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在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疑因疼痛难忍，临产的马某坠楼身亡。直到9月5日，这一事件才引起舆论关注。这个事件有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医疗纠纷。因生产而致死的例子不少见，但产妇因疼痛而跳楼自杀，恐怕难以找到第二例。
事后，医院和家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医院方面称，入院检查后，医生发现胎儿头部偏大，建议剖宫产，但产妇和家属拒绝。产妇进入待产室后，因疼痛转而要求剖宫产，但家属不同意。最后悲剧发生了。
死者的丈夫和母亲则说，在死者要求剖宫产后，家属是同意的，是医生说子宫口已开，马上就能生了，拒绝了产妇本人和家属的要求。死者丈夫延某还称，为了让医生给做剖宫产手术，他还打电话托一个朋友给医生说情。
实情如何，随着调查进展自会水落石出，因为这并不难查证。怎么看待这一悲剧，才是分歧之所在。
这是一个极易被女权主义者带跑方向的议题，太适合借机攻击贱男人和恶婆婆了，已经有多篇此类文章出来了，它们关注的是女人的选择权。很显然，这样看问题是偏颇的——如果在病房中的不是一个待产的女性，而是一个等待做出是否应进行手术治疗的决定的男性，那么签字权是掌握在其妻子手中的。
榆林产妇跳楼事件让我联想到十年前的一个案例。2007年11月，在北京务工的肖志军带着怀孕9个多月的同居女友李丽云到朝阳医院京西分院看感冒，医生诊断发现，李丽云感染重症肺炎，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其本人和胎儿都有危险，建议立即实施剖宫产。但肖志军(医生以为他是李丽云的丈夫)坚决不同意，最后李丽云因心肺功能衰竭死亡。
此类事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紧急情况下医生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最后决定权到底应该交给医生还是患者及其家属的问题。如果处置权属于医生(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我们姑且先假定医院方面的说法是真实的)，这两起悲剧就都可以避免了，被挽救的将是四条生命。
按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女性应有对自己事务的决定权，马某要求剖宫产，就无需征求家属的意见了。在这个个案中，这样的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总体上思考医疗问题时，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把华佗给曹操看病的故事当作一个寓言来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曹操头疼难愈，华佗诊断后说只有做开颅手术才能治好，曹操不同意，还怀疑华佗要害他，于是杀了华佗，而这等于间接地杀了他自己。
医疗是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治疗中的“民主化”固然是好的——这有利于医生充分了解病情，有利于取得病人的充分配合——但治疗方案的最终决定权全权交给医生，才是对医患双方都最好的选择。
这需要患者对医生的充分信任为基础。患者的充分信任又需要医生的医德高尚为前提。
医者父母心，这是老话，传统的智慧是无穷的，之所以在花钱看病的同时还要赋予医生以如此高的道德地位，是因为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该特殊性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是医生和患者在信息掌握上的严重不对称，医疗的消费选择权完全掌握在服务提供者的手中;其次，医疗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这注定患者及其家属的医疗消费不可能是充分理性的。
理想的医患关系应如母子般。患者对医生充分信任，医生对患者充分负责，即便医生无法治好患者，也会被充分理解。俗话说，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如果病人死了家属就怪罪医生，恐怕医生这个行业早就在历史中被消灭了。
医患关系的理想化模式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完全实现过。然而，理想总是要有的，这应该作为医疗行业追求的目标。可悲之处在于，现代医疗体制的逻辑与此完全是相悖的。当我们目睹一起起医疗纠纷，一次次医闹事件，如果仔细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无不与此有关。
现代社会管理的特性是理性化和规范化，以统一的标准将各个行业纳入管理体制，就医疗行业而言，它关注医疗行业的集体行动能力，对医务人员个体的要求带有“去道德化”的色彩。现代医疗机制还在这一不适合市场化的领域搞了市场化，在这个不应该讲平等的领域大讲所谓平等。
在生孩子方面，一般来说，产妇和家属倾向于顺产，医疗管理部门也号召尽量采取顺产的方式，并给医院设定了实施剖宫产手术的比率。这里一方面是健康的因素，顺产对产妇和婴儿都有好处，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剖宫产收费高，医院有动力过度使用这种方式，所以产妇和家属对此有抵制情绪，医疗管理部门也要介入加以限制。
在十年前的李丽云之死中，肖志军拒绝采取剖宫产，一是真没钱，二是怀疑医院借机敲诈他的钱。在榆林产妇跳楼事件中，经济因素也是争论焦点之一。网上舆论认为，是家属舍不得花钱，才拒绝剖宫产，但家属否认，称家里不缺钱，不存在这个问题。
经济因素成为此类争论的焦点，成为问题本身，就在于医院有通过过度诊疗使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医疗市场化造成了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也为冲突埋下了伏笔：买别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不满意可以退换，可以要求赔偿，治病也花钱了，结果不满意怎么就不能讨个说法呢?
再说在医患之间搞形式上的平等的问题。医疗领域绝对不会有平等，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怎么可能平等呢?重大手术前要患者及家属签字，看似尊重患者及家属，平等保护医患双方，但本质恰恰是强化了医患双方的不平等。
比如在剖宫产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的惯例，不过是为了免除医院方面的责任，让家属承担手术失败的后果。可是，在给患者开大处方、让患者做各种不必要的检查等对医生和医院不构成风险的情况下，何曾需要过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呢?医院认为产妇应该进行剖宫产，因家属拒绝签字，导致产妇和腹中胎儿的死亡，这种情况下医院虽然没有违法，却放弃了道义上的承担。法律是社会行为准则的底线要求，如果不违法成了医者的行为的准则，就意味着全社会已经堕落了。
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医生享有处置患者治疗方案的特权，在有风险的时候，却要将责任推给患者本人和家属，这是极度不公平的，也是引起患者对医院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紧急关头，医生应该对病人具有全权的处置权，这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既赋予了行医者以特权，也是行医者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而此特权与责任不但要求精湛的医术，也要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的信任感。唯此才能既救人于危难，实现医者救死扶伤的天职，又能在治疗发生意外或病人因不治而离世的时候得到家属的理解，去除掉医闹现象的土壤。
有论者指出：2009年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立法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个规定是说，面临紧急情况，在没有获得病患和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医生也可以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
如果榆林产妇跳楼事件适用于这一法律规定(这需要法官来做决断)，那么医院方面的责任讲不仅仅是上面所讲的道义层面的了，也涉及法律层面的责任了。
医疗领域的法律法规并不缺，遇到医疗纠纷，总是有人能找到适用的制度，但就是杜绝不了争论和闹事。为什么？方向不对，在错的方向上制定越多的法律法规，事实上就是人为制造更多麻烦。医疗改革需要修改的是大方向，要把理想化的医患关系设定为理想，否则就会一直撞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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