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
——边缘化的命运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互联网也不例外。从正面来说,互联网给了人们很方便的发表言论的渠道,从前只能通过媒体传播的信息,现在可以通过网站、贴吧和微博迅速传递开来,以致政府都开始重视网络民意;从负面来说,互联网客观上给了许多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的机会——发帖子不必署真名,别人很难知道信息的真实来源,他们因为不担心被追究责任,经常信口开河。如今在许多网站上,能够经常看到自由主义者们抨击时政的激烈言论。仔细观之,这些言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忧国忧民,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理性的情绪发泄。
实力是用于制胜,而不是用于炫耀的。中国海军从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战略核潜艇部队,美国海军却对它忌惮三分。反过来说,过于热衷自我宣传的群体,往往是因为缺乏实力而不得不拉大旗扯虎皮、虚张声势。自由主义者们通过网络和媒体不遗余力地宣示自己的存在,恰恰昭示了他们被中国社会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言行不难看出他们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直接导致了这一群体被边缘化的命运。
畸形的历史观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言辞间充斥着愤懑和不满。在他们看来,政府天生与人民对立,党和政府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污蔑中国革命和建国后的历史,动辄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说事儿,全盘否定新中国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不光如此,他们的想象力还很丰富,让擅长编故事的韩剧导演们自叹不如。他们惯于在网上宣扬这样的论调:民国时代是非常美好的,政治充满活力,文化领域兴旺,社会人才辈出……在无边的妄想中,他们编造出一部以意淫为主旋律的“另类民国史”,甚至将蒋介石描绘为魄力过人、治国有方的领袖。凡此种种,无非是想说,自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今不如昔,大陆不如台湾。
类似的言论在网络上并不少见。由此可见,当今许多人不仅缺乏知识,甚至缺乏常识,对政治和历史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倒真让人想起一句老话:立场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当人们因为受偏见支配而失去理性的时候,可以对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民国时代的政治究竟多么有活力呢?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状况,如孙中山所说“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冈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可以不做更多讨论了。即使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对中国的统一之后,也从未实现对全国范围的有效统治。由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尖锐,东北、山西、两广等由地方实力派统治的地区,军事、财政和人事都不容南京国民政府插手。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着纷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抢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持续多年,为此不惜另立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这般四分五裂、一国三公的政治格局有什么值得赞颂的?与建国之后统一安定的社会格局根本无法相比。自由主义者们似乎忘记了中原大战、蒋桂战争曾令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的事实,坚定地沉湎于对“民国风流”的意淫之中,境界堪比坚持不剪辫子的清朝遗老遗少。
至于蒋介石的个人能力,客观地说,他还是有些政治手腕的(这一点远胜于新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但政治气度根本不行——否则也不至于败退台湾。蒋介石的致命弱点是任人唯亲,得其赏识的党政军官员多出自cc派、黄埔系、政学系。上行下效,于是国民党统治下朋党政治盛行,党内文官私下结社,军人个个拥兵自重,毫无组织原则的政党岂能上下一致、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打胜仗的陈明仁几度被贬,吃败仗的汤恩伯一路高升,人才的待遇尚不如奴才,蒋介石的“识人之明”、“领袖风度”又体现在哪里?自由主义者总喜欢拿民国历史出来说事儿,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功底糟糕得可怜。要是觉得蒋介石英明伟大,不如早日滚到台湾,在两蒋的慈湖陵寝前天天哭诉和哀叹吧。
自由主义者们很喜欢拿顾准这类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说事儿,意欲论证新中国不重视人才和知识。一些知识分子历史上确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应该给予他们客观的评价和名誉的补偿。但由此得出新中国不重视知识和人才的结论,实属以偏概全。赞美民国时代“人才辈出”的自由主义者无法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民国38年的历史上一共只培养出20万大学生,而且其中能为工业化出力的理工科学生不到30%。正因为旧中国的教育不够发达,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建国以后政府大力兴办高校,1952年全国高校在读学生已达到22 万人,高校院系调整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超过民国38年的总和!特别是大量理工科毕业生,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坚实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是不收学费的,每个月还能领到足够支付个人开销的津贴。民国时期的大学收费不菲,只有家境殷实的学生才有资格问鼎大学;而建国后,高等教育的大门却向贫寒的工农子弟打开,这种补偿性正义是不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呢?
自由主义者的“今不如昔”的论调,恰恰反映出他们颓废落后的历史观:不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时代进步的标准,却为被历史埋葬的阶级和时代大唱挽歌。这样的立场显然难以得到多数群众的赞同。
撒谎成性 信口开河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值得鄙视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理论素养往往很差,因此不惜以编造谎言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个著名的谎言就是“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流传甚广,迷惑了很多人。“大跃进”期间确实饿死了人,而且某些地区(如河南信阳)饿死的人还挺多,但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主义者宣传的惊人数字。
在此很有必要诠释一下3000万的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按照大跃进之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1962年的实际人口数量比预期值少了3000万。这个差异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于饿死人造成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育龄人口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而推迟结婚和生育。这样一个事实,却被自由主义者们编造为“饿死3000万人的惨剧”,专门用于妖魔化新中国的历史,好像政府在有意屠杀人民。岂不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也曾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按照大萧条以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实际人口比预期值也减少了1000多万,自由主义者们为何不宣扬美国大萧条饿死了1000多万人?为何厚此而薄彼?
“饿死3000万人”的谎言实在太鄙陋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问题来。苏联二战前的人口2亿出头,在二战中损失了2000万人口,举国上下每个家庭都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口接近6亿,如果真饿死了3000万人,那么按照比例推算,每个家庭都该有亲人饿死。问一问你家里的长辈,大跃进时期你家到底饿死了几口人?是饿死了一片,还是一个都没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经济困难被自由主义者们无限妖魔化,那么被他们追捧乃至崇拜的民国时期就更加美好吗?这可不见得:民国时期家家都生4、5个孩子,可是民国38年下来,人口总量与晚清时期相比并未出现快速增长。试问多生的那些孩子都到哪里去了?民国时期哪一场自然灾害和战争没有导致大量平民死亡?1938年,蒋介石为了阻滞日军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决堤,事先却不告知平民撤离,结果造成了89万平民死亡的惨祸。自由主义者真应该好好想想,没有建国后的社会稳定,你们的爸妈都不知道能活几天,哪里生得出来你们?
类似的无耻谎言还包括:
l 共产党不曾积极抗战。(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事实上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惜将60%的部队用于对付抗日根据地。)
l 毛主席生活奢侈,顿顿吃山珍海味。(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回忆录中断然否定这一说法。不知哪位自由主义者曾经陪毛主席吃过饭。)
l 建国前30年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以1949年GDP基数为1计算,1957年GDP为2.91, 1978年为13.5。人均寿命则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5岁。)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者不负责任的言论多为谎言与谬论的堆积。理性的、建设性的辩论理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自由主义者的宣传手段恰恰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惶恐和本质的虚伪:他们不敢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参与思想争鸣,非要以卑鄙的谎言欺骗群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此等信口雌黄之辈,纵使满口民主自由,又何足信乎?!
崇洋媚外的政治立场
殷海光和梁实秋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算有点风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普遍患有“软骨病”——骨子里盲目崇拜美国的一切。在他们看来,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美国都是中国的样板和楷模,只有美国模式最适合中国。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吃的是中国的奶,认的是美国的爹,经常以对美国的错误理解来批判中国。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绝大多数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缺乏对美国社会深入、透彻的了解。他们终日鼓吹美国如何民主、如何自由,个人权利在美国是如何至高无上,误以为美国是自由主义的天堂。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代自由主义在美国早已被边缘化,历史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如今生怕被竞选对手贴上“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标签。美国正统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力已非常有限,很多成为退居大学校园的学者,只能在课堂上和咖啡厅里指点江山。出现这样的情况倒无可厚非,因为自由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代表小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意识形态。美国早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当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理念发生冲突时,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
美国的意识形态的突出特点是“内外不一”。在对外宣传上,美国将自由主义作为对外渗透的工具,不遗余力地宣称个人利益高于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其目的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从内部瓦解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例如苏联。而在国家行为上,美国却采取赤裸裸的国家主义立场,一切行动坚定地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例如,前些日子利比亚出现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美国宣称那是利比亚人民在争取民主,主流媒体天天报道利比亚形势,国务卿希拉里出面声援。这是因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巴不得他早日下台。几乎与此同时,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也出现了游行示威,民众高呼对王室不满的口号,美国主流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美国政府则对这些海湾国家联手出兵平息示威持默许态度,因为这些国家的王室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再如,中国领导人明明是通过正当程序选举产生的,高层政治决策由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表决时总书记也只有一票,美国却经常称中国领导人为独裁者。而沙特阿拉伯是世界少见的君主集权国家——没有任何民主选举,没有议会,内阁向国王负责,国王享有立法、行政、司法的至高权力,而且还是世袭的。可是美国从未指责沙特国王为独裁者,更没有积极推动“民主运动”来推翻他的统治——因为他非常乐于向美国提供充足的石油。还有,美国在南朝鲜扶持的李承晚,在南越扶持的吴庭艳,都是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长期关押政治犯,大量屠杀左翼人士和知识分子。而对于这些暴行,美国从来连个屁都不放。
由此可见,美国支持谁上台,并非取决于谁搞民主、谁讲自由,而在于谁在台上能够为美国提供实际利益。在美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面前,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可以被牺牲的。以为美国真正在乎别国人民权利的人都是政治上的弱智。那些将美国当作自由主义天堂的“民主人士”,是不是应该认真反思一下?
自由名下的野蛮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突出特点是“有文化,没水平。”客观地说,这些人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倘若一点文化都没有,恐怕只能像泼妇一般骂街,而不会通过舞文弄墨来兜售他们的思想。而“没水平”的地方则在于,他们往往蛮不讲理:你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性和逻辑分析实际问题,他们却大为光火,给你胡乱扣一堆帽子——“五毛党”,“被洗脑了”。可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洗了脑,真可谓无知者无畏。
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政治观点,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倒不如说是非理性叛逆情绪的肆意发泄。他们盲目而迫不及待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其疯狂程度毫不亚于当年贴大字报的红卫兵。由于他们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势力瓦解中国的引路党和急先锋,也许叫他们“白卫兵”更合适一些。“白卫兵”的出发点是:逢党必反,逢政府必反。物价高了,政府若没有及时采取调控措施,他们说这是“置公民利益于不顾”;政府若采取调控措施,他们说这是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破坏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不行动是错的,行动也是错的,试问政府应当如何?
自由主义者们视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为眼中钉、肉中刺,整日抨击国有企业形成行业垄断,鼓吹国有企业应当全面退出各个行业,将一切交给所谓“自由市场”。这种观点恰恰反映出他们不学无术、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便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因产业发展和规模效益的自然需要,某些行业会形成自然垄断状态,如水务、电力、通信等。美国的移动电话运营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AT&T, T-Mobile和Verizon占有绝大多数用户;美国水务更被国防部下属企业直接掌控,出售水务企业需要国防部的批准。自由主义者们为何不抨击美国的垄断?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上确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提高财务透明度和内部监管的有效性等等。国企也确实存在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但毋庸置疑的是,国企承担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社会责任,客观上阻挡了跨国资本对中国的渗透。正因为有了国企,国内大米价格才会长期低于国际大米价格的70%,政府才有能力通过调整货币发行量和贷款额度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倘若如自由主义者鼓吹的那样,把国企分拆之后私有化,将中石油、中粮集团拆解为几十个、几百个小公司,听任国际垄断资本逐个加以并购、最终把持中国的能源和粮食供给,中国经济是不是就更有前途了呢?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惯于戴着有色眼睛看世界,缺乏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问题的科学素养。《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掷地有声的话,是对他们的绝妙形容——“公等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实践中的低能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更准确的说,它是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共同创造出的思想大杂烩。洛克、边沁、洪堡、康德、密尔、以赛亚.柏林、罗尔斯等学者都可以划归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范畴之中,他们的观点并非高度一致,甚至在许多方面存在冲突。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难以统一,也无法统一。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没有亲自参加高层次的政治实践,怎比得上列宁、孙中山、毛泽东这些等开创时代的领袖人物——他们既有实践又有理论,从不局限于纸上谈兵。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继承了先辈们纸上谈兵的“光荣传统”。自由主义的信徒往往摆出一副清高姿态批判这个社会。做出批评很容易,因为不需要承担实际责任;而解决现实问题则需要强烈的责任感、过人的智慧和出色的协调能力。这些恰恰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欠缺的品质。很多激烈批评政府的人并不熟悉政权的运作,因此以为社会事务的处理非常简单,“如振落叶尔”。他们别说没有当市长,就连当处长的经验都未必有。他们整日把宪政、人权、自由、多党制当作口号挂在嘴边,何曾谈及改善民生、增加分配公平的具体手段?自由主义者们自以为引领时代潮流,可是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幸福感上交白卷的他们,凭什么来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要否定一种事物,首先应该提供比它更好的替代品。他们抱怨今天的中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可是他们为人民群众筹划的美好明天又在哪里?中国的发展需要诚实而有勇气的实干家,不需要迁客骚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清谈扯淡,解决国家在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是重要的。明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人才观很有代表性——用循吏,不用清流。雄才大略的张居正深谙中国文人的弱点:那些喜欢做道德文章、标榜清高的多是白面书生,并无治国平天下所需的胆识及文韬武略。在实践中的表现还不如那些不会做文章、却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这一论断放到今天仍然适用,整日标榜清高的人不见得就有多么高尚,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故作姿态。陈水扁就是典型的例子:上台前标榜清廉,上台后横征暴敛,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三国演义》里曹操说得好:“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按照这个标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说英雄,连狗熊都算不上。对中国社会的建设而言,他们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而非建设性力量——既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更无政治实践的经验,即使侥幸获得权力,也不过是片刻的小人得志。正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上台后在治国方面皆无所作为,完全沦为外部势力的附庸。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资质来看,亦不过是这个水平而已。
边缘化的必然命运
毛主席历来主张,共产党人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情操和胸怀,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以“怜恤”、“悲悯”的虚伪姿态来看待人民群众。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人民子弟兵奋不顾身前去就灾,宁可自己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解救被困群众。而某些向往自由主义的媒体人却躲在舒适的写字楼里,天天往电脑上敲字骂政府。试问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哪些实际贡献?他们偏执地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评”,自诩为“公民利益代言人”、“社会的良心”,虚伪得让人恶心。冲在抗震救灾的人民子弟兵,个个比他们更有良心。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成名作 《毁灭》中,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在远东游击队里,那个叫密契克的青年自视清高,鄙视工人农民出身的战友,质疑指挥员的领导,在他眼里只有自己最高尚。可是当游击队遭遇日本侵略军、面临灭顶之灾时,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小命,于是抛弃浴血奋战的战友们跑得无影无踪。喊起口号比谁都响,打仗跑得比谁都快——时下在网上整日牢骚满腹的自由主义者,与当年的密契克并无本质区别。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时常自我标榜为“公共知识分子”,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当下主流民意乃是“人心思定”,期待国家能够在平稳发展中逐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却整日鼓吹“政府和社会关系不正常”,唯恐天下不乱。人民群众有自己的主张,根本不需要这些认贼作父的白眼狼来代言。自由主义者一向脱离群众,喜欢孤芳自赏,浑身上下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政治主张自然与人民群众的诉求背道而驰。毛主席尽管犯有错误,但他一生真心为劳动人民谋利益,让劳动人民过上了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使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污蔑毛主席,否定中国革命的客观成果,恰恰将自己摆在主流民意的对立面。
尽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值得欣赏,但也不应将他们一棒子打死。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群体可以大致分为2个亚类。一类是愤青型自由主义者,一部分涉世不深、缺乏判断力的年轻人对腐败、分配不公等社会现状不满,再加上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弱化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使他们以为质疑政府的反潮流行为是很时髦、很有意思的事情。这部分人其实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只要党和政府以实际行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自身形象,再加上对舆论的正确引导,完全可能使许多愤青型自由主义者逐步走向理性;使他们将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化为解决问题的动力,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
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通过切实可行、讲究实效的方式加以解决。游行示威和街头政治本身并不能解决深刻的社会问题,历史已充分证明这一点。我曾接触过许多位参与1989年学潮的人,其中有的还在天安门广场住过好些日子。而今年已不惑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承认:当年的做法感性多于理性,闹得再大也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而且当年他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治国主张,真要是把全国上下都弄乱了,恐怕社会状况会更糟。时光让昔日的愤青从批判走向建设,变得现实起来,这倒有些积极意义。
另一类则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部分人极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不惜充当西方势力的铁杆走狗,成为它们分化、西化中国的急先锋。这部分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突出特点是:政治上无知,行动上无能,气节上无耻。无知、无能、无耻,加上脱离群众,使他们无法逃脱被中国社会边缘化的可鄙命运。天天唯恐红旗不倒、天下不乱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是国家的败类、社会的渣滓、人民的敌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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