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监狱——走资派的日暮途穷
丑牛
黑监狱！恐怖的黑监狱！罪恶的黑监狱！
各地来京上访的老百姓，含泪泣血，呼号了多少年，可怜没人理睬。虽然，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都登了这些黑监狱的存在，登了黑监狱的法西斯暴行，可有关部门仍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后来，听人传言，对“黑监狱”，上面（？）有指示：“这是维稳中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政府行为，对群众举报，不接收、不立案。”这种传言，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信。因为武汉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向省检察机关的举报和控告，就被拒收，就拒绝立案。官员们回答得很明确：“这是政府行为”。问他们政府行为就可以无法无天么？你们依据的是哪一条、哪一款的法律？他们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不是依法，是奉上级指示”。
黑监狱多凶！黑监狱多狠！上级（？）给了他们犯罪豁免权。难怪武汉黑监狱控告团的代表向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的官员反映政法部门拒收控告材料、拒绝立案是违法行为时，这位官员竟火冒三丈：“你们到北京去告我们，我们不怕，我们在北京有人！”省委官员说在北京有人，那肯定比省委还大，就只能是中央了。
有这样通天的后台，黑监狱就可以无法无天，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从网上反映，全国至少有三十多处黑监狱。
黑监狱受害者的血泪控诉，舆论界的揭露和批判，全国民众的同声谴责，官方终于承认了有黑监狱的存在。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就召开了专门会议，“布置整顿保安服务市场”。副局长张兵在会上就讲到北京昌平有一座黑监狱，由一个辞职的保安人员纠集了十五人组成，他们还与五个省、市签订了“帮助地方政府维稳”的合同，专门负责拦截、抓捕、拘留、押送来京的上访人员。请看，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近乎黑社会性质的“保安公司”，居然与各地省市机关签订违反法律的合同，并授予他们比公安还大的权力，还真令人大开眼界，匪夷所思。
张兵副局长代表北京警方承认有黑监狱，让人以喜；但他说解决的办法是“清理整顿保安服务市场”，却让人以忧。黑监狱不是市场的产物，是政治的产物，是政府行为的产物。政府对上访者采取镇压，又不便由政府直接施行，黑保安、黑监狱才应时而生，而应该整顿的是：谁批准建立起这样近乎黑社会组织的“保安服务市场”，又是谁授予这些黑保安公司建立起黑监狱这样的法西斯机构。
把大批上访者关进黑监狱，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很难找到的。即或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黑暗时期，昏君也不敢宣布：告状是犯法的。他们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厉害。只有一个周厉王，不信邪：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召公反对他这种封民之口的办法。告诉他：
“夫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想封民之口者，却短命而亡。
不知道我们今天那些把大批上访者关进黑监狱的共产党官员们读过这篇历史故事没有。
接待信访、上访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共产党把“善待百姓”推到最高境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把群众路线当成党的根本路线。改革开放前，各级党组织是高度重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在党中央发出的许多党内指示文件中，在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都一再告诫全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作好信访工作。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就向全党提出支持人民来信来访对改进党的工作的重要性：
“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在以后发生的一些因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而引发群众闹事的事件时，毛主席总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说话。有一次，河南为建机场，没有同群众商量好，发生了群众闹事，拿起锄头、冲担、扁担、里三层、外三层、阻挡施工。毛主席在党中央的会上说：
“党内有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这才是人民闹事的关键之所在”。他支持群众拿起锄头、打扁担，说：不这样官僚主义者们就不会清醒过来。他对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邓小平说，鸦雀造个窝被人捅了，他也会叫喳喳，你邓小平的窝别人捅了，你就舒服？
在有名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针对一些党内的领导同志说：“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群众的道理呢？”
到了晚年，他把党内一些人对群众的镇压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今天，我们那些把上访者成批地抓起来关进黑监狱的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属于哪个阶级？你们是专了哪个阶级的政？
我从事党报工作多年，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报纸的群众工作，特别在处理来信来访工作中，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全力支持，对推动党的各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现举其中一例：
一九六四年，报社接到襄阳县牛首大队一位回乡女知青的来信，她说，对有些农村基层干部的恶劣作风，群众意见很大，我当面给他们提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还时不时扣工分。如是她把近年来的日记本寄来，要报社分析一下，她的观点对不对？日记里多是她遇到的不合理的事，特别是对公社主任丁××的一些丑事、坏事记录得最多。我读了之后，很是气愤，但这丁××在全省很有名，第一项花环是省特等劳动模范，第二项花环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就把日记整理了一份，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没过几天，他向我索要日记全文，再过几天，他为日记写的《前言》《批语》也送来了。并嘱我们摘编一期《内参》。（《内参》是专发给党内公社以上干部阅读的）以后再发全文出一期《湖北通讯》专辑。（《湖北通讯》是省委的党刊，是发给区以上干部阅读的）。
这两本刊物出来后，引起了全党很大的震动，有些稍有劣迹的干部，看得手直发抖。对丁××这种共产党的败类，在党的各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谴责。在随后的社教中，丁××被逮捕，被群众批斗，开除党籍、公职，还判了刑。知青王××受到嘉奖，调到省里来，参加共青团省委机关工作。
从支持群众上访到镇压群众上访，这种截然相反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改革开放。这种判断不是我轻率地随口而出，而是由前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他对国家的信访工作曾作出了四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估计：
一）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当解决；
三）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可以解决的；
四）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的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第一条就直率地说上访的主要问题是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第二、第三、第四条是说这些问题是有道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没有得到解决。周局长没有再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些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不能解决呢？应该还有一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估计：
五）80%以上是牵涉到官僚、资产阶级、党政官员们的利益，因此就很难得到解决。
周局长应该是心里有数的，但因为官大、中央部级，影响大，不好讲。
正因为以上五条估计，特别是第五条，使上访工作，就由过去的受到全党的欢迎、支持、鼓励变成了今天的压制、打击、迫害，一直到建立起黑监狱来镇压。
我们今天能听到毛主席讲的那些支持群众造反的话语么！我们今天能听到“压制群众的批评是党的死敌！”这种口号么！我们今天能听到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种警句么！
我们能听到的是：
“对上访，我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偏执性精神病患者，应该把他们关进疯人院”。
“请公安部门对上访按敌对势力办”。
“对上访者，第一次训诫，第二次警告，第三次刑拘！”
“对上访的组织者，游街示众！”
……。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颁布的关于信访工作的规则、法令，那一件不是针对访民、约束访民的。而没有一件是针对信访控告的对象的，没有一件是讲必须对群众控告的违法乱纪者进行严肃处理的。
信访部门是管制访民的，不是解决群众的信访诉求的。可惜这种荒唐的作为，不是个别的懒、庸、散现象，已经成为普遍的现实。
诸位若有不信，且听我讲一段信访的故事，这故事是我与信访部门官员合作完成的，绝对真实，信访工作的官员不应有异议。
2009年国庆期间，一位叫黄猷凡的退休女工，用借来的手机向我呼救（她的手机被劫持者抢走了），说她被人劫持，现被囚禁在武汉郊外木兰湖的一个小孤岛上。我通过信访部门的熟人，打听她的下落（因为在此之前，她经常因上访被关押、被囚禁）。回答说：“她很好，正在外地旅游”。24天后，她放回来了（可能是因为国庆节过完了，在这种敏感的日子，老上访通常都是被监控起来的）。她给我谈了流放孤岛24天的经过。我们整整谈了两天，整理出了一篇《缠访者的日志》在网上发表，（缠访者是抓她和囚禁她的理由）。
管辖她的信访局长读到这篇网文后，来我家访问，他们是来向我解释为何要把她送到木兰湖去流放。我说：第一，黄猷凡不是“疯婆子”；第二，黄猷凡也不是“缠访者”；第三，她的上访诉求也不难解决。信访局长对我的回答有些吃惊，他说，为解决黄猷凡的问题，七八年来，市里上上下下，弄得焦头烂额。我说，那是你们的力气花得不是地方，老是想制服她，监控她，抓捕她，审讯她，却很少同她谈诉求的问题。我们应该倒过来，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她的诉求问题上。我看黄猷凡的诉求，不复杂，至多二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信访局长不相信，他邀请我与他们合作来“摆平”黄猷凡。我很高兴他们的邀请，我说，黄猷凡是信任我的，如果你们也信任我，这件事很快就可以圆满解决。
黄猷凡的诉求很简单，就两件事：一是她的46平米的门面房产，在拆迁中拆没了；二是她的女儿在十五岁上初中时失踪，她报了案，一直未破，她自己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一些线索，她女儿被骗子拐卖后，沦落为娼，后被一官员包养，据说，这官员和警方有关。第一件事，很好办，去房地局查档案，这46平米的门面房业主是谁？拆迁时，谁得到补偿，开发商与谁签订的拆迁协议。房地局、开发商、原业主都请来，黄猷凡也请来，四人八面当面对质，假业主、真业主不就可以分辨得清楚了么？这第二件事，警方找到黄猷凡之女，一切都可真相大白了。
不久，信访局官员告诉我，房地产部门已经作了答复：“黄猷凡的房产没戏了”。我说，“这是什么答复啊！有戏、没戏，不能由他们一家说了算，要靠事实，靠查档案，靠查拆迁合同”。但信访局再也没有去深究，一说“没戏”二字，黄猷凡的房产这没了，这怎么能服人，这怎么叫解决问题，这怎么叫答复。
过了一个月，信访局长又告诉我，黄猷凡的女儿已经找到了，但不能和黄猷凡见面。我问为什么？回答说：警方希望黄猷凡不要来干扰她的女儿，这种答复，简直是混帐。妈妈要求与失踪七年的女儿见面，要母女团聚是“对女儿的干扰”！？这话出自警方之口，够荒唐！
往后，发生的事就更离奇了，我对信访局长说：如果他们母女见面有困难，能不能让我这个老记者同她女儿见面了解她这多年来的辛酸和眼前的处境，也让我对这个可怜的妈妈有一个合理的交待。
局长答复再研究一下吧：
再过了几天，局长欣喜地告诉我：警方同意她们母女见面了，由他们录制了一个碟子，有她女儿的视频，放给黄猷凡看，女儿还可以在视频里向妈妈讲几句话。我听了，简直连肺都要气炸，我喊道：“这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
局长说，我们再研究一下吧！
这一研究就石沉大海了。我托熟人了解黄猷凡女儿的下落，他们告诉我，这孩子被拐卖后，沦落为娼，后被一官员包养，又支撑她开了一间“休闲屋”，20岁就“入了道”，当上了老板娘。
面对这一事实，我真心乱如麻，我们共产党人干了一些什么事啊！孤儿寡母，咫尺天涯，行同陌路，怎么叫人不心碎。拿出她母女照片，妈妈在黑监狱里关着、期盼着：还我女儿！还我女儿；女儿秀丽的面孔，一叠叠的奖状，展现着美好未来。谁给母女带来了噩梦，不就是这个金钱社会吗？不就是一批贪婪、腐败的官员吗？我们共产党人、搞人民信访的人，该站在哪一边呢？为什么把含血泣控的妈妈关起来，为什么把孩子推向火炕？“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让幸福比太阳更光辉”，在哪里？在哪里？
黄猷凡在黑监狱：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这位清纯的姑娘后来沦落风尘
这样一个结局，我这个“老党员、老革命”真是愧疚万分，我感到自己的软弱无能。怎样向这位退休的老工人，可怜的妈妈交待啊！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鼓起勇气，约她面谈，应该把一切经过坦率地告诉她。
客厅里显得比平常空旷，我低着头，沉缓地向她讲述，她却一直睁大眼睛盯着我，好似教堂的牧师听教徒忏悔。对我讲的一些荒唐事，她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我讲完了，她仍然静默着，好像等我继续地再讲下去。客厅里显得更空旷无人。静默了一阵子，她用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她很冷静，一点也不像我这样沉重，她的告别辞是简单明了，一句一顿：
“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房子，没了；女儿，没了；家庭，没了。我现在真是无牵无挂一身轻，走了！”
我问她：“你往哪儿去啊！”她回答我的话简直是一字一顿了：
“我要同他们搞一个鱼—死—网—破！”
我还想留住她：“黄大姐，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啊！”
她头也不回，斜挎上随身带的那个大布袋，仍然是一字一顿：“鱼—死—网—破！”
这就是信访者，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信访工作！我们在为谁辛苦为谁忙？维护谁？镇压谁？
两年了，听说黄猷凡仍在北京出现，武汉仍在追踪她，抓捕她，听说她今天已经不简单，有人在护卫着她，还有多处隐身之地，抓她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也许武汉警方有能力把这个缠访的“疯婆子”再度关进黑监狱，采用更野蛮的法西斯手段来“修理”她，但我相信，这个“疯婆子”一定会更疯狂地反抗。
把上访者关进黑监狱，并不能使社会“维稳”，却锻炼出了更多的反抗者、革命者，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会越来越猛烈。北京开始清理黑监狱，各地也将清算黑监狱，官僚资产阶级建立起了镇压人民反抗的黑监狱，也为自己挖掘了墓地。
这一张照片，是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门面拍的，法警正在制止访民拉开横幅标语。拍摄时间是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标语上排的字是用红笔写的：“拥护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走社会主义道路”。下排的字是用黑笔写的：“反对×××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一切的向前看走资本主义道路。
看来，广大访民已经看清，对上访者的支持还是镇压，是两条道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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