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实现政治软着陆或许可能重新起航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胡锦涛七一讲话，从断代史角度看，基本上采纳了沙建孙、金冲及、梁柱等的版本，比之胡乔木、胡绳、薄一波早期的版本要好，要客观，要进步得多，但未能出现薄一波的毛主席的评价随着历史发展会更高的政治历史含义，也没有体现王震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坦诚的政治判断。从重庆模式到吴邦国五不搞宣誓，从全国性地扫黄打黑到百姓大众各界各层红歌风起云涌，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主旋律到人民大众的种种直接、间接抗争甚至斗争，从精英狼狈不堪、调整方位到民生举措组合拳（要害是廉租房，工资收入，基本福利制度建设），从弱化对文化大革命等的全面系统的正面批判和彻底否定到反思文革反思改革，特别是以忧患意识和风险与危险存在而间接性地反思，并且通过代际性的新涵盖与说法，对改革开放实行扬弃性纠正和肯定性的改正。用心可谓良苦，举措或政治手段不可谓不够老道娴熟。意图无非是设计、驾驭和实现一种类似经济软着陆的政治软着陆。因为告别革命的几十年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政治硬着陆的巨大政治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正确的几乎不可能。那么，政治软着陆的现实可能性如何？风险与前途怎样？各派政治力量的可能选择对策又当如何？
从苏联二十年亡党亡国惨痛历史教训看，最大的战略与策略缺口和失误，苏联千错万错错在丢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中国情况一方面从最高当局的始终不渝的政治清醒看，从一系列象征性法统正统道统看要远远好于苏联，但另一方面，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系统化、学理化和妖魔化来看，又远远坏于苏联。苏联是公开的赤裸裸的从而易于辨别，中国则是柔性的隐形的从而为知识、科学、精英名头所掩盖。在所谓全球化、国际化的国际安全意识和市场经济与产业安全理念与感觉方面，尤其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本质把握上的全民族的意识防范来看，中国比之苏联要差得远。这样一种旗帜与道统上的尴尬与无奈，可能是政治决策力量选择政治软着陆的最为基本的现实主义考量。本来邓小平警示过老祖宗丢不得（指马克思、毛泽东），但政治败家子们和极右派沆瀣一气，把老祖宗的牌位糟蹋得一塌糊涂。国家宝刀丢了，结局和出路或者可选路径可想而知。
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一样，笔者鼓吹过中国经济软着陆。曾深深地以为中国式的经济软着陆，在国际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独树一帜。现在看来，早期的观点过于天真、浪漫，对国际资本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凶险本质认识不足，对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至始至终所受到的世界影响甚至制约（主要来自于核心领导集团的把握政治艺术），把握不当。希望引以为戒，在政治软着陆和其它严肃研究方面，经得起历史检验和未来实践考验。
中国并非进入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逻辑轨道。任何时候，任何政党，任何社会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断言政治进程不可逆转。精英们已经公开承认总体已经丧失改革开放共识。历史机遇窗口通常不会如此偏爱甚至可以说厚爱当今中国的所谓改革派。远的如商鞅，中期如王安石，近期的若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都非但没有如此大度、长时段的社会改革时间窗口，简直横竖就是进退维谷甚至全然无法进行的两层皮坡脚社会震荡。像管子那样的特殊历史境遇，从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当代，给了改革开放派以三十余年的中兴历史时间窗口。改革开放派每每以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综合国力如何这般，并且几乎始终如一地振振有词地谴责前三十年的几乎一切。首先，从真正科学经济学角度，国民经济在接近和进入起飞阶段后，由于网络经济和所有其它马太效应，都会绝对出现经济越益快速高速发展，呈现催生的加速度，从而从经济起飞和加速增长来看，后三十年不但在速度优势上乏善可陈，而且在诸如举国水利体系、教育科研系统和成果，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但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力初级指标等等，一方面坐吃山空地吃前三十年的老本，另一方面又在生态、资源、环境方面透支未来；其次如果把土地或房地产价值增值，借贷债务经济和其它西方国民生产总值计量领域和要素统统考虑在内，尤其是把生态、资源与环境逆差考虑在内，毛泽东时代经济无论从速度还是财富积累，还是产业经济安全，尤其是核心技术和后续发展力，都比后三十年要显著的优越。我们是忠实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是科学真理的捍卫者，我们从不讳言，计划经济有其故有的弊端，绝非十全十美。天底下，太阳下，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除非浸淫在柏拉图的理念王国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世界里。但是，科学品格和学术良心加上科学实证及其现实与历史通盘研究，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比之计划经济不但具有时代方位的落后，而且在综合社会幸福和国民福利创造方面，又存在明显的效率劣势。
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测算与计量结果，尤其是其所有学术理论、学派论证，都是在市场经济分析架构上沿袭了企业公司纯粹微观经营，宏观与国家风险或外部经济与不经济外在给定的基本假设，并且在分析时段和方法上采取短期和静态和伪动态分析的结果。凯恩斯这位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真正翘楚，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灾难深重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失业严重、投资乏力、消费不足的周期性经济震荡，在没有任何学理支持的情况下，打破长期西方经济学教条（萨伊定律），开始了西方世界饮鸩止渴的赤字财政宏观经济学。八十年代以后，号称反凯恩斯主义，主张不但财政而且货币发行规范科学化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以降），则把庞齐游戏的廉价货币把戏，搞成了信用经济或虚拟杠杠泡沫经济，把非理性繁荣变成似乎可以持久繁荣，打破任何周期的经济无限增长，而实际上却是使得国民经济体系和结构陷入到黑洞廉价货币经济的无底深渊。食利资本这种在凯恩斯时代就已经将其定之为寄生剥削资本再次大规模卷土重来，资本运作替代实业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经济，商贸尤其是远程商贸与金融操纵的商贸经济，牢固地控制和定价实体经济，外汇交易、货币倒腾、股票买卖、证券转手，犹如超级全球24小时赌场经济联动，把个全球经济一体化搞得是乌烟瘴气，豪赌成风。
中国主流市场经济设计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学思潮之下，由新加坡模式起步，很快借助于主要是港商台资的所谓海外华侨家族式企业模式和人员资本交流，完成了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经济模式模仿，进入WTO前后，则开始了美日欧模式的比照和转变。但坦率地说，欧美、日本模式中的主要好的精髓方面几乎没有学进去，反倒所有那些最为卑劣、无耻、贪婪的东西，却大行其道；市场市场换技术变成了市场丢了，技术低端还要每每单件付给昂贵的专利费；治理结构或现代企业制度未能形成，反倒管理层收购、老板文化、技术官僚主宰举一反三；国家强有力财政优势不但丧失，而且落后于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导致公共经济体系几乎全线崩溃，新三座大山甚至N坐大山悄然崛起，成为横在人民大众面前，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无限量重负，也给改革开放的理论设计以毁灭性的打击。
外汇储备作为行销世界的绝对硬通货，庞大，世界第一，遥遥领先，曾几何时让自以为改革开放顶层设计师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但国际风险，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美国赖债风险，或至少是汇率市场游戏贬值巨大风险，搞得精英灰头土脸，甚至狼狈不堪。中国的外汇储备完全不同于日本的外汇储备，人家是国际净头寸，特别是日本拥有的海外三万亿净资产作为垫底的不足一万亿外汇储备。我们是副国际净头寸，而且海外净投资远远低于国际投资净流入下的国家强制结汇。
因此，总体说来，中国的经济软着陆事实上在世界经济历史意义上，在重复当年拉美经济的作为边缘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心的虚假繁荣的拉美陷阱。阿根廷曾经人均收入到达美国80%，各方面条件堪称俱佳。巴西经济奇迹形成全世界的强烈震撼和冲击。但债务危机伴随着财政金融危机，最后显示出休克疗法背后的华盛顿共识的虚伪和国际经济剥削的残暴。中国经济在外汇储备，财政状况，银行储蓄，国际收支等几乎所有指标看，都不但绝对好于当年的拉美。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似乎有着深刻的经济数据支持。但这都是表象。地方10万亿多的借债刚刚浮出水面。房地产经济泡沫和畸形的收入-房价比成为国民经济的定时炸弹。已经过了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尽管引起了包括最高当局在内的警觉和政策调整，但以刘国光、程恩富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所有制核心分配利益问题极其建议却没有得到认可和采纳。经济学主流依然还在顾左右而言它。市场经济机制还在配合非公有经济一系列政策，加速大规模地所谓绿灯飞奔，黄灯加速，红灯绕着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金融与经济安全，从股权资本到直接投资，从实质上的金融深化到真实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黑洞并存，从产业和价值链布局上的国际外控到世界定价权的近乎绝对边缘化，从货币屈从政策到货币控制发行，从汇率政策到汇率调节机制，深层风险和矛盾严重。
如此骑虎难下的经济软着陆大格局下，政治软着陆又能如何？还有积极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须附着一定的条件，并且牢牢把握住政治软着陆的大方向。
相当的左派已经失去耐心，已经不报希望，因为他们失望太多次，他们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他们和中国大众一样，在精英算计与密谋策划面前，曾经长时间的太尊重知识，尊重秀才们了。他们把国家、政府、党，把制度、体制和宏观大事大计，看得无比神圣。他们世代、祖祖辈辈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顾全大局。但却不但遭受政治上的奚落、非难，还在经济上受到先甜后苦的重负盘剥。在跟着党，听从国家号召，一辈子奉献后，竟然不但被历史性地否定和指责，而且成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贡献、积累后的国民财富的巧设骗局各种扒手们的受雇弱势群体。面对他们原来那个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他们曾经自我批判，自我审视，自我埋怨过，他们曾经再就业，小本经营，甚至俯首听命地为新资本卖命过，他们中的也几经抗争，上访，呼吁过，但都若石沉大海，泥牛入海无消息。左派中的高水平的马列毛主义者，靠着理论前瞻，事实上早已看透了大棋局，在前赴后继地高扬旗帜，奋力斗争，显示出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和高超的领导与斗争艺术。今天的局面，重庆模式的出现，全国唱红打黑的大势头，伟大的左翼战线和联盟功不可没。
任何深谙历史的，中国近代苦难史的，对托洛茨基派、立三、王明的左和包括梁漱溟新乡村运动的改良主义，各种无政府主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都应当记忆犹新，都不应当忘却。改良主义若是能够救中国，改造世界，政治、战争、军事就是吃饱了撑的，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历史的经验表明，改良主义只能以善良的愿望出发，以失败和无能为力而告终。
但阶段论，继续革命论下的策略主张，统一战线的灵活运用却不是改良主义。中国现状不容乐观已经成为各个阶层，包括最高当局的共识。这是可贵的起点，比之自我陶醉的荒诞盛世要进步得多。在此基础上，都认定态势不稳定且不是合宜理想的诉求。这方面的共识同样为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共识的前提。问题往下则发生分歧，包括怎么改？往哪里改？
此外，最重大的共识应该是，中国当下极左和极右派都失去了市场和话语权。极左派遭到彻底整肃，被压制了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极左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王明国际派前后四年时光，基本上没有长时间统治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可以算作极左或混乱局面充其量也就两三年光景，而且不但受到毛主席的强力纠正和忠实执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周恩来等党政实质领导集团的随时随地的纠偏。包括林彪和四人帮，真正的实质性的权力极为有限。中国的极右派，主要是经济战线和经济学领域，也包括法学、新闻舆论甚至史学领域和战线的极右派，在建国后第二个三十年大体上窃取了话语权和政策主导权。开始较为隐蔽，在莫干山会议和其它一切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会议上，都以学术、政策建议的含蓄、克制状态加以掩护。到了西山会议时其狰狞的面目就基本上暴露无遗。《08宪章》则是极右派的一个试探气球式的总宣言。至此，极右派的狼子野心和狰狞面目暴露无遗。由此，中国当下极左派和极右派都丧失了政治正确的社会基础。由此，那种动辄文革余孽和文革极左余毒，则要么无中生有，扰乱视线，以便浑水摸鱼，要么装腔作势，挑动群众斗群众，掩盖其真实政治与经济意图。
不要说改革开放，就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也有错误和失败的可能。改革开放怎么可能成为免错牌，免死牌，成为老虎屁股摸不得？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了路线斗争这一神圣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新政治经济生态体系的极端脆弱性决定了自我纠偏无法采取理论务虚-批评自我批评-针锋相对与开诚布公的思想交锋和道路斗争，政治软着陆就成为政治妥协的自然选择。
左派和人民大众对于政治软着陆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策略是什么呢？
简单地批判改良主义和抵制政治软着陆可能非但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中国现况令人堪忧，连韩寒这样的新生网络宠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左派人士对袁腾飞丧心病狂的辱骂开国领袖义愤填膺，但袁氏的政治伎俩实际上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其剑锋所指和不屑在另外。温水煮青蛙，几乎已经到了要解开锅盖，最后分餐熟蛙了。中国老话中的积重难返也就形成了当下的路径依赖。因此，对一切有利于缓和人民大众新三座大山重负的政治主张和举措，都应当支持。就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明明知道，一般性的缩短工时，增进社会福利于改变工人阶级命运于事无补，但只要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改革，都加以支持一样。
全盘西化和推倒重来两种极端在现阶段都是不现实的，从而也就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可能，从而也就无法成为可能的政治策略选项。政治软着陆可能被极右派将来加以利用，但也完全可能成为左派和人民大众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回归的现实起点。李源潮考察重庆时有两个显著的评论值得高度重视：其一他说搞廉租房，资金、运作、协调原来困难重重，重庆竟如此大手笔、高效率地展开、推进，令人振奋；其二重庆模式为科学发展找到了现实推进路径。如果一切政治气候水到渠成，十八大上，重庆模式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示范样板模式。新中国继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后，区域或地方学重庆，难道不可以同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罗盛教、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形成一个合宜的匹配吗？
在私有化已经相当严重，两极分化已经到了危险和可怕的境地，一般性的民生的确有可能成为文过饰非，粉饰太平的把戏，但如果像重庆那样，做大廉租房产业和其它产业的国有与公有资产群，加速社会主义产权体系壮大与发展，政治软着陆就一定会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兴旺发达而引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达阶段。
可操作性或实现路径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信仰和旗帜要当仁不让，泾渭分明，但策略原则却一定要灵活。对真正修正主义和投机式的改良主义要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抵制，但对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却要力戒乱箭伤人。扩大共识，扩大基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大业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左派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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