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塑化剂”风波过去一个月后，6月28日，台湾喜气洋洋地迎来了首批抵台的大陆自由行陆客。

　　一下飞机，这批大陆客便收到了台湾有关方面精心准备的“大礼包”——不仅台中市副市长亲自接机，还被赠予台湾名品糕点、珍珠奶茶、新鲜水果……

　　“问题是，你敢喝吗？”另一个场合，一位淡江大学教授如是问刚刚回台的友人。后者犹豫了一下，放下奶茶，改喝白开水。可事实上，已在有“毒”危机中“浸淫”多日的台湾人很少这么“讲究”，他们继续吃冷饮、喝果汁。如被问起：“塑化剂”风波真的过去了吗？他们会说：“慢慢过去了，有部门检验呀。”

　　有的谨慎、有的随大流、有的“无所谓”，台湾人个性的多元化，只是多元台湾的一个缩影。这里也有不同的阶层：有的富、有的穷：这里也有不同的“景致”：你可以为阿里山、日月潭风光由衷赞叹，但也别因为可能路遇“钉子户”而太过诧异。

　　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经济腾飞的台湾，其光鲜的发展背后，各种社会问题同样真实存在。当大陆客踏进寻常百姓社区、跟台湾人同桌品餐时，当台湾人拧毛巾泡温泉、大陆客也裸身在旁时，当台湾人不再眼望着大陆客被游览车接去载来、而是与他/她四目相对时，他们所诉说的烦恼与无奈也正是台湾的另一面

　　富裕社会的穷人们

　　台湾收入最高的族群，年平均近281万元，但最底层的穷人全年所得只有9.9万元，两者相差28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斌华发自北京“你别再以为，只要咬牙忍一忍，好日子还会回来，你可能已经从中产阶级沦落到‘下流社会’而不自知。”这是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2006年年底针对台湾说过的一句话。

　　大前提出了著名的“M型社会”理论，大意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如同英文字母“M”一样，社会变成双峰结构，一边穷人变多，另一边的富人也变多，而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约有80%的人生活在中下水准。他认为，美国、日本都已步入M型社会，而台湾地区正在向“M型”发展。

　　4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一论断的现实依据在台湾日益明显。随着明年1月台湾“大选”的临近，贫富分化问题已开始从社会问题向政治问题演变。

　　台湾究竟有多少“穷人”

　　2011年1月27日上午，“大陆首善”陈光标从下榻的台北圆山饭店出门时，遇到一名60多岁的贫妇拦路诉苦，说她没有收入，要照顾88岁的老妈妈。陈光标一口气给了总计7万元(新台币，下同。1元人民币约合4.45元新台币)的3个红包。妇人激动地边擦拭泪水边说，自己从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钱，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钱实在很感谢，也很珍惜。

　　当天中午，陈光标准备前往餐厅用餐时，一对父女下跪拦路求助，陈光标再发2万元红包给他们……

　　台湾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加上独特的“高调行善”方式，让陈光标大发红包的宝岛之行深深刺激了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直观地显现在大陆面前。有大陆人特地打电话问笔者：“台湾不是挺富有吗，怎么还有那么多穷人？”

　　当然，每个社会都有穷富之分，台湾自不例外。笔者在台湾驻点居住的亚太会馆位于台北信义区，附近就是101大楼、新光三越等豪华商住大楼：双B名车和衣着光鲜的男女出出入入；被称为“贵妇百货”的商店里，一个奢侈品牌包动辄数十万元。而与此仅一条忠孝东路之隔，便看见不少普罗大众在路边摊、小地摊和巷子中的小吃店里辛苦谋生。

　　今年5月20日，色彩偏绿的“新台湾国策智库”在马英九上台3周年前夕公布民调显示，近8成受访者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近五成受访者认为个人经济状况不如去年，经济成长是无感复苏；约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反而变差。

　　从1997年开始，台湾低收入户逐年增多。2006年之前的6年，台湾低收入户平均每年以6.53%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年有13832人沦入下层社会。而台湾“财政部”旗下的财税中心在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台湾所得最高的族群，平均年收入近281万元，但最底层的穷人全年所得只有9.9万元，两者相差28倍。

　　事实上，贫富差距可能比数据更严重。因为低收入户穷到不需缴税，而许多有钱人以投资股票、买卖土地房产“钱滚钱”，身家越来越大，但实际上缴的税很少。

　　近年来，台湾媒体时常有一些家庭因贫穷而走上绝路的报道，自杀成为台湾十大死亡原因之一。相关网络民调显示，占台湾人口60%以上的薪水阶层，有75%自认过得不快乐。绝大多数上班族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属于贫穷状态，他们当中有20%的人痛苦指数已达最高级，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穷”。

　　在台湾，贫富差距还与城乡差距、南北差距夹杂在一起。按照台湾“内政部”的最新消息，就以县市别来看，台湾地区平均每户所得最高的是台北市，达113万元；最低的则是南部的农业县嘉义县，平均只有62.8万元。北南、城乡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公司倒闭，只能开计程车”

　　在经济腾飞年代，台湾从贫困到暴富，曾是一个藏富于民的“橄榄型”均富社会。1998年台湾的贫穷率还不到1%，但2007年已上升至5.6%，如今更成为一个贫富分化较为严重的的“M型社会”。

　　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台湾近十年来政治内斗不断，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2007年的一次调查结果就显示，在致贫原因中，选择“没有工作机会”的比例由1997年的47.8%升至2007年的62.7%。笔者在台北经常要坐出租车外出采访，接触的司机以前多是在公司、工厂上班，“后来公司倒闭了，只能开计程车了”。

　　其次，台湾当局对解决社会所得分配不均长期重视不够。据台湾“财税资料中心”统计，以工业与服务业受雇员工每人每月平均经常性薪资而言，从2001年至2010年，十年来仅增加4.89%。而同期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却上涨了9.62%，台湾人均GDP与人均所得却分别增长了28.8%及31.4%，可见十年来台湾受雇员工的实质薪资是下降的。再以大学毕业生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新鲜人”的月工资在3万元以上，现在却降到2.5万元，加上物价上涨，初入职场的大学生收入实际上不升反降。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朱云鹏也曾指出，造成台湾贫富分化的根源是当局政策设计失当、执行力不足，如果今后政策仍重“利富”而不重“利贫”，穷人的日子只会更加难过。

　　还有南北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扩大，也是造成“M形社会”的原因。1949年后，台湾当局长期重北轻南，南部地区在经济、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都与北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两重天”。每逢选举，国、民两党都针对缩小南北、城乡差距开出很多支票，但上台后却都落实不力。

　　贫富鸿沟考验马团队智慧

　　贫富分化严重，多数基层民众没有感受到“马上好”——特别是两岸经贸蓬勃发展、台湾经济强劲复苏的好处，这是自2008年5月以来，国民党在多次选举中连遭败绩的重要原因。民进党等反对势力则趁机操作，在岛内政治现实下，贫富差距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与敏感，成为决定明年“大选”国民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此，马英九当局不敢轻忽。去年8月19日，台“行政院长”吴敦义在“行政院”会上表示，当局负有很大的责任，必须正面因应，积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今年2月，马英九在主持一次新春团拜活动时，强调“均富”的重要性，希望有关部门全力以赴，实践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生主义，让财富分配更平均，让贫富差距缩小，让社会弱势获得更多照顾。

　　今年3月到6月，台湾当局先后决定加薪、开征奢侈税，同时对物价上涨采取高压政策。今年7月1日，台湾开始施行《社会救助法》，调高贫穷线，放宽补助对象范围与增加补助项目等。按照新制，初步估计低收入户将由11.2万户增加为13.3万户；另新增中低收入户18.3万户，总计照顾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的涵盖率由台湾总人口的1.18%增加至3.7%。

　　不过，在离明年“大选”投票只剩半年的时间里，民众还有多少耐心等待“马上好”尚不得而知。但自蓝绿开打选战以来，民进党以中下基层代表自居，从贫富差距入手，操作阶级对立、南北失衡等问题，撩拨民怨，火上浇油，企图坐实马英九和当局“执政无能”。

　　“千错万错，都是政府的错。”岛内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贫富悬殊的恶果与十几年来轮替上台的国、民两党都有责任，但舆论和普通选民很容易归咎于现在的国民党，“M形社会”的责任只能由马团队来背。所以如果国民党想延续掌权，在缩小社会日益扩大的鸿沟上，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好的办法与更大的魄力。(系本报在台驻点记者)

　　高房价与求职难，加上人口众多、交通拥堵，令一些人在台北“活不下去”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林崇胜发自台北、北京若要问台湾民众现在最大的民怨是什么？10个人中，大概有7个人会答“高房价”。根据去年年底台湾一家地产中介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台北市去年的房价与民众收入比一举突破10倍大关。排在其后的依次是新北市(7.89倍)、桃园、新竹县市(6.67倍)，以及大台南、大台中和大高雄(≥6.44倍)。

　　这六大区域的民众绝大多数认为，房价“不合理”。而“抗议者”中除了普通百姓，更不少政客、高官。其中，就连掌握4000亿美金外汇储备的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也是“苦主”之一。这被外界认为是促成彭淮南决定今年祭出拉高利率、紧缩银行房贷银根、提高头期款额度至3成，甚至间接促成台湾当局颁布“奢侈税”的背景因素。

　　“央行”总裁也买不起房

　　在台民众心中，从“央行”基层干到顶峰，已经当了12年总裁的彭淮南一直是一位勤政廉洁、奉公守法的优秀公务员模范。多年以来，他除了除夕夜之外，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报到，以便随时掌握瞬息多变的财经信息。

　　根据台当局每年公布的政府预算及官员薪资，彭淮南月薪新台币18万元，存款近700万元。但他目前居住的地方，却是一个位于台北市区内，没电梯、也没公共设施的160平米的老旧公寓。

　　去年，因儿子决定带妻儿回台工作定居，现有的公寓根本容不下三代同堂。因此，彭淮南才被迫在繁忙的公务中，抽空去寻找第二套房。

　　但没想到，从台北市中心看到近郊，越问房价，越让他感到不安和挫折。他发现，自己和在金融业工作的太太努力一辈子，竟然还买不起台北一套能够共享三代天伦之乐的新房子。

　　不只是彭淮南，连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子、现台塑集团总裁王文渊去年也语出惊人：“现在台湾(指台北)房价很高，谁买得起？连我也买不起”。王文渊还进一步强调，“台北房价高得离谱，就算有钱，花这样的钱也不值得。”

　　大台北地区房价最高

　　客观而论，台湾房价涨势最凶猛的，主要是在大台北地区(台北市、新北市)。至于其他城市的房价，除了特定部分区域外，涨幅仍然稳定。不过作为台湾“第一大城”，台北和新北的房价让不少中产阶级叫苦连天。

　　以台北市为例，其面积近300平方公里，无论是居住或工作，每天聚集的人数超过400万，占台湾总人口的17%。人口如此稠密，地皮金贵，房价自然居高不下。此外，马英九上台后，两岸交往日益密切，台湾经济开始一定程度的复苏。热钱、外资、台商资金不断涌入台湾，又促涨了这里的房价。

　　台北市的住宅究竟有多贵？以市区为例，屋龄1年内的新房子其售价每平米约合5万元人民币，甚至有某些标榜所谓“豪宅”的特定建案项目，金额高达每平米14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天价”，即便对人均年收入已逾2万美元的台北居民而言，也必定“高攀不起”。

　　而如此惊人的房价，至今仍在“进步”中。据相关部门统计，在大台北地区，从2009年到2011年第一季，房价已经飙涨28.5%。同时，亚洲8大国际城市的房价，台北排名第五，仅次于香港、东京、新加坡和首尔。

　　台版楼市调控组合拳

　　买不起房，自然也不敢结婚，高房价引发的社会问题一连串。

　　为此，今年4月，在国民党、民进党难得的大团结下，台当局不惜下重手治理，通过了“奢侈税”，并于今年6月正式实施。除了对法令中锁定的高价汽车、重型机车、私人飞机及游艇外，当局主要目的就是“打高房价”。其中一项“杀手锏”是对没有实质居住、并在两年内转手卖出房产者，课以一次性10%到15%的税额。

　　已体验“民间疾苦”的彭淮南，还下令收紧地产开发商的余屋贷款。台当局还提出了“社会住宅”(类似大陆公租房)、“合宜住宅”(类似大陆经适房)等一整套新住宅设施方案。希望从源头上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问题。

　　这些重拳调控方案颁布后，民众和地产市场也在密切观望。目前，非自用住宅、两年内新成屋受影响最大，交易量缩减最多。根据统计，大台北地区屋龄两年内的新成屋，成交量减少至奢侈税前的1/3。但在价格方面，奢侈税实施后的大台北地区的房价，仍有些“不给力”。台湾《住展杂志》上个月公布最新的新屋与预售屋房价显示，台北市2月平均成交价为每平米4.98万元人民币，目前平均成交行情为每平米5.2万元人民币，奢侈税后房价比政策上路前上扬了4.7%，同时刷新台北市平均房价新高点。

　　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分析师郑贞茂表示，台湾的房价可能因新措施调整15%到20%左右，但这种调整对一般人买得起房子效果有限。(系台湾媒体人)

　　教育：上大学也要“拼爹”

　　有钱学生多数就读学费便宜的公立大学，穷学生却大多聚集在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并因此不得不申请贷款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郑圭雯发自台北午后的台北街头，倚着奔驰车门的六年级学生小夫面露疲态：结束学校课业后，他还得往返补习班、才艺教室之间，周末还需接受家教辅导，“整周都在学习”。与此同时，和外公、外婆相依为命的台东县鹿野国中生彩薇，必须和姐姐轮流煮晚饭，农忙时还得采咖啡豆贴补家用，一斤工资是18元(新台币，下同)。彩薇自言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刚为毕业旅行攒足了费用。

　　富学生、穷学生，两种生活境况虽各有甘苦，但背后展现的图景眼下已成为台湾教育最迫切的课题：每年秋天，将近30万名孩子欢欢喜喜进入小学，开始接受义务教育，为九年后的升学考试作准备；但这当中每年至少有3万人，会因家庭经济状况、城乡落差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才踏入校园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

　　富家庭：2000万培养一个台大生

　　以台湾最著名的高校台湾大学为例。虽然台大是公立大学，学费相对便宜，但殊不知，能上台大的学生几乎可以说是用钱“堆”出来的。

　　这与台湾15年前启动的教育改革密切相关。过去，台湾实行大学联考制度，“一试定终身”，这被认为是台湾教育病态的根源。1994年，由数个民间团体推动“410教育改造运动”，逐渐改变了其后的大学入学方式。目前，台湾高校入学考共有两种考试成绩，包括学科能力测验(高三上学期期末、约每年1月举办)，以及指定科目考试(7月举办)作为入学申请依据，此为“一试变多试”。入学管道则包括“推荐甄选入学”(以学测成绩申请)，“考试分发入学”(以指考成绩申请)，另外还有独立招生的“繁星计划”，也做到了所谓的“多元”。

　　不可否认的是，多元入学在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多数人的利益。例如：拥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可以透过“推荐甄选入学”进入合适的大学科系就读；各学校和科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与特色，筛选适合的学生来就读；“繁星计划”则是照顾到偏远乡镇的优秀学生；而一般考生也可选择“考试分发”入学。

　　然而，所谓的才艺和高分，却跟家长能提供的资源直接挂钩。

　　今年18岁、刚要上大学的小玲就是享受父母能提供众多资源的考生代表。她5岁起学钢琴，一个月至少1万元的学琴费用，造就她的音乐素养；每年寒暑假出国旅游，一次动辄10万元的旅费培养她的国际视野；此外，还请了英国籍的老师当她的家教老师。毫不夸张地说，小玲的成长过程，无异于一次漫长的抛钱历程。

　　台湾杂志《天下》曾计算过，在台湾养一个小孩到20岁成年为止，普通家庭至少要花费300万元，但平均估算能上台大的学生，他们平均的成长教育费用至少2000万元。相形之下，台湾平均月薪收入水平不过4万元左右。

　　在新竹县义务为原住民小孩补习的曾修嫦老师直言：“来这里上课的孩子，有的刚进来时英文考不到十分，总分只有三四十分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初中毕业，连英文26个字母都还不会，这怎么跟人家比？”

　　穷孩子：学费贷款12年才还清

　　于是，在台湾教育界呈现出这样一种“怪现象”：有钱学生反而大多数考上学费便宜的公立大学，但穷学生大多聚集在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并因此不得不申请贷款。

　　去年《中国时报》发现，对很多申请就学贷款的学生而言，35岁以前一直得做的事情就是“还债”。

　　现在东吴大学研究所就读的李小姐抱怨道，自己还没有开始研究所学业前，光是大学学贷就有60万元，要花12年才能偿还完毕。若再加上家中两位妹妹的学贷，全家负债已超过百万元，真可谓“不可承受之重”。李小姐表示，全家人都一直努力想要过好一点的生活，但即使所有的小孩都受了高等教育，生活只是更艰辛、更痛苦，未来的希望不知在哪里？

　　对此，长期关怀教育议题的台湾前暨南大学教授李家同认为，教育上的“贫富”差别根源在于社会本身贫富差距扩大，加之教改方向偏差，导致问题愈来愈严重。他甚至批评“教育部”许多政策，都是由优势学生家长所主导，忽略了弱势家庭及孩子的需要，以致产生许多教改乱象。

　　15年前，教改运动曾经勾勒未来学童的图像：“不再背着沉重书包，毕业拥有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相处，学会成长…等可以带着走的十大基本能力。”但事实是，15年后，减轻入学难度、增加入学管道，反倒造成大学生素质低落、学历贬值、就业困难，且穷者愈穷。(系台湾媒体人)

　　总共21个社会信任对象的排序中，法官及检察官仅分别占第16名与第15名，沦落至和命理师同一方阵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杨宗澧发自台北“记者与法官，你更信哪一个？”在今年5月岛内“远见民调中心”进行的“台湾信任调查”中，大多数民众不约而同选择了“记者”。而总共21个社会信任对象的排序中，法官及检察官仅分别占第16名与第15名，沦落至和命理师、“名嘴”同一方阵。调查结果公布后，岛内司法界一片哗然。

　　“司法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但事实上，今年年初的另一份调查数据就已给台法官们敲了警钟。这份源于台湾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有78%的民众对法院审理案件持质疑态度，有74%的民众质疑检察官办案公正性。

　　“集体受贿”与“恐龙法官”

　　为什么会有七成以上的民众不信任司法？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与过去一年多来两起著名的司法事件密切相关。

　　去年7月，台湾“高等法院”法官陈荣和、蔡光治、李春地及板桥地检署检察官邱茂荣等人，因涉嫌收受前“立委”何智辉贿赂而遭到羁押。这件集体受贿案引发台湾社会强烈反弹，而当时的“司法院长”赖英照以及“高等法院院长”黄水通更因此案引咎辞职，创下2名“司法首长”因腐败案件同时下台的首例。

　　然而，民众的不信任与愤怒并未停止。去年8月间，媒体接连揭露几起性侵害案件被莫名轻判，引发网民们纷纷响应“开除恐龙法官”的网络联署活动；9月25日，上万民众更开展“白玫瑰运动”，于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前聚集，呼吁当局重视司法改革，要求淘汰不胜任的法官、检察官，避免司法与社会脱节。

　　“司法人员集体收贿案”与“白玫瑰运动”，普遍被认为是影响台湾司法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这两起突发事件的背后，却刚好凸显了台湾司法存在已久的问题。

　　谁来监督监督者？

　　国民党前秘书长许水德曾公开说，“法院是执政党开的”。一句话道出“司法不独立”的斑斑凿痕。而在后来与此有关的改革中，岛内政治社会学者王金寿认为，其中很重要一部分来自于由检察官发起一波司法独立运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由法官发起的改革运动主要包含事务分配的改革以及参加人事审议委员会(简称“人审会”)选举等。

　　事实上，“司法独立”是一方面，近10年来，随着民主转型与政党轮替，司法改革运动开始更积极转向对于“司法问责”的诉求，要求司法体制响应民意，接受监督，确保司法独立不会扩张为“司法滥权”。

　　而这一波的“问责”，多以体制外的律师或民间司改团体为主体。不过，经历二次政党轮替至今，面对来自民间、法官、检察官等三方的角力，台湾司法体系至今仍无法真正建构一个具有问责机制的“法官法”或“检察官法”。

　　比如，像“人审会”这样的机关，纵使有了法官自治选举的独立性，却无法回避“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人审会”委员全部源自司法系统的“自己人”，因此反而有可能演变为另一种专断或傲慢，尤其当“人审会”对法官的人事升迁、调动甚至惩处，无法积极响应民众的期待与需求时，体制保障了一部分劣质的司法人员得以继续生生不息，使司法体系看来就像一潭死水。以去年发生的司法腐败案为例，当中涉案的高院法官陈荣和即是“人审会”的成员之一。

　　此外，虽然近年来检察官体系的问题已逐渐去除“政治化”标签，但检察体系办案的独断、滥权问题始终为人诟病。从大型企业的经营者到社会底层一般百姓，均有人都可能是“恶检”押人取供或滥行起诉的对象。甚至过去被视为“改革派”的检察官，在近年来亦有人因办案质量与效率的低落或对当事人态度恶劣，而被公开检举为“恶检”。检察官的权力究竟应该扩张到多大？同样是影响民众对司法信任的重要课题。(曾任台湾民间司改基金会执行秘书)

　　政党遍地难出头

　　在100多个政党中，不乏“针锋相对”的党派。比如，“世界和平党”与“世界和平中立党”、“台湾我们的党”与“台湾吾党”、“保护台湾大联盟”与“保卫中华大同盟”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于强发自北京从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解除党禁至今，24年时间里，2300万人口的台湾现在已经拥有了187个政党。除了国民党、民进党，大多数政党的称谓不仅大陆民众极少耳闻，就连很多台湾当地民众也道不明白。

　　政党命名最爱“中华”

　　在187个政党中，有“中华民国自由自在党”、“中华正统党”、“大中华梅花党”、“先进党”、“东方红党”，也有“白党”、“红党”、“绿党”；有“凤凰党”、“台湾黄金党”、“人民声音广播党”、“人民最大党”，也有“孝道党”、“尊严党”、“全民忠义党”等。

　　仔细观察这些政党的名称就不难发现，许多政党起名时都钟爱“中国”、“中华”等词，紧随其后受欢迎的还有“台湾”、“民主”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

　　中国人模仿的能力从来不落人后。很多政党的名字也颇有针锋相对、互相竞争之势：比如“世界和平党”与“世界和平中立党”，“台湾我们的党”与“台湾吾党”，“保护台湾大联盟”与“保卫中华大同盟”。

　　2005年7月，政治立场上倾向泛绿的“台湾国民党”在南投县埔里成立，时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马英九表示“两党党名不会造成混淆”，但是泛蓝的支持者还是难以咽下这口“被山寨”的气。同年10月，以周庆峻为党主席的“中国民主进步党”在台北成立，与泛绿的民主进步党不同，“中国民主进步党”政治立场上倾向泛蓝。这场“政党山寨战”终以蓝绿两大阵营打成平手而告终。

　　组党容易解散难

　　早在戒严时期，在台湾筹组新政党是违法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次组党尝试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刚刚解除戒严时，台湾地区还不允许主张共产主义的政党备案登记。直到2008年6月，才正式解除了对组织“主张共产主义”的政党的限制。于是，在随后不到两年时间内，台湾一下成立了4个党名中含有“共产”的政党，他们是“台湾共产党”、“中华民国共产党”、“中国共产联盟”以及“台湾民主共产党”。

　　这些年来，新设立的政党不断涌现，但是被撤销的政党却少之又少。这个现象与台湾现行政党管理制度有关。按照台湾《人民团体法》的规定，设立一个新政党其实十分容易——在政党成立大会之后，把政党章程和负责人名册拿到“内政部”备案，只要新政党的名字与现有其他政党名字不重复，就算成立了一个新政党。

　　但是要撤销一个政党就比较困难。如果某个政党自愿撤销，需要经过党员代表大会半数以上代表出席，在三分之二的出席代表同意撤销政党的情况下，报“内政部”备案。1994年12月，“中华社会民主党”创党元老、首任党主席朱高正致函台“内政部”，要求撤销“中华社会民主党”备案。“内政部”就依照“政党撤销必须经党员大会同意”的规定，认为朱高正虽为创党主席，但由于撤销程序不合法而对其要求予以拒绝。近些年来，作出类似撤销决定的政党一个都没有。

　　如果想撤销某个政党，更是难上加难。“内政部”有一个政党审议委员会，专门负责做出对政党的处罚决定。这个委员会由社会人士组成，而且同一党籍的人士数量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一半。当这个审议委员会决定解散某个政党的时候，必须把相关证据送“司法院”，由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决定。这些年还没有政党被行政机关解散的前例。

　　小党生存举步维艰

　　虽然“解严”已有时日，且政党数量逐年有增而无减，但如今成立的新党再无法与今天的国民党、民进党相抗衡。

　　1993年，国民党内的少壮派团体“新国民党连线”脱离国民党，筹组“新党”，一时间，台湾政坛形成了三党竞争的局面。不过随后不久，由于新党陷入严重的内斗，元气大伤，台湾的政党政治开始渐渐偏向两党制。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后，失败的宋楚瑜筹组亲民党，分享本属于国民党的泛蓝政治资源。而李登辉则筹组“台湾团结联盟”，抢夺本属于民进党的泛绿政治资源。此举让台湾政坛又回到多党政治的轨道上。

　　此后几年间，国民党必须凡事与亲民党协商，而民进党必须时刻关注“台联”的感受。于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痛定思痛，原来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告别与友党协商时代”的这个议题上取得了空前一致。

　　在2005年的最后一届“国民大会”中，台湾政坛一改过去依靠蓝绿划分政治阵营的方式，变成“大党阵营”对阵“小党阵营”。在国民党与民进党史上第一次联合的情况下，“国民大会”通过了“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立法委员”选举制度。这意味着，小党和比较极端的候选人失去了足够的当选空间和可能。随后，亲民党和“台湾团结联盟”的政治人物纷纷回流国民党、民进党，台湾政坛两大党竞争的局面再次形成。

　　今天，如果有人想从政，他必须选择加入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失去两大党支持的政治人物，在台湾政坛脱颖而出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所有的阳光雨露、肥料都被两大党吸收殆尽的情况下，众多小党因营养不良而发育受阻也就不足为奇了。(系国际关系学院青年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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