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政商关系
：张邦松 | 原始出处：《法人》 | 2006-12-3
拔出萝卜带出泥。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为这句话作了最好的注脚。
原为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祝均一，因涉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和收受贿赂等原因被革职查。而与祝均一同时落马的，则是一些曾经在上海滩风光无限的企业大佬，其中包括福禧投资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董事韩国璋等。祝均一在2002年前后为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高达32亿的“贷款”，该笔款项正是彼时福禧收购沪杭高速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祝本人当然也为自己的“慷慨”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很明显，这是一起极为恶劣的官商勾结牟取私利的案件，因为在这条官商利益链条中，最大的交易筹码，是百姓赖以养命的社保基金。上海社保事件，或许是把政商关系演绎到极至的一个案例，当然，是丑陋的极至。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丑陋我们已看得太多。
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同时数名京城地产商接受调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金宝被“双规”，地产商浩天集团董事长王小毛亦被中纪委调查；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北京诚奥达公司负责人韩冰亦被立案审查；号称“三玩市长”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被判死缓，一位名为周吉的地产商也落入法网……
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表示：“当前的腐败案件，特别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相互利用和勾结，已经成为经济类案件特别是经济犯罪案件的突出特征。”
以1998年至2003年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例：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实际上，根据统计，其他级别官员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经济类案件中，也存在大体相同的情况。
王和民在总结官商勾结的原因时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健全，制度漏洞多，为私营企业和官员的相互利用、勾结提供了空间。
事实上，官商勾结从中牟利，是政商关系中一种极度扭曲的形态，它毫无疑问会极大的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也会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
安徽双轮集团董事长、毫州市人大财经委原主任刘俊卿闻知中纪委将对其展开调查时，公然大放厥词：“他们扛着大旗都摆不平我。中纪委的也是人，他要吃饭、要花钱，我就能把他摆平。”
是可忍孰不可忍！甚嚣尘上的官商勾结，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今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今年以来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曾庆红文章指出，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不仅党的先进性无从谈起，而且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得而复失，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而在11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是明确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坚决惩治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
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立案调查，已经昭示了中央在打击非正常政商关系方面的决心。中国自古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但在中共近年的反腐行动中，这样的规则已经被完全颠覆，只要涉及腐败，高官亦难逃法网。这次对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再次充分表明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一场针官商勾结的反腐风暴已经席卷而来，横行中国数千年的政商利益链条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郎监管：警惕特殊利益集团
没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郎咸平选择了再次开口。如果说那场以国企产权改革为主题的大辩论，已经把郎咸平卷入了一个极大的漩涡，那么这次，他选择了一个可能更为敏感的领域—对腐败势力的挑战。
“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郎咸平对《法人》说。当然，愤怒不应该是一个学者面对此类事件的唯一手段，对于在经济学领域造诣颇深的郎咸平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他关注的很多问题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但他的落脚点仍离不开商业规则的建立和商业环境的完善，而他用以分析论证的方法，也显示出了经济学者的理性态度。
每个人可以按照正常的企业经营准则来经营企业，施展你的商业才华，获得你应得的，正当的丰厚利益——“这是我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郎咸平又要投入战斗了——“当然，是以我自己的方式。”郎咸平说。
我为什么不研究潜规则
《法人》：无论是从文章还是演讲，都感觉你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你写的研究报告却比较平实，这似乎有点反差，你能给这个有趣的现象一个解释吗？
郎咸平：所以认为我锋芒毕露，纯粹是因为我透过研究而发表的观点和当下国内所谓的经济学主流的观点不同，而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绝对不会因为畏惧学霸的权威而有些许犹豫，经过这两年多来的论战，现在整个社会基本上已经理解了国内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中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地方，而且也已经理解了我的公开发言都是以事实或数据作根据，我绝对不是因为想哗众取宠而说一些偏激的话。过去媒体认为我偏激的言论，后来都证明了我观点的正确性。例如德隆和科龙的出事，国企MBO损公肥私等等问题。在以数据为本的前提下，我演讲时很投入，现场气氛比较激越，而且针对问题一针见血的提出我的观点，没有犹豫，因此与听众很能形成互动，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锋芒毕露吧。
但是我写的文章非常注意逻辑的连贯性，环环相扣，我从不把演讲的语言放在文字当中，我更不会用激情的语言来阐述我的观点，因此看我的文章就要很用心。在这种环环相扣的逻辑之下，编辑要修改我的文章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只要删了一段，前后就连不起来了。所以可能读起来较平实罢了。
《法人》：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出，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些不成文但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但你的研究是不把“潜规则”纳入演讲范围的，这是否可能导致结果上的偏颇？
郎咸平：吴思先生所谓的潜规则是非常深刻地描述。法制化的建设在外国很容易推行，但在中国就很难，因为法制讲的就是规则，而一个缺乏讲规则的民族，必然形成一套适合当地社会生态环境的潜规则，这就是吴思的锐利观察。我一再呼吁建立法制化的社会，就是要引导中国人从没有过的对规则的敬畏，因此就要打破现在的这些潜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把潜规则纳入我的研究范围的原因。
腐败不符合商业逻辑
《法人》：我注意到，你对反腐问题的很多观点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你是不是觉得要解决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就必须跳出经济学范畴而先行解决社会问题？
郎咸平：是的。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也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要取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先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个就是功夫在诗外的道理。这一次的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反腐败战役缔造了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
在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个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败产生了，出现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政府中央决心反腐败，老百姓又痛恨腐败，因此中央和老百姓之间才能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共识。
《法人》：你提出的“腐败铁三角”中，政商关系(更进一步说，是政商交易)从来就是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依靠政商关系建立的经济秩序，有可能是一个次优选择吗？你呼吁要敢于冲破潜规则，但潜规则是否有“存在即合理”的可能？
郎咸平：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你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你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锦涛总书记讲反腐败是当前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个人认为这是懂经济的见解。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是，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还是中央政府？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影响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之不可避免，还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诚信不足，监管不力以及商业环境不容乐观，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呢？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收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这个是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中央政府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做，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这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四十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法人》：在你看来，当前一些不合理的政商关系是如何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的？
郎咸平：当前，一些腐败势力编造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在这个口号掩护下做的事情却极大的损害了正常的商业秩序。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作出一个矛盾的选择，你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你选择道义清白而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作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对于任何一个正直的投资人而言，你肯定希望进入的是一个更加干净的中国，一个利益归于全体百姓分享而不是利益全归于特殊利益团体的经济体系，你不需要下跪乞求铁三角给你提供便利，而你更可以按照正常的企业经营准则来经营企业，施展你的商业才华，获得你应得的，正当的丰厚利益。这是我的梦想，因此我本人坚决支持中央的反腐行动。而且，你们已经看到，我本人早就奋勇参战了，当然，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对于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都要关注中国胡温新政下的反贪腐进程，因为，只有反贪腐成功，中国社会的商业规则才能完善，投资者才能在中国安心地做生意。中国的经济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腾飞。
铲除腐败须用“铁腕”
《法人》：你在几次演讲都提到了“严刑峻法”这样的词汇，这是解决你认为的中国信托责任缺失的主要思路吗？鉴于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2000多年前法家已经开出这样的药方，历代王朝也不乏实践者，但效果都不甚理想。你在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提出“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应如何系统的解决问题？
郎咸平：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但是我所批判的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光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我认为近期一系列腐败事件所引发的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用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腐败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要清除体制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切莫为其开脱，必须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
民企应当“做强做大”
《法人》：根据全国工商联数据统计了一下，在2006年民营经济500强中，前13名的营业收入都过百亿，第100名企业的营业收入也有20多亿，而在1999年的时候，民企500强的总营业收入才2000多亿元，还不如2006年10强的总和。从这个数据看，民企做大的趋势非常明显。但在你发表的观点中，对于民企做大(“民企目前的能力不容许做大”)，似乎很不看好？
郎咸平：中国企业家有两大特质，第一是投机取巧，第二是浮躁。中国企业家怎么成功的，基本上是找到一个好的专业切入点，再加上碰到好的机运而成功。但是第一步成功之后，投机取巧的个性立刻显现，比如勾结地方官员批块地图利，或则抄袭仿造别人的产品等等，而不再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解决企业成本控制等等问题。此外，中国企业家的浮躁个性使得他们想立刻进入世界五百强，这是我所谓中国企业家“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购兼并做大做强，以前TCL的李东升批评我的观点，他说企业不大一定不强，他这种错误的思维带给了TCL无穷尽的后患。中国企业家还没有做大的能力，我建议企业家改变思维，由“做大做强”改成“做强做大”，有小做起一步一脚印的解决企业方方面面的问题，争取在小范围内做强而后在强的基础上做大。
《法人》：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但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思路来发展民营经济，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好建议？
郎咸平：我经常提的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夕阳产业，中国的夕阳产业都是由夕阳思维所造成的，我建议中国的企业在任何领域都要有先做强后做大的心态，任何领域都能在这个思维之下形成朝阳企业。
回眸近期官商勾结大案
刘志华案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今天审议认为，刘志华的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决定免去其副市长职务。6月16日，刚刚从香港返回北京的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还没有走出首都机场，就被中纪委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除了刘晓光，现已有数名北京房地产企业高层被中纪委叫去“协助调查”。
祝均一案
2006年8月，原为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祝均一已被撤销职务，祝均一出事之因是，其在2002年前后挪用社保基金，为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高达32亿的“贷款”，该笔款项正是彼时福禧收购沪杭高速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福禧投资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也已案发。此案同时涉及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董事韩国璋等高管。
何闽旭案
2006年6月23日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从2005年6月由安徽池州市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到被“双规”，仅有105天。一刘姓地产商供出了何收受30万元贿赂的事实。
徐放鸣案
2006年9月15日上午，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徐放鸣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并受贿214万余元。
徐放鸣于1997年至1998年，接受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冰的请托，利用其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向农发行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揽业务，使中电子获得农发行4亿余元的汽车租赁业务，而诚奥达公司也从中电子获得700余万元的中介费用。此后，在农发行深圳分行购买办公用房时，徐放鸣又向农发行推荐韩冰介绍的房屋，使韩冰从中获得200余万元。韩冰为感谢徐放鸣的帮助，分4次给予徐放鸣20万元人民币和10.8万美元的贿赂，折合人民币总计109万余元。
雷渊利案
2006年9月5日电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5日对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经济犯罪案件进行一审宣判，雷渊利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至2005年4月期间，被告人雷渊利利用担任郴州市苏仙区区委书记、永兴县县委书记和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安排工作、承揽工程、解决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周吉等人经手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21.0174万元。
仲大军：谨防市场经济成官场经济
不正常政商关系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
今年，随着一系列轰动全国的大案浮出水面，政商关系再度成为社会焦点。这些大案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一个企业家倒台后，总会牵连出相当数目的官员“落马”，它们折射了某些官员和某些企业家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怎样看待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它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乃至改革的顺利进行有什么影响？我们采访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企业生存调查，同时又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
政企分开的必然阵痛
《法人》：今年以来，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一个企业家倒下去，总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垮台。你是如何看待类似的腐败案件的？
仲大军：先谈一下政商关系不正常背后的腐败。在当前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国家这样一种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突出现象之一。这和建国后一段时间存在的政企不分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开，但是目前还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仍然藕断丝连，权力始终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
我们都知道，市场是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企业参与市场，是为了获得某种资源、交换某种资源或者利用某种资源，也就是说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机会，而权力在微观的层面参与市场，则意味着政府依然可以支配资源或者决定起源的流向，只要愿意，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形成。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官商交易”，也导致了一些官员和一些商人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法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只要政府不在微观层面参与市场，不正常的政商交往的事例就可以少很多？
仲大军：应该是这样。不过，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比较困难。因为政府推动的“政企分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得不为“政企不分”的历史买单，虽然我们在努力告别历史，但是还需要时间，政府需要逐渐减少自己对市场的参与。
《法人》：也就是说，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有其必然性。
仲大军：更准确一点说，是政府与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会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商人为了利益有时候会不择手段，而政府手中不仅有政策、有执法权和司法权还有各种有形的资源，例如国企、土地、矿山、公用设施、基础建设项目，等等，当相关的市场交易机会出现时，负责官员如果与一个商人面对面，是否会有不正常的关系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彼此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和自律性，尤其是在目前法制不够健全、有效监督机制仍待建立的情况下。
《法人》：在这样的政商关系框架下，那些腐败官员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吗？
仲大军：不能同情。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逐利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法制经济，也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官员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其他人一样，都有“爱财”的本能，但只能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如果想得到更多的收入，那就应该去闯市场，公务员的收入都是有限度的，不能又当官，又当资本家。一边当官，一边捞钱，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也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法人》：同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您如何看待与以上腐败官员作为同案的企业家？
仲大军：这要分开来看。他和腐败官员是谁第一个动了“共谋”的念头。如果是前者，这种企业家及其企业本身就并非市场中的健康主体，该法办的显然要法办。如果是后者，则也要分情况，一种是“心心相通”，腐败官员说了企业家心里想的，也没什么好说的，整个是“狼狈为奸”；另外一种是“逼良为娼”，企业家其实不想，可是官员对其软硬兼施，鉴于该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时候恰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资源)，他不得不带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这是让人悲哀的事情。
“强资本”比不过“强权力”
《法人》：你曾经描述过当前我国“强权力、强资本”的现象，但这两强相遇后，是权力厉害还是资本更强?
仲大军：权力应当比资本更强，我前面提及，小到注册、纳税，大到用地、批文，再加上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再大的企业在政府权力面前，也还是弱小的。
《法人》：这可能是有些企业家在私下里讲做生意就是“做关系”的原因。企业家们愿意面对强权力么，尤其是别有用心的官员手中的权力？
仲大军：80%甚至更多的企业家不愿意，甚至可以说是对腐败深恶痛绝。有人对我说，我省下来钱、省下来精力老老实实经营企业多好，不过，有时候没办法，如果哪个细节照顾不好，随便一个细节，水、电、税、费都能把你整死。很多人是在不得不应付腐败。
《法人》：80%的人中间，有没有人敢于对腐败说“不”。
仲大军：当然有，而且不少。中国企业家还是有很多人在合法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做生意。
《法人》：但是他们有时候也需要学会生存的“技巧”，特别是面临权力拥有者隐讳地“卡、拿、要”的时候。
仲大军：如果没办法对抗，只能这样，如果你要顺利的生存。不过这种让步通常会以法律作为界限。
《法人》：不知道与腐败案件有纠葛的企业家会对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他们的存在首先是企业家生存状态的一部分。不好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导向作用和倒逼作用，所谓导向作用，这些企业家通过非法获得利益的做法可能会成为其他企业家追求利益仿效其路径的动力；所谓倒逼作用，也可以称为“劣币驱逐良币”，当两个或者更多企业竞逐一个项目，如果有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不正常的获得了胜利，其他企业坚持原则的热情肯定会越来越少，好的企业会被驱逐出市场。
当然，从另外的方面，我们也可以讲，这些违法企业家的下场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警示，做生意，还是合法经营是正途。
谨防市场经济成“官场经济”
《法人》：从你刚开始的谈话我推断，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是想与腐败官员结盟的。虽然有很多人有这个意愿但没这个实力，找不到“门子”，但是搞违法交易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这应该是个事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权力与资本的共生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和国外的政商关系有何不同，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商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仲大军：先和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最重要的就是所处环境的不同。国外一般法律环境比较健全，各种制度比较完备，此外，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形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比较稳定政商关系。肯定也有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不正常交往，但都面临着限制和约束，违法成本比较高。而且，国外政府一般都定位于“服务型”政府，官员手中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实实在在的资源，与企业家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少。
再看历史，我们国家向来有“家天下”的传统，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历史上，中国没有什么不是政府的，不是皇家的，因此，在古代做生意，你不和政府合作就没得活，这是为什么胡雪岩这类的“红顶商人”举不胜举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种历史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加上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影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主导型”政府，正是这种特点，导致权力可以在转型期进行寻租。改革的过程是由官员来完成的，加上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官员极容易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和“暗箱操作”。
《法人》：你经常谈及改革的公正与公平问题，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对我们国家公正与公平的改革追求有什么影响？
仲大军：改革开放来的经历说明，客观来讲，如果这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长此以往甚而愈演愈烈，市场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危机，会真正演化为“官场经济”和“关系经济”。
这是很可怕的。不仅与我们追求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不一致，而且会影响人们之间应有的友好、平等、公平、互助的关系，会不利于人们形成讲道德、讲究独立人格的社会气氛。这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会让社会资源借着改革的幌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社会资源再度形成被垄断之势。这种结果会导致新企业越来越难以进入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会日益枯竭，最后不仅会扭曲改革，甚至可能会伤害、葬送改革，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重视。中国改革只有两条路子，成功或者不成功，目前很关键。
《法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仲大军：靠制度。我们一直在谈非正常的政商关系，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正常的政商关系，正常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界限分明，各有职责。企业的责任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活跃市场，创造财富，政府的职责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保障，为经济主体提供服务。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分工状态。
《法人》：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仲大军：在政府还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公开的、公正的监督约束机制，让那些官员们在社会的眼皮底下执行政府赋予的职责。换言之，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扩大成果需要政治制度建设的进步来加以辅助和保证。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作为明、清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会馆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正当的政商关系不仅不能有效促进商业的繁荣，也无法为企业家带来真正的依靠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甲王侯，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一个有权的小史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籍”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买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赔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歧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官商沟通平台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注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剧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剧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至直接变成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明朝到清朝中叶的盐商(徽商)，晚清的晋商的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而徐润、郑观应，乃至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产生，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盛宣怀则是商人红顶，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朝廷实任的邮传部尚书)。
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估计资金也是商人报效的)，一反会馆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淮军将领之外，其它人员不得入内。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说不清了。反过来，可以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风气之盛。
当然，商人所要联系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比如宦官，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北京城实际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他们拉关系，联络感情。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里曾经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地点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到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不像中国人之预备瓜子和茶水)，特地邀来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斗打把式，所以把武戏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听锣鼓声响，头就大了，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举废除以后，会馆逐渐开始式微，进入民国之后，北京虽然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中国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会馆成为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则逐渐被管理者霸占，成为他们的私产。会馆这种官商联系的平台，逐渐没入历史。
反思会馆现象
会馆这种官商联络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际的商人挖空心思创造的一种隐形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传统的中国，官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商人群体，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员个人，才可能求生存和发展。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壮大，行会的组织力量，最终通过市民运动的方式，染指政治权力的途径，在中国似乎根本没有市场，商人甚至不乐于做这个方面的尝试，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软性的贿赂方式，实现跟官府以及官员个人的结合，从而获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垄断权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搭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群体的依附性，得到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高度强化。
在当代中国，自从计划经济告别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一些人似乎依然无师自通地在袭承前辈商人的故技，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不感兴趣，对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跟某些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找保护伞到寻租，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的“资本主义”只好一直萌芽下去，从来长不成树，现代工商业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自己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长起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而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而且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存在，反噬的可能。现在的官商合作中，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会使他们变得非常疯狂，贪欲使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最令人诟病的是小煤窑主。各地的小煤窑主，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则掩盖事故，转移尸体。但是几乎每个能运转的小煤窑，背后都有官员。官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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