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大妈，有力无处花。半大学生娃，还不能养家。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9158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比去年减少了371万，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数量下降。而且，未来数十年内可能都难以再改变这一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抚养比将下降，养老压力沉重，青年劳动力不足。
而笔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危机比想象的更严重。
虽然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仍超过9亿，但2014年，中国的就业人口仅有77253万人，加上失业人口，减去少数超过劳动年龄返聘的人口，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在8亿。劳动力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少了1亿左右，这1亿左右的人都去哪了?
事实上，在劳动年龄人口系列中、但没有成为劳动力人口的，有几个主要群体：一是16岁以上的学生，一是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而内退的人口，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舞大妈”，其中就有很多是退出社会劳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去这两个群体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真实的劳动力状况更为严峻。
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16岁为起点，但中国的社会时势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变。改革初期，中国多数青年初中毕业就走向了社会，成为劳动力。而时至2014年，随着中国大学的迅猛扩招，中国的大学升学率都达到了80%，导致16岁至22岁左右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普遍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没有参与就业。
这个群体的人数比较容易估算。16岁正好是高中或者中专以及其它职业教育的入学年龄，所以，高中在校生，加上中专在校生、大学在校生，以及研究生在校生，即是这个群体的总数。
2014年，中国普通高中生在校生人数为2435.9万，似蓝翔这类中专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人数也接近2000万。而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人数为2468万，研究生人数大约在179万。总计起来，16岁至20多岁关在校门内的学生大约为6000万。
另外一个以“广场舞大妈”为代表的群体，虽在劳动年龄人口内，但却不参加劳动。这个群体，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体，中老年男性也有部分。预计55岁以下的女性及60岁以下的男性，内退和实际上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至少有几千万。
从劳动年龄人口到劳动力人口中间的这1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含金量不足，而这种状况，将使本来就严重偏低的劳动抚养比更加雪上加霜，未来中国的养老压力更为沉重。
更为严峻的是，劳动人口是一个动态数据。根据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总计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5亿，按照劳动参与率推算，中国未来减少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亿左右。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几年增幅下滑，跌破8%，而经济增幅下滑，正好与劳动年龄人口下滑的趋势一致，需要引起相当警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停滞的时代”，正与其人口的萎缩相伴。未来，随着全国最深重的老龄化时代到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迅猛飙升。
而青年人口的萎缩，亦将重创民族活力。我们所寄望的依靠创新实现转型的战略目标，或将因为青年人的缺少、人口活力的丧失而大打折扣。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亿，但如果再细分的话会发现，在16至34岁这个人类最富有创造力、体力也最好的年龄段，人口只有4亿左右。35至60岁的中老年人，则有5亿左右。而十年之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下降1亿左右，而中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增加5000万至1亿左右。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仍然可观，但真正的精锐劳动年龄人口却比较少，十年后将不足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算劳动力人口，这3亿多人口还要再减去几千万不参与劳动的半大学生娃，中国最精锐劳动力人口将更是远少于3亿。
缓解中国人口危机的出路在于两头，一头是青少年，通过开放生育，应对未来严峻挑战。这是上策。一头在于延迟退休，这是下策。当下很多“内退”人员，纵使仍保留劳动，其劳动效率也相对青年劳动力相差太远。广场舞大妈大叔跳舞行，干活还是比不上青壮年小伙。而且延迟退休，会使官僚阶层借机变相实现职位终身制，贪占过多社会财富和资源。
开放生育其实并非容易的事情。纵使既得利益阶层愿意开放，大众的生育意愿也被沉重的生活负担所压抑，同时，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育率下降也是一个普遍规律。未来需要出台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推动生育率回升。
法国骚乱，给移民国家敲响了警钟。但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青年人口的不足，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中国，未来将不得不依靠本国之外的青年劳动力。因为人口的生产不同于商品，不是一出生就成为劳动力，而是要等20年左右。在此期间，中国可能将被迫开放移民。当下，广东等地，来自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的移民，以及非洲的移民，渐成气候。而浙江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的“绿色人口”，上海的保姆市场，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菲佣面孔，纵使是北京街头，亚非青年也随处可见。笔者认为，鉴于文化和人种的因素，中国未来应重点开放东南亚移民，这些国家与中国文化接近，曾是东亚朝贡体系的成员，容易从文化上同化，可减少潜在的文化冲突。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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