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
西化派提出的十八大之前“三年决战”，现已进入关键阶段。怎样防止他们把中东、北非战乱模式搬到中国，以便乱中夺权？这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应对。由于水平所限，我的几条初步建议很粗浅，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第一条，认清当前的形势、任务和应采取的战略战术。
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处在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之中。美国2008年引爆的经济危机在继续恶化，很可能第二次探底，按照韩德强同志的说法是将持续十年左右，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更严重的是，大危机冲击了“市场经济万能论”，大动荡冲击了“西方价值普世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念，使他们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找不着北了。于是便有了中东、北非的战乱。今后，西方国家干涉叙利亚、伊朗内政的战争也很可能爆发。这些战争引起革命的可能性自然非常大。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近日英国、美国等爆发的街头革命；学生领袖卡米拉带领智利百万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革命斗争的兴起，表明更大的革命会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而出现。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革命制止战争的可能性便越来越大。使这种革命和局部战争引起的革命相结合，是防止发生新世界大战这一大灾难的唯一出路。这就要求我们把用革命制止战争，促进帝国主义衰落，推动社会主义复兴，作为本世纪的历史任务。现在，认识这一点的人在迅速增多，这必然促使全球在大危机、大动荡之中发生大变革，使21世纪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时代。。
当前国内形势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处在大交锋、大分化、大转折之中。西化派的领导敢于公开宣扬普世价值并据此提出政治改革的纲领，茅于轼、辛子陵、贺卫方、袁腾飞等敢于公开卖国求荣或大讲“共产党非法”、“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的是杀人犯”，至今不仅能保住职位或党籍甚至更加嚣张，比美国的军事包围在更深层次上表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茅于轼在北京主持研讨会公开批判重庆模式，力挺广东模式。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近来组织一百多人的会议公开大喊反对“文革复辟”、“封建残余”的口号。刘少奇之子刘源公开表明了赞成“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即继续补资本主义课的立场。吴邦国委员长则公开提出“五不搞”，显然是既反对西化派的政改，又反对补课派继续搞资本主义，并和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都充分肯定了重庆模式。全国各地五万多人敢于在公诉书上签名讨伐茅于轼；重庆模式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赞扬、支持；两者的有力配合促进了真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密切联系，表明我们遇到了近几十年来打垮敌人的最有利时机。再加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利于促进广大爱国者迅速觉醒并投入“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斗争，又像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坚决抗日使军队从3万人发展成百万大军那样，是一件最大的好事。这和最有利的时机加在一起，必然进一步促进各派的大交锋和社会力量的大分化，为实现大转折创造条件。因此可以说，总的形势正在向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转化，局势发生大转折的可能性在迅速增大。
我们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一是在十八大之前粉碎西化卖国集团制造混乱，乱中夺权，使中国进一步变成附庸资本主义的战略计划；二是逐步推广重庆模式并随之对30多年的改革进行大反思、大总结，结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实现大转折。三是要在执行这两项任务的过程中，结合进行反腐败斗争。通过反修救党、反帝保国的斗争，为依据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全面复兴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概括起来，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求复兴”。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攻为守，以快打慢，切实保证把颜色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说，即使西化卖国集团制造大规模的突发事件、街头政治、宫廷政变，也能掌握主动，稳操胜券。这是从麻痹轻敌、以慢对快导致全军覆没的血淋淋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万万不可再犯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可悲的错误，务必刻骨铭心，确保万无一失。这就要求我们抢在西化派搞乱中国，乱中夺权之前，给他们致命的打击。
我们的战术原则，一是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就是说，要发动以批判广东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为重点，包括批斗汉奸卖国贼、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反对恶性通货膨胀、对30多年改革工作的失误进行一次大讨论和大总结在内的五大战役。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是说，在组织一个战役时，要适当集中兵力、精力穷追猛打，务求全胜。三是在战斗中一般要把敌军最薄弱的环节作为突破口，打开后迅猛扩大战果。
第二条，把革命民本主义作为恢复时期的政治纲领
在今后十几、二十年左右的恢复时期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应当怎么办？西化派、补课派、毛派给予了不同的回答。
西化派提出的纲领是“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是今年初的颜色革命中根据右派幕后指使人的意图提出来的核心口号。苏联正是在结束“一党专政”而搞多党制不久，便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大悲剧的。在今天的中国按照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即普世价值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也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甚至发生民族分裂，内战不止，血流成河的大悲剧。这是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的。
补课派提出的纲领是“回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它的核心，就是要在今后继续补课，搞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现在公有制已丧失了主体地位，而且腐败堕落、两极分化等等从总体上来说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已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按照强国梦搞宗主国式的资本主义，也不难看出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西化派为什么极力宣扬普世价值呢？这是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是打着全体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幌子，实质上搞资产阶级精英民主、自由的普世精英主义。这种主义认为，经济发展要靠私有制，搞私有制是因为私心私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私心私欲要充分发挥必须靠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即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只有资本精英才应当成为领导者、统治者，即享有实质上的民主、自由；这种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应在全世界推行，就是说应当在全世界以抽象民主、自由为幌子，推行普世精英主义。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多次发动的侵略战争，都已证明这种主义极其反动。
历史经验、客观现实、革命理论都要求我们在这个恢复阶段必须特别重视批判普世精英主义，坚持革命民本主义。先谈历史经验。苏联剧变时，有82％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苏联，而76％的高级干部却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由于这些精英握有大权，结果便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还有，上世纪70年代，在谈到“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时，毛主席说，政治挂帅才是核心。因为，国营企业的主人是全国人民，国家经营企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企业只有把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坚持政治挂帅，才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利润挂帅，实质上是把单位和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性质就变了。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以民为本，才能保住企业及单位的社会主义性质，保住人民江山。“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回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这两个纲领的共同特点，是单纯依靠极少数精英，单纯为这些精英服务，因而自然会使工农大众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客观现实也表明，只有以民为本，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革命理论也告诉我们，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得到群众拥护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高标准；人民民主是我们避免陷入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实质上是提出并要求我们坚持革命民本主义观。
可见，这种革命民本主义，指的是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本主义的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民本主义。概括地说，实行革命民本主义就是要坚持民有、民生、民主、民力、民族“五民主义”。
民有，在现阶段就要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于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按资分配是产生两极分化、腐败现象等等的根源，所以真正反对腐败变质，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公有制实质上是经济民主，它是大众民主的经济基础。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民生，就是要真正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这就要求在近几年内，逐步恢复建国前30年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招工等等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平民百姓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大学生毕业后应由国家统一分配，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便应象以前的招工那样随即转为城市户口，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在农村，逐步恢复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切实推进农村的机械化、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的面貌有个大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必须逐步恢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不能靠喊口号，要有行动，人民群众要的是结果。并且要长期让人民群众看到不断增加的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生活质量的提升。民生为本不是让少数人高兴，必须90%以上的人满意。
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在当前推进大众民主，重点应包括扩大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例如使本身是普通工农兵学商的人大代表，恢复到建国的前30年在各级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占70％以上的比例，并确保多数代表不仅有直接选举而且有直接罢免国家领导人之权；在国家主流媒体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西化卖国集团的权力；利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评和监督各级干部的权力，等等。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要求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由于国内严重存在着旧习惯势力和国际上帝国主义仍占据不少优势地位等多种原因，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大，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不坚持继续革命，人民政权马上就会丢掉。这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民力，就是真正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资改派之所以坚持精英民主而不搞大众民主，之所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质上认为剥削阶级的精英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阿斗式的群氓。把科技当作第一生产力而不讲人民群众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与此有关。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生产力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最基本、最强大的生产力。明确这一点，才能把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真正统一起来。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统一，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作为检验“姓社姓资”的根本标准上。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如劳动工具、技术设备虽然可以被各种人所利用，但在不同的人所利用时，便有个归谁所有，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事实上，有利于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才属于社会主义。把抽象的生产力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标准，便会得出香港的生产力有发展便也“姓社”的荒谬结论，必须批倒。
民族，指的是坚持毛主席所论述的革命民族主义。在当前坚持革命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打垮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即西化卖国集团作为打倒资改派的突破口，粉碎他们发动的颜色革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包括逐步恢复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改变不断向资本主义世界输血的附庸资本主义经济性质；排除外来干涉，促进国家统一，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面对帝国主义的欺负、剥削、干涉、侵略，世界各国必须相互支持、配合、援助，才能维护住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就是说，只有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才是坚持革命民族主义。这就要求我们立即纠正“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和“战略机遇期还未结束”等等错误观点，真正认识到战争与革命的新时期已经到来。一方面要收复失去的领土领海，以振奋国人，扬我国威；一方面要坚决支持西方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侵略的斗争，更要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毛主席所说的用革命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推动世界开创帝国主义走向全面衰落，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新局面。
总之，革命民本主义的经济，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以全国人民利益为大局的商品经济；革命民本主义的政治，就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根本保障，以“五大自由”[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为基本方式，以逐步推进人民直接民主为发展方向的大众民主政治；革命民本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以为工农兵服务为首要任务的大众文化。实践已经证明并将会进一步证明，只有把革命民本主义作为现阶段的政治纲领，才有利于战胜西化派以及补课派，有利于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为复兴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条，打碎西化派疯狂进攻的“两张王牌”。
西化派提出的改革阻力是“封建残余”、“文革遗毒”，不仅成了西化派反对“红二代”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王牌”，而且成了反对推广重庆模式、力挺广东模式的“王牌”。例如，重庆和全国各地的唱红打黑，都被他们说成“时光倒流，文革复辟”。红色是革命的象征。在革命战争年代，不仅我们的军队叫红军，游击队叫赤卫队，连拥军的妇女也被称为“红嫂”，支持革命的企业主叫“红色资本家”。这些为打下红色江山贡献力量者的后代都是“红二代”。他们之中的优秀人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亊业的接班人，就应当担负起领导责任。把这说成是“封建残余”，同时主张按照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即普世价值来衡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衡量并选拔领导干部，说穿了，显然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政权。人民的江山，是革命先烈用两千多万颗人头换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妄想使中国像苏联那样发生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自然会成为人民公敌。
让我们看一看他们在“827会议”[即8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是怎么说的。人民日报原高级评论员，现已加入日本国籍的汉奸马立诚说：“我们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今年上半年，这一股思潮借着唱红顺势而上，达到一个高潮。居然出现了所谓28个省召开大会批判某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闹剧，重演了文革前夕各界人士批判三家村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场面。很多人都注意到，这种倒退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主持会议并讲道，要坚守“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关于党的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的说法，千万不能受文革初期反动血统论的影响”。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说：“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是‘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
可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被当作反革命全盘否定，而且被当作比资产阶级专政甚至帝国主义更坏的东西，用来妖魔化我们的党、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在当前这一“三年决战”的关键时期，西化派更加疯狂地把党和人民的唱红打黑说成“文革复辟”，如果他们这次能乱中夺权，所有唱红打黑的人都会被当作“文革余孽”，所有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红二代”都会被当作“封建残余”兴师问罪甚至人头落地。所以文革问题无法再回避了，我们已沒有退路，只能为了保卫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人民江山而拼死一博。
对于文革，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给大学生讲党课时说：“我认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这可以理解为，毛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出发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从理论到实践都不能全盘否定，只是方式方法有错误。这个评价，和毛主席关于文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评价，差别不是太大。
为了驳斥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和对改革的全盘肯定，需要在这里列举一下文革的十大成绩和改革的十大失误。
[一]文革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革，例如使鞍钢宪法得到进一步落实。改革则使什么是改革和怎样搞好改革的问题发生了混乱。人所共知，“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在《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2日]上公开宣传的。由于不问方向道路被说成思想解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当作改革，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结合起来解决技术难题，就被基本否定了。再如，卫生改革使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出现了赤脚医生等新事物；文艺改革使工农兵的形象占领舞台，那时上映的十个样板戏等电影，30多年至今仍旧禁演，这与推崇美帝国主义的大片形成鲜明对比。
[二] 腐败现象、两极分化、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等，在文革中都或者解决得很好或者已基本消除。改革则使这些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成了30多年至今不见根本好转的“老大难”。
[三]文革使公有制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改革则使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据新浪财经2010年2月9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公布，200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28.3％，非国有企业占71.7％。由于集体所有制所占比重很小，外资和私营经济无疑已占据主体地位。“在国退民进当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2005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
[四]文革使农业连续十年大丰收，社队企业快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遍建立。改革则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五]文革使工农群众的主人公地位进一步提高。改革则使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降到了中国社科院报告所说的最底层。
[六]文革中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改革则使道德风尚发生大滑坡。
[七]文革中的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打出了军威、国威。改革则使军队建设受到巨大损害。
[八]文革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战斗力大大增强。改革则使党的建设遭到致命削弱。对茅于轼、辛子陵这种极其恶毒地攻击、诬陷、诽谤党和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汉奸、叛徒都不给予应有处理，就表明党的战斗力被削弱得多么严重。
[九]文革使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这场革命的重点是斗走资派。赵紫阳公开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这证明他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像他这样的人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因此，斗走资派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则使新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影响越来越大。
[十] 文革中经济建设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例如，“两弹一星核潜艇”、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稻、运十大客机的产生或出现；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等等。改革则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当然，从表面上看，它的速度极快，一片繁荣，实质上，问题很多、很大。例如，它是一种否定前人、抬高自己的虚假发展。把新中国的前30年说成“停滞时期”，就是个最大的“冤假错案”。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现在的GDP都存在着大量的虚假成分，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郭德水公开讲，省里上报的GDP数字，平均有40％的水分。并且，它是一种浪费巨大的发展。例如，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它还是一种有明显病态的发展。世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出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
第四条，像打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那样打好当前的五大战役。
我们的反帝反修反腐败斗争，从总体上说，现在已从宣传动员为主的阶段进入以实际行动为主的阶段。之所以把当前的五大战役和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相提并论，是因为它将象三大战役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一样，为复兴社会主义大业创造基本条件。
打好批斗汉奸卖国贼的战役，就是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一场对汉奸卖国贼的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对他们的具体罪行，要通过短信、邮箱、微博、复印邮寄、口头传播等各种形式，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此基础上，对证据确凿、罪大恶极者(包括《08宪章》签名且拒不改悔者)，列出十大或百大汉奸名单。左派战友应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通过能采取的一切合法手段要求将他们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并依法严惩。如果这些合理合法要求得不到应有满足，应采取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其他适当形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打好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战役，一方面要进行更广泛的宣传、揭露，使更多人知道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的极大危害，另一方面要在全国各地发动群众调查、揭发转基因主粮的进口、种植、销售、造成后果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追究他们应负的责任。
打好反对恶性通货膨胀战役，就要揭露恶性通货膨胀实质上是把经济危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例如苏秦居士认为，前几年国务院投入的4万亿元，“是凭空印出的”，“实际当年货币贬值高达14.6%。这等于4万亿是强抢老百姓的钱来进行投资的。更重要的是4万亿的投资一下将地方政府负债提高到12万亿的水平。地方政府为了投资拉动增长，反而更加盘剥压榨老百姓”[毛泽东旗帜网，2011年8月6日]。这些情况，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从而自觉投入到斗争之中。
打好对30多年改革工作的失误进行一次大讨论和大总结的战役，就是要抓住对内搞补资本主义课的改革、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的开放，其要害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改革中改掉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从根本上证明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通过对30多年改革工作中的失误进行揭露、剖析、追根等形式，使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得到进一步的暴露，从而为实现大转折打下基础。
之所以把推广重庆模式作为五大战役的重点，首先是在于它的出现本身就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以广东模式为代表的改革发展方式失误、弊端的存在；证明了以“四小龙”、美英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为样本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改革的错误和危害；证明了我国已变成“中美国”[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或者说变成了毛主席指出的“附庸资本主义”。其次是在于它得到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赞成、支持。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期刊《人民论坛》调查显示，汪洋蛋糕论支持率仅2%，赞成或认同重庆模式的达90％以上，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再次是在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近日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国“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为例”研讨会上，疯狂反共反毛的汉奸卖国贼茅于轼公然提出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世]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广东的肖滨说：“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中央党校的蔡霞说：“重庆的唱红，……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前进趋势而是倒退趋势”。据张木生同志介绍，高尚全大讲中国的改革在倒退。张维迎提出，对国有企业应通过立法，使它只占10％。此外，很多人都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原副主任杜光的新作《联邦制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国家形式》，公然提出要用联邦制肢解中国。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等人公开在北京大学大讲堂上喊出“汪洋管政法[指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法将一片光明”。汪洋今年7月则在广东省委全会上公开批判薄熙来的蛋糕论。可见，两种模式之争正成为两种力量斗争的焦点，重庆模式正成为使西化派既最恨又最怕的一个法宝。也就是说，重庆模式实质上是要结束补课阶段，开始回归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是在于这样做冒天下大乱的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如果这样一个最后的希望破灭，那就只能进行文革甚至武革了。就是说，人民江山，是决不能让西化派、补课派夺去的。
第五条，正确处理反帝、反修、反腐败的关系
苏联剧变时多数高级干部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事实说明大多数当权派已变成修正主义者；相当多的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出于保住职位、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等原因，也跟着这些修正主义者跑了；人民群众虽然拥护社会主义苏联，但面对掌握着镇压机器的修正主义者，或出于缺少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等原因，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抗。
我国的情况当然比苏联好得多，但也不可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又做过殖民地、半殖民地，很容易在思想、政治、经济上受到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影响；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身在右中不知右，只反“左”不反右，甚至把社改派当作“极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群众或不太了解情况或不太关心国家大事或觉得无能为力，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形不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例如，在省部级干部中，为什么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人不积极学习推广重庆模式，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广东模式？为什么汪洋近日仍敢于在省委全会上公开批判薄熙来的“蛋糕论”？为什么据张宏良教授说广东敢于给干部发上百亿元的购物卡并利用深圳大运会的机会补贴半年以上的工资，以收卖他们？这都说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还相当不小。就是说，右倾机会主义居于统治地位达30多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和上述情况显然有关。
另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正如大众民主网友所说，看不清“在构成阶级矛盾的诸多子矛盾中，无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以及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目前整个阶级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成为中国目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整个阶级矛盾中最主要的子矛盾”；看不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基本复辟资本主义、但是还没完全资本主义化、又具有相当程度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从而使当前的反对西化派搞乱中国、乱中夺权斗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真正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实事求是地分析上述情况，便容易真正认清，反帝除奸最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中深知，任何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失最终都会落到老百姓身上。所以，我国人民历来是坚定的爱国者，视国家兴亡和统一为最根本的利益；卖国罪行，最能暴露阶级敌人的本质从而激起众怒；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能组织起最强大的力量。近日西化派最露骨、最疯狂地利用“文革复辟”、“封建残余”两张王牌攻击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重庆模式受到比较有力的反击，就是明证。
因此，我们应当选择的反帝、反修、反腐败斗争结合点之一，就是相对地集中力量解决高级干部中的问题。五大战役针对的重点目标，也是这个。这是因为，他们作为地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一般都既是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又是全国人代会的代表，其中的正省级干部，一般都是中央委员。国家主席、总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都由他们直接或间接选举。因此，他们有可能由于赞成广东模式、否定重庆模式，选举西化派、补课派而不选支持重庆模式的干部。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的沉重打击，而且有可能引发内乱甚至内战。所以，我们只能背水一战。这就要求那些强调以反帝除奸为重点的战友，集中力量打击高干中主张把外汇储备都买西方国家债券、让外资控制中国主要产业、容忍和支持转基因主粮商品化，以及以“老子大官，儿子大款，孙子海外”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要求那些强调以反对修正主义为重点的战友，集中力量打击高干中主张补资本主义课，造成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三农”问题积重难返，两极分化、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修正主义者；要求那些强调以反腐败为重点的战友，集中力量打击高干中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者。三股力量如果真的紧密协同作战，定能打出一个意义重大的新局面。
第六条，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作为我们的胜利之本。
这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怎样广泛、深入地唤起民众呢？经过集思广益，形成了以下七条意见：
[一]迅猛掀起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澄清大是大非。这包括对应不应当对改革、文革都一分为二；应不应当把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说成思想解放，把问“姓社姓资”说成“极左”； 应不应当宣扬“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之类观点，买两万多亿美元的西方国家债券；应不应当把“开启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作为现阶段的政治纲领，这样做对谁有利；应不应当承认卫生、住房、教育改革中的失误是产生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的原因，下决心恢复原来的福利政策等大是大非展开讨论，以便拨乱反正。更带根本性的是，要在基本理论观点上正本清源。例如，不仅主要是防止“左” 的观点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更是荒谬的，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集中在经济领域。再如，苏东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挺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的生产和需要这一基本矛盾。把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必然会忽视、忘记甚至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再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来是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保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经济工作的整体，这就是说，政治挂帅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是“基本路线”却把经济建设抽象化，然后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容易造成坚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服从于经济工作的需要的后果。一些人之所以敢把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不问姓社姓资”当作思想解放，理论根据就在这里。这想解放，那是一切都无从谈起的。类问题很多，不把它们所涉及的基本是非搞清楚，来一次新的思
[二]摸准多数群众的思想脉搏，采取最有利的战略战术。广东的钓鱼岛岛主网友多次和我谈到了这一点。有一份调查材料说，当前在中国，希望通过西方国家多党制结束共产党领导的人约占总人口的7％，希望共产党自身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回归正确道路的约占60以上。这说明在当前把包括推广重庆模式、粉碎西化派在十八大之前搞乱中国作为反对修正主义的突破口等等在内“反帝反修反腐败，救党保国求复兴”作为基本任务并相应采取的灵活机动战略战术，是符合多数群众意愿的。
[三]骨干分子要以自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际行动感动和带领人民群众。毛主席在《愚公移山》里说，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上海的陈玉锥同志代12位烈士遗属执笔著文《简评温总理对政改的五点看法》，大声疾呼：“那些破坏宪法、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犯罪行为若得不到应有的追究与纠正，则为建立新中国、忠于共产主义信仰而牺牲的两千万烈士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吗？！”[，2011年9月25日] 无锡的吴国平提出要组成锄奸团，对茅于轼之类汉奸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Jinbushe网友 提出“铲除汉奸需要民间人士共同行动，给这帮西奴汉奸一些实实在在的教训”。河北的人间不公、河南的梁智、江西的飞天燕子、湖南的韩忠和湘军500五位英雄到黑龙江方正县砸日本开拓团石碑；北京的苏铁山、河南的葛丽英、湖北的古正华、山西的李忠、深圳的王勇等等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维护工人阶级权利、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的斗争中带头冲锋陷阵；解放军的李双江长期坚持唱红歌不唱白歌、彭丽媛组办红色的新年音乐会等等，都产生了良好影响。这种实际行动越来越多，一定会带动更多的人参加这场决定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重大斗争。
[四]要提出一些有利于动员群众的口号。例如，“百姓共富裕，熙来当总理”这个口号，就在平民百姓中逐渐传开了。这是在于，重庆模式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薄熙来如果当上总理，狠抓共同富裕、唱红打黑、干部“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肯定会使平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大截，社会治安大大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有根本性的改观。人民群众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普通的内容，是政治风险最小的政治活动。有些同志担心这会给薄熙来帮倒忙，这种担心确实也有道理。但是，防止西化卖国集团在十八大前后搞乱中国，乱中夺权，更根本的是像公诉茅于轼那样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斗争，则是大道理，其它小道理都应当服从于它。并且，如果有些人以人民群众表达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普通民主举动为借口整薄熙来的话，那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人民群众假民主、真专政的两面派嘴脸。再说，如果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表达这样一个愿望，那就会震动中国甚至全世界，绝不会是帮倒忙而必定是帮正忙的。
[五]推动以网络为平台的大众民主运动。大众民主网友的文章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四大自由”开始部分性的自发恢复而且不可遏制，由精英控制的主流媒体垄断舆论的局面已被打破。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网络是文化大革命最合适的舞台。网络文化大革命当然不会止于网络，它和现实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网络平台上的星星之火必然会引向整个现实，并最终会形成燎原之势。如果说以前的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现在的中国必然要走“网络包围现实、网络带动现实”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经历“从现实到网络、从网络回到现实”的过程。网络一定会改变中国，网络已经在改变中国。他的这些看法，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六]要切实加强左派内部的团结统一。山西的白阳战友最近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最希望我们当前怎么做？他的答案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左派内部团结统一起来。这就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根据中国28个主要产业被西方国家控制了21个、 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买了西方国家的债券，如实承认中国已变成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根据西方国家发动的金融战、经济战、基因战、网络战等等，如实看到这本身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是说，要象骆玉涛同志说的那样，树立新的战争观。况且，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卖进攻性武器给台湾、威胁要和日本一起保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钓鱼岛、鼓动和支持新疆及西藏等地的民族分裂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战争行为。还要如实认清，在敌人有明显迹象要发动军事进攻，必须要把反抗侵略作为主要任务从而加紧战争准备的时期，如果把只有敌人发动进攻那一天才能把反帝作为主要矛盾当作教条，那是必然会使国家灭亡的。二是要根据第一次文革的实践，如实看到文革是斗垮走资派，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即不通过推翻共产党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通过文革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需要进行武革。只讲武革，否定文革的作用特别是它的先导作用，是违背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共识，就容易团结统一了。
[七]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当中，要特别注意敢于吸收真正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参加。河南的私营企业家段正午说：“现在民族资本受外资的打压相当历害，不少人愿意参加反帝除奸，救党保国的斗争。”的红色旅游活动，每次都有爱国企业家参加。最近30多位爱国企业家发起成立了爱国企业家联谊会，决心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斗争中来，就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我们就必定会夺取更大的胜利。
这篇文章,吸收了很多战友的思想成果，于此表示衷心感谢！恳切请求各位以跟帖等多种方式提修改、䃼充意见，展开讨论，以求使我们的建议尽量满足斗争实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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