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光环下，有一个幽灵犹如漫天的乌云，总是笼罩在亿万市民、尤其是人口集中的大中城市居民的头顶，这就是高房价——民生“新三座大山”中公认的最沉重的“大山”。
虽然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虽然居住福利是人类“衣食住行”中最大的民生和人权保障，虽然为市民建房的根基都是国有全民土地，但在今日之社会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住房问题已经成为数以亿计的中国市民头等的民生难题。随着现今的住房模式和房地产导向的惯性发展，这种状况正出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住房问题不仅成为压在中国市民头上最沉重的“新三座大山”，而且也成为新一代领导人实施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新三民”执政理念的“绊脚石”。甚至那些主导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商，已被绝大多数公民视为“人民公敌”（不仅开发商自己也自嘲为“没有争议的坏蛋”，其代表人物甚至在民调中还被称为“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中国特色”的房地产业，已无可争议的成为城市中社会中压迫民生、窒息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制造社会动荡的最大“不和谐因素”。
居住问题，成了中国城市居民最关注的“不和谐因素”
给高房价及住房问题戴上“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的“高帽”，既不是某个个人的“研究发明”，也不是什么“激进阶层”的“妄言断语”，而是近年来没有“利益色彩”和“某些背景”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所得出的一致的结论。
自从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以来，究竟什么才是当今社会突出而必须尽早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一直是严谨的学者和负责任的官员所致力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左右全局、社会形势影响全国、人口又高度集中的大中城市，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使民生“苦不堪言”的“最大的不和谐因素”究竟在哪里，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最近全国的各大媒体都公布了一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的消息。报告显示，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房价和就业。其中不同规模城市的具体排列为：“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是房价、治安、就业问题，而中小城市居民则不满意房价、就业和文化休闲”。也就是说，不管是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都已成为居民“最头疼”的第一大难题。
据介绍，这项关于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公众调查，是由新华网和中国政务信息网联合通过网络进行的，全国各地有287个城市773325人次积极参与。北京的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联合了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上百位专家，历时两年调查和研究才完成了这份《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其实，高房价及住房问题“高居”城市社会不和谐之首，已有时日。
在今年全国和各地的“两会”前，一些全国性的调查机构结合当时社会的热点，曾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民意热点调查”。据新华社在今年2月下旬报道，“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从去年１２月开始对全国１６个城市２０００位公众的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住房与物业问题，关注度高达７５．３％”。该报道还特别指出，“房价的不断上涨使最基本的需求‘住’成为人们生活的巨大压力。”另外，在全国各地的两会前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住房问题同样高居百姓关注的热点 “榜首”，是民众“最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在当时一些“正统的”官方文件和调查中，住房问题的严峻性还被某些“官方背景”的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刻意的回避。
最有戏剧性的，还是作为中国官方权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的“研究报告”。据媒体报道，在去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联合召开的公布2005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基本状况的经济、社会蓝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社会蓝皮书的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还把“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称做新的民生三大问题”，但到了2006年1月中旬人们在中国网上见到有关书面文章时，“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的竟然成了“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用“行路难”来替代“买房贵”不仅令人喷笑和不解，而且也难以“示众”。其实把住房、教育和医疗问题视为民生“新三座大山”（也就是“民生三大问题”）并不是社科院的“发明”，而是“身在其中”的亿万市民和舆论以及一般学术研究早已有的公论。社科院“蓝皮书”是否把“买房贵”列入民生三大问题，基本的意义就在于作为“官方权威的智囊机构”，是否有勇气承认“民间”公认的“说法”。
但住房问题并不是因为某些人想“躲”就可以躲掉的。相反随着“有关部门”及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寡头合力操控下的房价不断的高速攀升，住房引发的社会动荡和“不和谐”因素也随之不断加剧。在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两月位居“北京市民热点领域关注榜的榜首”。而平时被某些官方“调查”排在民生问题前三的就业教育和医疗问题，则分别只排列其中第十位和第三位。住房问题的严峻性和突出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公众的“感觉”如此，就连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新华社“半月谈”，在其所进行的“八省市百姓关注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 问卷调查中，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中就有4251份把买房贵（与看病贵上学贵一起）列为老百姓关注的社会十大热点的前两名（另一大热点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不和谐之音”之一。实际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正是由于高房价直接作用的结果。在8月份公布的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高房价给广州市民造成较大压力，使市民其他生活消费和投资受到严重挤压。
综上所述，各种各样的民调都毫不疑问的证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高房价问题成为社会最大的热点及“最大的不和谐因素”，还是在这几年才出现的。在2000年“房改效应”还没显现的时候，房价问题一直还没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甚至连社会热点问题的前10名也没“挤进”。在当时零点调查所发布的2000年《公众关注社会焦点报告》中，2000年最受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依次为：环境保护、失业下岗、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廉政建设、经济增长、养老问题等。而来自同一机构的调查也显示，从取消福利分房的1998年到2000年，各年最受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分别是：失业下岗、廉政建设和环境保护。直到2002年底，当时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还表明，中国城市市民最关心的社会前十名热点问题还分别是社会保障、下岗就业、医改、治安、反腐、教改、WTO、药价、环境和祖国统一，甚至在前十五项中也没有房价的影子。这充分说明，取消福利分房，并不是公众对房改的不满的主要原因所在。
但自从2003年下半年公布实施了由建设部起草、被称为“引发地产商集体兴奋” 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18号文)、尤其是取消了普通市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后，中国城市的房价就一路高走，房地产市场从此走向了一条“恶性的非健康”之路。尽管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仍抑止不住房价的非理性的高速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失控，以至发展至今，住房问题已成为数亿中国市民最为不满的“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有开发商代言人和“地产总理”之称的任志强，在18号文件公布时曾经赞美其“重大意义和对未来的发展的指导性作用也许今天尚无法评价”。三年后的今天，当在合法的幌子下一批又一批开发商靠暴利巧取豪夺成了亿万富翁，当亿万民众在高房价的挤压下成了“房奴”或无房户，当住房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稳定的最大的不和谐因素之时，人们对开发商当时的群体性“亢奋”和所谓的“重大意义”及“指定性作用”就不难理解了。当在开发商的阴谋下经济适用房从普通市民的权利中消失，当房地产市场完全操控在开发商的手掌，如此的住房模式就注定成为制造社会不和谐的工具。可以说，正是用于房地产寡头和有关官员的垄断操控和，特别是普通公民经济适用房权利的被剥夺，才使得当今的房地产市场和开发商利益集团成了“千夫所指”。
高房价，执政党推行和谐社会最大的绊脚石
其实，高房价问题不仅成为城市百姓民生所背负的最沉重的“新三座大山”，是中国亿万市民所最为关切的“最大的社会不和谐因素”，而且也成为力推亲民政治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着力实施以民为本的“新三民”执政理念的最大的绊脚石。
人们也许还清楚的记得，在今年3月份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及令他“最痛心”的事情时，面对全国亿万的电视观众发出的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但是，中国的总理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虽然在这里国家总理把住房问题和医疗、上学和安全等问题一并作为他“最觉得痛心”的几件大事，但翻开温总理上任3年多来的所发布和实施的一系列政令，人们就不难发现，没有哪个行业像房地产这样，给执行以民为本新的执政理念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以至于这几年每年国务院和各有关部委、国家管理机构要发布和实施十几种级别和功能不同的文件，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引导和调调控”。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人们就会发现，这几年仅国务院和各部委有关抑制房价和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的文件至少就有几十种之多。温家宝总理不仅在这些年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每年都有几次用于讨论研究房价、房地产和土地调控等有关房地产专题，而且还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特别强调。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就专门强调了“重点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继续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并把它作为当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并由此拉开了“治理整顿”房价上涨过快、供房结构不合理和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的“政策组合拳”；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以空前的篇幅，把“继续解决部分城市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温家宝总理 “一字值千金”政府报告中，总理不仅不惜笔墨把“要着力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开发，重点发展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赁制度”这些具体的内容写进了报告，而且把“整顿规范房地产和建筑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健康发展”，提升到政府“今年要着力做好”工作第一大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人大会后的第二天紧接着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更是在会议讨论通过的“国务院2006年工作要点”中，专门细化了落实控制房价上涨过快和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问题。在2006国务院的工作要点中，不仅要求发改委和建设部等部门“改善居民住、行条件”，认真做好房地产等重要商品价格监测工作，而且还要求“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负责”“继续解决部分城市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在以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房价问题也多次列出专门讨论研究。尤其是在5月17日的会上，国务院更是出台了震撼全国的“国六条”，随后各相关部委在抑制房价上涨、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上的文件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从而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控制房价、调控市场的大幕。
可以说，这两年没有任何行业像房地产这样受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如此“密集的关照”，也很少有像高房价这样的问题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最感觉痛心”而倍加操心。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系列举措，在“陈良宇之类的地方诸侯”阳奉阴违下，政策的效应被大大打了折扣，但中央领导要搬倒高房价——这个被数亿市民视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这样再来理解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中国的总理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就会有更加深切的体悟。而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为什么要在这个看上去效果并不显著“治理整顿”上，像“愚公移山”那般如此的执着呢，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令人意味深长引用《新唐书》中“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的醒世名言给人以启迪。这说明，高房价问题也同样成了新一代领导人打造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最大的绊脚石。现在已到了上下一心，万众齐力，一起推翻这座民生“新大山”的历史时刻了。
沈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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