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魅转基因
原载：《环球财经》杂志 2010年 8月刊
美国借WTO这一新武器的形式出现，让转基因作物成为世界农业市场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作物，它可以打开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加速商业化转基因的扩散
▲中国，警惕美国“粮食战略”！
△洛克菲勒粮食大劫掠
▲转基因，让人欢喜让人忧
△神奇的孟山都
▲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是全民族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 各国各出招
▲转基因的利益“基因”
▲白益民眼中的转基因
用转基因控制全球
中国，警惕美国“粮食战略”！
■环球财经特约记者 王维
今年４月上旬，在面粉和大米零售价格骤然暴涨的冲击下，近２０个国家政局出现动荡。殷鉴不远，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粮食武器”比它的原子弹和航空母舰更适用、更具威力，可以兵不血刃地颠覆和分裂一个国家
在中国，高盛养猪，孟山都播种，黑石卖菜，从麦当劳的早餐到美赞臣的奶粉，从沃尔玛冷柜到7-11货架……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似乎到处都有美国嘉吉（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营养品和农产品制造商、贸易商）的烙印。
民以食为天，“天之骄子”美国人企图为13亿中国人打理餐桌上所需的一切，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柴火进化成了天然气，米、油就成了排名前两位的生活必需品，卡住了“油&米”，也就相当于卡住了中国人的“命脉”。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一句名言，“如果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基辛格的这番话谋在往昔，但意在今日，肆无忌惮与狂妄的言语间透露出的是“商权”的重要性。
怎样理解控制？形象地说就是在一个叫地球的“羊村”里，符合狼的利益就让你活，但经常也会拿你当“替罪羊”；而违背狼的利益，可能就直接面临断草绝水、扼你小命的境地。
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谁试图打理中国人的餐桌，我们就必须提高一份警惕。
不简单的WTO农业协定
1995年成立的WTO，其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一个看似中立、平和宁静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假象背后，WTO一点也不平静和中立。WTO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一个主要宗旨就是，帮助每年价值上万亿美元的全球商业农业贸易“攻城战略”，为扩张私营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利益的计划服务。
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刚主译的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的《粮食战争》一书中，有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这样描写： WTO的规则由“四国集团”（即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所主导。它们举行闭门会议，为所有134个国家制定政策。在四国集团内部，以美国人为首的农业综合巨头企业控制了重大政策的制定权。由嘉吉、ADM、杜邦、雀巢、联合利华、孟山都和其他农业综合企业起草了《WTO 农业协定》，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瓦解各国法律，保护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强大定价权。
农产品贸易谈判历来是关贸总协定谈判和WTO谈判中最困难的部分。而中美签署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是中国为加入WTO与美国应该达成的双边协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美双边谈判一直难度很大，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曾撰文，《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协议签字之后，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当即指出，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做出的让步主要是“同意取消这些针对我们的谷物、柑橘和肉类的长期存在的有争议的壁垒，将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使我们可以向中国巨大的市场大幅度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他称赞这份农产品贸易协议是“美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突破”。
据美国方面公布，中国方面承诺加入WTO不对大豆进口实行配额制，不对大豆出口实施补贴，大豆和豆粕关税下调到3％~5％以下。而美国大豆、玉米都是转基因产品，同时大多数美国肉类都含有激素、抗生素.”如恩道尔所说，美国借WTO这一新武器的形式出现，让转基因作物成为世界农业市场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作物，它可以打开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加速商业化转基因的扩散。
“曾经那么多的中国豆都去哪儿了？”
2010年3月11日，韩国最大报纸《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质问，“曾经那么多的中国豆都去哪儿了？”
在农业大国中国，黑龙江省被称为“农业大省”。广阔肥沃的黑土地培育着中国最大的粮仓。这一带是生产中国原产大豆最多的地方。中国栽培大豆已有5000多年历史，大豆自古就和茶、丝绸一起成为了中国代表性的出口产品。而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当被中国人戏称“高丽棒子”的韩国都在为中国叹息、惋惜之时，中国是否应该抠心自问，外强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大豆由于被视为非粮食作物，国家对其贸易关税控制一向较松，这就为外资粮商提供了机会——从巴西、阿根廷等地低价收购南美孟山都种下的转基因大豆，运至美国港口，然后美国粮商将这些大豆销售至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一时在中国的大豆进出口领域出现了“阿根廷人种大豆，中国人用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大豆开始出现变局是在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前后，大豆关税大幅下调，配额取消，作为WTO的承诺项目，中国允许了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而美国由于科技化、规模化程度较高等因素，优势明显，从此中国大豆产业便是了另一番天地。“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从那之后大豆进口一直呈直线上升，成为大豆进口国。中粮集团油脂油料部总经理王印基在“2010中国—马来西亚国际棕榈油研讨会及展览会”上透露中国2009年进口的大豆数量为4100万吨，而2010年甚至将达到5000万吨。从巴西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每吨价格为340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中国国内产的大豆价格为3600、3700元人民币。
大量进口带来的是中国农户生产的大豆的价格下降，大豆产业陷入了生死危机。更严重的是，国产大豆种植面积也在不断下降，黑龙江省农委公布数据显示，2010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560万亩，中国大豆产量已由原来的世界第一位，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位。
在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大幅下降后，美国大豆很快就占据了中国市场。据中国海关介绍，自美国进口的大豆多数为转基因大豆，同时美国进口大豆在政府高额补贴政策资金支撑下，生产集约化度高，成本低廉，严重挤压国内大豆的市场空间，美国通过控制转基因大豆的核心技术，逐步垄断豆粕以及炼油等下游产业链。 国家粮食局调控司副司长周冠华在接受采访时说，对进口大豆的高度依赖，导致中国在大豆的定价方面早已失去了发言资格，目前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是4家跨国公司，分别是美国的ADM、邦吉、嘉吉，以及法国路易达孚，在业内被称作“ABCD”四大粮商。
跨国粮商通过控制仓储、物流，掌控采购主动权，进而控制农民种植意向，并欲实现转基因大豆的本土化种植，以在中国上演其掌控南美大豆市场手法的翻版。
一旦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占领黑龙江市场，危及的将不仅是当地世代以大豆种植为生的农户的利益和生存，黑龙江大豆的原产种源、环境也将遭到破坏，更严重的是，这将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目前，中国进口大豆的主要港口有：辽宁大连港、天津港、山东青岛港、浙江宁波港、江苏张家港、广东黄埔港。大豆到港预报显示，进口大豆的多是A(ADM)、B(邦吉)、C(嘉吉)、D(路易达孚)以及其合资公司。
美国人怎么掐中国大豆的脖子？
2003年以前，小包装食用油在市场推广后，中国形成了一个规模达200多亿元的食用油市场，全国各地分布了上百家压榨企业。与此同时，这个市场以每年20％～25％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好景不长，2003年全行业全年实现利润21.89亿元的食用油行业，突然在2004年进入冰封期。而标志事件正是让国内大豆压榨企业记忆犹新的“2004年大豆危机”，美国人利用期货玩了中国企业一把。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连续上涨，涨幅近一倍，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4年初，中国企业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位。但随后，2004年4月，美国农业部又调高产量数据，国际基金紧跟反手做空，大豆价格突然直线下降，跌幅近50%。于是，巨大的价格落差一下子将众多中小企业逼向绝境，中国油厂每1吨进口大豆亏损达500~600元。
一直坚持非转基因大豆加工的企业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对“2004年大豆危机”事件揭开了谜底，2003年8月，美国大豆产区天气干旱，其后美国农业部的月度供需报告出台，对行情形成推波助澜。此时，正值白宫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为缓和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向美国派出农产品采购团，采购了150万吨大豆。当时中国代表团在4100元/吨左右的价格上签下订单，此后一个月，大豆价格跌至3100元/吨。
“当时中方由于信息不通畅和缺乏国际贸易经验，片面听信美国公布的虚假研究报告，从而在国际豆价大幅下跌前夕在高价位上吃进了大批大豆。”田仁礼说。而中国国内期货界绝大多数更是质疑，提出“美国农业部和大豆协会是否提供虚假数据误导市场”。
2004年大豆危机带来的是一个产业的整体洗盘，并进一步导致“产业失陷”。因为大豆压榨企业的资金大约有95％将用于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豆价格至为关键。在“2004年大豆危机”之后，国内压榨企业损失惨重全行业亏损，有近70％的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而此时在全世界控制着粮食生产运销的“ABCD”开始趁机低价收购中国破产的压榨企业，参股多家大豆压榨企业，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之后，完全控制了中国大豆采购权。世界四大粮商进场收购了我国70%以上的停工企业，从此中国的大豆市场受制于四大粮商。
此外，国际粮商嘉吉、邦吉、丰益国际都在暗地行动，不惜巨资向东北大豆根据地进发，志在彻底扫荡惟一的大豆非转基因市场。跨国粮商在东北大豆产区大规模的布局，不仅击垮了多家内资油脂厂，他们又在图谋全面控制整个东北大豆产区。
如何把农业技术的炮弹装上物流战车？跨国粮商通过与国内一些大的种子公司合作，并利用他们的转基因技术、资本等优势，通过控制农民，实现转基因大豆种子的强势渗透，从而助力ABCD在全产业链上的开进。
按《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一篇文章数据所述，“目前，国内大豆市场进口依存度高达70%，国际大豆产业五大巨头A(ADM)、B(邦吉)、C(嘉吉)、D(路易达孚)、丰益对我国压榨行业的控制达到了空前水平，他们垄断着我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其旗下的企业压榨能力已占国内总能力的70%以上，并将触角向大豆全产业链延伸。”
另据美国农业部预计，2008年中国90多家国内榨油企业中，64家已变成外资独资或合资，控制了中国85%的实际加工总量，外资占据了我国八成小包装食用油市场份额
以嘉吉、邦吉、ADM和路易达孚、丰益国际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垄断市场，从而实现操控价格，牟取巨额利润的目的。来中国之前，他们已经用同样的办法控制了拉美等地的粮食市场。
如果大豆加工和贸易被外资全面掌控，那么，我国的大豆供应及饲料工业、畜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将全面受制于外资，而传统豆制品、肉、蛋、奶及水产品供应将面临挑战，严重危及到国家食品安全。比如，2010年3月22日嘉吉与邦吉位于阿根廷的码头发生工人罢工，美国资本通过夸大有关供应受阻的消息致使CBOT大豆期货价格上涨，最终直接推升了亚洲的谷物价格。从这个情况来看，转基因大豆生产国阿根廷、巴西已成了中国的“脖子”，美国要掐很容易。
阿根廷为转基因哭泣
第一个含有RR基因的商业品种应用于商业领域始于1996年，由美国超级农业综合企业孟山都公司开发。1996年，阿根廷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阿根廷与美国和加拿大一起成为了首批获准这种大豆入境的国家。
孟山都开发的转基因大豆名叫抗农达。“农达”是孟山都公司拥有专利的一种除草剂的名字，也就是一种农药，因此，转基因大豆“抗农达”的意思是说，这种大豆能够抵抗“农达”除草剂。从科学的角度说，“抗农达”大豆的安全性还没有任何结论，阿根廷人就开始成为一大批做活体试验的人类。而最关键的是，“抗农达”转基因大豆和“农达”农药必须一起使用，农田里除了孟山都的产品，几乎没有任何杂草，只有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对其有耐受性。
美国孟山都公司一开始用各种很优惠的条件吸引阿根廷的农民，而且宣称产量很高，收获以后由孟山都公司全部收购等等。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没有榜样》一书所述，除此之外，当孟山都的种子被走私进一些国家时，它不闻不问。并且孟山都公司通过向阿根廷官员贿赂、甚至亲自操纵自己转基因大豆种子的走私活动，不仅向阿根廷走私，还通过阿根廷向巴西等周边国家走私。有例为证的就是孟山都的合作伙伴、利益共同体——美国嘉吉公司就受到了非法走私转基因大豆种子的指控，说它将转基因种子与非转基因种子混在一起，从阿根廷走私到巴西。
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完全满足着孟山都公司的胃口，使孟山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在这十年，转基因大豆也让阿根廷的农业经济毁于一旦。一垄垄玉米地、麦田和广阔的牧场被迅速改变成了种植单一农作物的地区。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到2002年的时候，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就已经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
孟山都公司依靠种子和除草剂的销售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定份额，阿根廷种子公司支付了孟山都公司各种专利权引发的费用（即使他们没有侵犯其专利权）。然而，在孟山都公司已经接受而且心满意足地利用了阿根廷这段时期之后，又做出这样的决定，要求农民支付转基因专利使用费。孟山都要求阿根廷农民要为每吨大豆支付高达15 美元的补偿金，一个如此高额的数字，如果执行，结果将会导致大量的生产者破产。
农民不愿交费怎么办?孟山都自然有办法。随着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转基因大豆的出口成为阿根廷农民的主要收入，但是，大豆出口权掌握在了美国人手中，阿根廷的主要码头掌握在ABCD手中，并且美国嘉吉、邦吉是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商。
在此条件下孟山都宣布，如果阿根廷农民不交费，他们就在出口市场上收费，而且收得更高。如是，阿根廷大豆将失去国际市场，农民也就失去了收入来源。阿根廷政府不得不与孟山都达成协议。大豆从种植到出口，有一个加工储运过程，这也在孟山都等大公司的掌控中。
于是阿根廷政府规定，在加工环节向每位农民收取销售额的l％，作为专利使用费支付给孟山都、嘉吉等公司。农民只好束手就擒。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在《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食物商品化、食物政治化以及食物帝国的形成和扩展》一文中，特别列举了孟山都公司与嘉吉公司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控制了种子、化肥、农药、农场信贷、谷物收购、谷物加工、牲畜饲料、牲畜生产与宰杀，以及许多著名的产业化食品品牌的情况。
截至2006年，阿根廷、巴西，加上由孟山都转基因大豆主导的美国，占据了世界大豆产量的81%以上，因而保证了世界上豆粉喂养的所有动物实际上都在食用转基因大豆。
但是，转基因大豆的专利真的给阿根廷农民带来好处了吗?转基因大豆开始产量较高，几年后便开始降低，不再像宣传说的那么好了。成本呢?农民本来种庄稼大都是自留种子，不用花钱。花钱买美国种子的原因是产量更高，还能抗病虫害。但产量递减，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后来还多了一个摆脱不掉的专利使用费。几年后，配套的“农达”除草剂的使用量也不得不翻倍，因为出现了一种抗“农达”的超级杂草，连杂草也有了抗药性。除草剂也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专利，直接成本又提高了，还不算伤害环境、伤害人体的间接成本。最为关键的是，大豆的销售也控制在孟山都手中，收购价格完全由孟山都自己说了算。
不仅如此，靠近大豆种植园的传统农业区受到了从飞机喷洒的除草剂的严重破坏。这种喷洒不仅杀死了附近农民的庄稼，其他牲畜尤其是马匹也受到了伤害。转基因大豆田附近产下的动物出现严重的器官畸形，香蕉和甘薯也变得奇形怪状，湖里突然漂满死鱼。人们也频繁出现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
转基因作物对珍贵的林地破坏则更大。因为大规模地占用森林面积去种植转基因大豆，森林的破坏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急剧增加的医疗问题，其中包括黑热病（一种通过昆虫传播的寄生虫病），其治疗费用极其昂贵。在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120多万英亩森林被全部夷为平地。
阿根廷在哭泣，奈何孟山都不相信眼泪。
谁来捍卫中国玉米？
史称，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在敬献给吴国夫差的种子里做了手脚，把种子用文火翻炒了三遍，使得种子只能发芽生长，但是却长不出粮食，靠着古老的“生物战争”以及西施“美人计”等，终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东方古老的战争智慧，几千年后在西方的大地重演。不过孟山都的手法已经“进化”到在种子的基因上作手脚。不过实质都是一样，最终是控制和消亡我们的民族实力。
2010年5月，网易财经一篇题为《刘永好：进口转基因玉米主要是用于猪饲料》的文章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热议，超百条的评论让笔者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国民对转基因产品的抵触，以及对美国财团资本的警惕。目前中国每年消费1.5亿吨玉米，经历了“国产大豆之殇”的国民显然对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显得极其敏感，十年前各路专家学者充满信心之下使大豆产业失陷了，如今专家们“股评师般”乐观的玉米安全论已不能让中国百姓放心。
然而，争议挡不住“玉米新希望”。2010年6月18日，中国农牧业龙头企业新希望集团副总裁王航表示，玉米价格正在挤压企业微薄的利润空间。此前5月，有报道称，“近期中国企业进口玉米的消息不断。先是新希望集团日前和美国一家私营粮食出口商签订合同，一船美国转基因玉米将在8月底之前运抵山东的一个码头”，接着是“中粮集团刚刚购买了6船美国玉米，预计将在7~9月份运抵中国”。而4月底，美国农业部公布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和美国私营出口商签订了进口11.5万吨美国玉米的合同。不久后，美国谷物协会又透露，中国可能又向美国订购了25万到30万吨玉米。
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上次从美国进口玉米还是4年前的2006年。而更敏感的是，据媒体报道，这次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玉米都是转基因玉米。
如若中国玉米“失陷”，后果可能比“大豆失陷”更加可怕，因为大豆只控制了油脂，但玉米则控制了鸡鸭猪等家畜，相当于控制了中国35%的CPI。
先用低价抢占中国市场，谋取垄断地位，最后抬高价钱，这是ABCD的一贯做法。
一旦市场拱手于人，就意味着失去了定价权，可以想见的后果就是：高价饲料时代在不远的将来到来，鸡、鸭、猪、牛等肉类全部涨价……通胀！通胀！
除了即将长驱直入的转基因玉米，笔者着手将了解的信息与资料全部整理之后看到的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局面。前文所述目前我国的大豆、食用油市场已被外资垄断已不必多言，但这仅仅是外资布局中国农业的一个小环节，外国资本实际已经参与到了农业产业链条中的每一环，农业的每一个产品。
种子的渗透
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种业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与之相关的配套产业链，种业安全几乎等同于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中国种子公司之多亦是全球之最，仅国有种子公司就达2700多家，但这些企业中没有一家的市场份额达到10%，没有一家净资产超过10亿元或种子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的公司。
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35%，国内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可怜的0.8%。而跨国种业公司早以蔬菜和花卉种子为突破口进军中国种子市场，目前已有70多家外资种业公司进驻了中国。数据表明，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仅美国先锋公司的先玉335一种外资玉米种子，已占据当地玉米种植面积近50%。中国种业的危机感因为先玉335的冲击再次凸显，而国内种业公司与国际种业巨头的差距实在让人心酸。
蔬菜种子市场的命运，与粮食作物种子市场几乎如出一辙。国外公司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到所有蔬菜作物。国内主要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特别是出口型蔬菜生产基地，国内种子品种面临全线失守、全军覆没的困境。
美国用“粮食战略”掣肘中国？
“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前几年美国高盛投行斥资2~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近日，美国黑石投资集团牵头的基金财团与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市场运营商之一的寿光物流园达成协议，对其进行约6亿美元的投资，占寿光物流园30%的股权。另外，美国摩根大通，国际四大粮商中的邦吉、路易达孚和ADM公司，已经开始通过彭博社的信息、农产品市场调研报告等，关注中国大蒜、辣椒等农产品的涨价空间。另外还有农药业，还有……
这一切的一切放在一起，已经绝不是“农产品成资本宠儿”这样单纯的产业问题。资料显示，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农业领域的项目和资金数量均呈高速增长态势，已进入的108家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中，有99家集中在粮油、林特产(含水果)、肉类(含鸡、牛、猪)、牛奶、水产、蔬菜产业，比重达到91.7%！
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
日本的《选择》月刊（2008年6月号）发表题为《美国用“粮食战略”维系世界霸权》的文章说：操纵世界粮食市场的美国“大粮商”，实施以粮食为武器的世界战略。美国内政外交的大前提是“以粮食为国家根本”，而不是核武器和金融。美国的“大粮商”们建立了遍布世界的信息网络，其信息收集能力超过间谍机关，与军工联合体相比，它们更多地左右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今年４月上旬，在面粉和大米零售价格骤然暴涨的冲击下，近20个国家政局出现动荡。殷鉴不远，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粮食武器”比它的原子弹和航空母舰更适用、更具威力，可以兵不血刃地颠覆和分裂一个国家！
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利用粮食作为武器
洛克菲勒粮食大劫掠
■ 环球财经记者 黄杨 整理
洛克菲勒绿色革命的实际目的，在于通过粮食生产控制主要发展中国家，
而名义上却是“自由市场的有效性”
控制世界的开端——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是通过粮食生产控制世界的开端。
约翰·D·洛克菲勒Ⅲ（John D. Rockefeller Ⅲ）在1953年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事会，主要关注于亚洲和拉丁美洲。洛克菲勒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介绍“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
20世纪50~60年代，洛克菲勒理事会的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来到墨西哥，主要从事抗锈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品种研究。1966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致力于一个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育种研究的小麦计划。
他们在粮食与农业方面的努力在当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宣布了一项P.L.480项下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粮食援助的草案，指出获助国家只有同意一些前提条件才能得到援助，其中包括同意洛克菲勒开展在该国的农业发展日程。这使他们的人口控制项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为美国投资者敞开了大门。
1970年诺曼布·劳格获得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他获得的是和平奖而非生物学奖，与若干年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获得的一样。他们两个都是有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圈中的佼佼者。
约翰·H.·戴维斯（John H. Davis）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农业部长助理。他在1955年离开政府去了哈佛大学商学院。当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并不是农学专家常去的地方，戴维斯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他有一个策略在胸。1956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不经过拖沓的政府计划来彻底解决农业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从传统农业向商务农业的转变”。不过当时很少人支持他的观点。
戴维斯、哈佛商学院教授雷·高柏（Ray Goldberg）和俄罗斯籍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组建了一个哈佛团队，二战时列昂惕夫曾工作于美国劳动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OSS）。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一笔为期4年、金额为10万美元的奖金，设立了哈佛“美国经济框架下的经济研究项目”。一年后美国空军加入到项目中，这个军事团体的加入当然很蹊跷。很快，福特基金会也加入到了项目中。
多年后，大家明白了，这个哈佛项目和商务农业，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投资的转基因植物的发展研究也属于这个战略。
巨大的影响力网络
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D·洛克菲勒Ⅲ的农业发展理事会经过一系列演变，最终形成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议中心——意大利的彼勒基奥（Bellagio）举行的一系列私人会议中形成的。彼勒基奥会谈的出席者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乔治·哈拉（George Harrar）、福特基金会的福瑞斯·特希尔（Forrest Hill）、世界银行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acnamara）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国际环境组织者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了联合国地球峰会。
为了确保影响力的最大化，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还吸引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的加入。
可以看出，洛克菲勒经过精心策划，为推广美国的商务农业创建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响力网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网络，已经逐渐为控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约翰·D·洛克菲勒Ⅲ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雇佣了美国大学的一些教授来选择一些亚洲大学来培训新一代科学家。选出来的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这个精心建造的网络，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传播基因工程农作物的战略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骗局初露
当绿色革命的自我推销渐渐平息了之后，它的真实结果与预期有很大的不同。大量使用新型化学杀虫剂引发了很多问题，通常都是严重的健康问题。单一品种的新型杂交种子降低了土壤的肥力，也逐渐降低了产出。开始时的结果很让人震惊：一些农作物如小麦和玉米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然而后来逐渐降了下来。
绿色革命过程中也伴随着大型灌溉工程。这些灌溉工程通常是由世界银行投资建立的大型水坝，冲毁了大量的居住地和丰腴的农田。同时，所谓的超级小麦通常是由于向土地施了大量的肥料从而提高了产出。这些肥料的原料为氮和石油，都是洛克菲勒旗下的主要石油公司的产品。正如一个分析家所说，绿色革命实质上仅是一场化学革命。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巨额支出。他们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或者由美国政府担保从摩根大通银行（Chase Bank）及其他纽约市的银行得到特别借款。
以国家名义获得的借款，大多数都归大地主所有。因为越贫困的农民情况越是不同。贫困的农民自己不能担负化学肥料等支出只能外出借贷。
而开始时各种政府的计划都试图提供给农民一些贷款以便他们购买种子和化肥。不能从政府渠道得到借款的农民只能从私人渠道借款。由于私人借款高昂的利息，一些农民并没有从高产出中获利。收获之后，他们不得不卖掉大部分的农产品来偿还借款和利息。他们开始依赖于贷款人和交易商，结果通常是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绿色革命也为耕作引进了新的机器。最值得一提的是动力中耕机或者叫做机动旋耕机（power tiller/turtle tiller）。这种机器搅匀了稻田中的土壤，同时也破坏了土壤本身的结构。
种子公司出现
杂交种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再生能力的缺乏，它的基础在于保护抑制增殖。它们与普通种子不一样，不会与上代种子有类似的产出，它们下代的产出会比上一代少很多。
逐年降低的产出也就意味着农民每年都要购买新种子来保证高产出。同时，二代种子的低产出性，也遏制了种子生产商在未经育种者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出售种子。这样可以防止经济作物的种子在中间商中二次分配。
一旦大型的跨国种子生产公司控制了种子的生产，将没有其他竞争者或农民可以生产该杂交种子。
绿色革命和杂交种子为美国的商务农业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可控的市场。弗莱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鼓励有选择性地研究增加杂交种子产出和降低其负面特征，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第一个杂交种子公司——先锋良种国际公司（Pioneer Hi-Bred）。这促进了商品种子公司的发展，也为日后西方商务农业巨头的转基因种子专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化学工业也承认只有通过化学产品的帮助农作物产量才会提高。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和其他政府援助计划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说服发展中国家政府来支持这些产品。这也就滋生了一种现象，即一些国家政府官员不再考虑传统的增产方式。如果某些研究对他们高化学投入的方式提出挑战，国际化学工业公司通常会干涉并压制这项研究。
印度之殇
1959年美国农业部的一个团队发表了福特基金会的一项印度粮食危机和应对措施的报告（Report on India’s Food Crisis and Steps to Meet It）。报告中并没有把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财产作为提高印度农业发展效率的基础，而是强调技术变革，包括改进种子、在可灌溉地区小范围使用化肥农药等。这显然就是绿色革命策略。
福特基金会甚至把印度的县集约农业计划（IADP）作为该战略的试验案例，向可灌溉地区的富裕农民给予投入补贴、可观的信贷和价格激励。世界银行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向该项目表示支持。
不久后，印度政府推行了洛克菲勒—福特基金会的绿色革命，“收效甚佳”。水稻和小麦的指定生产地区迅速种植了新的杂交品种并施入了大量化肥。印度政府不再把土地改革、租赁制度改革、废除高利贷制度等提上日程，并且再也不会把它们提上日程。
（节选自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
转基因，让人欢喜让人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祝晓莲
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民以食为天，在关乎13亿人民吃饭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慎之又慎
从1982年第一例转基因作物问世以来，转基因作物就在不断的争论中飞速发展。转基因的安全问题被一系列科学问题、贸易问题、政治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着，成为全球持续关注的热点。
去年下半年，我国农业部批准发放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后，转基因作物立即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转基因产品的讨论甚嚣尘上。
产业化浪潮势不可挡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报告,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9年的1.34亿公顷。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2008年，全球转基因产品市场销售额达到75亿美元。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前景，科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转基因作物的第一代产品是以抗病虫、抗除草剂为主。目前随着生命科学、基因组学、信息学的快速发展，转基因作物正在向以改良品质、提高产量的第二代产品发展，专用特性品种，如高油、高蛋白、高淀粉、特殊氨基酸、优质纤维等有望近期实现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作物科学所所长万建民教授说，通过转基因技术生产的部分功能性食品已经发挥了多年的作用，“比如，针对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不能吃普通大米的问题，我们通过转基因技术培养蛋白抗性淀粉比较高、血溶性蛋白比较低的水稻，解决这些患者不能吃米饭的痛苦。”第三代转基因产品以医药、工业、能源、环保等新用途功能拓展性状为主体，研发势头强劲。
技术竞争激烈，市场日趋集中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加快了生物育种的进程，也引发了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改变。当前，发达国家已把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农业竞争力的战略重点。由于发现具有高产、抗逆、抗病虫、提高营养品质等功能性状的基因是培育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关键，所以，争夺功能基因的知识产权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到目前为止，全球共创制了42.5万个水稻T-DNA插入突变体,主要目的就是充分挖掘水稻的功能基因，抢占转基因水稻研发的制高点。
据统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拥有全球70%以上的水稻基因专利、90%以上的玉米基因专利、80%以上的小麦基因专利、75%以上的棉花基因专利。我国目前获得的基因专利总数不足美国的10%。
跨国公司利用其先进的设备、一流的人力资源和强大的资金优势，通过企业重组、并购，加快转基因产业的整体推进和其在本领域的垄断地位。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着转基因作物品种、技术和知识产权，转基因作物市场呈现集中化的显著特点。
据统计，孟山都公司占领了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80%的份额，德国安万特公司占有7%，德国巴斯夫公司和瑞士先正达公司各占5%，美国杜邦公司占3%。跨国公司通过手中的专利基因和种子，牢牢地控制着大约350亿美元的种业及产品国际市场。
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主粮引发担忧
目前，转基因产品仅仅被限制在一些非粮食作物上。去年我国颁发了转基因玉米、水稻安全证书，意味着我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粮食为期不远了。这引发了我国公众的诸多担忧。
1．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在科学界是否达成共识？
转基因作物问世以来，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止。主要涉及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包括转基因作物的杂草化、对本地生物多样性、非靶标生物与有益生物的威胁、靶标生物的抗性、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体的毒性和致敏反应等。目前，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的不安全，但同样没有科学依据排除其潜在的风险，比如转基因食品对人的影响是否会在其后代显现。
2．粮食安全是否将受制于跨国公司？
粮种自主是保障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转基因作物种子不同于传统的种子，它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的不可“留种”，有的需要辅之于专用的除草剂、化肥等。因此，能否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品种，是我国能否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决定因素之一。我国实施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就是要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然而，要突破跨国公司的专利封锁绝非易事。
转基因作物的开发依赖于一些标准化的技术、方法和元件，据调查，孟山都、拜耳等公司在这些领域申请了至少59项专利。而绿色和平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目前在研及正在申请商业化的8种转基因水稻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际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德国拜耳三家跨国公司。我国一旦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主粮，跨国公司有可能通过控制转基因作物专利来控制我国的粮食生产。
以我国著名的蔬菜产区——山东省寿光市为例，其年蔬菜种子销售额约为6亿元。由于其大宗蔬菜种子市场已基本被国外品种垄断，外资公司拿走了其中的4亿。外资公司在取得市场份额优势地位后，今年已开始大幅提高蔬菜种子的价格。
3．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公感？
我国一旦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即使明确标识出来给消费者以知情权，也会抬高非转基因食品的价格，像我国食用油市场一样。这会使享用非转基因食品成为富人的特权。
看来，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围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问题，召开政府管理部门、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消费者代表、农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等参加的各类听证会，不失为一良策。民以食为天，在关乎13亿人民吃饭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慎之又慎！
神奇的孟山都
■ 顾秀林
跟着炮火进驻伊拉克的转基因
小麦是世界上半数以上人口的主粮，是欧洲、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人民的主粮。但是，转基因小麦并没有进入商业化种植领域。如果转基因技术真的像转基因专家说的那么好，为什么不先开发转基因小麦呢？
其实世界上已经有了转基因小麦，是孟山都公司开发的。2001年，孟山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它开发的一种转基因春小麦已经进行了田间试验。孟山都说这种转基因小麦的产量可以提高5%～15%，“同时有科学根据证明转基因小麦对人体无害”。孟山都网站上当时曾这样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这意味着第一个转基因面包将在3年内出现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
孟山都的确曾向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南非以及哥伦比亚的政府提出过转基因小麦的商业化种植申请。可是，就在已经投资数亿美元并耗时多年后，孟山都公司突然在2004年5月11日声明，撤回了它曾经寄予厚望的转基因小麦的商业种植申请，只保留了向美国政府的申请。2004年7月23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小麦用于人类和牲畜消费。
孟山都的执行副总裁卡尔·卡萨尔是这样说的，孟山都发现转基因小麦计划的商业机遇“的确并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什么商业机遇呢？出口的商业机遇，不是国内市场的商业机遇。美国自己从来没有设想、也永远不打算吃转基因的主粮小麦。因为人人都知道，在加工小麦食品时，转基因的蛋白无法被去除，因此在欧洲、日本市场上，这些小麦食品将会被打上转基因标签，这是欧洲对食品标注的规定。
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盟、日本的消费者、生产者以及绿色环保组织，对转基因食品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其反对的主要理由，和我们反对转基因水稻一样，就是：（1）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尚未确定；（2）混乱的农产品分离、管理体系无法防止转基因农产品混入人类食物链；（3）环境风险无法预测。所以“商业化转基因小麦意味着食品安全有着令人担忧的隐患”。
那些已经种出来的转基因小麦，不管有多少，都到哪里去了呢？其中至少有一些被送到萨达姆倒台后的伊拉克去了。要知道，伊拉克所在的中亚两河平原，是人类已知一切麦类作物的发源地！2003年4月美军占领伊拉克，5月以后由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管理，这个机构的行政长官是美国人保罗·布雷默，他到伊拉克赴任后，直接向五角大楼里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报告他“重建”伊拉克的工作。
经历了战争的伊拉克人民，国破家亡，既无宪法又无政府。美国占领当局制定了整整100个法令，于2004年4月生效。这100项由美国强制实施的新“法律”（命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在1990年后强加给俄罗斯和前苏联经济的那一套是一样的。布雷默在一个月内实施的经济变革，比在30年里强迫拉丁美洲债务国实行的变革还要猛烈。布雷默解雇了伊拉克全部5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把200家原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卖”给外国资本家，把公司税率从40%降到15%，宣布伊拉克“敞开国门做生意”，对外资外商不设任何限制；伊拉克过去的法律不承认农作物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得专利，并且禁止私人拥有生物资源，也不接受转基因作物，但是布雷默的《第81号命令》，即“专利、工业设计、未披露信息、集成电路和植物新品种法”，直接规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规定“植物新品种专利权人”20年内在伊拉克农业中拥有绝对的权利。专利的所有者是谁呢？全都是孟山都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
伊拉克曾经有一个国家种子库，已毁于战火。这事很蹊跷，难道国家种子库也是战争打击的军事目标？伊拉克战前在邻国叙利亚还建立了一个备份种子库，由位于叙利亚阿勒颇的“国际旱地农业研究中心”（ICARDA）管理。这个机构应该为战后的伊拉克农民提供种子，但是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不允许这样做。
按照布雷默的《第81号命令》，如果国际大公司开发出一种能抗御某种伊拉克害虫的种子新品种，而同时一个伊拉克农民正在种植另一种具有同样抵抗力的种子，那么这位农民留存自己的种子就是非法的。布雷默为什么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总部设在日内瓦的WTO的规则就是这样规定的：美国的法院和国际法院有权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可以在它们的权力能够达到的任何地方这样做。
《81号命令》改变了伊拉克的专利法，其中的关键就是承认外国的种子专利，就是“植物新品种保护（PVP）条款”。受保护的植物新品种，是孟山都等跨国公司自己开发的种子，是那些要和除草剂一起使用的种子。《81号命令》的植物专利法，不是通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谈判或与世贸组织的谈判达成的，而是由华盛顿直接强加给毫无抵抗能力的伊拉克农民的。
《第81号命令》一发布，美国国际开发署就通过美国农业部为伊拉克提供了数千吨美国的、有补贴的“高质量合格的小麦”，免费分发给困境中的伊拉克农民。对转基因种子和植物专利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粮食”（GRAIN）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国际开发署不允许独立的科学家鉴定这些小麦是不是转基因小麦！后来有过多种渠道的零星报道，证实美国送到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小麦，就是转基因小麦。
一个国家是否对植物的种子授予专利，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的体现。在孟山都公司这种超级国际权力的战略面前，原本最平常的东西——农作物种子，现在加上专利，变成了最厉害的武器。外国种子的专利？接受还是拒绝？这是一项国家主权的决定，而不再是科学或者技术上的决定。转基因的小麦毫无阻碍地直接走进了伊拉克，因为战争之后的伊拉克不再有主权。转基因的小麦也走到了主权受到侵犯的其他国家，例如饱受干旱蹂躏和战争破坏的阿富汗。
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粮食生产体系，通过转基因的小麦，已经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稳稳地掌控在手心里了。
伸向水的黑手
按照孟山都公司杰克·肯尼迪（Mr. Jack Kennedy）的说法，“我们不是仅仅整合种业，我们要整合的是食物链。因为水和种子一样是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所以孟山都现在要致力于控制水。孟山都在1999年要开展的一项新业务，就是在印度和墨西哥开展水业务，因为这两个国家都面临水资源短缺。”所以稀缺资源就是财产，越稀缺越是财产，不管那个资源在哪里、是谁的！这就是孟山都公司的模式。
孟山都资助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灌溉设施和水土保持项目。2000年孟山都的服务范围己经扩展到了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多数非洲国家。此外，孟山都公司还为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协会（Winrock International）提供资金，一道在塞内加尔、象牙海岸、马里与印度尼西亚改善当地的水土和农业灌溉设施。
印度是个缺水的国家，它的水资源只占全球的4%，但却需要养活占全球17%的人口。著名社会活动家范达娜·席瓦博士指出，孟山都公司在印度垄断了种子以后，又在向水资源扩张，世界银行也在尝试进行水资源私有化与贸易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竟然有这样一个新规则：允许跨国公司购买及出售某个国家的饮用水使用权。为了既方便经营管理又不承担法律后果，孟山都计划与印度企业Eureka Forbes合作，以合资企业的方式打入印度水资源市场，该公司是印度国内最早的净化水设施生产商，并掌握了印度70%的紫外线技术。
世界上还有许多干旱和贫瘠的土地没有种植农作物，也被孟山都公司视为新的商机和市场。孟山都公司把研发耐干旱贫瘠土地的作物品种作为下一个研发目标。孟山都公司一边忙着为抗旱能力强的种子申请专利，一边造舆论说，它的耐旱种子可以发动一场“气候革命”。实际上它说的是转基因的种子。非政府组织“谷物”（GRAIN）在2009年3月发布的《土壤的战争》中指出，孟山都等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协助下，通过建立教育和宣传团体，把抗农达大豆等转基因作物推入阿富汗。
在全球粮食危机中，以孟山都公司为首的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忙着为成百上千种“为气候做准备”的植物申请基因专利——这些植物据说可以在干旱、冷热、洪水、盐碱地等多种自然条件下生长。孟山都公司说要把抗旱的种子免费发放给非洲的农民，但是饥饿的非洲一直在抵抗转基因的种子。
如果种子和水、土壤都不属于农民了，农民还是什么？农业还是什么？没有了天然农业的世界，还是什么世界？
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是全民族问题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白益民 王维
中国老百姓历来吃的都是由祖祖辈辈几千年检验过来的放心粮，但20岁的转基因食品正在日益渗透着我们的生活。三十才不惑，二十岁代表着还不成熟。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的检验需要多少年、通过多少生物物种做实验才能足以支撑“安全”两字呢？有人说兹事关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问题。袁隆平教授曾说过：“我吃了没问题，但这还不行。我这样的老人现在没有问题，但下一代就没问题吗？也有人开玩笑说我儿子绝不娶吃转基因食品的女娃。或许以后下一代结婚除了要有房有车有钱的证明，还多一个未食用过转基因食品的证明吧。”
委实，粮食要像真理一样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放心。很多人在问：我们老百姓怎样才能参与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科学政策讨论与制定当中呢？日本全国“共识会议”值得中国思考与借鉴。
日本“共识会议”值得中国借鉴
在日本国内，围绕着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脑死问题、克隆技术、癌细胞的治疗以及疯牛病等等科学技术问题，人们曾产生出很多疑虑，甚至出现了频繁的反对运动。针对日本民众的反应，为了让公众能参与到转基因作物等科学问题的政策制定上来，日本召开了全国的“共识会议”。
日本的“共识会议”共召开了四次，首先是两次准备会议，向民众代表介绍了转基因农作物的利益和风险的基本知识，根据共识会议的讨论整理出了民心、民忧的“关键性问题”，然后在第三次会议由专家针对之前的“关键性问题”做出回答，让公众和专家进行互动讨论，第四次会议上，完全由公众整理出“公众意见提案”。
1998年日本召开了议题为“转基因治疗”的试行性共识会议，2000年“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共识会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本次正式会议整个过程均对外开放，会议之外的公众也都参与旁听。会议首先由专家根据第二次准备会议整理出来的“关键性问题”报告，针对公众代表最关心、最担忧的问题给予回答、解释和说明，然后专家和公众之间可以展开充分讨论。这个阶段的会议，是首次实现专家和公众双方面对面的交流讨论，真正体现了共识会议的精神——“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对话”。
第四次正式会议，是根据前三次会议的说明、解答以及讨论的结果，由公众代表整理出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公众意见提案”。由公众团体撰写的文件《共识会议报告》具有极高的水平，以至于让参加会议的专家也感到非常震惊。值得强调的是，这份作为共识会议最后的总结性报告文件，从撰写到完成的全部过程，完全由公众代表来负责，专家和政府机构均无权介入，正是这一环节真正体现了共识会议当中公众的主导权。在借鉴日本这种国民参与模式的基础上，也期待中国的转基因食品问题和其他科技问题得到公众更多的参与。
转基因食品不符合中国国情
另外，转基因食品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的发源地，美国是大农场耕作方式，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无法对农场进行除草、杀虫。用杀虫剂又会存在较高的成本和污染残留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发了转基因作物品种。很多转基因的功能都是用来杀虫或者除草，对其他的植被造成破坏。
中国国情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包括除草、杀虫、粮食单产的增加在于劳动力的投入，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转基因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非转基因国家，中国在未来还将享有相当优势。目前很多环保人士重视健康的人群，都青睐于食用非转基因食物。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非转基因”品牌向世界进行推广，不排除享受“议价”权，以售出的高价来弥补我国非转基因农作物的产量比国外转基因农作物产量低的缺陷。也就是说，尽管转基因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很大，但是从收益的角度来讲，我们非转基因农作物未见得就差。因此，中国完全没必要盲目地搞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粮食。
监管真空
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农业部已不止一次声明，我国目前并未允许任何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和生产，但违法的转基因稻种却正在卖给农民，已经或即将播种下去。经绿色和平组织调查，在2005年时就在湖北发现非法销售和种植的转基因水稻。该组织在近日公布的《中国九地区流通领域转基因稻米、米制品及转基因稻种调查报告》中，继续披露违法的转基因大米和米粉已经进入了中国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四省市场。这份报告也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说明从2005年到2010年来非法转基因的种植与流通出现监管真空。
警惕饥饿 警惕转基因
保障粮食安全 各国各出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 王翔/整理
根据国际农业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一个促进生物技术应用的非盈利性小规模国际组织，成立于1992年，坐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菲律宾和肯尼亚也有研究机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1400万农民种植了1.34亿公顷转基因作物，相比2008年1330万农民种植1.25亿公顷上升了7%，其中1400万农民中的1300万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匮乏的小型农户。全球46%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在发展中国家，其种植面积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美洲：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的发源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种植国。截至2009年底，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6400万公顷，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目前，美国种植的玉米、大豆和棉花中80%为转基因品种。今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中，针对让农民苦恼的杂草问题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并没有消除杂草，反而使除草剂用量持续上升，给环境安全造成威胁。美国农业部的最新统计也承认：种植转基因后，农田作业的燃料成本提高了一倍多、农药的用量超过了天然作物种植、种子成本也大幅度上升。
6月8日，杜邦公司宣布：其子公司开发的“新一代转基因”大豆获得美国农业部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并将于2012年上市。随后，孟山都也做出反应，表示将推出“新一代转基因”大豆等作物。据了解，“新一代转基因”的思路与第一代转基因的发展思路截然不同，采用的是基因沉默技术，它不植入外来基因，而是关闭或者抑制某些可能会产生问题的基因。“新一代转基因”意味着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已经转向。
在美洲其他国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业十分普遍。2009年，巴西超过阿根廷成为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第二大国家，其种植面积增长了560万公顷（增至2140万公顷），比2008年上升了35%，是2009年绝对增长最高的国家。2003 年以来，巴西总统卢拉开始推行“零饥饿”计划，还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和营养委员会”，这使得巴西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大大增强。“零饥饿”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补助计划，贫困人口和极端贫困家庭可以享受政府现金补贴，巴西还建有应急储备粮仓，在粮食价格上涨或者由于气候等原因产量不足时使用。
欧洲：
由于消费者和政治层面的强力抵制，欧洲转基因作物种植不多，发展缓慢，种植面积仅10万公顷且大部分集中在西班牙，主要种植抗虫害玉米。2009年，欧洲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107719公顷降至94750公顷，西班牙种植了占欧盟80%的Bt玉米。目前，孟山都公司研制的MON810玉米是在欧盟内惟一一种商业性种植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一种名为Amflora的转基因土豆尽管得到欧盟种植许可证，但只能用来制作工业用淀粉，不能用作食物或饲料。
今年以来，受美国、世贸组织以及欧盟内部不同声音的影响，欧盟转基因政策有所松动。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其成员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全部或者部分引种转基因农作物，这意味着西班牙、荷兰和捷克等成员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面积。而同时，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等成员国禁止转基因作物种植法律同样有效。欧盟委员会同时要求，一旦人用食品或者动物饲料含有0.9％以上的转基因农作物，产品标签必须标注。欧盟同时对转基因农作物与传统生态农作物的混种规定了安全间距，以避免转基因农作物成分意外混入传统生态农作物。
2008年，欧盟宣布永久性废止了实施16年之久的休耕制度。英国建立了粮食政策顾问委员会，为政府创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粮食系统提供切实的咨询意见。2010年，英国发布了《粮食安全与技术创新战略》，内容包括：开发新型粮食安全合作研究项目、建立可持续农业和食品技术创新研究平台、增加农业领域投资等等。
尽管俄罗斯是世界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但粮食危机的压力同样使俄罗斯人不得不积极应对。为此，俄罗斯采取了包括投放国家储备粮、征收粮食出口关税、政府与企业签订粮食价格冻结协议等措施。俄罗斯粮食协会还建议俄政府实行粮食票证制度以抑制不断飞涨的粮食价格，确保低收入人群能买得起粮食。
亚洲：
亚洲是继美洲之后转基因作物发展最快的地区，印度（840万公顷）和中国（370万公顷）分别列世界第四和第六位，但两国种植的几乎全是用于纺织业的转基因棉花。中国政府于2009年11月为范云六院士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转植酸酶基因”玉米颁发了生物安全许可证。而2010年2月印度政府下令禁止种植一种抗虫害转基因茄子，尽管官方科学顾问团还作出过支持这一技术的裁定。
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大型贸易商社正积极进军海外农产品市场，以维护本国粮食安全。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粮食净进口国，进口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日本政府认为，以与本国贸易商社和其它公司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扩大粮食生产，将有助于降低未来的风险。在日本五大贸易商社中，三井物产、伊藤忠和丸红正进军大豆、棕榈油、小麦和玉米等农产品领域，尤其是投资谷仓和出口码头等资产。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伊藤忠已与中粮结盟，丸红去年也与中储粮组建了合资公司。三井物产正投资海外农田，包括两年前在巴西购买了10万公顷农田，以保障自己的农产品来源。伊藤忠则计划在美国太平洋海岸的一个出口码头落成后，在2011年将其谷物和油籽的处理量提升一倍。
韩国则试图通过海外“圈地”促进本国粮食安全。韩国中央政府设立资金鼓励海外屯田，2009年，韩国全罗南道政府设立的“全南原料”（Jeonnam Feedstock）公司与菲律宾方面签署协议，租借东民都洛省95000公顷农田，租期25年。该项计划得到了韩国中央政府190万美元的优惠贷款。2008年4月，韩国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国获得了27万公顷土地的使用权。同年，韩国大宇物流公司18日又获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政府授权，取得130万公顷可耕地的使用权，租期为99年。2009年4月，韩国现代重工宣布出资650万美元收购位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一处农场67.6%的股权，面积为1万公顷；并于2012年年底前再斥资900万美元购买4万公顷农田，将耕作规模扩大至5万公顷，并“通过派遣常驻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管理。
柬埔寨从 2008 年 4 月开始公布了大米出口禁令，同年5月越南政府表示，大米的出口量将减少 22% ，越南的农业协会也敦促本国稻农在 2009 年 4 月起不再签订大米出口合同。
菲律宾是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2009 年 7 月，政府调查人员突袭各地粮食仓库，打击囤积大米的行为。菲律宾的快餐连锁店甚至将米饭供应量减半。菲律宾政府一方面积极扩大进口以确保国内大米的供应，另一方面采取价格补贴政策，为国内民众提供廉价大米。
沙特阿拉伯政府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出了在海外建设农业基地为主体的食品安全战略，鼓励企业在海外投资农业。经过政府和企业考察后，沙特政府与受资国政府签订双边农业合作协定，内容包括沙特企业可以在合作国家购买农用土地或长期租用土地使用权，沙方企业有权处理农场收获的所有农产品。目前，首批在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土耳其、菲律宾等国投资的农场已经喜获丰收，今年5月，首批收获的稻谷和小麦已经运回沙特。
澳洲：
澳大利亚在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上持谨慎的开放态度，但对转基因技术应用于食品仍严格控制。澳大利亚市场上可以销售的涉及转基因技术的产品主要包括植物油、棉花、大豆、土豆、医药和工业化学用品等几大类。其中，在澳大利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为油类作物和棉花，也包括一些不同颜色的花卉。2003年，澳首次批准当地一家谷物公司可以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用于生产动物饲料和大豆油，并严格规定，必须封闭运输，所进口的大豆必须经过加工而不会再次生长，任何在运输过程中散落的物种必须清除和销毁。澳洲首个推广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是棉花，但在推广种植油类转基因作物时，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担心其安全性,除昆士兰州外，都纷纷立法“延期”种植。虽然现今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和西澳已经取消这种限制，但在南澳、塔斯马尼亚州和堪培拉首都地区,则仍不允许种植。
转基因的利益“基因”
■环球财经特约记者 王维
2010年4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公布的《中国九地区流通领域转基因稻米、米制品及转基因稻种调查报告》披露，违法的转基因大米和米粉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四省的市场。“目前可能有不止一种转基因水稻流入市场”，报告说，“普通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够轻易地购买到违法产品。”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早在湖北、湖南等地悄悄进行。“绿色和平”200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已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
中国老百姓的主粮都是经由祖祖辈辈几千年检验过来的放心粮，而年仅二十岁的美国制造——“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失灵的转基因
在印度的新德里，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Jairam Ramesh） 称，应该谨慎处理转基因作物技术。并宣布暂时冻结孟山都和 Mayhco 的 BT brinjal 茄子商业化种植，BT brinjal 茄子是印度引入的第一个转基因食品作物。
事情源于在印度的古吉拉特地区四个地区（安雷利 Amreli，包纳加尔Bhavnagar，朱纳格尔Junagarh和拉杰科特Rajkot）的Bt棉品种被发现吸引红铃虫，这是一种袭击棉田的主要害虫。
孟山都最终承认，因为害虫已经对抗虫蛋白产生抗体，该公司的Bt棉品种未能抑制古吉拉特4个地区的害虫。
转基因棉花的广泛种植使得主要的害虫棉铃虫销声匿迹，但是结果却导致另一种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美国《科学》杂志5月13日也在线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等人对中国北方作物的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 研究发现Bt棉（即转Bt基因棉）种植地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盲蝽蟓急剧增加，取代棉铃虫成为主要害虫。
在《科学》杂志的最新论文中，杜文、王翔、吴孔明等人措辞谨慎地指出，盲蝽蟓的暴发与Bt棉的广泛种植存在“相关性”。而研究涉及的北方六省中，不单是棉花，大豆、玉米、花生、小麦也都遭受棉铃虫的严重危害。
2008年中国棉花盲蝽发生面积390万公顷，产量损失5万吨，分别是2000年的3.9倍和6.2倍，两者均创20年来的新高。盲蝽虫害的加重，直接导致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的大幅度增加，2000年棉田防治盲蝽施药不足1次，而近年来上升到6~7次，严重地区达15~20次。
转基因或存利益链
2009年7月，投入资金约24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该项目与大飞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项目一起，成为中国今后10~15年国家中长期重大科研项目。而在深圳电视台“22度观察”节目中，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熊蕾曾表示，国家对转基因的专项投入为240亿元，对非转基因项目的投入仅为19亿元。熊蕾教授的说法得到支持转基因水稻的农业部首席科学家黎志康的承认。
对于农业科学家们对转基因研究的特别热情，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举办的“当代科技与社会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教授曾提出如下质疑：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科学家不会被巨大的利益冲昏头脑，欺骗公众？大家不妨自问一下，如果你有可能从中获得几千万的经费，你是否会夸大自己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呢，是否会夸大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掩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而作为国家转基因管理“智囊团”的安委会，也充盈着转基因的“热情”。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承担着在中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重大职责。每一项转基因技术的农业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只有安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报农业部批复。
据“绿色和平”统计并被社会各界广泛引用的数据显示，在最初的安委会委员中，生物技术专家占61%，占据绝对多数。后来2006年的改选，大比例改变人员组成结构，增加了卫生与食品安全、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但最新一次又恢复原有面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透露，在目前58名委员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或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则非常少。
是教授，还是商人？
华中农业大学“孟山都奖学金评定委员会”主任、华中农业大学转基因水稻主要研究者张启发教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他曾在中国科协年会的开幕式上大声叫喊：“转基因食品是评价最透彻，管理最严格的食品”，又在今年6月高调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上中国人的餐桌”。张教授是转基因安委会成员，是转基因水稻研发者。而令张启发深陷舆论漩涡的还是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当时媒体披露，张教授在擅自扩大制种的植物基因公司任CEO。
“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
“绿色和平”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一石击起千层浪，对于13亿老百姓来说，焦点在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目前还无法保证却已在市场上流通。
转基因种子是哪里来的呢？源头被指向了华中农大，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当时调查，张启发研发出“抗虫汕优63”（也就是“Bt汕优63”）种子，并出任了一家名叫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下称“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种子公司（下称“松滋种子”）来进行制种，而华中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抗虫汕优63”种子。
转基因水稻提前进入商业化种植，最终被湖北省政府证实， 并彻底铲除上万亩转基因水稻。2005年8月，湖北省农业厅宣布对三家擅自扩大制种的公司开出罚单，其中包括科尼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2006年1月，该厅又向全省发布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
在2005年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中，张教授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4年后，他成立了中国首个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团队。
除了张启发教授外，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转基因水稻（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申请者贾世荣也兼有学者与商人的背景，贾教授是民营股份制企业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和董事。
据《南方周末》“转基因水稻，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一文披露，在转基因问题上，贾教授语出惊人：“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黄季，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转基因主粮的力挺者。黄季的夫人从2001年开始，先是在贾士荣所在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亦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公司任职多年，后又被孟山都聘用。
白益民眼中的转基因
■白益民/口述 王维/整理
转基因是商业问题
转基因是一个商业问题，很多人说现在科学家在推广转基因。但我认为真正在背后推广转基因的，是商业领域的跨国公司，是资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以后，这些科学家就有饭吃。他们如果不看好你，没有商业利益在里头，那么科学家没有饭吃，也就不会大量到处去宣传，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些行为背后的商业利益，不单单从技术上的安全性去考虑转基因的问题，还要从其他各个层面包括商业利益背后会不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考虑。
美国不种“转基因”主粮
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饲料之间是什么关系？
看看美国现在推的这些转基因的品种：大豆、玉米，主要都是用做饲料，但是在中国，玉米、大豆还都是主粮，我们农村很多人都在吃这些。大豆是我们豆制品的来源，我们天天喝豆浆。但是在美国，这些都是饲料，它真正的主粮是小麦，但在小麦上却没有看到他们在大规模地做转基因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大家应该好好想想！
而在中国，除了主粮在做转基因工作外，目前食用油的转基因已经开始被普遍接受，大家都在用。但大家要知道，食用油实际上是大豆里面提炼出来的油脂，而转基因更多的是针对作物里的蛋白，也就是说食用油的可靠性要比蛋白质这一块更强。在粮食方面，不能因为我们已经大规模地用了转基因食用油，吃了，我们觉得都没事儿了，就认为这个已经没事儿了。因为食用油的化学物质和粮食是不一样的，真正转基因的部分实际上是在豆粕那一块，是在榨完油的渣子那一块，这同样也应当引起关注。
粮食保障系统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办法
再有，转基因也不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办法，我们知道转基因作物推广者的论调都是要提高中国的粮食产量，通过转基因提高粮食产品，才能使国家的粮食安全。但实际上真正想让国家的粮食保障安全的话，应该是分散地把粮食保障系统建立起来。所谓的分散，不光要靠中国自己本身产的粮食，更多的还要去海外屯田，到海外建立食品基地，像日本一样，很多发达国家都到海外去，包括进口一些粮食分散这个系统风险，为什么？
因为，即使把自己的产量提高了，单产提高了，但是只要有各种灾害出现，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是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国际市场也会把粮食价格炒高，所以我们要真正分散风险，这么大一个国家的人口，应该是多渠道的获得粮食来源的保障，而不是在我们现有的土地上，使劲地耗费我们土地的资源、肥力，最后给我们的子孙留下的都是贫瘠的土地，这是极其不安全的。靠单独在中国的土地上提高单产保障粮食安全，是一种传统的、冷战时期的想法，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应更多地分散粮食的来源。
转基因推广应有“中国”体制
我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或者商业体制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大规模地推广转基因，它的渠道是混乱的。以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这些渠道都是政府能够自上而下控制的，有种子公司，有供销社等等，自上而下的一个体系，有如跨国巨头的一种控制。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从成熟的计划经济走向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后，中国实际上也丧失了很多以前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优势。
坦率地说，中国的市场的自由度之高，可能远超过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的市场很多都是被跨国公司垄断的，他们是有秩序的。而如果我们在各地区各部门混乱的利益下推广转基因的话，很可能造成转基因的失控，无法控制风险。
所以当经济体制尚未理顺，没有形成大规模跨行业、跨公司的企业重组，形成有垄断性的或拥有自上而下控制力的大集团、跨国企业去推广转基因之前，由地方或者各个部门分散去搞转基因，问题很复杂，后果也可能很严重。尤其是越混乱，越容易被外国力量所渗透，当我们的一些小公司最后都依附于外国的跨国公司时，情况也是很危险的。
即使中国要做转基因商业化的工作，建议首先从跨部门的综合性财团做起，而不能任由中粮、中储粮等去单打独斗。商业化也应该尽量避免上市公司的参与。因为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义务，且为公众聚焦，容易导致放大舆论、误导公众视听的后果。
安全检测应有自己的标准
谈到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标准问题，科学家可以拿出很多数据，说它如何安全，但是这些数据的来源是哪儿？最后发现很多数据都是跨国公司提供的，或者跨国公司支持的科学家提供的。连我们大学生物课的课本，很多学术上的东西也都是依据于外国的标准来做的。我们的化学试剂、设备也都是进口的，检测方法也都是按照外国设定好的标准进行的，在这种标准下，检测的安全性由谁来保障呢？我们应当设置自己的安全标准，用自己的试剂、自己的方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些数据需要我们自己常年积累，而不是依赖于过去跨国公司背后支持的那些科学家所提供的数据。
再有我们知道，我们的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先生，他的确是优秀的杂交水稻专家，但我们对他的声音，也应当慎之又慎，为什么？因为袁隆平持有股份的公司（编者注：隆平高科）已经上市了，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他所讲话的立场很可能发生变化。我们无意质疑袁院士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但对于公众而言，保持对任何声音的一分质疑，并无错误。
向日欧学习！
我认为，转基因商业化本身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后文有详叙，此处不赘言。为什么还有，我们要想一想现在的转基因实际上已经进入中国了，美国的大豆一年向中国输出4000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2亿多粮食的蛋白质的含量，虽然现在我们吃的转基因豆油，好像没事儿，因为我们吃的不是作物的蛋白质部分，蛋白质部分实际上都用在豆粕或饲料里头了。但谁能保证我们喝的豆浆，吃的豆制品里面没有转基因呢？再有我们去吃肯德基的甜玉米，这些东西都是很多外来引进的品种，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的同时，有没有想到它已经是转基因了？
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向外输出粮食的国家，粮食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武器，与其金融、美元一样，是一种输出的东西。我们与美国国情不同，立场也不同，不应轻而易举、随随便便就去迎合美国的这些东西！再看看日本和欧洲，如今日本和欧洲在很多方面都对转基因进行了限制，虽然他们也屈服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压力，在很多方面表面上是开放的，但是他们会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法律手段设置障碍，让其很难大规模商业化，这里的技巧和手段，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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