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199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与80年前大萧条前的美国经齐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风险运行期支持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经济波动必不可免，货币信用扩张及“高增长病”，等等，因此，控制及化解风险应该成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一、萧条前的美国经济与当前中国经济的比较 所谓大萧条前的美国经济，是指大萧条爆发前10年间一战结束后1919到1929年10月的美国经济。80年后的今天，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80年前的美国经济，与1998年以来至今的中国经济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 1、都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 先看美国。1917年4月美国正式作为协约国一方参战，美国经济进入战时管制时期，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全面掌管美国经济。在大量政府支出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迅速由战前的3%左右，上升到18%左右。随着一战的结束，美国进入了为时2年（1920～1921）的经济衰退期。其主要原因为： （l）战时政府开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骤然减弱； （2）国外需求（出口）大幅度下降； （3）战时政府发行的债券贬值，引起金融体系危机，并导致通货紧缩。 美国经济这次衰退的表现为： （l）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由高峰时期的18%，下降到-8%； （2）大量银行破产。1920年和1921年破产的银行达到661家； （3）物价水平急剧下降。据当时的劳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21年批发价格指数下降了46%； （4）失业率上升。大量的从一战战场上退伍回国的美国军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大幅上升。 再看中国。1998年中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出现了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其表现为： （l）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率由1996年的9.6%，降到1999年的7.1%； （2）物价水平持续下降。1998年主要物价指数均出现负增长； （3）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率上升。 2、政府都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 先看美国。美联储为了应对这次经济危机，一改长期以来自由资本主义政府奉行的清偿主义原则，采取了以下一系列刺激经济的干预主义的宏观调控措施，实行了没有凯恩斯理论的凯恩斯政策。 （l）建立了公开市场运作机制。1923年，成立了本杰明斯特朗领导下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OMIC），这标志着美国公开市场操作正式运作； （2）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大量回购政府债券，增加货币供给，降低贴息率； （3）采取低再贴现率政策，使再贴现率长期保持在市场利率之下。除了以上扩张性货币政策之外，美国政府还推行了一些干预市场的政策，如以道义劝说的方式，干预劳动力市场，控制工资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扶持农业，实施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等。 再看中国。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的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 （l）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自1998到2002年，中国政府连续几年每年增发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长期国债，累计增发规模达6600亿元，直接带动投资在32000亿元以上。 （2）放松银根，包括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放宽贷款政策等。 3、复苏后都经历了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 先看美国。1921到1929年是大萧条前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个阶段，美国确立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在这个阶段： （l）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虽然经济增长率也存在着波动，但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经济衰退。据估计，1921～1929年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为4.4%，是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2）价格基本稳定。1921到1929年间，美国的价格波动较小，变动率基本上是在5%之内。 再看中国。自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其特征是： （l）高增长。增长速度在9%以上； （2）物价总水平的变动率低。 4、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 根据罗斯托的观点，大众消费阶段的主要表现为大众消费的潮流从基本食物、穿衣、住房的消费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美国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大众消费阶段，其主要表现： （l）汽车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汽车消费迅速普及。1920年美国3个家庭拥有1辆车，1929年基本上实现了1个家庭1辆车； （2）房地产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汽车消费的普及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到了1925年达到了顶峰。一直到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房地产业才恢复到1925年的水平； （3）电气化时代到来，家用电器开始普及。电力革命促使如电冰箱、电扇、洗衣机、烤箱、收音机等家用电器进入美国家庭。 再看中国。1990年代中国完成了以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导的“消费革命”，进入新一轮的“消费革命”阶段，即所谓的大众高消费阶段。由于中国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大众高消费阶段主要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即中国社会的消费主流已经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转向改善住房、汽车、计算机、通信等高级消费品的消费。 5、都进入了资本密集化生产方式的阶段 先看美国。始于19世纪末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美国经济结构迅速向资本密集化和规模经营的方向转变。曾经是美国经济支柱的农业、棉纺织业、木材加工业，迅速为机械制造、钢铁、汽车等重工业所代替。美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一过程虽然是在一次大战前已经基本完成，但在1920～1929年电力使用的普及，以及随着以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福特生产方式在各制造业的普遍采用，使资本密集化的过程进一步加深。 再看中国。中国目前正处在国民经济的重型化阶段，资本品的生产即重工业的生产大大地快于消费品的生产即轻工业生产。自2000年以来，中国重工业生产速度持续高于轻工业生产3～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比重由1998年的50.7%，上升到2004年的66.5%。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 6、都经历了资产泡沫 在美国，1925年前主要是土地泡沫，1925年后主要是股市泡沫。土地泡沫开始于佛罗里达的土地投机。1920年佛罗里达出现了土地热，其后土地热不断升温，到了1926年，佛罗里达遭受严重的飓风袭击，使土地泡沫破裂。股市热持续的时间更长。从1921年开始，美国股市进入了大牛市，股价一路上扬。1925年以后，美国的股价增长进一步加速，到了1929年9月，股价达到了最高点，不到4年时间，S&P综合指数上涨了3倍。 再看中国。应该说中国的资产泡沫化程度不如当时的美国，但资产泡沫化的现象同样存在，只是发生的时序相反。2002年以前主要是股市泡沫，2002以后在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房地产泡沫。 7、都存在看内外不均衡的问题 战后，英国进入了一个长期衰退期，经济增长下降，失业人数大增，英镑大幅贬值，外债激增。这种情况下，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当时英国是黄金的储备大国，英镑仍然是国际通用货币。这时的美国尚不想以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为了支持英镑，抑制黄金流入，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降低美元利率。 虽然原因不同，当前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当年美国类似问题。由于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的增长，以及一些国际游资到中国寻找投机机会，大量美元流入国内，央行被动投放人民币。同时，央行也不得采取低利率政策，担心进一步刺激境外游资流入中国，将会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 问题是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会不会重复80年前美国经济所经历的大萧条的故事。 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风险运行期 初步判断，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进入较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变化中的三大长期因素 应该看到目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l）低成本的劳动力因素。 随着国民经济的资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十分明显。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同时，劳动力市场价格趋于上升。近两年在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另外，目前国家积极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劳动保障制度，也会提升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2）制度变迁或体制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在递减。 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基础。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发育成熟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今后可能很难再有由于体制性约束的放松，而突然爆发出来的对经济增长刺激的势能。 （3）高储蓄。 储蓄倾向高是中国人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新加坡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类似现象。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6%，日本人储蓄率最高的也不到40%。2004年，中国人的平均边际储蓄率高达80%。高储蓄结果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带动高增长。应该说，高储蓄目前仍然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储蓄倾向的代际变化十分明显。有学者研究日本、台湾都经历由于收入主体的代际变化，而产生的储蓄倾向大幅度地降低。有专家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理性行为是负储蓄或零储蓄。因此，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10年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可能将从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来。 2、生产方式变化使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前面讲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本密集化叹者说是资本深化的过程。资本密集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好处十分明显，但是，其结果是资本结构更加复杂，由最终投入到最终销售的生产过程更加延长（现代化经济特点就是“用商品生产商品”）。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了，即所谓的“迂回生产”，更加间接了，更加跨期了，当前的生产决定于未来的消费。这样就使得经济波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常态特征，是必不可免的。其原因有： 第一，由于资本结构的复杂化和生产过程的延长化，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供给与需求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市场信号没有由于人为的干预而失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会是一种常态特征。这是因为当前的市场信号也不可能完全反映未来的市场供求关系。期货市场只能起到一定的平抑和调节当前供需与未来供需的作用。 第二，企业家的有限理性，也决定了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无论企业家有多么精明，也不可能预知未来，存在着哈耶克所说的“不可救药的无知’。企业家的失算，特别是“集体失算”，也使经济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三，目前中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扭曲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是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善，利率、地价不能真正反映其供求状况，这就更增加了经济波动的可能性。 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首先，要承认和适应经济波动。经济波动与现代市场经济与生俱来。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接受或者说要承受经济波动。其次，要看到经济波动的正面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作用只能在经济波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波动自动清除机制。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经济波动（Fluctuation）演变成为经济周期（cycle），不能接受繁荣后的萧条，不能接受80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在什么条件下，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就是，当出现了信用扩张过度的情况，经济波动就会演变成为经济周期。 3、货币信用扩张因素 当前中国政策界、学术界普遍都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现代货币主义的说法，即通货膨胀即信用膨胀，等于普遍的物价上涨，通货紧缩即信用紧缩，等于普遍的物价下降。但是，近年来美国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出，货币信用扩张与收缩不一定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特别是消费品价格上，如CPI、RPI。因为货币信用扩张还可以表现为： 第一，资产价格的上涨。如股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80年前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当今的中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情况，目前主要是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 第二，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入资本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资金更加廉价了，但是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不一定能够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上，有可能发生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倒挂的情况。近两年中国的资本品价格上涨很快，2003年平均上涨了2.2%，2004年平均上涨了5.6%，而同期商品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很小，2003年还是下降的，2004年只上涨了1.3个百分点。 第三，要考虑“囤积货币”。在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情况下，货币与价格的确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货币还是个人财富的存在形式。如果货币流出银行系统，成为人们的手持现金，就不会影响物价，如果囤积的货币存在银行，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还会进一步放大信用扩张程度，货币在银行系统自我循环。 总之，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抑或通货紧缩，不能只看CPI，还要看货币量。具体地说是实际货币余额（实际货币余额是扣除了价格因素的货币）。如果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长时期地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就要十分警惕了，说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用扩张。 以此标准判断，中国目前是否存在着信用膨胀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的实际货币余额持续大幅度地超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的幅度在3%～10%之间，M2比GDP超过了1：18。这一比值可能是世界各经济大国中最高的了。如果单从这一指标看，目前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信用膨胀。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尚未完成（如征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货币化的过程），部分货币存量被这一因素所抵消，但即使如此实际货币余额存量也是太大了。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货币存量实际上是用于稀释银行系统的呆坏账。中国的金融系统存在着系统风险。 4、中国经济“患了高增长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从1978到2004年27年间，只有3年经济增长速度低于7%，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增长。日本保持9%的高增长只有19年（1955～1973），在当时已经算奇迹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只有6.1%。美国经济自南北战争后到大萧条前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这一阶段美国完成了“超英”转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看，还是根据康德拉耶夫长波理论，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还继续保持8%～9%的高增长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承受中速增长，也就是说年均增长率在4%～7%之间。如果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中速增长，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矛盾就尖锐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尽各种办法刺激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实际上就是患了“高增长病”。大繁荣后就是大萧条，经济波动就会演化为经济周期。 三、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经过了25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经到了高风险期，控制风险和及时化解风险，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旨。 第一，逐步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控制底线，要允许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将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下调到7%，最终下调到5%。要让中国的企业及金融系统逐渐适应中速增长。同时，通过下调经济增长的“靶向”目标，使中国经济系统中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释放，避免出现在高经济增长的掩盖下，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逐步积累，最终演变成为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 第二，要特别防范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尽快建立起健康、运行稳定的金融体系。 第三，按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国际经验证明，中央银行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能够履行最后贷款人责任的重要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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