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中国能不能实现“和平崛起”？
——从郑必坚的“博鳌”论文谈起
2003年，在海南的博鳌论坛上，学者郑必坚的一篇《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讲演》，正式提出了“和平崛起”一词，从此，“中国和平崛起”的提法就逐步传播开来。
今年7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访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了题为“亚洲的合作安全与地区稳定”的演讲，并在与该校师生交流时道：“如今，中国不是兴起的大国，而是已作为世界大国登场。”意思是说：中国已经“崛起”了。
那么，现今的中国真的“和平崛起”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明确“和平崛起”的概念内涵。
什么是“和平崛起”？
什么是“和平崛起”？顾名思义，“崛起”者，突起之义也。所谓“和平崛起”，当然是指通过非侵略战争手段，获得国家迅速发展的成功。
那么，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也就是发展到了怎样的标准，才算成功，才算是“和平崛起”了呢？
很可惜，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如今却没有一个答案。综观首创“和平崛起”这个名词的郑必坚论文——《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讲演》，全文虽环绕“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展开，讲述了“怎样看中国的发展问题”，“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和“中国崛起同亚洲的关系”三个问题，可就是没有回答“怎样才算是‘和平崛起’？”这个“崛起”的标准问题。
请问：像现在这样的中国，算是“和平崛起”了吗？马伦说：是；郑必坚又认为：不是。
郑文说：中国有13亿人口，这就产生了一道“13亿人的乘除法难题”：
“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
“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中国到了“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行文的意思很明白：中国要强大，还早着呢，还够几代人“忙活”着哩！
也正奇怪，既然离“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远着呢，那么，为什么又要那么早就嚷嚷“和平崛起”这个词儿呢？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倒是论述过的，只是那时不叫“崛起”。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使用“崛起”一词，但对中国发展的目标却是明确的，那就是：摆脱落后，不受欺侮，赶超美国。
如果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那如今的中国，就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当今我们不仅尚未真正摆脱落后；而且还在继续遭受霸权主义的欺侮（台湾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在强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国家统一，其他还有“藏独”、“疆独”、钓鱼岛、南海诸岛等问题）；更远未在经济、科技等领域赶上美国。有鉴于以上现实，结论只能是：中国尚未“和平崛起”。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那么，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呢？
按照毛泽东的三条标准（摆脱落后，不受欺侮，赶超美国），如果能依照他的《论十大关系》理论，坚持按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应该是能够的，而且是毫无疑义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决定它的发展必然不可能走向外扩张掠夺的道路，而只能是和平性质的，或者说，必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世界历史表明，以欧美、日本等为代表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都是靠向外扩张侵略，靠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屠杀才发展起来的。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它们就是靠着这种方式来获取殖民地市场、原料基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到沙俄，再从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到日本，有哪一个资本——帝国主义不是走这样一条道路的？
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以来，以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才真正摆脱了靠向外扩张、掠夺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必然大大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政权不仅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全部资源；而且还能把剥削制度下被剥削者掠夺走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一概转化为国家投资——投入再生产，这就必然会大大地加快发展速度。
以苏联的发展为例，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然而，革命后，1922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正式建立，从1928年起，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36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欧洲第一，占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990年解体时降至第三位），应该说，社会主义苏联迅速完成了“和平崛起”！
社会主义苏联的“和平崛起”已为历史所证实。那么，中国行不行呢？而且发展的目标竟是超越美国。上世纪50年代，在很多人的眼里，美国是个“最强大的国家”，它似乎是不可能超越的。可是毛泽东的答案则是肯定的，对此，他曾作过具体的分析：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说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完全应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政部门的传统》）
当然，社会主义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搞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远不如苏联。然而，28年的毛泽东时代，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化了两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历程。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据美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前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提供的材料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虽然遭遇到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参见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中国已成为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忧虑的经济体，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强国。20年后的1996年，美国的钢产量为9500万吨，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已达10124万吨，突破一亿吨，超越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当然，谁都知道，某一单项的超越不代表整体的超越，但这一史实充分证明，中国要赶超美国是可能的。
可见，如果坚持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要在总体上超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
背离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和平崛起”
1979年以来，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我国推行了“改革开放”路线，用郑必坚的话说，就是走了一条“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经济与科技的发展需要与外界交流，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封闭式发展”，其实根本不是中国自己的愿望。人所共知，毛泽东所以没有在1949年收回香港，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留下一个“窗口”，以便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后，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按理中美的敌对关系也应该终止。可是，由于冷战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硬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孤立、封锁、包围中国。可见，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中国自己要封闭自己，愿意搞闭关自守，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相反，1972年，也正是毛泽东抓住了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通过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了大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并进一步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交。任何人只要能尊重客观历史，就不得不承认：难道不正是毛泽东打开了东、西方交往的大门？新中国历来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进行各项交往。
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发展，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总量来讲，确实是加快了（尽管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出卖毛时代的遗产——国有土地和公有制企业得来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983亿元，按贬值了的美元计算，已达58786亿美元，超越日本4044美元，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统计资料还表明：自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我国GDP平均年增长速度为9.8%。
如果仅看这个GDP数字，人们一定会沾沾自喜，自然会认为：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算完全“崛起”，至少也是在靠近“崛起”吧。然而，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看问题绝不能只看表象，有些事情的表里往往是不一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前文已经提及，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能够“和平崛起”的；可就是没有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是“和平崛起”的，有的只能是“战争崛起”（近代西方大国一概如此）。
“改开”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了。然而，大量事实表明，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领域，它已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那么，它还能“和平崛起”吗？笔者的结论是：肯定不能！不仅不能，相反我们国家还可能在外敌侵略下陷入遭受肢解的噩运。
谓予不信，那就不妨透过亮丽的GDP数字表象，再看看其内在是什么？
第一，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外资的奴隶。
早在2007年6月，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曾写过一份名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的研究报告，该文以铁的事实表明：自“改开”以来，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全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高梁在文中写道：
“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金，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现在，又是4年时间过去了，这一情况是改善了呢，还是更为严重了？结论是人所共知的，是更严重了。
当前世界的主要跨国公司，无一不在中国得到巨大的发展。包括微软、英特尔、IBM 、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朗讯、富士通、宝洁、惠普、联合利华、诺和诺德、SUN 、通用汽车、大众汽车、松下、东芝、北方电讯、雀巢、阿尔卡特、拜耳、米其林轮胎等大型跨国公司，它们不仅每年在华攫取数以十亿、百亿计的巨额利润，还通过独立的研发机构，在信息通讯、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垄断技术优势，从而牢牢控制中国经济。可是30年来，除了国家垄断行业，中国自己并没有培育出能与上述著名跨国公司比肩的大企业。
2009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一次讲话中披露：在中国汽车、化妆品和家电等消费品领域，外国品牌和进口产品分别占据了中国市场的70%、75%和50%的份额。截至2008年，中国整车汽车企业130多家，其中几家大企业都已与外企合资，自主品牌轿车的市场占有率不足30%，在482万台轿车发动机产量中自主产权的仅占24.5%。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轮胎中，68%是外企生产的，在中国国内销售的汽车，外企也占半数左右。
2009年3月，国内品牌在LE D液晶电视市场占比曾一度高达72%。但是，到6月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外资品牌在LE D液晶电视市场的份额从3月份的28%增长到89%，而国内品牌所占市场份额却跌至11%。
另据权威部门透露，我国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含外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到65％，有些地区甚至达到80％到90％。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含外资）在GDP中的比重约占65％。
请设想一下，那一天或许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外资企业来一个“撤资”行动，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中国经济被外资控制的情况下，中国还能真正地“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
第二，国有资产被“改革”，人民背上“五座大山”。
新中国是百年中国人民付出数以千万计先烈的牺牲、浴血奋战的产物；毛泽东时代创立与积累起来的公有经济，则是在新中国这一基础之上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历经28年的辛劳苦战的成果，它是全国人民的褔祉保证。
可是，经过“改革开放”和“改制”（实为私有化运动）后，如今这些公有资产在哪里呢？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讲，尚有军工、电网电力、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七大行业由国家绝对控股，其他全私有化了。（参见《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
温家宝总理也坦言：“单就你提到的所谓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就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答中外记者问）
各项“改革”的结果，除了外资、内资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以外；另一边则是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地，亿万农、工劳动人民重新背上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五座大山，年轻一代沦为终身“房奴”，有1.5亿农民工沦为资本的血泪奴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
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坦言：“从整个社会来讲，中低收入的占大多数。我们国家低收入的大约两亿七千万，困难群体大约有一个亿！”（见“人民网”）与此同时，中国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和亿万富翁。
对中国的两极分化状况，连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略萨也感到惊讶：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贫富差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中国也许是唯一接受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加入共产党的国家。”“邓小平将集体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贫困国家转变为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诺奖得主略萨访华之后谈观感：“一切都展示着现代化繁荣与活力”》，见2011年7月7日《参考消息》）
第三，私欲横流，精神文明崩溃。
“改开”30多年来，GDP虽然增长了几倍（暂且不讲它是怎样实现的），但我们国家、民族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诸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私有制恢复，道德败坏，等等，而最为严重的则是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丧失，以致私欲膨胀，物欲横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彻底崩溃，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真正是危害无穷，祸害子孙！
搞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必然是少数人发财致富，大多数人沦为贫困。结果是大多数的贫困者必然对社会不满，成为“不稳定”因素，在国内外反华势力策动下，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发生动乱。
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搞私有制，这又必然会使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心有余悸，生怕哪一天国家政策有变。为了保住其财富，他们就不惜背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千方百计地要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国籍，以求成为一个富裕的“外国人”！
据“招商银行和咨询公司贝恩联合发布一份有关中国民间财富的新报告显示”：
“在中国最富有的一批国民中，超过一半的人考虑移民。其中属于富裕阶层顶端、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受访者中，约27%已经成为投资移民。”
报告还提到，2010年估计占当今中国人口约0.04%的“富裕人士”，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例竟占全国的近1/4！其中千万富翁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62万亿元！
这就是说，随着这“超过一半”的“考虑移民”的富人，逐步变成为“正式移民”时，中国至少还要向国外流失31万亿人民币的财富！
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或国籍，这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正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
请设想：如果国内的穷人对国家不满，成为一种动乱的潜在势力；国内的富人，则根本不想做中国人，他们都一心只想“改变”国籍做“外国人”，然后安安稳稳地在中国赚钱。那么，中国的发展还能指望谁？切勿忘记：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永远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那么，为什么又会造成笔者所列的上述三项消极因素的呢？质而言之，一句话：这都是国家在发展方向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既然当今中国已到了这一步，再要侈谈“和平崛起”，岂非只能是痴人说梦！
回归正道，中华“和平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除了中国的内因以外，其实还要受外界因素的制约。新中国建立后，尽管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外交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还是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外来的干涉和侵略。为此，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国防自卫原则下，中国被迫打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1974年中越西沙群岛战争等战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每战皆胜，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更是打出了军威、国威，为毛泽东时代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保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今的中美关系虽也有变化，但美国对中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转变。
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两面政策：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把台湾看作是自己的“盟友”，搞了一个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卖武器给台湾，甚至公然宣称对台湾的“安全”承担“义务”，阻挠中国的国家统一。
另外，美国霸权主义随着其自身力量的不断衰落，又害怕中国的发展，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遏制的双重政策。这就是说，从霸权主义立场出发，美国是不会容忍让中国顺利地“和平崛起”的，它一定会采取政治的（如强化日、韩同盟和离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经济的（如压人民币升值，搞金融欺诈、贸易保护主义等）和军事的（如搞C型包围圈）种种手段进行制肘，直至不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说霸权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决不是不可能的，更不是笔者的危言耸听。假如中国是个小国、弱国？假如中国不掌握战略核武器？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军威？假如中国政治重新回到解放前那样的“一盘散沙”？假如中国政坛出现了21世纪的吴三桂和秦桧那样的大汉奸？那又会怎样呢？这就很难说了。
因为霸权主义的思维逻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动权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而是在它们手里的。需知，发动侵略战争是霸权主义的家常便饭，是它们转嫁危机、改变困境的“灵丹妙药”，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和“基本功”。人们不妨翻一下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有哪几次侵略战争不是霸权主义它们发动的？！
当前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至少要过两个大关：
第一关，国内必须回归社会主义正道。这就得做到两个“落实”：
在全国范围真正落实《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坚决与汉奸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全党范围真正落实《党章》里关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规定。在党内清除“非毛”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势力，在全国人民中重新树立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
第二关，对外必须粉碎美国霸权主义的战争讹诈政策。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挺起腰干，坚持走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国防自卫原则，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95%以上的所有爱国人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贏得胜利。
相信在极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努力下，笼罩在中国天空上的阴霾迟早终将被驱散，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在这个世界上实现“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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