
即便是购买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裕元为工人购买了社保，他们为何还是通过停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带着上述疑问，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师生开展了此次社保调查，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5家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这5家工厂坐落在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和东莞，我们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工人社保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
为什么要调研品牌代工厂 ?这些工厂的工人社保覆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我们要发掘的是：即使是按法律规定缴纳了社保，具体运作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许多问题，让农民工根本无法享受到社保带来的福利。在制度性障碍、强大资本拉扯和工人对社保的认知缺失三重阴影笼罩下，社保最终成了部分农民工的一个“美丽的空梦”。
所谓制度性障碍，即到目前为止，一个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还是缺少的，各地规定复杂且混乱;同时，社保政策的规定没有惩罚性，企业故意拖延造成的工人社保欠缴却往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当劳动者转移工作地点，或想回农村时，交了多年的社保却无法全额转走，城市政府为了一己私利，无情无理地把企业为工人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用扣留下来。
在当下劳资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即便2010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要求企业必须为所有工人全额缴纳社保，可是企业仍以一系列“高明”的手段、“专业”的知识玩转社保中的各项细节：不以工人实际工资全额缴纳社保;抑制工会在工人社保问题中的作用;在工伤申报、获取工伤保险中制造困难等等，造成法律被架空。
政府和工会在社保问题上的缺位，忽视对社保的宣传，造成相应知识不普及，工人在认识上出现混乱，也常常搞不清缴纳社保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或许是企业主、地方官僚最愿意看到的。
不足额缴纳社保
“社保是买了的，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买的。厂里是不告诉员工的情况下，直接用电脑抽选的，也不会通知你，只是在发工资的时候直接在上面扣。刚进来那几年我不买的，现在买了。应该还是按基本工资买的，应该是买齐的吧?养老有的、医疗有的、工伤有的，都有的。”张大姐40多岁了，进厂工作了20多年，却只从七八年前开始交社保。面对我们关于社保的问题，她一头雾水。
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社保是必须购买的，应按工资总额缴纳，并且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必须全部买齐，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像张大姐这样稀里糊涂被侵害利益的工人大有人在。
我们发现，企业不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保的比例很高。调研结果显示，只有32.9%的工人认为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我以为公司交足额了，要不是你们看了我的工资单告诉我，我现在都还蒙在鼓里。刚入职的时候，公司也没有告诉我们社保是怎么交的。我觉得这侵犯了我们的知情权。”当得知自己其实并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后，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工人阿华显得非常生气。
从我们调查的工人提供的工资单来看，没有一家企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工人足额购买社会保险。这一现象普遍。
公积金的缴纳同样不容乐观，结果表明，大约37.4%的工人并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还有大约3%的工人并不清楚所在企业是否为自己购买了住房公积金。从行业比较来看，只有不到7%的服装行业工人购买了住房公积金，食品行业工人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只有16.4%。
为职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这一句简单的话落实下去却显得那么困难。究其原因，对欠缴社保的企业惩罚过松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社会保险法》，还是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这一行为采取任何严厉惩罚措施，通常是只需补缴少额的滞纳金就能过关，为企业的非法手段留足空间。
很难得到保障
小丽身材瘦削，个子不高，她从小就体弱多病，工厂里满负荷的工作量、每月倒一次的夜班让她的身体更加吃不消，胃病、痛经、感冒这些“小病”时常缠绕着她，甚至每个月都要跑一两次医院。我们看见她时，她正在妇科诊室前焦急地等待着。
“我这个痛经的毛病，是需要慢慢调的。现在看一次病都要几百块，可是每年门诊报销的最高额度只有800块，剩下没办法，只能自己出。”小丽的声音很低沉。
小丽的例子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工人告诉我们，现行的医疗保险只能起到有限作用，除了小丽所反映的问题，医保定点医院开药贵、医疗质量不高、距离远这些问题，也使得许多工人不愿意使用医保看病。
我们发现，工人使用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大约36.1%的工人没有用过医疗保险，有25.5%的工人很少用医疗保险(一年少于5次)，只有7.7%的工人用过多次(一年超过5次)。
工伤工人的情况就更为堪忧。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生工伤的工人，只有1/3的人拿到了工伤赔偿，大多数工人发生工伤事故后，因为对工伤保险制度不了解，对工伤申报的程序不清楚，再加之上级管理者的压力和阻扰，一些原本可以申报工伤的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我在工厂里曾经受过工伤，在洗水部，被铁桶砸了一下，当时不觉得怎么样，上夜班，回去睡觉时很痛睡不着，去医院照x光发现搞到骨头了。当时洗水部的主管、总管、几个组长都知道。搞了好几天都不让申报工伤，起码跑了10趟，最后在办公室我把桌子一拍，愤怒地说了句‘你们不管可以，以后你要管老子都不让你管了’。我的伤最后被评了10级工伤，赔了6个月工资(按底薪赔的，因为工伤保险就是按底薪来买)，赔了6000多块钱。还有，我这个工伤之后，谁都可以加班，就我不能加班，这个手指没了一小节不影响工作，但就是不让你加班。我不想跟他们耍赖，但他们就要跟你耍赖。”
通过自己的争取，这位工人成功申请了工伤，做了伤残评定，并拿到了工伤赔偿。与那些受过工伤却没有领取到工伤保险金的工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不过他的幸运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而且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以后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对待。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对工人来说，通常就是“交了白交”，手续之复杂、要求之严苛，以至于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能拿到。我们的调查发现，只有3.36%的工人领取过失业保险金，而购买了生育保险并且领取过生育保险金的只有11.4%。
住房公积金具体落实起来就显得更为“鸡肋”了。因为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只能通过买房、以正式的租赁合同或者销户来实现，这对于大部分的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缺乏公积金相关知识，调查结果表明，只有22.26%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简而言之，每一个险种以及公积金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真是需要每一名工人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超高应变能力才能解决，才能取得合法的权益。此外，工会的缺位也是鲜明的。只有不到20%的工人认为工会在改善社保问题方面有所作为。根据工人的反映，工会不仅在关乎工人切身利益的社保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有时候还会站在企业的角度为企业发声，工人想要通过工会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难之又难。
单位缴纳部分被截留
对于在外打工、四处漂泊的农民工来说，社保的转移非常重要。目前的政策是，若是参保的工人跨省流动，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全部转移，而单位缴费的统筹基金按12%的总和转移，实际上，单位缴纳部分的40%留在了当地社保基金。
这40%有多少呢?我们不妨算一算。以东莞市为例，仅以东莞市最低工资1310元为基数计算，每月单位为工人交的各项保险总额为20%，即262元，一年下来，就有3144元进入统筹基金。如果一个工人在东莞工作一年打算到另一个省打工，就只能转走3144×60%=1886.4元，剩余1257.6元就留在了地方社保统筹基金。我们以最保守的估计，即10%在莞工作的农民工会在东莞缴满15年的社保，最后留在了东莞，也就是90%的外来农民工最终会离开东莞，按照工人总数来算，数据已经非常庞大了。一个东莞都是这样，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又扣下了外来农民工多少社保呢?
这种扣留是毫无根据、蛮不讲理的。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为企业发展与城市扩张贡献了自己的劳动与健康，企业为他们缴纳的社保金却白白贡献给了地方城市政府，而富裕的城市却不承担劳动者的退休和养老问题，也不充分地承担打工者的医疗、失业等保障。对于女性劳动者，她们无法享受生育保险金，更不用说工伤、职业病工人的生活保障。最终，把这种种负担都转移到相对落后、破败甚至负债的农村，让贫穷的农村地区来为繁荣城市埋单。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由于社保金已经成为一笔庞大的变相“人头税”，被城市政府牢牢地扣留在自己手中。如果没有像打大老虎的力度，让城市政府偿还属于农民工的社保钱，2.6亿农民工的权益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
南风窗编者按：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四所高校师生联合建立的，成立4年多来，进行了富士康工人、建筑工人、尘肺工人等多次调研。今年10月11日，课题组在北京举行“外来务工人员五险一金现状”调研报告发布会。报告全文近5万字，系课题组7、8月份在广东、上海、江苏调研所得，本刊独家选发其中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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