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18日电 年关将至,多地再现农民工“讨薪潮”:山西太原“民工讨薪命丧派出所”事件未消,山东济南、湖南武冈等地农民工讨薪事件再起。
新华社多路记者近日赴辽宁、山西、河南等地采访了解到,由于经济增速下行、房地产市场遇冷,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正成为当前讨薪矛盾多发地区。
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一边为何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
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农民工处于“生物链”最底端
记者采访发现,与往年相似,今年农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产等工程建设领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成为当前讨薪的“重灾区”。
究其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农民工的重要输入地。与工程审批、工资保障等制度都比较完备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尚未构建起规范、完善的监管制度,所以农民工欠薪问题骤然增多。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个人承包却大行其道。河南省一位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介绍,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山西省长治市总工会副主席李燕说,建筑施工领域工程转包、分包现象普遍,致使债权关系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近几年,一些中西部地区和不少中小城市,热衷于靠房地产拉动地方经济。随着楼市热潮退去,许多开发商和承建商的资金泡沫像海市蜃楼一样突然消退,被欠薪的农民工则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连环债”讨要难,“幕后债务人”竟有基层政府
记者采访发现,农民工欠薪问题往往盘根错节,纠缠在建筑合同的甲方乙方的是是非非里,像理不清的“蜘蛛网”,又像嚼不动的“橡胶糖”。更让农民工无奈的是,欠薪的“幕后债务人”有时甚至还是基层政府。
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连环债”链条:农民工工资被包工头或建筑承包商拖欠--建筑承包商又被上游的建设项目企业拖欠--许多市政建设项目企业又被当地基层政府拖欠。由于面广量大,讨薪往往陷入“死结”。
例如,受制于煤炭形势下滑,山西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不少公共工程处于停滞状态,政府成为事实上的欠薪债务人。而辽宁省有关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辽宁省内有的基层政府拖欠市政工程款现象严重,金额增多、期限延长。仅三家处于不同地市的民营市政公司,目前被各地政府部门拖欠市政建设工程款数额巨大,其中一家民营公司因为欠薪上千万元,董事长已经数次被农民工堵在办公楼里。
“恶意欠薪”追刑责需破除“玻璃门”
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入刑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人社部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移送司法的890件恶意欠薪案件中,截至2014年1月15日各地法院审结仅53件。2014年前三季度,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向公安机关移送了1718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立案945件,占总移送案件的55%,一审法院审结553件,占总移送案件的32%。
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说,一些地方私下要求,一般不起诉或行政处罚开发商。某些官员和开发商的“暧昧关系”,使得劳动监察与司法衔接过程中存在“玻璃门”。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认为,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导致部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无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影响了依据刑法打击欠薪犯罪的效果。
“到法院起诉周期很长,即便法院判决农民工胜诉,很多时候也面临着难以执行或拿不到钱的结局。”沈阳一位负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说,对于讨薪农民工来说,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只意味着又白花了诉讼费。
部门互相推诿冷漠,专家称关键在于政府积极作为
相比起法制监管“不到位”,农民工对讨薪过程中各部门互相推诿的冷漠更为痛心。记者采访发现,在多数县市,工资清欠分散在劳动监察、信访、工会、公安、建委等多个部门,推诿扯皮时有发生。
2014年12月初,42名在辽宁本溪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反映被拖欠118万元工资长达两年之久。记者跟随他们讨薪,亲历了从区信访局被支到区劳动监察大队、市劳动监察支队,最终又返回到区信访局的“踢皮球”过程。如果不是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曝光,这些农民工很难拿回自己的工钱。
但更多的讨薪农民工仍在被“推来推去”。记者了解,山西太原城外的“书林苑”小区里,来自四川广元的农民工邵佳喜和66名工友,住在四面漏风的空楼里,每天只吃两顿饭,等着讨要被拖欠的170多万元工钱;来自河南信阳、64岁的农民工黄宪委,为讨要已被拖欠3年、涉及50多名农民工的67万元工钱,住进位于郑州的中泛置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办公室里一个多月;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在阜新经济开发区带着50多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两年的21万元工资……
据悉,多地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有许多防止欠薪的规章办法,但因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工资保证金制度,各地都要求工程单位按照项目总造价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一旦企业欠薪,政府可动用保证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在一些地方,企业找找关系,领导打打招呼,这笔钱就可以不交或少交;有的地方虽然收了钱,但由于劳动、建设等部门各管一段,“收易支难”,造成巨额资金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此外,一些应急救助制度也难以“落地”。山西省总工会用降低“三公经费”结余和各地财政配套款,筹集到9000多万元的“讨薪应急救助周转金”,当发生欠薪时可以由这笔钱代发工资,后期工会再向债务人追索。不过,由于周转金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满足诸多前提条件,给动用带来了难度。如何让周转金真正发挥作用,各地还需创新一些“接地气”的可操作细则。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刘亚臣认为,现行的建筑业合同将工人工资混杂在工程款中,容易造成建筑商对工资款的侵占和挪用。他建议,将工资款单列,不允许改作他用,开发单位和建筑商应当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设立专门账户。以这种方式保证农民工工资月清月结,防止事后追讨难。
刘亚臣认为,农民工欠薪问题能否解决得好,关键还在于各地政府部门积极作为,真正关心和切实解决百姓冷暖问题。
相关报道：亲历讨薪农民工的寒冷一天:“每天都是度日如年”
2015年01月18日 来源：新华网
“每天都是度日如年”——新华社记者亲历讨薪农民工的寒冷一天
新华网沈阳1月18日电 年关将至，农民工讨薪引发的极端事件接连发生，引起社会关注。他们到底过得怎样?每天都在想些什么?新华社记者日前分赴山西、河南、辽宁三地，随机并实地走访了一些正在讨薪的农民工，亲身体会他们在寒风中那无助的守候。
“一天只吃两顿饭”
1月8日10点，邵佳喜和工友们已经在工地上架起了火堆。“天太冷，房子里待不住，每天只好这样烤火取暖，好在工地有废木料，不然就完了。”邵佳喜对记者说。
这里是离山西太原城区10公里的西温庄乡西贾村，火堆后是叫做“书林苑”的房地产项目。2014年9月，今年52岁的邵佳喜与其他66名工友，从四川广元到这里做钢筋工和木工，一直干到11月底，每人只领到2000元，其余工资全被拖欠至今，共170多万元。
“现在身上的钱只够4天用了。”邵佳喜说着，从口袋中掏出所有的钱，数了数有80元，这是他和爱人未来4天的生活费。
邵佳喜就住在火堆后未完工的一间楼房里。屋里只有用木板钉起来的一张床和两个桌子。墙上挂着的袋子里有一小块腊肉、几粒花生米、两个鸡蛋和一把红辣椒，米袋子和油壶几乎都空了。已到中午12点，记者问邵佳喜吃什么，他只说早上吃过了。“早上吃的稀饭和花生米，下午4点多再吃口面条，今天就能顶过去。”其他工友也一样，现在每天只吃一两顿饭。
当邵佳喜望着空空的饭碗叹气的时候，此刻，远在辽宁省铁岭县高强南村的庞福军也一样愁容满面。
1月8日中午，记者找到铁岭县凡河镇高强南村庞福军的家时，这位40岁的农民刚从城里讨薪回来，但还是两手空空。“今天去讨的是铁岭世纪华庭小区欠的工钱，去年从开春干到秋后，欠了3万多元一直没给。”庞福军说，现在他家已入不敷出，每天只能吃两餐。
“拿不到工钱，没脸回家过年”
河南鄢陵县“东方威尼斯”住宅项目，开发商为河南东升兴隆置业有限公司，施工方为河南华安建设有限公司。“东方威尼斯”二期工程从2013年10月开工到2014年9月，有600多名农民工无法按时拿到工钱，涉及金额高达1300多万元。
来自四川广元苍溪县的李章仁、李振军父子被拖欠7万多元工钱。已62岁的李章仁说，他做的是最辛苦的混凝土打灰的活，辛苦一年什么也没拿到。“现在身无分文。打电话给老家，老伴就问为何不往家里汇点钱，我只能答应着。马上春节了，再拿不到钱，我们就去河南的救助站里过年。”
带着李家父子出来打工的包工头郑文说，为了干这个活，他贷款上百万元，从前年一直垫资到现在，现在都翻不了身。“看这个样子，春节前拿到工钱的希望不大了，这个春节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
比他们更难的是，为了讨薪，来自辽宁朝阳的王春义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从2012年11月开始，经熟人介绍，王春义和生金林两人组织57个农民工从辽宁朝阳到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参与一家公司的厂房建设。按照与建筑商口头约定，工程结束后支付工资。工程完工后，王春义联系建筑商却始终联系不上，建筑公司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从此，王春义开始了漫漫讨薪路。
“已经两年没回家了，要不到钱，没脸回去。”提到过年，这位身材魁梧的辽西大汉眼里噙着泪花，“一到年关，老家里全挤满了讨薪的人，咋跟大伙交代。”
“感觉像皮球，踢来踢去没人管”
为了讨薪，王春义和生金林从2012年底开始，多次找过阜新市经济开发区劳动局等部门，这些部门都说“管不了”。
9日下午，记者随王春义等几名农民工一起先后来到阜新经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位领导都拒绝接受采访。几经转折，开发区的发改局局长许青双接受了采访。他说，2014年9月已经以区政府的名义起诉了投资方与施工方，但法院正在搜集证据，何时能有结果他“说不清楚。”不过，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乙方资金并不充裕，即便法院判决生效，农民工也可能拿不到钱。
正在山西太原讨薪的邵佳喜，也一样经历着被“踢来踢去”的命运。邵佳喜掰着手指头说，他到太原市小店区信访办去过3次，区劳动局去过3次，太原市劳动局去过1次，乡政府去过3次，区政府去过1次。“太远了，每次都是20多人包车去，一去都是一天，每次都是绝望。”
“信访局推劳动局，劳动局推乡政府，把我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们说这是小产权房，他们管不了。”说起这事，带邵佳喜来打工的李建愤愤不平，“我问他们，开工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我们从5层盖到15层，那时你们怎么不说不管?”
说起这几天的打算，李建告诉记者，还没进展的话准备再去市政府。“我们能进得去吗?进去之后有用吗?”李建说着说着低下了头。(参与记者冯雷、孙亮全、李亚楠、孙仁斌、王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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