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北京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通知取缔，朝阳区的东坝实验学校却选择“顶风”开学。
两个多月过去，10月21日，校方终究没能顶住压力，在即将迎来期中考试时被迫关停。
学生们在这一天上完了最后一课，全班哭声一片，久久不忍分别。
再见，我的老师，再见，我的同学，再见，我的打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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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打工子弟学校的最后时刻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李雪 2011年09月06日
北京市有24所学校面临拆迁，转学还是回乡，对每个家庭而言都是艰难的选择。
本刊记者 李雪
在北京朝阳区，沿着青年北路向东北方向行驶，过了东五环，繁华的北京城就此被抛在身后。初来乍到，你会惊讶于都市与村野的转换如此之快速、彻底。向东再有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东坝。
还在暑假期间，但东坝街头看不到多少玩耍的孩子，一位老伯告诉记者：“都在为上学的事发愁呢。”朝阳、海淀和大兴有24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其中朝阳区将关停9所打工子弟学校。在东坝就有4所学校在被关停之列，分别是东坝实验学校、蓝天实验学校、育英学校、东坝培新学校，涉及学生总数达到3900多人。东坝，成为此次关停的重点区域之一。
“我真的不愿离开”
得知东坝实验学校将被关停的消息后，悦悦的妈妈整夜未眠，悦悦和弟弟栋梁都在该校就读。8月15日，东坝实验学校顶着风头提前开学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妈妈赶紧让悦悦去报到。
11岁的悦悦，清秀高挑，扎着马尾，脸上有淡淡的雀斑。悦悦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想当医生，妈妈的颈椎有毛病，我手劲大，捏得很舒服。”她对记者说。贫寒的家境，让悦悦比同龄的孩子更早地知道生活的艰辛，“一张30块钱的移动充值卡卖31元，只能挣几毛钱，卖电话号码更挣钱一些。”
2008年来北京之前，悦悦的父母曾在上海、深圳等地打工，如今夫妻俩在北京经营一个卖手机和手机卡的小店，丈夫有时还帮人搬货。
父母在外打工时，悦悦和栋梁成了留守儿童，“我和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4年，每次打电话时，我都哭闹着要来北京。”2010年，姐弟俩从河南信阳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我真的不愿离开”，悦悦这样在作文中写道。“我和老师们的感情非常好。我刚来时，成绩特别差，在周老师的鼓励和辅导下，我现在已经是中等生了。学校收的杂费也很少，题目都是老师抄在黑板上，让我们做。我坐车回家要20多分钟，为了安全，每天早晨，张老师从学校坐车到酒仙桥接我们，放学再把我们送回去。”在东坝实验学校，接送孩子的老师还有3个，他们担负着100多个孩子的出行安全。
“我不想去分流的学校，如果学校关了，会考公立学校试试。”但她不是太有信心，“我们课本不一样，他们学奥数。如果不行就只好回老家了。”悦悦的不少同学都选择了转学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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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东坝西北门的魏师傅也在为孩子的上学问题犯难。魏师傅黑且瘦，一口四川话，来北京十几年了。去年，他花了5万多买了个二手面包车，在市场门口拉货，妻子则干些装卸货物的活。两个儿子跟着他们在北京生活，小儿子在东坝实验学校读四年级。
“现在物价这么高，花费也多。小儿子在东坝实验学校，一学期学费是800元，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一个学期下来差不多是1000元。要是去了单店小学，一学期学费350元、保险费80元，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再加上每月160元的午餐费，算下来要1200元。最主要的是单店远，路上车也多，还得接送。有时候，我早晨四五点就得出去拉货，实在不方便。”
单店小学是朝阳区教委指定的接收东坝实验学校分流学生的学校之一，距离东坝实验学校有20分钟车程。尽管魏师傅收到短信，通知孩子去单店小学报名，他还是去了东坝实验学校。“先上着吧，最后实在不行，再去单店小学。”
提前开学是无奈之举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区、朝阳区、海淀区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成为这些学校被关停的共同原因。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称，今年朝阳、海淀和大兴将有24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三区已经制定和采取了学生分流方案，并表示“保证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立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人在自办学校就读——这些孩子多半来自低收入家庭。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就读。
东坝实验学校属于“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校”。1999年，郭纯荣、陈恩显、万天兵三人，创办了东坝实验学校。2003年，因原址拆迁搬到现址，场地是向一家公司租的，租期10年。校舍2600多平方米，当时总投资300万元。学校有小学、初中9个年级23个班，截至上学期，有教职工46人，学生1328人。小学每学期学费800元，初中1500元。
2011年7月27日，学校收到东坝乡文化教育卫生科下发的告知书，以学校在房屋、消防和用电安全、卫生保健等方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由，责令其关闭。
8月14日，学校遭遇断水断电。他们每天花400元的租金租来发电机发电，一天光油钱就要花掉600元。校长郭纯荣无奈地说：“我们卡上还有5000度电。”“我们买的电是1块5一度。”另一位校长杨勤补充说。
8月15日，学校提前开学。按照正常的进度，本应8月28日报到，9月1日开学。但是关停消息让家长心里很没底，学校只得提前开学了。当天的情景，让校方很无奈。门内，300多名学生返校上课。门外，东坝乡政府派往学校门口的城管和保安，则在劝说家长不要把孩子送到该校就读，并出示了《致东坝乡流动人口自办学校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以下简称《致家长信》）。情况混乱，以至于看门的阿姨和外面的人吵了起来。
一位老师说，放暑假前全班50多个孩子，虽然家长被通知学生要分流，但还是有一半学生来报到。杨校长对记者说：“我们的想法是，有多少孩子教多少孩子，不能让孩子没书念。”
对于有关部门提出的“安全隐患”，记者就此向杨勤校长求证时，他顿时激愤起来：“今年5月，我们刚刚进行了校舍整改，也提交了报告。这就是一个借口！”
同在关停之列的朝阳区将台乡希望之星学校也选择了提前开学，有200多名学生报到。东坝蓝天实验、将台乡英才、将台乡东北亚等几所学校的负责人也表示，近期将尽快开学。
暂时开学，并不意味着最终能逃脱关停的结局，而更像是一个抗争的姿态。杨勤校长说，现在东坝乡的工作人员仍在校门口给家长们发《致家长信》。相比之下，8月20日收到的《强制拆迁告知单》则更让他担心：8月25日前不拆除校舍，将会遭强拆。早些时候，几所学校的创办者们已经联合起来试图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学校关停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杨校长的名片夹里就有不少记者的名片。学校方面积极为采访者提供便利，看门阿姨也会热情地招呼记者坐，递上矿泉水，讲诉自己和学校一起度过的12年。整个学校充斥着焦灼的气氛。
应该如何看待此次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果在没有做好安置处理的情况下关停甚至强拆，会造成学生失学、教师失业、学校资产流失，这种做法就很不妥，是政府工作的失误；如果因为建筑物是违法建筑，同时能安置好孩子，那就只是工作的安排问题。”
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则更加尖锐：“政府应该善待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和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即便关停，也要给出路，有个过渡，给个‘安乐死’，而不是‘斩立决’。这不仅关乎执政水平，也关乎道德良心。”
北京仅有60多家学校得到许可证
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已有了近20年的历史。1992年，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诞生。两年后，随着外地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子弟学校遍地开花。1998年，国家允许民间力量自费办学，办学条件标准酌情放宽。之后的两三年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市场出现了淘汰、兼并现象。2003年被校长们称为“政策转变年”，这一年的教师节，温家宝总理来到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玉泉路小学，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板书，这是来自政府高层肯定民间办学的声音。
但随后，情况又有所变化。2006年，北京市教委下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工作思路，海淀区、石景山区等区县239所学校被关停，波及近10万名学生。2010年，朝阳、石景山、昌平、大兴、丰台等区拆迁，30多所学校处于拆迁范围内。
打工子弟学校若想长久安稳地生存，办学许可证是唯一有效的“护身符”，但迄今为止，北京市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仅有60余家。而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尚有114所，对于他们未来的去向，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表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过完善、政府支持，能够符合办学条件标准的学校，约占20%，对这些学校将尽快审批使其转正；第二类，有40%—50%的学校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进行改造；另外20%的学校，学生安全和学习环境无法保障的，将被关停，对学生分流安置。
在吴霓看来，“转正难”的根源还是体制问题。“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打工子弟学校要参照当地公立学校的标准设置。而按照《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有关规定：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万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还要有200米环形跑道等。这些标准，打工子弟学校显然难以达到。我们一直在呼吁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2009年还通过人大代表徐永光提交上去，但后来也没有音信。”
当然学校也不能坐等，要积极地行动起来。吴霓表示，“打工子弟学校首先要与教育主管部门沟通，说明学校的办学情况，争取政府的支持；其次，学校也要进行整改，解决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求助于社会的帮助，例如：捐助、教师培训、教学资源的配备、校舍的维修改造。”
打工子弟学校不可或缺
杨东平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打工子弟学校是在政府无力包办流动儿童教育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自助的做法，作为公办教育之外的一种补充，发挥了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而且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有时不愿就读公立学校，一是学校收费高，有些子女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连孩子在公办学校的午餐费都承担不起；二是有些学校对他们有文化歧视，所以他们选择老乡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近入学。”
同时，学生、家长的一些特殊需求是公立学校不能满足的。比如，由于中高考的户籍限制，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初中、高中还是要回原籍读书，原籍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在北京学校学习北京实验版教材意义不大。
相比而言，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以及规划方面的做法值得北京借鉴。
上海市政府从2008年起，连续出台8个政策文件，实行3年行动计划，帮助简易打工子弟学校向民办小学转型，对民办打工子弟小学实行购买服务，建立市区两级财政分担的打工子弟义务教育经费制度，目前已基本实现了打工子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同时，上海已向打工子弟开放中职教育。吴霓认为，北京目前完全可以先从小的方面做起，“积极作为也是一种关爱。”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很多像东坝实验学校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与相关管理部门一直处在对立之中。而结果，是像悦悦这样的孩子们，或许将失去一张安静的课桌；他们同失去的，或许还有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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