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头”、“谁”与“冒犯者”--当下公民与公民社会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

匪言匪语之二十一：

“拳头”、“谁”与“冒犯者”

——当下公民与公民社会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

匪兵

1、“公民之年”和“中产之殇”

在2009年岁末各大都市媒体、杂志的盘点中，有一个词汇和一个人物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公民”和“公民韩寒”。《新周刊》把2009年书写为“公民之年”，因为“公民维权是2009年的主题。从4万亿之争到政府信息公开，从邓玉娇事件到钓鱼执法再到社区维权，无不展现公民的身影，各类维权QQ群更是遍布网络”[1]；而《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年度人物是三位“推动者”，分别是挥舞“法律斧头”的公民郝劲松、番禺业主/网友“樱桃白”和“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2]，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上海钓鱼事件“水落石出”、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被缓建、政府部门预算正在逐步公开。在这些推动者中，有一位“模范公民”，这就是2008年以来因博客评论而再度闻名的80后作家、赛车手、杂志主编韩寒。自《南都周刊》以“公民韩寒”为封面故事（2009年11月），韩寒就成为了“公民模范”和“公民样板”，当选岁末多个“年度人物”、“十大公民”等，其获奖理由也是“公民立场之美”（《新京报》）、“年度公民写作”（《南方周末》）、“青春公民VS权力”（亚洲周刊）。不仅如此，他还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的文化艺术界代表，甚至《新世纪周刊》以“选韩寒当市长”为主题封面。

在“公民之年”及“公民韩寒”的背后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如广州番禺业主抗议垃圾焚烧事件被描述为“番禺力量”和“公民社会曙光”[3]。“如果说，中国是2009年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者，那么，我们2009年的年度人物给予的是这一年中国社会的推动者”、“一个个公民微力的聚合推动，中国的崛起才有了最为扎实的根基”[4]。在“公民”这个命名周围还经常漂浮着一些其他的能指。如《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特别致敬”中，提名是“纳税人”和“网民”（分别是两个穿着西装没有面孔的男性），获奖者是“纳税人”，在获奖词中“纳税行为催生现代公民意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纳税人有权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对民众负责，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中国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重要进步，都与公民的纳税人意识之觉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们是纳税人，他们愿承担必要的义务，也理应享有与之匹配的权利。二者的生动呼应才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提”[5]，这种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重新界定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6]；还如“2009年的中国人终于明白，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所谓中产不过是虚幻”[7]等。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公民的多重身份：业主、志愿者、网民、纳税人和中产，或许还有消费者。这些彼此重叠的能指共同拼贴出一副公民的完美形象。

与这种公民、公民社会的“乐观”表述不同，在一本“财经”类杂志中以“2010，中产之殇？”为封面主题，“2010年房价跌不跌、通胀来不来、股票涨不涨”成为在中国刚刚获得“正名”的中产阶级的软肋和“心腹大患”，而2010年初从大洋彼岸传来的“优贷危机”已经使得作为全球中产阶级“样板国”的美国率先遭遇“中产之殇”。在这个“金融危机”的时代，“做中产其实好难，再努力未必能变富人，可稍不留神就‘中低收入’啦”[8]。无独有偶，《中国新闻周刊》也在2010年之初策划了《“被消失”的中产》，讲述“不再中产”的故事，“中国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9]。而《南方人物周刊》也策划了一个《80后失梦的一代》的专题，讲述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梦想难以照进现实”的处境，其“梦想”无疑指认着一个大城市当中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是这种“梦想”在2009年变成了“蜗居”、“蚁族”的现实，这些被堵塞的中产之路在近一两年被具象化为“房价”之痛。诸如“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中产阶级的沉沦”、“中产阶级将倒掉”等话题也成为金融危机下国内外中产阶级的噩梦。可以说，这是一个公民获得命名的时代，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人人自危”的时代。

无论是公民之年，还是中产之殇，关于公民权力和中产消失的双重故事成为当下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议题。更为重要的是，以公民/中产为视角的故事成为社会讲述的基本策略和方式。如关于弱势群体的故事被讲述为中产阶级及其公民阶层如何帮助其维权或捐助的故事，而关于富裕阶层的故事则被讲述为如何像有道德感的中产阶级一样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做好慈善的故事。即使对于金融危机、垄断资本的批判和反省，也被讲述中产阶级如何获救以及自我拯救的故事，如2009年两部好莱坞巨片《2012》和《阿凡达》都是以中产阶级下层为主角讲述他们在“自然”灾难和遇挫的外星殖民中拯救家庭并拯救自我的故事，三流作家/蓝领司机凭己之力换回了频临终结的家庭并成为登临诺亚方舟的“上帝选民”，残废的前海军陆战员换上阿凡达的面具不仅“站”起来，而且俘获了纳维公主的爱情并成为纳维人的救世主，还有比这更能抚慰灾难深重的美国/全球中产阶级遭受创伤的心灵吗？还恰如两本针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畅销书《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中国公众意见领袖”薛涌著）和《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话”郎咸平著）[10]，分别对“新自由主义”下“右翼专制主义”和跨国垄断公司对中国社会的盘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不过，这种批判的基点是维系自由竞争的中小企业主或中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前者对垄断集团的批判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能够继续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格/入场卷（如果中产阶级都不能参与竞争了，这游戏还玩的下去吗？），而后者则引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老调来讲述“新帝国主义”如何剥削中小生产者（专利、金融垄断剥夺了更多人自由竞争的权利）。也许这个危机时代的悖论和荒诞在于，一种左翼话语被挪用为右翼的自我批判[11]。

不得不说的是，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之初，关于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的讨论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正如2001年《新周刊》以“忽然中产”为题来描述这些新富阶层），那么经过近十年的过程，“审慎而理性”的公民/中产终于成为社会的标杆和典范。尤其是近两年来，公民“正大光明”地出现在维权、环保、捐助等各个“耀眼”的社会舞台之上（不仅在媒体、杂志上成为“公民劳模”，而且也入选央视评选的年度法治人物、年度道德模范、年度十大责任公民等）。正如《新周刊》描述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到来，‘人民’应该退位”的时代。如果把《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中的三个大头像看成一种隐喻，那么在这种由两男一女组成的封面中主体置换已然发生。一种由钢铁工人、麦穗姑娘和持枪解放军组成的“工农兵群像”（同样是两男一女）变成了这样三个对抗体制、维护权益的公民主体（暂且不讨论50-70年代是否有效地建构了一种工农兵的主体想象），这种主体置换或转移本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人民”蜕变为“公民”的标志（也是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结果）。或者说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过程之后，“公民/中产”终于被建构为和谐社会的和谐主体。

这种公民及公民社会的想象成为重构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合法性来源，在公民/中产显影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中，关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的“忧伤”都具有了清晰的中产位置，“进步”是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力的进步，“忧伤”是无法维系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忧伤（蜗居/房奴之痛和既要开车又要少开一天车的既现代又有环保的生活）。这种主体位置的凸显也许是新世纪十年来最为重要的社会及文化现象，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有效地回应了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中所出现的贫富/阶级分化的现实。与90年代中期对阶级话语的禁忌和拒绝不同（拒绝在于“阶级”话语自身带有原罪色彩，在80年代以来反思左翼文化尤其是作为文革意识形态“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阶级话语自身携带着50-70年革命的色彩，所以直到新世纪之交，阶级依然是话语禁忌，人们和专家选择用中性/社会学术语的“阶层”来取代阶级表述），社会区分和贫富分布已经成为人们“心安理得”所接受的社会现实。在以中产/公民作为社会“中间/中坚”的想象里，弱势群体的存在并不可怕，也没必要大惊小怪（相比无法实现的人人富裕和平等的乌托邦来说，人们学会说服自己接受和容忍并不如意的现实），因为中产阶级相信，他们会和越来越具有慈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富裕阶层一样会“始终不渝”地帮助弱势群体，这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群体也将“始终不渝”地扮演着被拯救的角色。

2、“拳头”的故事

在这篇刊登在《南方人物周刊》“年末特刊人物”的首篇报道《番禺力量》中，有一个醒目的插图，是一个肌肉发达而紧握的拳头，喻指着文章标题中的“力量”。这种版画风格似乎借鉴于“咱们工人阶级有力量”的特定修辞，不过这个握紧的拳头不再是打碎一个旧世界或者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人民的”铁拳，而是一个没有主体的拳头，或者说是主体缺席的拳头。但是这种缺席的主体出现文章开头左手页，是一副全家福式的照片，照片下面有“阿加西、郭老、巴索风云、Kingbird”等网友的名字，这是发起并积极参与“番禺事件”的业主们，从这些网名的命名中，也可以看出这个紧握的拳头借助于网络的积聚。这样一个空洞的拳头/能指，已经完成了从人民到公民的主体置换，成为“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动，保卫了自己的家园”的公民社会的表征。

《番禺力量》讲述了2009年9月23日广州市宣布在番禺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后，番禺社区居民进行了和平抵制、请愿和抗议的故事。一些业主在得知政府要在附近兴建号称是“绝无污染”的垃圾焚烧厂时，从网络上查询到垃圾焚烧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和危害，然后在社区BBS上讨论此事。其中有网友建议在广州市环卫局接待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见，并起草《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起诉书》，这种方式少有响应。为了让更多业主参与到“反垃圾焚烧”的行动中来，开始由“网友”的QQ群讨论延续到“志愿者”在街头发传单和收集签名。这种网络论坛与“地面”宣传相结合的动员方式，不仅获得更多业主的参与，而且也引起了广州当地媒体的注意（因为业主中就有记者）。在一些具有法律知识的业主的倡议下，这次维权行为援引“环保不达标”对工程建设有一票否决权的法律依据，于是向市环卫局提交业主签名的《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的意见书》，但政府反响平平。其中有两件事提高了人们对此事的关注。一件是某些番禺业主去广州市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在地李坑村实地考察，得知这种号称“洁净、明亮，也没什么臭味”的先进垃圾处理厂事实上严重污染了当地村民的居住环境，并导致患癌症的人数逐年递增，这种“前车之鉴”给番禺业主们带来了很大“震惊”；第二是名叫“樱桃白”的网友手拿着“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的环保口号在地铁、中心购物广场游走，并把此经历发布网上，这篇帖子迅速走红并被网友围观，樱桃白也获得“史上最牛环保妹妹”的称号。伴随着番禺事件被外地媒体和网络热议，使得番禺建垃圾焚烧厂的问题上升为“垃圾焚烧是全广州乃至全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们将抗争目标从一开始的番禺不建垃圾焚烧厂，改成了推行垃圾分类，杜绝一切垃圾焚烧项目”[12]。后来网友还挖出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商与主管部门的裙带关系，最终在12月初番禺区政府决定缓建此项目，待到亚运会后再重新选址，可谓“历经三月，番禺人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动，保卫了自己的家园”。这种自发维护自身权益，并迫使政府让步的行为被认为是2009年公民社会的胜利，也被作为公民集体维权成功的典范。

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到网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发起、酝酿、提升、聚合业主力量的重要媒介，“网民，是这次事件的中坚力量，互联网聚合了众多民间高手，每个人的有点聚合在一起，就衍生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媒体的介入，“作为华南地区新闻媒体大本营的广州，此时充分显示了自己媒体重镇的实力。它们从各个角度对本次事件进行剖析，各有侧重，完成了知识启蒙与引导民意的作用”。从维护切身利益出发，到借助网络来联络业主，再到有理有序地在政府接访日向有关部门申诉意见，最终番禺事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这种业主、网民、志愿者的身份之后，体现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理性和行动，正如一位时评人评价“番禺的业主们非常聪明，他们都是中产阶级，有知识、有文化，学习能力很强。所以往往能够群策群力，很快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他们有着中产阶级特有的审慎与理性”。这种理性在于政府要求民众“派代表”来商谈，而番禺业主充分意识到“我们不要被代表”，而且借助网络上的“自由表达和辩论”，使得“所有的活动都是‘无组织，有理性’，‘没人愿意当领袖’”的自发性或志愿性。不过，这种“中产阶级特有的审慎与理性”的前提是他们都具有番禺地区业主身份，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业主/公民当家作主”）。也就是说，这种维权、环保的主体是在都市中拥有住房的人，这种所有权衍生出一种共同的利益共同体，正如姚姨在搜集签名时坚持“没有入住的我们绝对不会冒充去签，人不在家的不签，即使是租客也不让签——只有业主才能在上面签字”，只有“业主”才有发言的资格和身份，才是这幕公民维权大戏的真正“主人翁”。

这种“业主=网友=公民=媒体人=中产阶级”的“亲密无间”，有着坚持的空间基础，就是他们都居住在相邻的商业楼盘，这些相距不足1公里的社区，“由于没有化工厂和重工业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广州市区及周边的许多白领与中产一族都喜欢在此置业”，垃圾焚烧厂损害了这些业主的利益，而这些中产阶级可以把环保议题借网络和媒体力量有效地转化为公共话题。与李坑村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修建垃圾焚烧厂不同，这些番禺的业主们拥有充分的知识、理性来组织反垃圾焚烧运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番禺业主与李坑村民的区别在于一种中产阶级的身份和界限。更为重要的是李坑村因建“无污染垃圾厂”而被污染的事件通过番禺业主的“实地调查”得以曝光，李坑村是在番禺业主的目光中呈现或追溯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中产阶级的“审慎与理性”不仅体现在维护自身权益，而且在于帮助非中产的村民。从《番禺力量》中可以看出其公民社会的前提在于中产阶级主体，因为其作为社会“中坚”的想象具象为在都市空间中拥有房产，所以他们无需被代表，他们可以代表自己或代表其他阶层（如不会上网的李坑村民），而“番禺反烧”之所以能成功在于“从北方迁居广州番禺的那批中产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媒体人”[13]，中产与媒体人之间不需要“中介”，他们是“公共领域”的构建者。他们可以把自身关注的议题如环保转化为一种公共话题和普遍议题，如同作为中产阶级外壳的“房价”就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共同议题，对于早就被排除在商品房之外的下岗工人、农民工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抱怨房价（因为他们已经先在被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放逐其外），也只有这些被高房价所抛弃的中产阶级才尤为感受到蜗居/房奴之壳的沉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蜗居》、《蚁族》成为2009年下半年的流行文本，并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中产阶级并非“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拥有话语权/媒体的人）。

而“番禺事件”之所以被作为公民社会的胜利是因为在公民社会/国家（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中，政府最终妥协了，这种妥协印证了公民社会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政府和官方体制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这种公民/国家相互对立的想象建立在纳税人与国家的经济契约关系之上，这些纳税的中产阶级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利和义务。在公民社会的想象中，政府最好是社会及国家的守门人，不主动干预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其行政权力也要以保障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民权益不被侵害为主（也就是“以人/公民为本”）。所以，“推开公共预算之门”、“口罩男质疑城区改造工程”[14]等就被作为公民行动的典范；所以，薛涌、郎咸平对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特权利益的批判，也在于其损害了市场经济下中小企业主、中产阶级的利益，让他们处在如同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层位置上。正如“蚁族”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被放逐到“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正如迈克尔·摩尔在讲述金融危机下美国中产阶级悲惨生活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那个幸福的与资本主义爱情的蜜月期处在二战后和里根总统上台之前，分享这份甜蜜的是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因为他们在福利制度及经济增长中成为中产阶级（这种蓝领工人白领化的过程，显然与战后欧洲重建以及七十年代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东亚区域有关），而噩梦开始于里根所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而剥夺中产阶级曾经拥有的“舒适生活”跌落底层（中产阶级被打回了“无产阶级”的原型）。或许与美国中产阶级之痛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远不是社会大多数，但是这并不影响中产阶级话语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分享的意识形态霸权，也不影响中国的“意见领袖”把站在美国中产阶级立场的批判移植到中国来，而“蚁族”和“蜗居”也正是做中产而不得、做房奴而不得的故事。

3、这个“谁”是“谁”？

在《南方人物周刊》“年末特刊·年度人物”的前言《推动者有力量》中，具体讲述了“谁”是“中国社会推动者”：“他们可以是一个勇敢捍卫自身权益的普通人”（如邓玉娇、张海超、孙中界等）、“他们可以使一个有良知的专业人士”（帮孙中界打官司的郝劲松等）、“他们可以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媒体记者”（报道“开胸检肺”的记者等）、“他们可以使一个锲而不舍的志愿者”（“公共预算观察”的志愿者等）、“他们可以是一群理性的社区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番禺业主等）、“他们可以是官员”（公布财政预算的地方领导等），最后“他们更可以是你——3亿多网民、6亿多手机用户以及13亿中国公民。在这个‘微传播时代’，你的每一次微传播，带来的是微动力，而微动力的聚合，则是变革的大力量。正是由一个个公民微动力的聚合推动，中国的崛起才有了最为扎实的根基”[15]。在这个长长的关于“推动者”的光荣榜中，不仅罗列了2009年参与公民事件的所有主体，而且对读者/“你”发出了强有力的询唤，不管“你”是“谁”，都可以成为“社会推动者”，都可以成为模范公民。在这种“公民”取代“人民”的普遍主义叙述，“你”真的包括“13亿中国”吗？

《南方人物周刊》从上面这些众多的“推动者”中，只选出三个公民“吴君亮”（“公告预算观察”）、“樱桃白”（番禺业主）和“郝劲松”（“钓鱼受害者”的代理律师）作为封面人物，内文也分别详细介绍了这些“公民中的公民”的光荣事迹。有趣的是，在这个以《推动者有力量》为题的年度特刊中，却组织了四篇文章。除了《番禺力量》、《推开公共预算之门》、《郝劲松 挥舞“法律斧头”的公民》之外，还有一篇讲述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文章，但是张海超却非常恰当地没有出现“封面人物”中，为什么张海超无法与吴君亮、樱桃白、郝劲松比肩呢？这篇文章的标题已然给出了答案。与另外三篇文章的标题都是肯定句不同，《谁推动了‘开胸验肺’事件？》这篇文章使用了一个疑问句，这个“谁”究竟又是“谁”呢？相比其他三篇文章的标题中已经写明了叙述的主体（吴君亮、番禺业主和郝劲松），这篇文章的主体与其说是“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不如说是这个“谁”。正如文中所述“是谁让张海超不得不‘开胸验肺’，又是谁让他成为了万千职业病维权者的‘幸运儿’、推动着‘开胸验肺’一步步成为全国焦点？”[16]这个“谁”就是使得此事件“大白于天下”的公民们：敢于确认“职业病尘肺”的开胸医生程哲、河南《东方今报》记者申子仲、批示者徐光春，分别对应于上面提到的“专业人士”、“媒体记者”和“官员”。在这里，“张海超”没有成为推动者，反而是被推动者，或者说是被推动的对象，是如中了社会彩票的“幸运儿”。在这个意义上，邓玉娇、孙中界也是如此的“幸运儿”。换句话说，无论是番禺事件、还是郝劲松、吴君亮，都无需被代表、被推动，因为他们的中产阶级身份使其“天然”就是“推动者”，而张海超们则是需要被代表、被中介的客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海超们无法放置在这些公民群像里面，或者说他们只能“被公民”。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这个公民群像中，张海超又是一个无法缺席的能指/在场呢？张海超必然在封面人物中“缺席”但又必须在内文里“出场”，因为没有张海超这个他者，这些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公民无法建构更为完美的自我。且看张海超们又拥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呢？

张海超（1981年出生）原是河南某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人，“他在这个离家仅几公里之遥的公司先后从事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多种大量接触粉尘的有害工种”，“辞职后的他，为了生机，还在郑州一家汽车不锈钢厂打工，身体不好，他只能一边看病一边干活”，张海超多次去医院检查，查处肺部已经患上了尘肺，但是原公司与职业病防治所却无法“确诊”其职业病的身份。显然，张海超是一名从事危险行业而没有社会保险的农民工。邓玉娇（1987年出生）原本在家乡所属乡镇宾馆做服务员，因不堪性骚扰而自卫杀人，邓玉娇案发后，网络上出现《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生女当如邓玉娇》等，网络舆论一边倒向受害者/杀人者邓玉娇，她也是一个打工妹。更为年轻的孙中界（1991年出生）只来上海打工第三天，就因助人为乐而掉进“钓鱼执法”的陷阱，成为“守株待兔”的猎物，其身份也是上海某公司司机，同样也是一名农民工。这样三个在2009年因媒体或网络关注而轰动全国的事件，其三位受害人都是80后、90后农民工，或者说是农民工第二代，他们在政府、媒体及律师的多方介入下，最终归还了清白。张海超事件还推动了对职业病的鉴定和赔偿，孙中界事件则掀开了“钓鱼执法”的冰山，就如同2003年孙志刚事件而废除收留制度一样，这些个人的牺牲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不得不提的是，孙志刚事件的轰动效应在于其大学生毕业生的身份）。但是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的身份（尽管在2010年两会期间温总理承认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主体的位置），却无法填充那个“谁”的位置，他们只有依靠媒体人、网友等中产阶级主体的中介才能成为“幸运儿”，或者说，他们的困难、痛苦只能转化为或感动中产阶级的目光才能获得显影，正如李坑村民的故事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张海超们发挥着印证这种中产阶级主体救助弱势群体的功能。如果说在“吴君亮”、“樱桃白”和“郝劲松”的公民主体中，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是其自我的镜像，那么张海超、邓玉娇、孙中界则是建构中产阶级主体位置的他者，是需要被中产阶级“推动”、“捐助”和“代表”的弱势群体（此时被作为工农兵主体的“人民”已经转化为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所以说，在这幕中产阶级的镜像结构中，他们/他者是在场的缺席，又是缺席的在场。

如果做一点追溯，“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命名方式，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他们在新世纪之初分别获得了各自所属的身份。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17]，把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归入“弱势群体”。这是面对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下岗工人以及新世纪之交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的情况下，“弱势群体”成为一种被官方和社会普遍认可的命名，这种命名把下岗工人和农民工都放置在需要被特殊援助的位置。而其间的错位在于，与工人从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型中下岗不同（工人大面积下岗与90年代中期实行的“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有关，发挥就业功能的主要是中小国有企业），农民工则是90年代所开启的以沿海为中心的世界制造业加工厂的主体，是以廉价劳动力的方式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就在弱势群体成功而有效地规训着这些底层群体之时，一种出现在80年代末期、在90年代被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话语开始在世纪之交浮现出来[18]，如《格调》、《当代社会阶层研究》等学术畅销书开始正面讨论改革开放20年来的“阶层之谜”，《新周刊》2001年以来分别以《忽然中产》、《给中产一个定位》为选题，讨论“向中产看齐——一个阶层和它引领的生活”的话题[19]。“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作为一种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内部瓦解共产党体制的力量，在冷战后成为批判社会主义专制体制的空间，这种批判话语在90年代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扮演着推进市场化以瓦解专制政体的功能。这种市场经济作为公民社会孵化器的想象与市场化的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冲突而又合谋的关系。“中产阶级”想象来自于80年代对美国社会以及经济奇迹下的亚洲四小龙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描述[20]，从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和中产阶级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被赋予双重想象，一方面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稳定及合理化的象征（如美国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这种中产阶级主体的理性社会与民主化诉求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70年代末期拉美军人政权倒台出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80年代中后期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些反对威权政体尤其是军人政体的过程中，借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催生的中产阶级成为民主化的主力军），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具有保守和激进的双重特征和两面性（既软弱、温顺、审慎而理性，又容易被动员成为激烈变革的主体）。

这种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讨论成为新世纪以来重要的社会话题，尤其是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意识形态调整中，保障公民权利、救助弱势群体、慈善、捐助、志愿者等议题逐渐成为中产阶级与官方意识形态高度共享的空间。关于公民社会的功能也基本上限定在两个向度上，一个是维护公民权利（“维权”也是近几年的社会话题），二是在环保、慈善中发挥中产阶级社会责任感。这样两个维度正好对应着公民/中产阶级的权利与责任，也代表着公民身份讨论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国家及政府不能侵害公民个人权利，是一种消极公民）和共和主义传统（强调公民的公共责任和奉献，是一种积极公民）[21]。正是这种中产阶级话语使得弱势群体的问题被转移为如何救助和帮助弱势群体的问题，而不再追问为什么会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在这种清晰的社会身份及区隔中，弱势群体必须借助中产阶级的目光才能变成公共议题，从而显影在法治、媒体（网络、电视等）等公共空间中。

4、韩寒=冒犯者=意见领袖=模范公民=反体制者

2009年岁末，许多报纸杂志选择把韩寒作为专题主角和年度人物。如《南都周刊》以“公民韩寒”为封面故事（2009年11月2日）；《南方人物周刊》“2009中国魅力榜·民间”认为韩寒是“天性之魅”（2009年12月29日）；《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是“选韩寒当市长”（2009 年12月21期）；《新周刊》“2009大盘点十大公民”是《韩寒：我只是一个公民》；《南方周末》“年度人物”首位也是“韩寒者，冒犯也”，并且也荣登“年度公民写作”；《Vista看天下》年度特别策划“2009世说新语中国人民有话说”韩寒说“我只好跟整个社会玩”（2009年12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人物·文化艺术”韩寒说“关注社会，是一个生来必须的职责”；《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是韩寒“青春公民VS权力”（2009年12月29日）；《新京报》评选“2009中国最美50人”第四位是韩寒“公民立场之美”（2009年12月31日）[22]；《经济观察报》“年终策划”是“韩寒：少年得志”（2009年12月31日）；在“写给2010年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的祝福是“公民韩寒们的崛起”（2010年1月1日）[23]；韩寒是“2009年最in的文化人”[24]和“ 十大公民之首”[25]等等。可以说，韩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80后作家（其创作再也没有引起如处女作《三重门》式的反响），而且是当下博客点击量最大的博主和公共意见的领袖。也许没有一个人物能像韩寒这样成为“公民”的典范，具有如此清醒的自我定位和指认。

在韩寒“跟整个社会玩”之前，还有其他几件引人注目的事件。2006年有“韩白之争”，韩寒对文学评论家白烨关于80后作家的评价不满（白烨认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韩寒认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2007年有多位80后作家申请加入中国作协，“韩寒接受采访时称，作协的存在是可笑的；中国这帮二奶作家，作协是二奶协会”、“我的立场一如既往，我绝不加入作协，打死我也不干。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绝不能被组织左右”[26]；2008年韩寒在与陈丹青的电视节目中炮轰多位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不久韩寒又与河南作协副主席打嘴仗，认为体制内作家只会写官样文章，“作协要解散”[27]。这些与文学有关的争吵虽然没有连续性，但韩寒的姿态和立场是一致性，就是对代表文学体制的评论家、经典作家以及作协制度表示不满，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绝不能被组织左右”。在这里，“组织”有着清晰地指认，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制度、生活在组织里面的作家只能是官方及政治的传声筒。这种“批判”似乎很张狂，但又是如此老旧。在90年代末期以韩东、朱文为主的60后作家曾经发起“断裂”的调查问卷，表达了与经典作家和作协制度的“断裂”，而90年代中期另一位早逝的作家王小波也曾经用犀利的杂文书写过50-70年代的荒诞故事以及要做“特立独行的猪”（其也被认为是成功地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再往前80年末期的王朔在文学内/外嘲讽过这些无效的革命话语（并且是第一位拥有市场的作家），再往前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对政治文学以及“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创作原则无疑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批判。从这个角度来说，韩寒对于文学脱离“组织”的理解并不新鲜，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的主流看法。有趣的是，这种改革开放以来早已成为主流的文学观念（或者称为纯文学，或者称为去政治化的文学）却要不断地通过对已经“名存实亡”的旧体制的批判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以至于那个被反复嘲讽的社会主义体制仿佛还依然影响和主宰着当下文学的生产[28]。

从2006年开始，韩寒已经不满足于只对文坛发言（或许早已被市场边缘化的文学毕竟是个小舞台），开始通过博客对各类社会事件发表不同于“官方说法”的评论和质疑。正如一位网友在《2009十大公民》中如此总结韩寒：“从2006年开博以来，韩寒的公众形象就不再仅是一名或赛车手。对于各种社会热点事件，他的眼睛、大脑和嘴巴从未缺席。他的‘叛逆’变得更加无处不在，时刻有话要说，对任何事都要‘指手画脚’。今年，韩寒对北川政府采购、公务员嫖娼、绿坝、真假70码胡斌、油价上涨、上海楼塌塌、2亿元换路牌、被盼世博、荆州捞尸、闵行钓鱼等事件一个不漏地发出声音，每篇博文都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其博客也赢得了近3亿的国内最高点击量，成为个人独立媒介，反复传导一种‘是这样吗?!’的公民腔调。有媒体称其为‘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下一个鲁迅’，他却坦言：我只是公民韩寒。”[29]韩寒由一个80后作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和“鲁迅第二”[30]，正如《南方周末》请另一位知名体育/文化评论家李承鹏（同样是对“体制”怀有深刻批判意识的媒体人，把中国足球的最大内幕指向“举国体制”）所写的评价是“韩寒者，冒犯也”。这种冒犯在于应邀参加“世博论坛暨第四届嘉定汽车论坛”，却发表“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戏仿世博会的宣传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演讲。《新世纪周刊》“选韩寒当市长”的专题如此描述“韩寒的体制外十年”：“10年前他退学了，成千上万当时的成年人等着看他天才泯然众人的笑话。10年后，成千上万的成年人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心，还有人说要选他当市长”[31]。这种体制外的身份以及对体制/官方说法的不屑和批判成为韩式语录的基本策略。为什么韩寒这个80后的代表与体制存在着如此大的裂隙呢？或者说，80后与这种反体制/反官方的主体位置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正如在《80后失梦的一代》中要把“回归体制内”作为80后“失梦”的标志）？这种反体制/反官方的主体位置为什么也是公民/中产阶级的主体结构呢？

这种对体制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来自于韩寒的成长经历，从1999年参加新概念大赛成名开始，到从高中退学，再到靠出版养活自己，再到成为职业赛车手等。可以说，韩寒不依靠学校、家庭而“独立自主”被认为是一种非体制和体制外的成功。这种对学校/家庭体制的不屑与其说来自于青春期的反叛，不如说来自于新概念大赛、文学市场所标识的成功之路。相对于被体制养活的作家，韩寒可以自豪地如王朔、王小波一样宣称自己是靠文学市场获得“独立”的作家（那些社会主义作家及其作协作家都是“吃软饭”的），仿佛市场经济下的文学生产就是一条逃离体制的自由之路。但是这依然无法解释如韩寒一样的80后显然没有亲身体验过那种他所批判的文学体制，又为何对后者始终耿耿于怀呢？这与80年代以来对于“体制=保守=懒惰=守旧=不思进取”的修辞有关，也就是说反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旋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80后依然可以在相对滞后的中小学教育中感受到一些50-70年代残存的意识形态符号（如少先队、红领巾、学雷锋等仪式以及《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这种僵化的道德说教为80后建构了一份关于体制、官方意识形态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经历恰好起到反身建构一种反体制/反官方的主体结构的作用。正如韩寒在《这一代人》的博文中写到“而所谓的不关心政治，其实也是无稽之谈。在当今的环境下，政治还不是可以用来关心的。以前那批人，只是情不自禁被政治关心了，而他们所扮演的只是政治潮流的小喽喽和被害者，被害不能成为一种谈资，就好比被强奸其实不能算在自己的性爱经历里一样。政治可以关心的时代暂时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高兴的发现，大群体素质的提高正是从这一代开始，从最基本的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插队，都是从文革后接受教育的那批人开始慢慢培养成。很多社会陋习和低素质表现，恰恰也是老一辈的光荣传统。”[32]也就是说，在韩寒的记忆中，这种“政治潮流的小喽喽和被害者”以及文革前及文革中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没有“素质”，这种关于50-70年代的负面经验与这种反体制/反官方的主体位置有着密切关系。

其实，如果把这种对僵硬体制的嬉笑怒骂再往前追溯，反体制、藐视权威正好也是具有毛泽东所提倡的孙悟空式的造反精神的红卫兵的基本特征（如果简单地把文革发动的动因之一看成是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官僚新阶级的批判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反体制/反官方的韩寒也并不外在于50-70年代的精神传统，可谓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是红卫兵式的对于体制的批判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发生了一次有趣的倒置。在这种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转折时期，社会主义体制被作为僵化、落后、束缚的代表（这种体制在政治上表现为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在经济上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领域呈现为“单位制”：城市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农村则是人民公社制度），对这种体制的批判（借助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修辞是把50-70年代重新指认为封建专制或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复辟）就成为论述改革开放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反体制/反官方的主体位置离改革开放的“官方说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

5、“我们在它的快车道上疾驰，发出巨大的轰鸣”

这些关于公民的自我叙述中，“我们”作为一种主体身份被呈现出来。在这期《南方人物周刊》的“新年献辞”中清晰地诉说着“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未知的世纪，我们曾引颈翘望，怀着多少梦想，多少期望！这神奇的世纪，这复兴的世纪，我们在它的快车道上疾驰，发出巨大的轰鸣。”[33]在这个“复兴的世纪”中“我们曾经和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我们与它朝夕交接，不可分割；我们曾经安于贫穷，安于停滞，如今我们为复兴奋斗，不舍昼夜”。这种“曾经”与“如今”的时间跨越就是从“闭关锁国”的毛时代到“与世界接轨”的全球化时代（暂且不讨论这种“世界”想象指的是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而50-70年代所出现的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朝夕交接，不可分割”显然不属于这种“世界”想象），以前30年为负面他者来确认后30年合法性的叙述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的开启就建立在对50-70年代的重新反思和定位之上）。不过，这种改革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书写也成为这些中产阶级主体的自我叙述，原因在于这种公民社会的主体位置也是建立在对共产党体制的他者化之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恰好与改革开放时代的意识形态表述是吻合的，或者说这种反官方/反体制的主体位置是被改革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内在询唤的。不过，这些近几年来浮现出来的“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官方叙述也被“我们”这些反官方/反体制的中产阶级主体所共同分享。

然后，“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摩天楼，未必保证我们登上时代的金字塔尖。如果没有平等和公正作为底座，没有科学与理性去引导，它们就仅仅是一些数字，一推漂亮的钢筋水泥”。所以，在实现经济的复兴同时，“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蔚蓝的天空”：“如果消费是我们的引擎，如果汽车是我们的翅膀，如果大都会是我们的乐园，至少我们要将大地尊为母亲，惟有在她怀里，我们才能永存”、“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对于正义的信念，我们不会畏惧我们与邪恶的对垒，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对于弱者的同情，我们不会推卸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显然，“我们”是生活在消费、汽车、大都会中并且具有环保、救助弱者等道德品质的中产阶级。有趣的是，这篇新年献辞发表于2010年一月份，却已然预言了三月份两会期间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论述基调，正如温总理所说“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勿庸讳言，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曾经讲过，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占大多数”[34]。无论是坚固“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是关乎“社会不公”和“救助弱势群体”，可以说与公民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差无几，这似乎再一次印证了当下的官方说法与中产阶级主体之间是如此“和谐”和“心心相惜”，尽管这些公民/中产阶级总是以反官方/反体制的面孔出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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