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七个“怎么看”》有感
老汉
继《六个为什么》之后，最近又出了一本《七个怎么看》。《六个为什么》是党组织给每个党员发了一本。《七个怎么看》较《六个为什么》有了进步，它用了一些事实，但是《七个怎么看》中摆的的事实又可以用来打倒《六个为什么》中要坚持的一些论点。一家子打开架了。《七个怎么看》也就是说了社会上群众关心的问题，有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分配不公（即两极分化）、腐败现象等。文章无非说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老百姓应该怎么看，政府将怎么解决。这七个问题中，其核心问题应该是两极分化问题，其他六个问题都是和两极分化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七个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大大地炫耀了一番，暂且不说前夸大之词，但对其中一句，“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强，全社会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一句不是太讽刺了吧！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打砸抢烧杀泛滥，什么假都可以造，什么坏事都可以干。“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强”，全社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精神麻木休克状态是百年来之罕见。现在民众已成一盘散沙。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是建国以来最坏的年代，共产党内部早已分成对立的观点。在群体事件中，多数群众可以不问事实真相，基本上都站到政府和警察的对立面。这是对《七个怎么看》的一段插话。
《七个怎么看》好像在为老百姓说话，其实他是为了缓和当前激烈的社会矛盾，把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轨道上来。他所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至多能延长病人的病痛时间，不会治好病人的病。这个药方如同有人说的，你不是穷人，你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不要不满，不要发牢骚，你是“待富人”。也如同有人说的，你们不要消极，不要怠工，要积极工作，努力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你就可以分到更多的蛋糕。这也如同寓言里说的，在老鹰的脖子上帮上一条棍子，在其嘴前的棍端系上一块肉，老鹰为了吃到这块肉，使劲飞呀飞呀，但只能看到肉，却始终吃不到肉。《七个怎么看》开出的方子就是你们是“待富人”，你们要把蛋糕做大，才能多分蛋糕，你们快快飞呀，才能吃上肉。它没有找出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它所说的七个问题不是现在才产生的，在解放前这些全都有。但这些问题在解放后正在逐步解决或已基本解决。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让少数人富起来”的身上上。“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喊得近30年了，不但没有共同富裕，反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待富人”的口号。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绝不能走向共同富裕。这像股市一样，少数股民富起来，绝不能带动多数股民共同富裕起来，股民共同富裕了，少数人就不可能富裕了。少数人富起来，只能是多数人贫困下去，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社会从有阶级以来，都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占社会的是少数人，他们是这些社会中最富有的人，奴隶、佃农、工人是这些社会中的多数人，他们是最穷的人。为什么？因为前者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剥削后者，而后者贫穷就是因为受前者的剥削。那么在中国能不能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坚持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少数人就不可能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经济上虽有差距，但不会造成像目前这样的大差距。在一个公有制的工厂或生产队劳动，大家是靠自己的劳动得到报酬，不能剥削别人，也没有可能有这个权力利用价格的双轨制，搞投机买卖，捞大钱。因此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搞私有化，私有化才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可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能随便搞私有化的，那么只能是先让权力私有化，也就是以权谋私，权力私有化必须在统治集团内部有较统一的认识。没有较统一的认识，权力也不可能私有化。毛主席临终前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少数人拥护，多数人反对。文革后就是这些多数人组成了领导集团，所以权力私有化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利用权力就可以在某种幌子或口号下，改变路线和方针。农村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忽悠起来的，说人民公社束缚生产力，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啦！他们就用年年吃返销粮的全国粮食产量可能是最低的（每亩约35斤）小岗村作为人民公社的反面教员，作为要解散人民公社的根据，用高压手段，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从此中国农业又走上了解放前中国三皇五帝秦始皇就开始了的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曾经一度被吹嘘到九霄云天，似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似乎在这之前无人知晓此种神丹妙方。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农村走单干道路的危险性并和这些走资派不断地进行斗争。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毛主席为什么强调要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呢？1962年夏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上有的省领导介绍少数地方试行“包产到户”和“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很严肃地说“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军、烈、工、干属和五保户这边就会贫穷。”农村单干后的中国完全应了毛主席预言。看看单干样板村的报道，就知道全国其他单干后的农村了：“河南《党的生活》2009年6期报道，安徽小岗村当年的承包带头人严俊昌，最近对媒体说，大包干只是当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之路。用他的话说就是：“原来分那一亩三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他还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这段话给走资派一记响亮的耳光，单干是官僚主义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安徽是曾希圣、后来是万X）逼出来的，单干造成两极分化，要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道路。原先搞单干，后来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没有三农问题，农民有劳动权、住房权（装修、家具都是集体配置），就学权、就医权、养老权，北京人去参观南街村后，感叹地说，社区环境、精神风貌、文化、教育、娱乐设施比北京社区还要好。这反映了农村的两条道路，两种面貌。
农村搞私有化另一目的是为了推动城市私有化，失地农民可为城市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让农民工接替城市的工人。搞城市私有化的借口是计划经济僵化、束缚了生产力，国营企业效率低，大锅饭养懒汉，职工吃企业，企业吃国家。企业改革就从厂长负责制开始，厂长决定一切，像农村改革一样，工厂成了厂长家庭所有制，没有了党委，没有了工人的监督，又有了特权，他就有权砸烂铁饭碗（社会主义的劳动权怎么可以砸烂！），让主人下岗。在所谓产权不明晰幌子下，把国营改为国有，全民的财产成了官僚资本。利用私有化的权力廉价甚至无偿的把国营企业变成私人企业，官商结合搞工程，强征土地，强拆迁。所以中国的私有化是以权力的私有化进行的，这已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在3220个亿万富翁中高干子女占了2932人，占91%以上，他们拥有资产二万亿，这还是2006年的调查统计。中国亿万富豪资产九成依靠权力，其他的主要也是官商结合发家的，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这说明私有财产是靠权力的私有化得来的。权力私有化促进经济私有化，经济私有化进一步推动权力私有化，在这场私有化运动中，不仅官商结合，而且知识精英也参与其中，制造私有化的舆论，歌颂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互相推波助澜，这就是后来有人指出的“铁三角”。私有化腐蚀了社会风气，引发了个人私欲，有些不能以劳动致富的人，就开始搞坑蒙拐骗偷。对于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有人提出质疑，但总设计师说不要问“姓社、姓资”，“不争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此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私有化高潮，开始抓大放小，各省市几乎把小的国营企业全部卖光，以后大的也逃不脱厄运，甚至出现了仇和现象，连医院、学校都卖，他们从中大量窃取人民的财富。这就是开始先富起来的少数人，靠的还不是剥削，而是掠夺。这就是他们淘来的第一桶金，从此这桶金就成了他们的资本，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本，像滚雪球样的积累财富，国营企业的几千万职工下岗，农民工进城，血汗工厂、黑砖窑、无安全设备的小煤窑等私人企业涌起，工人从主人成为奴隶，几亿农民失去土地、没有工作，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像商品一样提供给资本家选购，受他们的残酷的剥削。
私有化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私有化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下自由发展，资本家要追求最大利润，不能受制于计划经济，他们只能搞市场经济，这不是像有人说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实质前者是公有经济的手段，后者是私有经济的手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什么都可以以商品出卖，国家的土地、资源、权力、官帽、肉体、良心、道德都可以当商品出卖，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绝对不能买卖的。在私有经济条件下不但不能实行计划经济就连宏观调控都困难。市场竞争的机制是“优胜劣败”，是强弱分化的两极分化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弱势的工人和农户将被从市场中分离出来，成为贫困的无产阶级。
所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是少数先富起来人们的命根子，对他们来说如何保护和巩固这个命根子事关重要，他们利用私有化权力，不经人大的讨论，就申请加入WTO，为什么火急火燎地要加入WTO？因为加入了WTO等于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贼船，你想不搞私有化、不搞市场经济也由不得你了。这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人用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国的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里有两点使少数先富起来的人非常担忧，一个是他们很多人的财产来源是不合法的，怕得不到保护，另一个是生产资料不同于一般私有财产，它是可以用来剥削他人的，过去的宪法规定只保护个人生活资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能保护可以用来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现在的宪法里没有明确规定私有的生产资料可以得到保护。所以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强行通过了《物权法》，还说《物权法》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财产都可以一样得到保护，事实是他们越过宪法来保护其资本主义剥削的合法性。有了国内国外这两部法，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就牢固了。可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群众要求制定一部《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法》，这个建议在人代会上提出的时间要比《物权法》早得多，但人大一直没有进入议程，首先政治局里就通不过，至今才出来一个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向党的组织部门申报个人财产，而不一起共同生活的子女不包括在内。这个申报办法，就是不让人民知道，人民就无法监督，而其来源不清的财产都可以转移到不共同生活的子女或亲戚家中，他们害怕公开申报他们的财产，也就从另一侧面证明他们就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
从此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就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利用各种资源疯狂地为自己谋利了。而且他们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有时几乎是空手套白狼，用低价买进土地、再以买进的国家土地向银行抵押贷款，赚了是自己的，赔了再把国家的土地还给国家，个人没有一点风险，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了获取投资的高回报，他们可以不顾环保、不顾资源浪费，不顾工人安全，残酷地剥削工人。私有化主导者的最狠毒的一招是剥夺了工人原来就有的福利保障：“终身铁饭碗”、“上学权”、“就医权”、“住房权”、“养老权”等，又一次产生了“几座新大山“。在私有化的改革中，把这一巨大的成本转让给了劳动群众。。
《七个怎么看》所讲到的七个问题，也是解放前社会里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共性都是私有化、市场经济。相反的事实证明，在30年前，毛泽东逐部建立公有制，改造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七个怎么看》中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正在逐步获得解决：
如第一个问题，城乡和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问题。当时人民公社办企业、办学校、办卫生院、办合作医疗、办农修厂、组织文艺宣传队、建立养老保障等，加上后来的工业支援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学校支援夏收、医疗下乡、卫生下乡，毛主席还提出医疗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优先招收工农兵学员，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等，说明城乡不仅在经济上的差距，在政治、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特别是政治上人民成了国家主人，工人、农民可以当国家领导，现在差距拉得太大了，人民又当了仆人。
缩小地区间的差距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为了国防的需要，发展内地的工业的需要。1964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三线”建设。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国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000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建成了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大中型水电或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气田8个等。这一时期，我们不仅建成了著名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而且还建成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家，有色金属企业945家。另外，从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们还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的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达到较高生产技术水平。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三线”企业在各地的建设，促进了当地服务业、建筑材料等行业的发展。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空前规模的三线建设，只有在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才可能进行。私有化、市场经济是以追求投资效益为目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想进行这样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目的的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建设是很困难的。（为了不要忘记“三线”建设的人们，我摘录一段附在文后）中国很快与西方强国的差距拉近，李敖说，“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这个差距的缩短不是泡沫缩短而是硬实力的缩短。
《七个怎么看》的第二个问题是招工难，好像中国目前是劳动力短缺。精英们就是会变着花样说话，明明是就业难，却说成招工难，把支流说成主流。就业难的问题在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前30年已经解决了，在农村所有的农民作为人民公社的社员参加劳动。城市公民都享有劳动的权利，这一条在78年宪法第四十八条中可以反映，“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劳动就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扩大集体福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大学生国家统一分配，更不存在失业的问题。
《七个怎么看》中第三、四、五问题，《即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是改革后出现的《新三座大山》。当时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城市有公费医疗，工厂的职工其家属还可以报销一半的医疗费。由于当时医疗工作以预防为主，加上开展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老百姓身体健康，生病的人就少，医疗费支出相对也少。就学问题，解放初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成果最好，另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教育，在大学里学生吃饭、住宿、看病、有的连教材都不要钱，生活困难的同学还可以得到补助。招生中一般照顾边远和落后地区。关于住房问题，当时房子不用自己买，凡是有工作的国家都提供住房，当然条件不如现在，但几乎都是免费的（几角钱的房租，包括简单的家具、水电费等）。
《七个为什么》中第六个问题，分配问题，实质是两极分化问题。这个问题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期是不会存在的问题。有人说，那是穷人社会，搞平均主义，大家都穷，也是同甘共苦，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穷”是当时我国的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可能脱离实际。要知道当时在这样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我们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防御外敌加强了国防建设，很短时间内造出了两弹一星，以及其他如运十大型客机飞机、核潜艇等高科技产品。还打了四仗战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样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做到了世界上做不到的事，那就是给了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劳动权、住房权、就学权、就医权、养老权等。也就是国家保障了人民从出生到归天的各种权利。生孩子不用掏钱，去世了还有丧葬费。所以当时虽然生活艰苦，但活得愉快、健康、工作有劲头，没有精神负担，没有恐惧心理，没有后顾之忧，因此也不会出现现在那样有1.73亿的精神病患者。这五个权利虽然不是工资，但比工资值钱，为什么那时50元工资可以养活五口人，现在5000元也养不起五口人，靠的就是这“五权”。所以不要老说那个时代穷，现在富，据说现在一天的GDP等于1978年的1年的GDP。既然蛋糕做得那么大，为什么不分点给老百姓吃？为什么还剥夺了人民的“五权”。那时的“五权”完全是国家掏腰包、个人不掏钱的“五权”。
《七个怎么看》中第七个问题，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在30年前已基本解决。当时要求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些官员和精英非常反感毛主席的思想改造，什么“三反五反”、“整党整风”、“反右斗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等等，他们把这些都说成是毛泽东的整人。当然这些运动中，不少被党内的走资派干扰，把整党内的领导，往往都变成了整群众，造成了许多冤案，以后又把自己造成冤案的责任都推到毛主席的头上。由于不断的思想教育，当时“公”字压倒“私”字，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压倒资本主义思想。当时如有人假公济私，占公家的便宜都是可耻的，如果把公家信封拿作私用是要检讨的。所以贪污没有思想基础，个别人想贪也没有这个胆。在公有制下，大型物资是调拨的，一般购物也是转账的，现款很少过手，谁想贪也难，贪污一暴露，就臭了，抬不起头来。所以那个时代为人民多做事光荣，清廉光荣。网上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教人学好，不学好，没有好日子过，XXX时代教人学坏，不学坏，没有好日子过。”
既然前30年正在解决或已经解决的问题，怎么现在又出现了?这里就是毛主席说的，党内产生了新资产阶级。这些人原来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共产主义，各有动机，有的不满国民党，有的为了抗日，当然也有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大部分工农战士是为了翻身得解放。革命队伍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不少人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革命斗争的锻炼，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有些人要回报了，认为自己打江山有功劳，该享受了，他们认为人民今天的好日子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应该感恩他们，他们是人民的主人。因此做起官老爷来了，高高在上看不起群众，还要有高于人民的特殊的享受。在毛泽东时代，这些思想作风又经常受到各种运动的整治，让人民大鸣大放批评他们。特别是文革使他们威风扫地，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有些人只好认错，说永不翻案，当然是假的。毛主席说关于文革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这部分人是不想永远地牺牲个人利益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文革结束后，反对文革的这部分人上台掌权了。另外和他们有共同思想基础的，就是一些右派精英，他们也对毛泽东怨恨，因为毛泽东要改造他们的思想，要他们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他们的思想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他们和工农兵并起并坐，认为是屈尊了他们。文革结束后，一风吹，右派几乎全部平反，而且受到重用。在农村中，一些想发财致富的人，对人民公社也不满，他们关心自己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跑集市，多挣钱，不关心集体，因此他们经常受到批评。这些人都恨毛泽东，这就是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经济学家厉以宁可以代表他们，他讲得很透白，他说，“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进步，才是天经地义。在他们的眼里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用不着去操心，“闷声大发财”才是正事。两个30年，反映了不同的路线、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世界观，要解决《七个怎么看》所提出的问题，其根本办法就是消灭私有制、其他的所谓“待富”论、“把蛋糕做大”论之类的解决办法，那是老鹰追肉，看得见，吃不着。
附：
“三线”精神
“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着的荒蛮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这些指标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的2倍左右。要建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需要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而电站的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等，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高；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则有几十层楼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等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等地，攀枝花当时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制造。同时，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豁、河流等交错纵横，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达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而且吨钢面积仅有一平方米。这一点，就连日本新日铁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也自愧弗如，所以被国外冶金设计专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此外，除了建设者的条件极为恶劣，更为艰巨的是，自诞生现代钢铁工业以来钒钛磁铁矿根本无法用高炉、特别是大型高炉冶炼。在近现代冶金史中，倘若炉料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于16％，那么铁水会变得异常粘稠，使炉温不均，这样它就将整个地凝在炉腔中成为“死铁水”。可是，攀枝花矿的二氧化钛含量则高达25～30％。这种情况不解决，那就意味着以前的全部工程将彻底报废。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冶炼专家，集思广益，先后进行了1000余炉的试验，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使攀钢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高钒钛矿钢铁厂。1970年7月10日，攀钢一号高炉（1200立方米）正式投产。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是迄今为止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条铁路全长1100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铜、钒、钛、铅、锌、磷、岩盐、森林木材和水力等资源，因此它的建成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但要建成这条铁路，工程却极其困难、艰巨。先要建设桥梁991座，开垦隧道和明洞437座，仅桥梁就占全线长度的40.1％。其中，6公里长的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为当时中国之最，施工难度极高。另外，金沙江大桥主跨192米，是当时最长跨度的铁路钢梁桥，甚至还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桥，另外还要在42个隧道内和桥梁上建设车站。同时，为了克服山岳河谷地带高差，必须利用螺旋形、圆形、灯泡形展线，40次跨越龙川，16次跨越旧庄河……，这样一条铁路，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铁路的人们心惊胆战！现在，人们几乎难以设想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施工的艰难。山谷没有公路，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资料等全凭肩扛人背。没有电力，燃料不足，许多隧道要靠火把照明，再用钢钎大锤一锤一锤地打眼放炮。1964年9月，铁道兵一师、七师、八师、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桥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和民工，在吕正操、刘建章、郭维成为首的工地指挥部领导下，建设者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到1970年7月1日不到六年时间，从云南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铺轨机，便在西昌实现了铺轨对接，伟大的成昆铁路终于建成了！成昆铁路每公里造价352.7万元，共计36亿元。造价低、质量高、进度快，如果放到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起码得花费其10余倍的造价。可见，如果光有中央的正确决策，没有广大建设者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计得失；意气风发，迎难而上；忘我工作，一往无前”的“三线”精神，也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话不仅是对“三线”建设者们崇高精神的评价，也是我们对待“三线”建设所应取的科学态度。更有一些识之士则说，肯定了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成就及其建设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个“三线”建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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