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称吉之岛、沃尔玛等超市销售转基因大米。该组织在一年多时间里，数次公布多地市场发现非法转基因大米或稻种。尽管现行法律尚禁止转基因稻米商业化，但消费者还是发现选择转基因与否，已经成为自己购物时该留意的细节之一，而不再只是遥远的科学与伦理之争。
本期观点
中国转基因主粮是否应该加快商业化，已经不仅仅是有关公众健康的话题，它牵扯到食品安全、进出口贸易、产业安全、农民收入等多方利益。商业化背后涌动的巨大经济利益，让支持者和反对者不断论战。尚处于试验阶段、并未得到商业化种植允许的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也暴露了转基因农产品监管漏洞仍然存在。
高利益之诱
2009年11月，农业部公布已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安全证书，分别限在湖北省和山东省生产应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玉米产量也居全球第二，两种作物地位不言而喻。当时有关转基因水稻是否将商业化种植的猜测引发了轩然大波。
目前，中国批准的商业化转基因农作物有19种，作为食品加工原料的有12种，分别是大豆（7例）、玉米（30例）、棉花（28例）、油菜（12例）、番茄（9例）、西葫芦（2个）、甜瓜（1个）、番木瓜（2个）、甜菜（2个）、亚麻（1个）、马铃薯（3个）、甜椒（1个）。但还没有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获得商业化生产经营许可，也就意味着任何种子经营企业不得生产经销转基因抗虫稻种，农民不得种植转基因水稻，加工企业也不得收购转基因稻谷。这也正是绿色和平屡次指责超市不可销售转基因大米的法律依据。
尽管现行法律禁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潜在利益仍引人注目。张春义，中国社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去年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玉米就是出自他所在的研究所。9月21日植保（中国）协会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交流会上，他援引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以阐述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的必要性。“预测显示，抗虫棉花、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三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年增效益将分别是77亿元、135亿元、360亿元。”张春义表示。
这三项中，目前仅有抗虫棉花大面积种植。获得安全证书的水稻和玉米要想真正迈入商业化种植进程，仍需要获取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证等步骤，而这一时间表将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高成本之忧
相关部门希望通过推广高产的转基因作物，解决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粮食紧张问题，同时改善农民收入。但商业化推广的反对者认为，转基因会加重农民负担，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支付昂贵的种子成本。
绿色和平建议暂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的原因在于：在转基因作物的研发过程中，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但国内的转基因水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农用化学品公司和种子公司可以向农民收取技术费，而取得很高的利润；同时，专利技术使农民无法保留种子，每个播种季都必须重新购买，这将影响农产品定价权和农民收入。绿色和平因此建议，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研发的投入，应以发展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为前提。
另外，反对者担心这项1994年才兴起的技术，对人体及环境的长期影响不明晰。
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声中，监管部门谨慎地维持着平衡。2010年一号文件中，关于转基因部分如此阐述“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当时引发了关于加快商业化进程的猜测，也有不少质疑声。此后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转基因的阐述就仅提及“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未再提及“产业化”。
东北大豆产业之殇
在转基因商业化的辩论中，中国东北大豆产业是一个奇怪的案例，商业化支持者喜欢引用它，以说明现在水稻、玉米等必须推广商业化种植，以防止重蹈大豆产业的覆辙；反对者也常引用，用来说明转基因商业化、以及放开进口限制对国内农业的巨大伤害。
目前，国内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达到80%以上，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在价格低廉、出油率高的进口转基因大豆冲击下，去年东北大豆产业一片惨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底，中国大豆进口量增长了3961万吨，同期世界大豆贸易量增长4162万吨。这意味着，世界大豆进口增量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大豆消费增长。
21日，在植保（中国）协会与北京生物教师的交流会上，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业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表示，“在如果不进口大豆，中国的食用油恐怕得凭票供应了。”他认为，早年未发展转基因大豆是中国农业的战略失误，否则局面不会像今天一样被动。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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