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媒体成为开发商“喉舌”的“利益链”

 

 

揭开媒体成为开发商“喉舌”的“利益链”

 

 

      也许是在社会主义的政体中，开发商的“身份”实在显得格外“特别”。所以作为当今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开发商比其他任何经济行业的从业者，都具有更加强烈和突出的“政治意识”，都更在乎其利益集团的“政治生存基础”。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通过不法盗取和高价倒卖公民居住权利而“一夜暴富”的“开发商模式”，不用说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及执政党纲和国家大法格格不入，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这种国有资源被少数利益集团垄断而暴富的“运作”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和基础。稍有一些政治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开发商模式”下“圈地运动”所出现的“房吃人”现象，只能和几个世纪以前原始资本主义的“羊吃人”野蛮行径相提并论。而这在当今任何一个文明、法制和民选的政府中都不可能出现的。

              

            中国房地产“权力榜”，开发商为何成了“领导核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维护“来之不易”和“不仁不义”的“一夜暴富”，巩固和做大使他们“财源滚滚”的开发商模式，中国的开发商不仅比任何利益群体都更加“处心积虑”的拉拢官场上的“有权有势”者，寻求“坚强有力”的政治庇护，而且也特别舍得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大力打造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开发商每年数以亿计的“银弹”攻势中，越来越多官员“屁股”坐在了开发商的一边，成为开发商的“代表”和“守护神”；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了开发商的“奴婢”，整天“摇着鹅毛扇”“上下吹风点火”，想方设法为开发商的暴利提供“理论武器”；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了开发商的喉舌，为这个强势集团的“特殊利益”造势和摇旗呐喊。
    中国的开发商利益集团，超级“苦心积虑”经营他们的“政治生态”，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超级回报”呢？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收获”，就是使他们成了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虽然“房吃人”和“房奴”已成为全世界和文明社会的“人权之耻”，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理直气壮”和“势高气昂”的强势开发商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在经济和财富的攫取上如此，而且在政治、特别是官场的影响力上更是“操控自如”。
    试问：在当今中国的各行各业中，有哪个行业及代言人（如任志强所标榜的“地产总理”）能够像开发商那样，敢公开反对、歪曲和以“实际行动”坚决抵制中央的调控政策？又有哪个行业能够像房地产商那样，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使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调控政策“化解”于无形之中，使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变得更加“失控”？又有哪个行业能够做到像开发商那样，可以在几年前就使政府主管部门成为自己利益集团的“丫鬟”，起草的“改革新政”成为本利益集团暴富的“工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开发商，任何人无此“天大的能量”。
    如果要按照现实中真实的市场和产业操控力，来给中国的房地产和住房政策的“方方面面”排一个“权力榜”，根据这几年的实践及现实状况，排在第一位的，一定不是各级政府部门，甚至也不是中央的决策者，而是作为中国最大特殊利益集团的开发商。因为如果他们不是中国房地产最有权力的集团，他们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利益集团获取实实在在的“成果”：几十万开发商每年在作为老百姓最大的基本民生——住房供应上所攫取的巨额利润竟然高达5000亿元，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六分之一。这每年5000亿元的“真金白银”，就是开发商“最具权力”的最好见证。而这，绝对不是致力打造“以民为本”治国理政的中央高层所愿意看见的，也不是任何一级负责任的、和开发商“关系干净”的政府部门官员所希望出现的。
    那么，开发商究竟是如何打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他们在房地产及住房供应这个最大民生产业上的“真实权力”和“垄断操控力”，竟然凌驾于各级政府甚至中央之上，而一举“登峰造极”成为中国行业中最有权势、并拥有最大特殊利益的集团的呢？关键就在于他们通过在媒体舆论、学术理论和官员阶层的长年“精心打造”的“影响力通路”，才使得他们成为真正左右中国房地产和住房格局“领导核心”。

        

              “舆论先行”，开发商打造社会政治影响力的第一步
    不少对媒体不太了解的大众读者，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媒体”在舆论导向上基本上和开发商“屁股坐在一起”感到十分的不解。这些平时看起来“一身正气”、标榜为老百姓“办实事、讲真话”、立场“客观公正”的“主流媒体”，为什么一刊登房地产上的“新闻”，就总是和开发商“一个鼻孔出气”？比如说，在高房价的重压下，老百姓希望政府能够多提供一些经济适用房。但到了一些媒体的文章里，经济适用房就成了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万恶之源”。正是在这种舆论“阴风”的造势下，建设部起草的“房改新政”才得以“不动声色”的取消了普通老百姓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实际上，和极少数官员违反制度、多占一些经济适用房相比，那种每年可使房地产商“名正言顺”从高房价中攫取的几千亿暴利的“开发商模式”，难道不应该更被推翻？再比如，有些实在是在市区买不起房的市民，不得已到农村和郊区去买农民盖的“集体房”。有些开发商“利益共同体”的媒体和记者置这些中低收入者基本的住房民生于不顾，在媒体上“杀气腾腾”的进行“讨伐”，千方百计的维护房地产商的“暴利市场规则”。再比如，房价问题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敏感话题。每次一旦有新的调控政策出台或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空置房”严重积压等对开发商不利的“动向”，一些媒体总是从维护开发商的利益出发，说什么中国的房价还要大涨20年，想方设法让更多的老百姓上老百姓“登上”开发商的“贼船”，似乎中国的房市永远是只涨不落的“金娃娃”。
    号称“党和人民喉舌”的一些媒体，为什么一遇到人民最大的民生利益——房地产的时候，就置人民于不顾，给开发商做起“吹鼓手”了呢？稍加剖析开发商和媒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其中的奥妙。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的媒体，除了少数党刊党报和个别学术刊物是依靠国家拨款进行运作外，一般的大众媒体，都是“企业化经营”，完全自负盈亏。通常，媒体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发行收入，如报纸卖报所得，一般扣除各个发行环节及报摊的费用后，真正拿到报社手上的收入，仅仅只有报纸零售价的二分之一左右；媒体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也就是它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广告收入。实际上，除了个别财经时尚等高端媒体和体育等方面专业报刊外，绝大多数的报刊的发行收入是亏本的。也就是说，一般媒体在发行上是贴钱搞发行。如最常见的城市都市报和晚报，通常一份报纸本身的印刷发行等方面的成本就在1－2元，甚至更高。但报纸本身的零售价却只有0.5－1元左右。再扣除各个发行环节和报摊的费用，真正能到报社手上的，可能只有几角钱。如果再加上采编方面的人工成本，平均每份报纸报社要贴1元钱以上甚至更多。一份发行50万份的都市报，一天的仅发行上的亏损就可高达50万元以上，一年下来发行的亏损总额就可高达1－2亿。那么，报社用什么来弥补发行的损失呢？这就是广告。报社是发行贴钱，广告赚钱。越是发行量大报纸，广告的来源也就越多，这也是众多的报纸“不惜血本”拚发行量的原因所在。
    既然报社的生存基本上是依靠广告收入，那么，广告客户对报社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人们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在报社等媒体中，房地产的广告究竟占了多少，开发商对报社等媒体的“利益关系”和“经济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国内最大的专门从事行业信息收集和比较分析研究的慧聪公司，曾经在它的网上公布了去年一个月的“北京地区平面媒体广告行业结构浅析”。该分析“以2005年8月慧聪媒体中心监测的北京市场6份主要媒体各自的前五大行业的数据为例”，用数据具体说明了北京市六家主要媒体的广告收入和行业分布（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人们不难看出，越是“主流媒体”，它的广告收入就越是“主要来源于一个重点行业”——房地产。而且它和媒体广告收入主要来源第二位的行业差距较大。正如分析报告指出的那样：“典型的如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北青报和新京报的支柱行业都是房地产，房地产占到北青报广告收入的46.83%，占到新京报广告收入的39.02%，比第二位的机动车行业比重高出30%多”。
    既然房地产广告占到“主流媒体”广告收入的比例如此之大，那么房地产商的“一举一动”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就拿房地产广告占了北京市第一的北京青年报来说，它底下有家在香港上市、被称为“中国传媒海外第一股”的北青传媒有限公司。去年8月12日，针对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措施出台的影响，北青传媒就及时的发布盈利预警公告，称由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响，公司主要收入来源房地产广告收入大幅下降，其中期业绩将受重大影响。在去年8月26日北青传媒公布的年度中期报告也显示，2005年上半年北青传媒的净利润仅仅只有17万人民币，比2004年同期下跌了99.76%。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北青2004年来自房地产的广告收益为3.76亿元，占其广告收
入的46%。
    公布这些媒体的广告收入数据，并不是说这些媒体都“上了开发商的贼船”，只是希望望读者可以更能清楚的知道开发商对媒体之间的“厉害关系”。同样，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密切的“利益关系”，相当多“丧失职业操守”的媒体就自觉不自觉的把“屁股坐在了”开发商的一边。尤其是在现在媒体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中，广告收入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媒体自身的生存。在相关媒体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媒体市场的“游戏规则”并不“透明”的情况下，哪个媒体越是出卖“职业操守”，哪个媒体就越有可能成为市场的“赢家”。
    除了媒体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之外，造成媒体成为开发商“喉舌”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媒体内部的有关房地产的采编人员。他们中不少人早已成了开发商“御用的记者编辑”。在媒体内部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不少搞房地产报道的记者编辑基本上都是“媒体最富人群”。这一方面是因为开发商给他们的名目繁多的“车马费”“份量最足”、频率最高。在前些年就有的媒体同行曾经给这些“房地产商记者”算过一笔帐：在一些大中城市，每年都有几百个楼盘开盘、封顶和交付，几乎在这每个环节开发商都要请这些房地产记者“意思”一下，“借记者的笔”在媒体上造造势。一年下来，这些记者从开发商手中拿取的“红包”，不少人都比在媒体内的收入还要高得多，有不少人“额外收入”甚至达到6位数以上。另外一方面，尤其是在一些“重点媒体”搞房地产报道的记者编辑，由于“肩负”开发商所“嘱托”的“任务”最重，比如说在房价上对老百姓的“舆论引导”，在房地产政策上运用舆论的手段误导高层的决策等等，所以这些“重点媒体”记者编辑从开发商手上获取的“报酬”就更高。他们中有的只干了几年的房地产报道，名下的高档住房就有数套。如果靠他们的工薪收入，可能他们工作100年也没有能力按照市场价去买现在拥有的住房。但由于他们在媒体上对开发商的“贡献”最大，所以很多这些“重点房地产记者编辑”所“买”的住房，不少相当于开发商“连卖带送”。
    实际上，在现在的一些媒体从业者中，那种靠开发商的“红包”和“特别费”来“包养”的方式已经属于“初级阶段”，不少“主流媒体”都纷纷把房地产报道和广告经营“合而为一”，由这些房地产的“资深编辑记者”进行承包。这样一来，开发商和媒体房地产方面的记者编辑完完全全成了“一条船上的人”。当媒体中广告经营和新闻报道混为一谈之时，当房地产广告的受益多少直接关系到房地产记者自身的利益之时，这些媒体有关房地产的新闻报道能否“公正客观”就可想而知了。
    在媒体成为开发商的“喉舌”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媒体高层的“利益取向”。读者也许还记得，也是在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周刊主编及北京北青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利用职务便利，擅自挪用680万元公款购置房产和开办公司”而被“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媒体的头儿为什么不惜挪用公款“购房”，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利用媒体和开发商的“互动关系”，可以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买房”。媒体的总编“也是人”，他们中“头脑活络”的也在“炒房暴富”。据了解，在江南某号称世界百强报纸的老总中，就有人在繁华的闹市中心拥有4－500平方米左右、市场价合计500万左右的三处房产。指望这样的“炒房老总”在其领导的媒体中号召“降低房价”，实在是“天方夜谈”。
    这里应该提醒人们的是，不要以为开发商想收买和影响的媒体，仅仅只是那些可以帮助他们促销房子的“主流媒体”，这未免就太小看开发商的“政治抱负”了。像“地产总理”之类有“大局意识”的开发商更看重的，恰恰可能是那些发行量不一定大、收视率不一定高、但却一定对高层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和电视。他们要使自己的意见可以让高层的领导人听见，他们要通过“舆论压力”给高层领导人决策造成误导。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权威媒体，经常也成了开发商的“炮筒”。
    正是由于开发商和媒体、媒体中的房地产记者编辑以及媒体中的“老总”有如此多的千丝万缕、甚至是“不清不楚”的关系，所以一些媒体成为开发商的“托儿”及开发商的“喉舌”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媒体中有关房地产的报道和专题节目，经常是“怪事迭出”。
    如中央一出台有关房地产及房价方面的调控政策的时候，在大多数的“主流媒体”、甚至是某些中央权威媒体的版面及频道上，经常出现的“嘉宾”就是那么几个开发商（如号称“地产总理”的任志强）、开发商的“会长”及“御用的专家”。本来中央要“调控”的对象，就是这些“利益集团”及产业，但坐在媒体“嘉宾”席上大谈房地产和房价调控的，竟然就是这些利益集团“骨干成员”。这就如同人大出台一项专门针对某个方面“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规，但到媒体上对这些法律法规“评头论足”的，恰恰是这些“犯罪分子”。记得在今年的黄金周期间，上海某电视台在其做的一档房地产的专题访谈节目中，邀请的“主嘉宾”就是任志强和那个被网民视为“人民公敌”而骂的“狗血喷头”的某教授。过两天在中央台某频道同样是房地产调控的谈话节目中，出现的竟然还是这“一对搭档”，另外还加了一个潘石屹。很多观众和读者都很奇怪，为什么人民要在自己的“喉舌”中，在事关人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想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就那么困难！
    由于我国在媒体上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所以对媒体导向的监督和制约相对比较滞后。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体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在当前社会各阶层多重利益博弈空前激烈的时代，“人民的喉舌”往往被“空置化”。现在的媒体没做好当地党政官员的“喉舌”，可能立马就有人追究，媒体的负责人可能就因为没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敏感”不够而下岗，但有谁听说过，哪个媒体，因为没有成为人民的喉舌，因为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因为站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而受到追究和问责的呢？！在发达的法制国家，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选择不同的媒体发布他们的广告，但在严格和比较健全的新闻法下，广告客户、甚至报社股东和老板不可以影响编辑记者新闻的价值取向。中国的媒体，要在当前多重利益博弈空前的时代不受诱惑，不为利益集团所“收买”，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好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在媒体的制度建设构架上有大的作为。

                                                 沈晓杰
 
（为满足各方需求，允许个人网页和论坛可以转载本文。其他媒体需要转载，请与直接联系：EMAIL:[email protected]。未经本人许可，任何类别商业媒体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