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力的分化对当代劳工运动的影响 (一)工人阶级意识的淡化。失去正规工作的老工人与不断加入临时工队伍的新型劳工(如妇女、年轻人和移民)构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方给在职核心员工施加潜在失业压力的重要砝码。核心工人对自由市场竞争“丛林法则”的认同加深了他们隶属于资本的程度。劳动岗位之间的流动化解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在工人之间制造新的紧张关系。核心劳动力群体形成排外工会,边缘劳动力群体又无法有效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工会力量的衰退。衡量工会力量的主要指标是入会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入会率都呈下降趋势。入会率降低包括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越来越大是一项重要因素。对于工会而言,他们一直代表全职职工的利益,而且各个行业工会条块分割、各自垄断、各自为营,传统的工会不愿意把非正规就业人员吸纳为会员。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而言,由于他们的雇主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并且在最终雇主和非正规就业人员之间还存在派遣公司等多个中间层次的雇主,因此边缘劳动力群体没有足够的动机和机会加入工会。 (三)劳工政党的困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用了福利国家政策,资产阶级政党在竞选中打出减少失业、提高保障的竞选口号,使得其与劳工政党在政治竞选中看上去的差别并不明显。尤其是那些偏向劳方立场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和偏向资方立场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主张越来越接近。因此,社会民主党中的“左”、“右”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各国社民党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并且为资产阶级代言的右翼政党掌握着现实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能够通过财政政策(现在往往是赤字财政政策)来兑现其对选民的部分许诺。所以,右翼政党能够在进入新世纪头10年以来赢得数量可观的选民的支持,而左翼政党则在竞选中败下阵来。 二、当代劳工运动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资本主义在与其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联过程中历史性地再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努力适应民族国家中早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如种族的、宗教的或种姓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性别差异,并将资本的剥削逻辑转嫁其上。原有的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群体的差别,如果运用得当,更能容纳非资本主义形式的镇压和剥削,资本逻辑的转嫁只会强化而不是破坏这些差别。例如,东南亚和拉美的现代工厂大量地使用女工就维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组织、经济和权力结构。于是,反抗生产领域剥削的劳工运动与消除性别歧视、保护生态环境、争取种族平等的新社会运动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作为对扩大再生产领域斗争的回应,资本主义往往将非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融入再生产过程,从而加强了这些等级差异,并引发相关的斗争。 多数非正规工人都是剥削逻辑与非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结合的产物,例如非正规工人中的女性工人、少数裔工人、移民工人。因此,非正式工运动与新社会运动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一些国家的非正式工运动蓬勃兴起,成为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新草根运动。然而,这些运动未能与传统的工会运动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其一,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左翼的传统观点认为,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和围绕生产所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工人阶级的最初组织形态为工会和政党,它们的目标是取得国家政权。工作场所和生产过程中的斗争成为重心,其他诸如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之类的新社会运动仍然处于传统左派的视野之外。工会成了游离于社会运动边缘的力量。其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领域的斗争,促使资本借助国际生产分工来输出矛盾,由于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外围体系实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换,进而会引发外围体系国家人民的各类社会运动。但是,这种争取社会改善的内部斗争与通过帝国主义输出矛盾之间的关系却经常遭到忽视。劳工运动经常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一样到国外寻求利益以维护自己的特权,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借助帝国主义来达到这一目标。其三,新社会运动的组织基础不是社会经济阶级或其相应的左/右意识形态,而是按照运动主题来规范的,导致旧式工人阶级的政治意义显著衰落。 三、传统劳工运动的局限性 面对上述新的情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过去20年的劳工运动中能够产生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分支?首先,劳工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分支(议会道路)已经体现出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东欧地区人民出于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社会倒退的不满而支持左翼政党,这一时期曾出现欧盟15国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在13国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的盛况。然而,由于左翼社民党局限于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做文章,没有赋予工人阶级实际的权力,从而无法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因此,一旦选民们发现左翼党并未在执政期内兑现其竞选时的承诺,他们就很容易转向与左翼社民党政见并无太大差异的右翼党派。2000年以后在欧洲议会选举以及中东欧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左翼政党接连败北,右翼势力却步步为营。 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所倡导的福利国家制度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前提下难以为继。在不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改变财产所有权结构的情况下实行以赤字财政为资金来源的福利政策,势必会导致福利国家企业的竞争力不如那些对工人剥削程度更高的企业的竞争力。虽然社会福利政策能够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符合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但是,实施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资本家供养,当这种供养的成本过高,影响了私人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力时,资本家就会反对福利政策。这也是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左翼政党不进反退的原因之一。 其次,传统劳工运动中的暴力革命分支,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发生在拉美国家的军事政变并不是系统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这些斗争都难以摆脱地域的限制,而且斗争内容名目繁多。此外,由于拉美的军事政变并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所以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左翼领导人被迫继续在多党议会选举制下与反对党展开长期斗争,其政权随时有可能被颠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执政政府就无法收回生产资料,例如查韦斯只能通过提高国家的分成比例和降低外资的控股权来逐步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当代世界劳工运动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即将所有反抗剥夺的斗争都贴上“进步”的标签,把所有的或单独任何一次反对现存世界秩序的运动都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方案。因此,未来的劳工运动不能惟一地关注各种形式的局部反抗,一定要看到前述聚焦于反抗生产领域剥削的劳工运动与女权运动、抗议种族歧视运动等社会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结语 随着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被纳入工人阶级范畴。工人阶级从抽象的定义上来说仍然是指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只能通过出卖自己劳动力来谋生的人,生产全球化并未改变这一点。然而,从对工人阶级的具体描述来看,由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群体来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道德传统的国家,加之劳动力的分化,所以工人阶级的构成日益错综复杂。尽管跨国工人阶级因为全球生产一体化的安排而日益成为现实,但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分化重组阻碍了各国工人形成跨国工人阶级意识。如何在工人中培育这样的意识,为工人的国际联合做准备,是摆在各国工会和劳工政党面前的重要课题。 社会主义的政治包含着被剥削阶级的自组织过程,这项事业在范围和组织方面必须是国际性的,因而必须吸收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这一宝贵传统。资本主义依靠非资本主义等级制度所形成的压迫性意识形态,进行着复杂的、多样化的自身再生产。既然跨国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全球性的,工人只有形成全球性的斗争阵线才有可能改变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构成有力量的反抗。因此,劳工运动的各个主体必须与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系作经常性的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重新制定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后者曾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和政治实践指导了20世纪的世界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以下三大元素:其一,在尊重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尽量统一协调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指导思想。目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存在各类思潮,内部分歧也不少。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把社会主义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世界社会主义才能明确发展的大方向。其二,充分运用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禀赋差异,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建立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分工体系。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缺少用于进口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外汇,结果陷入恶性循环。古巴和委内瑞拉在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框架下实行的类似物物交换的合作,是一种摆脱依附的有益尝试。此外,在全球分工高度一体化和复杂化的今天,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力量还必须团结起来,构建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集团为核心的分工体系,才有可能与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所控制的经济系统相抗衡。其三,加强劳工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整合。前述非正式工运动与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意味着社会运动团体和工人有了共同关切的问题。虽然这种共同关切还不足以改造正式工的工会,但可以促成一种越出公司围墙的社会运动型工会运动。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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