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农村小农经营的部分，一是进城务工的部分。离开其中任何一块，农民的日子都不好过。若大量农民进城买房或者搬到贫民区去，他们的收入只剩下务工收入，他们生活的贫困就会增加。
若农民的进城不再可逆，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而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一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减少，沿海加工企业的倒闭是必然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经济中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具备的特有的安全机制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中国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我反对通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或者建贫民区来推进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而主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城乡互动的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进城的积极条件。
鼓励农民进城买房热情高
报载重庆市鼓励农民进城购买商品房，重庆一些县城一半以上商品房被农民购得，县城房价因此上涨。考虑到很多农民难以一次性支付房款，有人建议银行应该允许农民按揭贷款购买商品房。重庆市有关部门也因此期待在较短时间将目前47％的城市化率提升到70％。
与重庆市县城房价每平方米只有千元不同，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房价一般都在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正是农民务工的目的地，数千元的房价远远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购房能力，农民几乎没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购买房子。因此，秦晖建议，深圳应该划出一块土地，让农民自搭自建，发展出全国第一个贫民区，农民因此可以在这里家庭团聚，落地生根。贫民区并非政府之耻，恰恰体现了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
无论是鼓励农民进城购房还是允许建城市贫民区，都是要应对农民工进城的需要。农民工有强烈的进城需要，国家也可以借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提高了，农村人口自然减少，农业规模经营也就有了可能。因此，农民进城购房并城市化是大大的好事。若农民无力购房，建城市贫民区也是不错的选择。重庆市的做法和秦晖的建议异曲同工，很有合理性。
在城里买了房子，农民一家子就可以到城里生活了。他们再在城市务工经商，也可以免受离妻别子之痛。农民有了房子，也就不用交房租了。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房地产商，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增加了。政府也高兴，不仅城市化率上去了，而且房地产市场繁荣，财政收入有了保证。
所有这些，使得一些学者有极高的通过土地制度、按揭贷款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来加快农民进城步伐的鼓动热情，使得政府有很高的推进积极城市化战略的积极性。
但是，站在农民角度和站在中国长期现代化可能遇到困难的角度看，鼓励农民进城的积极城市化战略却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全家进城 日子更穷
从农民角度看，农民无疑是有着进城积极性的。大量农民脱离农业进城务工经商，只要条件许可，农民更是渴望到城里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这正是当前已有大量农民不在村里建房而到城市买房的原因。不过，农民在做决策时总会有些犹豫，就是进城容易生活难。他们即使进城买了房子，他们能在城市住得下来吗？住下来能生活好吗？
假设农民在城里买了房子，或至少有贫民区可住，从而全家老少都进城享受城市生活来了，他们的处境将会如何？我们来看看。
进城农民的一家老少，其在城里的支出肯定要比在农村大，因为城市生活比农村昂贵，农村很多东西是免费的，城里的任何东西都得花钱买。
再来看收入。进城农民能够买得起的商品房，只可能是内地小城市的房子，他们不可能买得起沿海大中城市的商品房。这些内地小城市的务工经商机会不多，且尤其是务工收入较少。相对来讲，沿海大中城市务工机会多，收入相对高。若进城家庭满足于在小城市务工，他们的收入就会比之前在沿海所得更少。其结果可能是进城后务工收入更少了。收入少而支出多，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困难。
进城后，一家老少可以全家出动赚取收入，可以让老人帮人看门，让小孩去捡破烂。城里的破烂的确是比农村多。若只有几户农民全家搬进县城，县城看门、捡破烂的机会就会有。若农民进城买房已经成为潮流，则城里显然就没有那么多的看门和捡破烂的机会，因此农民进城后想通过全家老少出动增加收入的机会并不多。
相反，在未进城时，农村老人和小孩在家种田还是可以赚些收入。在农村，老年人是不存在退休一说的，只要还能动，他们总要做些事情。小孩子至少可以做些喂猪养鸡的家务。当前农村人均耕地很少，农业劳动强度不高，几个不能外出的老人和妇女同志就可以勉强对付。
不要小看了这些老头老太太对付的小农经营，他们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往往还可以解决全家的肉禽蛋奶问题，解决全家的粮食供给问题，可以应付家中一般性的开支。也因此，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所赚回来的打工钱，就成了一家一年来净赚的收入。
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收入各占一半。正是务农的收入，使农民可以将外出务工收入作为一年的净收入积攒下来，或者在村里修建楼房，或者到县城购买商品房。
一旦全家老少进城了，则务农的那一半收入就没有了。进城务工收入维持一家老少的城市生活，就越来越捉襟见肘。进城一家老少终于明白，仅仅靠务工收入不足于支撑一家老少的城市生活。城里生活反而不如农村生活舒适。
若农民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又到沿海务工，则农民进城就显得滑稽。因为他们将一家老少搬到生活费用昂贵的城里，自己却到沿海务工以勉强维持一家人在城里的糊口生活。一年又一年，一分钱都无法积攒下来。而之前在农村，外出务工是可以攒钱的，也就是可以攒下一些未来的希望和宏大的志向。
若一家老少都搬到沿海大中城市，就只能到贫民区去。这时候一家人倒是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但是代价也大。不说贫民区本身的环境好坏，仅仅因为失去了务农收入的那一半，在沿海贫民区生活的一家子人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下降。他们即使可以糊口，却很难有积攒下收入以改变命运的希望。他们进城只是为了糊口。——其实，农民今日在家务农也是可以糊口的，他们之所以外出务工，是为了有更多收入积攒下来，以为未来积攒希望。
简言之，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收入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农村小农经营的部分，一是进城务工的部分。离开其中任何一块，农民的日子都不好过。若大量农民进城买房或者搬到贫民区去，他们收入的两个部分就变成了一个部分，他们生活的贫困就会增加。这是农民进城的问题之一。
可能失去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
农民进城的问题之二是，若农民已经全家搬到城市，他们事实上就彻底脱离了农村，就再也没有可能返回农村了。若如此，事情就会变得麻烦。
众所周之，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极高，且中国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利润低，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口减少，沿海加工企业的倒闭是必然的。这样，在沿海和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会大幅度减少。
现在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他们失去城市的就业，他们也可以回到村庄，过至少可以保障温饱的生活。其实，这正是中国目前能够在经济外向程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效应对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甚至是中国目前社会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秘密。
而若农民的进城不再可逆，农民不再能够从农业中获取他们的另一半收入，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就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经济中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具备的特有的安全机制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中国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正是因此，我反对通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或者建贫民区来推进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而主张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核心不是人为地阻止农民进城，而是认为切切不要人为地制造农民进城的积极条件。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保持一种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的一体化的城乡制度设置，有助于农民更加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利于提高中国现代化的安全系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结构、农业发展条件、农民生计和农民意愿等等因素。城市化战略是一项需要全面考虑各项条件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切忌拍脑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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