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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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山东大学社会学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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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上午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山东大学分享一些研究结果。向林聚任先生致敬。山东大学社会学是中国华东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林聚任先生是今日山东大学社会学的统帅。向林大帅致敬。今日中国社会学，成就辉煌，吃水不忘挖井人，专此向领导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费孝通先生、陆学艺先生、李培林先生致敬。李培林先生就是我们山东大学的杰出校友。

很荣幸再次来到山东。八六年上过泰山，拜过曲阜，在青岛住过一个月。这几天上了孟良崮、英雄山、千佛山，看了黄河、大明湖、趵突泉，看了山东博物馆。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天下，而不是齐国统一天下？(此处略去五分钟。)

（不念）二十年来，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理论研究上，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认识逐步深化，由1979年之前只有阶级分析，发展到否定阶级分析、只有阶层分析，直到近年来又否定了对阶级分析的否定（仇立平，2006；仇立平，2007；冯仕政，2008; 李路路等,2012），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并重。在实证研究上，更是硕果累累（李拓，2002；陆学艺，2002；郑杭生，2004；李培林，2004；邱泽奇，2004；吴波，2004；李春玲，2005；扬继绳，2006；朱光磊，2007，李毅，2008；李强，2010；梁晓声，2011），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发展演变，或从阶级分析角度，或从阶层分析角度，或从两者结合的角度，做了多方位的描述性研究和分析性研究，珠联璧合，蔚为壮观。

（不念）瑕不掩瑜，美中不足的是，在众多实证研究中，很少有反映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全貌的数字化模式。仅有的两、三个数字化模式，只反映近期某个时刻的静态的状况，没有反映历史的沿革，不能直观把握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宏观大趋势。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社会结构与发展演变，最后都可以落实到数字化模式上面。在数字化模式面前，理论观点更容易深化，实证研究更容易检验。

今天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2008），《社会学概论》（2011），山东大学图书馆都有。有的网站，把这两本书的影印本在互联网上免费自由传播。今天讲座的这个讲稿，此前已经传给了诸位。所以，我今天可以提纲携领，少说几句，多留一些时间，听取诸位研究生和教授的批判指正。

在讲正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2011年世界列强生产总值的排列情况，大体上，再有十年左右时间，中国总值就要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总的说来，1865年前,2025年后,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中国世界第一的历史。从1865年到2025年，这160年，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的历史，只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短暂插曲。

资料来源：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resQuery.asp

另外，简单介绍一下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英文文献，见拙著《社会学概论》(2011)第99页至103页。

另外,简单介绍一下西方学术界的一些重要新动向,见美国《外交季刊》2013年第2期。

一．中国社会分层  1949年前

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可以研究，今天不谈。夏商是不是奴隶社会，可以研究，夏商社会分层，今天不谈。西周是封建社会，西周社会分层，今天不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春秋战国社会分层，今天不谈。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分层，可以写五本书，就指望在座诸位研究生了。

从秦朝到清朝的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中国比欧洲提前近两千年结束了封建社会，这是中国领先世界近两千年的重要原因。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那是个什么社会？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社会分层，可以写八本书，就指望在座诸位研究生了。

从秦到清社会分层的大体状况，是个金字塔形，根据《剑桥中国史》英文版13卷30页，拙著有一个图示2-1，是个金字塔。皇室，官员，有功名的人，地主，商人，考生，等，构成上层统治阶级，约占人口5%。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构成下层被统治阶级，约占人口95%。当官的，有了钱，可以买地，变为地主。大商人，攒了钱，可以买地，变为地主。官员、地主、商人，可以努力培养下一代参加科举，争取当官，或者花钱买个功名。这样，统治阶级的三大块就连为一气了。但是，也有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下层阶级，通过改朝换代，通过科举，通过做生意攒钱，通过买地，也有一点点可能性，向上社会流动，进入上层阶级。这种极为有限的开放性、流动性，是从秦到清中国社会分层制度的先进性的突出体现，是亮点，是中国社会领先世界近两千年的重要原因。

       注:      1. 皇室，官员，有功名的人，地主，大商人，考生，共占人口5%。

2. 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共占人口95%。

        来源: 《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3卷第30页

从1840年到1949年，下层阶级变化不大。农民阶级，手工业者，没有什么变化。新出现了一个现代工人阶级，但非常弱小，到1949年，中国工人阶级才300多万人。五亿中国人中，300万工人，人数少得难以想象，而且，多数工人是女工和童工，多数工人集中在缫丝业和面粉业这两个行业。

       表2-7     中华民国公务员制度

       来源：The Chinese Yearbook，1935-1936

上层阶级变化很大。除了西方列强操控中国之外，新的上层阶级由军事领袖、新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地主、国家技术官员（technical bureaucrats）组成，拙著对这五个部分都有所分析，为了填补空白，特别着重分析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干部制度。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分层，就是从这样一个结构上发展演变的。

二．中国社会分层 1949-1959

    我以为，建国六十年，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都有辉煌成就，都有严重错误。前三十年，成就比后三十年大，错误也比后三十年大。后三十年，错误比前三十年小，成就也比前三十年小。右派认为，前三十年没有成就，或者成就很小。这是不对的。左派认为，后三十年没有成就，或者成就很小，这也是不对的。右派认为，前三十年错误太大，应该否定前三十年，这是不对的。左派认为，后三十年错误太大，应该否定后三十年，这也是不对的。

从1949年到1976年，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最近，《光明日报》发表了军委习近平主席13年1月5日的讲话，说否定毛泽东就会天下大乱。去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再一次评价了毛泽东时代，原文如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这里面，“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这句话，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角度讲，是真实的。

来源：       1) 《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第9页。

注：1956年之前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大跃进期间，该阶级被赎买，愿意工作的融入了干部阶级。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没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数据。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中国形成了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干部三大块的社会分层结构，见图3-3。通过土改，消灭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地主阶级。美日欧主流学术界，对中国的土改，基本上是肯定了。但近年来，中国有些学者，开始否定土改。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土改对于建立现代化工业强国是必不可少的，是不可或缺的。关于土改的情况，参见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2005）。有关国际比较研究，参见谭崇台《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2008）。通过公私合营，用赎买的方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现在看来，把私有的饭馆、澡堂、理发店、小作坊，统统消灭，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表3-1 1956年体制的结构

来源：选编，1956（2-3 至 2-285）。

人事部：《人事工作文件选编》。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以下简注为：选编，年（卷数-页数）

总的说来，这个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调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积极性，为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抗美援朝、建立完整工业体系、两弹一星、对印反击、三线建设、大庆会战\成昆铁路\红旗渠、援越抗美、联合反霸、支援第三世界、美苏中大三角、把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但毛泽东对这个新的结构也多有不满。比如高考。1905年中国取消科举,1952到1955年，中国以高考的名义恢复了科举。是谁决定搞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查到。毛泽东，似乎不知道实行高考这件事。推测一下，可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与决策的。后面要提到，对高考不满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工资，把表3-1，和表2-7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工资差距，比中华民国还要大。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这后来也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

1958年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的建立，就我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没有发现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根据现有文献推测一下，除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可能也参与了决策。下面可以看到，文革中，毛泽东的知青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都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

三．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及其变化，见图4-3。干部、工人、农民的三大块结构，毫无变化。要说有变化，就是工人的比例缓慢增长。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从图4-3看来，十分有限。为什么？回顾一下文革的有关政策，就清楚了。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1。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9。

注：  1. 1966到1970年的数据为估算结果。

2. 1962到1977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二千万上下。但是，中国所有统计仅从1978年开始统计农民工。

文革取消了高考，代之以工农兵大学生，或称工农兵学员。五十年代用高考方式恢复科举后，1957年，全国大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占80%，毛泽东极为不满。1966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一项重大政策就是取消高考。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用推荐的方式，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从1972到1976年，一共有82万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中央和省部级领导人中，都有一些工农兵学员，包括军委习近平主席。从后面的表7-1，我们可以看到，1964年，1982年，1990年，大陆大专以上人口的比例是0.4%，0.6%，1.4%。也就是说，取消高考只对不到1%的中国人口产生了直接影响。

文革十年，82万工农兵学员和41万转业干部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445万工人以工代干，几百万农民以农代干。邓小平结束文革后，以农代干的农民干部全部清退回家做农民。以工代干的工人干部，清退了100万，其他人通过“五大”毕业生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最终成为正式国家干部。中国当时有七亿多人，以工代干、以农代干加起来不到1000万人,影响有限。

文革十年，有约8000万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去农村当农民。其中，近6000万，本来就是农民，称为回乡知青。有2000多万城里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平均当了六年农民，然后绝大多数又回到城里。上山下乡问题，十几年来，美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都有激烈争论。一派认为，知青下乡，是黑暗岁月，不堪回首。另一派认为，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利有弊，相当一部分知青得到了难得的锻炼。争论双方有时候很动感情。现在，军委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领导人都是知青出身。我观察，这些知青出身的人，很少有全盘否定自己知青岁月的。当时中国有七、八亿人口, 2000多万城市知青的下乡与返城，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十分有限。如果说,在这二十年中,文革等事件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有限,那么,什么事情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有重大影响呢?

我个人认为,是三线建设。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大体上处于准战争状态。1964年4月25日,总参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美国或苏联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中国沿海大中城市的严重后果。当时中国50%的民用工业和52%的军事工业集中在1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里,没有可靠的防空能力。敌人将在战争初期瘫痪中国主要铁路、桥梁、港口,没有一座大水坝能免于决口。经过四个月的斟酌,在美国发动东京湾事件的第二天,毛泽东最终决策开始三线建设。在一线地区,停止一切新项目的建设,停建工厂、研究机构、大学,更不要说城市建设。一线、二线地区的所有独生子,也就是重要的工厂、研究所、大学,迁往三线地区,而且要分散,要靠近山区,甚至直接建在大型山洞中,山,散,洞。从1965年到1985年,为了备战,中国国定资产投资的重点,从一线地区转向了三线地区。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为了备战,中国基本上停止了城市化建设，停建三峡这样的大型水库。城市化建设的停滞,又直接延缓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因为备战和三线建设,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的过程,在1985年前,十分缓慢。1840年之后,中国屡遭侵略,百年国耻。为了避免国家民族再遭涂炭,必须进行三钱建设,为此不得不付出延缓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的巨大牺牲。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四. 中国社会分层 1979—1993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见图5-3。首先,非农劳动人口，从1979年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93年接近总数的一半，这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进步,这是辉煌的成就。第二,农民工从两千多万发展到一亿多人,在人数上超过了城市工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第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重生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智慧、勇气、魄力。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中国、苏联援越抗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力大幅度衰退,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6年美国败走越南。1979年苏联侵略阿富汗,中、美、巴基斯坦援阿抗苏,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难以自拔。据此, 1985年邓小平判断，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会面临战争,决定改变中华民族1840年以后不断准备应对外来大规模入侵的基本国策导向,把中国国策的重点,从备战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停止三线建设,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更坚定了中国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战略决心。后来又提出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些争论。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120-121页

             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第17页

五.中国社会分层 1993—2011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 见图6-3，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但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首先,辉煌的成就,突出表现在,非农劳动人口,从1993年的大约一半,2011年增加到五分之四；换句话说,农业劳动力从大约一半,下降到五分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辉煌的一页。

第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数量和力量都有飞速的发展。这个问题后面专门谈。第三，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国有企业建国以来第一次整体亏损。中央决定抓大放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国有企业工人从8000多万,下降到2000多万。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过去了，只是有些文艺作品还有反映,比如电影《钢的琴》。还有，前几天，一个下岗工人，对社会不满，和一个公共汽车的全体乘客，同归于尽了，只是一个偶发事件。第四,在4000万干部队伍之外，因为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准干部的数量大幅度增长，2011年达到8000万。

第五,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隔离城乡的现行户口制度,这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癌症,始终没有割除,在中国非农劳动力已经达到五分之四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比例,如果不骗人的话,只有35%。这个问题后面专门谈。第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断发展。第七，正如孙立平先生等人提出和强调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固化，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比如高考越来越不公平。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占有多数资源，使无钱、无权、无势的人，很难向上流动，必然不能长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六．中国社会分层 1952—2011

新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分层的全景图画，见图8-1，见图示8-1。图8-1是图3-3、图4-3、图5-3、图6-3的总和。2011年，中国社会分层的大体结构是：4000万干部和8000万准干部，2000万资产阶级，构成上层社会；下面是47000万工人，包括三个阶层,25000万农民工、2600万国有工人和600万集体工人、18600万其他城市工人；在这下面是15000万农民。有些数据，有待修正。但误差不会很大，基本结构，不会改变。下面让我们简单看一看各个阶级阶层。

七．干部与准干部

关于中国的4000万干部,有两个详细、准确的数据资料：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 2．谭浩、赵超：“新中国成立60年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综述”， 2009年,中国中央政府网。

从1998年之后，中国干部总数保持在4000万。2007年底，包括机关干部689万，国有事业单位干部2313万，国有企业干部942万。正如中国人所熟知，干部可以分为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乡镇（科、营）级、股（连）级，一般干部。在理论上，4000万干部都可以套用相近的级别，包括各级国有宗教工。

1993年之前，本科以上毕业生，和大多数大专以上毕业生，毕业后自动成为国家干部。1993年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越来越少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干部，多数人自谋职业，但国家对这些人有礼遇。在全中国，多数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中找工作。而大专以上毕业的人员在全国各级人才市场找工作，并享有一些劳动市场的人所没有的待遇。因此，我将这些,没有成为国家干部的、在非公部门工作的、或在国有部门非正式工作的、大专以上毕业人员,称为“准干部”。国家各级人事部门采用一些管理干部的方法管理准干部，比如档案，比如评职称。我发现，近年来，也有大陆学者开始使用“准干部”这个概念。2011年，中国大陆准干部已经有8000多万人。

下面要谈到，我认为，未来中国中产阶级将主要来自于这个准干部阶层的发展壮大。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大学生多了，而是因为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是自主创新的模式，而是研发两头在外的加工工业模式。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难于跨过“中等发达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难以诞生。

拙著对中国干部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各级领导干部功不可没，全体干部功不可没。六十多年来，干部的收入、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整体而言，始终高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只是最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干部的收入和声望，被部分资产阶级成员超过。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国至今没有实行公开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下面就要谈到，一、二十年来，由于权钱交易迅速发展，一部分干部与一部分资产阶级成员已经合二而一了。

八．中国资产阶级

美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都很有成就。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出产生资产阶级。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就，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成就。中国生产总值中，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占多少？或者说，中国GDP中，非公部门占多少？美国和中国的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我认为，在五分之四以上。近年来，我在珠三角访谈过十几个民营企业家。

美日欧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有重大的区别。美国的高速计算机、装备制造业、战斗机、核潜艇、洲际导弹、航母、坦克，美国绝大部分先进的东西，是美国资本家研究、开发、生产出来，卖给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使用的。拙著中，对今日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有一段话，全文如下：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资产阶级只会继续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国家领导集团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央和省部一级。中国资产阶级还将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这不仅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更是由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简单说来，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任何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将继续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今日世界体系的本质和美国的技术霸权所决定的。现在中国的非公有经济主要生产那些美国企业几十年以前就停止生产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国有经济则从事着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而美国决不会卖给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战斗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先进的雷达、先进的通讯设备，以及更为重要的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制造业和高级材料制造业。只有公有部门有能力研究、开发、制造这些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公有部门现在还雇用着大部分教育精英，尽管非公经济产出中国GDP的3/4到4/5。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出售、并禁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这些高技术产品，中国就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公有经济。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基本上无能为力。（《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191-192页）

二十多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总的说来，一直比较好。个别情况下，出现问题，政府也从来不没收财产，而是采取赎买的办法。比如，山西私有煤炭工业，出现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中央出资数（三）千亿元人民币，全行业赎买。再比如，私有钢铁工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通钢事件），政府也是出资赎买。

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资产阶级人数，见图8-3。这个人数，主要包括大陆雇工8人以上的城市资本家和农民资本家。拙著（第188页）特别分析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偏低。有些人，在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中，碰巧自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比如一些土地被天价收购的农民，一夜之间暴富。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至少还包括下面两个部分。第一，一、二十年来，一些干部收取了一部分金钱和资产，其数量大大高于工资收入，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第二，一些干部，公开或不公开地，参股一些企业。股息大大超过其工资收入。我上中小学的时候，高音大喇叭曾经播放毛泽东的一句语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八十年代，我们以为，毛泽东一定是老糊涂了，说胡话。现在看来，何其惊心动魄。

钱权交易，钱权结合，一些党员干部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怎么办？美日欧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看到有关讨论。中国学术界，有人提出，用除罪化的方法，或用大赦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采用剥离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简言之，有钱的官员、党员，可以退党，退出干部队伍，加入工商联，其代表人物，作为工商界代表的一部分，各级人大政协还可以安排。然后，实行严格的钱权分离、钱权隔离的制度。见拙著《社会学概论》（2011），第九章“政治社会学”，第二节“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第二小节“官员财产申报与党员遗产限额”（第150—151页）。

九．中国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壮大，而非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当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主旋律。2011年，中国工人阶级增长到四亿七千多万人，47087万，见图8-2，包括2654万国有工人、603万集体工人、18552万城市非国国有工人、25278万农民工。

    当今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并不否认当今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并不否认当今中国社会存在领导阶级，并不否认当今中国党派存在阶级基础，并不否认有的社会阶级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力军。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13年4月28日指出: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十几年来，江泽民，胡锦涛，每年五一节前后，都说过类似的话。中国学术界，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不认为当今中国存在阶级，不愿意看到阶级这个词，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

国有工人，改革开放前，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人贵族，在广大农民之上，在人数很少的干部之下，一些工人的收入和声望，还高于一些层级低的干部。1988年起，短短几年时间，八千多万国有工人变为两千多万，很多人经历了下岗的过程，当时下岗的人，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两千六百多万国有工人和三百多万集体工人，按照朱镕基总理引用的说法：银行投资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都不少。

一亿八千多万城市非国有工人，因为有城市户口，收入、社会经济地位，都高于农民工。一亿八千万这个数据，可能大大高于实际情况，应该减去一些未统计在内的资产阶级成员，还应该减去一些在人口普查种自己填报的大专以上人口。2011年，中国城镇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

两亿六千万农民工，现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新的统计数据，见国家统计局《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13年5月27日刚刚发表，有关统计数据，全面，细致，真实。几年来，我在珠三角访谈过二百多个打工仔、打工妹。由于毫无道理的现行户口制度，两亿六千万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户口之外，无法正常融入非农城市生活。现在，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已经下决心要解决现行户口制度这个早就该解决、早就能解决的问题。几年来珠三角和全国各地持续发生、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再一次说明，解决户口问题的时机，早就成熟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随着户口问题的解决，中国工人阶级这三个阶层，将融为一体，中国工人阶级将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十．中国农民阶级

中国农民阶级的迅速衰亡，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伟大的成就。所谓社会现代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2011年，从事农业的中国农民，已经不到一亿五千万了。美国三亿多人，只有260万农民（农业工人），生产够四亿五千万人吃的农产品。中国，如果2600万农民不够，5200万农民应该足够了。我认为，多则二十年，少则十年，中国农民，可以从现在的不到一亿五，下降到五千万左右。我这样讲，不是异想天开。

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个6977元，不是1.5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而是加入2.5亿农民工的收入后，整个8.97亿农村户口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13年4月初，我访谈了一位70岁的陕西关中平原农民大娘。丈夫几年前去世了。大儿子、大儿媳带着孩子出去打工。二儿子博士毕业，在大学当教师。家里就老太太一个人，有三亩七分地。国家补助一亩地150元。种子很便宜。雇人播种，每亩20元。雇人收割，每亩40元。三亩七分地的化肥，八、九百元。种地总成本，1500元以下，种地总收入，接近4000元。纯收入只有2500元。自己如果不种地，可以转包给别人种，别人给她每亩地200元转包费。自己不种地，转包费，加上国家补助，她每年收入1295元。到这里为止，她讲的话，对我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但后面的话，非常重要。我问：转包你地的是什么人？她说：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我问：他们现在种多少地？她说：四十多亩。

这对种了四十多亩土地的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代表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方向，三个代表。当然，不是说，所有土地，都要集约经营，部分小农户小土地经营，也可以共存。  如果中国新的领导集体，能够顺势解决早就应该解决、早就能够解决的隔离城乡的户口问题，能够合理扶植土地集约经营，中国农民的数量，必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一亿五，下降到五千万。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前途，必将一片光明。

十一. 中国纳税人数2400万

当今中国到底有多少富人？中国现在有近14亿人，13.8亿人。一、二十年来，中国各种媒体，报道了无数中国富人的故事。这些，使得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一些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富人的人数，产生了极大的错觉。这里，请大家关注一个极其重要的数据。为了避免有人说我断章取义，下面全文引用这个文献。

http://news.sina.com.cn/c/2011-06-30/164622734864.shtml

财政部：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减至约2400万

2011年06月30日16:46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30日电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今日表示，个税法修改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经过调整，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30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法律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王建凡指出，这次修改个税法将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大幅度减轻中低收入纳税群体的负担。对中低收入者纳税负担的减轻是一个组合拳，一方面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以后，纳税人纳税负担普遍减轻，体现了国家对因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的一个补偿，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经过调整以后，由目前的约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经过这样的调整，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第二，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实行提高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变化联动，使一部分高收入者在抵消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得到的减税好处以后，适当地增加了一些税负。

　　第三，减轻了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税收负担。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以下的纳税人降幅最大，平均降幅约40%，最大的降幅是57%，有利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发展。

　　第四，方便了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纳税申报。这个调整的内容对纳税人有利。(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简言之，根据中国财政部税务司，2011年，中国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数，只有2400万；（2000元以上的，只有8400万）。每当我拿出这个数据，就有人说，这个数据不可信，更有人说，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都不可信。我这里做几点回应。第一，你凭什么认为这个数据不可信？中国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有必要隐瞒中国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数吗？第二，2400万你不信，4800万你信不信？7200万你信不信？第三，即使是7200万，中国富人的人数，是不是比你认定的还是要少得多？第四，根据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我假设，这个数据即使有所遗漏，目前也不会超过4800万。

我的这个假设，是有根据的，请看一个最新的数据：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5/c70731-21744290.html

新华日报：民企工资低是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

2013年06月05日10:40  

　　江苏省发布的2012年全省城镇就业人员工资统计公报显示，江苏城镇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2069元、50639元，相差近一倍。（本报6月4日报道）

　　江苏的情形，也是更多地方的缩影。根据大多数低于平均数的概率，私营单位这个平均年薪，对于私营单位大多数员工而言，其实也是高不可及。正因为如此，即使2013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年”，民营企业依然被大学生们“嫌弃”。

　　民企薪情差，不能简单地归为资本强势，劳动力弱势；更不能简单地归为“老板黑心”。事实上，民营企业，多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利润薄，税负重。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需要缴纳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等20多种税。如果把各种隐性的、显性的税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税负如此，民企增薪酬、添福利的空间还有多大？

　　民企薪情差具有多重涵义，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观测和评估社会现状的坐标，是对经济生态失衡的一个警示。或者换言之，是对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善市场环境，减轻民企税费负担的深沉呼唤。

(来源:新华日报)

十二．今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当今中国社会，没有证据或数据显示存在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广义地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按照这个定义，图6-3显示，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狭义地讲，中产阶级特指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初期和中期，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这个阶级的人数逐渐赶上、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成为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

中国现在进入工业社会中期，还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当今中国，大部分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权力、财富、声望，都属于上层阶级。大部分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创造了一些统计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统计指标是是否拥有私家车。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末,中国大陆私人轿车保有量５308万辆。中国人口现在接近十四亿人，只有5308万辆民用轿车，很明显，拥有一辆私人轿车，在2012年末的中国，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而是上层阶级的标志。

中国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的人数必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从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变成中产阶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未来中国。如前所述，我认为，现在8000万的准干部，是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温床。再有二、三十年，当准干部有两、三亿人的时候，中国中产阶级就形成了。这不仅取决于每年新生500万到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更重要的，取决于这些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只有把现行中国发展模式转变到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才能给两、三亿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

十三．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

现行户口制度造成城乡隔离、地区隔离、种族隔离，阻碍中国城市化，缩小了内需，使中国无法形成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直接降低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亟待废除。户口制度秦、汉就已确立，但直到1949年，城乡并没有隔离，造成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现行户口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其存在原因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现行户口制度是为了实行统购统销，后来为了应付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从1965到1985年，除上述原因外，更加上为应付大规模外敌入侵而准备打仗和进行三线建设。在1985年以后，粮食问题解决了，外敌入侵的危险消除了，现行户口制度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存在的必要，其实际结果是维护城市居民的特权，和为了保持想象中的由城乡隔离、二元社会带来的城市社会稳定。

户口制度造成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工业化。现在中国农业劳动力只有劳动力总数五分之一，中国农村户口居民却占人口总数近65%。目前中国实际城市化比例只有35%。现行户口制度使中国城市化无缘无故落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四十五个百分点。图7-1，国家统计局2000年之前的统计，是准确的，2000年之后的统计，是骗人的。正如陆学艺先生生前多次反复指出：“2000年，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指标，把农村进城人员中超过半年以上的，称为常住人口，也统计为城市人口，所以，城市化率这几年有较大的提高。”每忆及此，都不由得敬佩和怀念陆学艺先生。

（不念）毛泽东时代，起码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全国基本实现了同工同酬。但是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隔离封堵了竞争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差异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海为例。现在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们在上海和青海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社会隔离制度才是造成目前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巨大地区收入差异的根源。如果消灭社会隔离，东、中、西部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发达程度的差距）将会自行消失，各地区的发展将会自动地变得更平衡更和谐。发达程度和收入差距并无直接关系。比如，现在纽约市比阿拉巴马州要发达许多，但做同样的工作，在纽约市和阿拉巴马州之间并无巨大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同工同酬，因为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而，美国任何地方的发展，自然也带动整个美国的发展。中国同理，如果上海和青海的人口、商品、资金是自由流动的，上海和青海之间就会基本上同工同酬，上海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青海的发展。这正是全国劳务市场、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金市场相结合的魔力所在。所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这种三大市场相结合的魔力。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要把许多地方性的社区融汇成一个全国性的整体社会。在这个整体社会中，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务市场要比无数个被省市县分割的地方性社区强有力得多。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比前工业社会有强大的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本来，工业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国性的劳务市场。但是，社会隔离把中国的工业化按照省、市、县切成碎片。1985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中国社会的条块分割就越严重。这种情况迫使各个省、市、县只关心有本地户口的人，只为有本地户口的人谋利益，把地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说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了。

实际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随后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执行该方案。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大陆和北朝鲜，继续实行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

（不念）重庆已经率先开始大改革，从2010年开始推出两年300万人、十年1000万人的农民进城计划。重庆能做到的，中国所有省市都能做到。重庆的初步实践印证了我多年来的预测：如果开放城市户口，不会出现农民蜂拥进城争当城里人的局面。三十年来，反对改革户口制度的主要理由，一向就是：如果取消城乡隔离，中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涌进中国城市，来了就不走，中国城市都要变成贫民窟，天下就大乱了。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2009年之后一再上涨，还是出现了民工荒，可见消灭城乡隔离，不会是洪水猛兽，中国农民不是盲目的无头苍蝇，而是高度理智的经济人。不要说没有工作农民不来；就是有工作、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来。中国农民怎么会放弃冻不着、饿不着的宽敞农家不住，到城市来挤贫民窟呢？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新领导集体，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解决户口问题、消灭城乡隔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作为重要国策，尽快推进。详细的论述，见李克强就任总理前不久发表的“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一文，见《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解决户口问题，实现中国人口自由流动、自由迁徙，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快速、更加迅猛、更加和谐地发展。

十四。教育与中国社会分层

17大报告：“大力发展高中教育”。

应该在普及全民健保之前，普及12年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

说2020年要普及高中教育，却不普及高中义务教育。不普及高中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怎么普及？

高考不公平愈演愈烈。

一定要尽快取消分省高考，一定要尽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高考取消文理分科。高中教育不分科。高考取消外语。

完全可以、完全应该实行每年60万本科全额奖学金、十万硕士全额奖学金、五万博士全额奖学金，从全世界争夺人才。给中国人才造就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的直通车道。

表7-1 Basic Educational Statistics from China’s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详见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2008），第七章第一节“高考”，第四节第4目“建立免费义务教育与建立教育市场”。

详见拙著《社会学概论》（2011）第12章“教育社会学”。

（下午谈这个问题。）

十五.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左中右

分析阶级阶层，必然要分析左中右。但为了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我一直没有涉及。所幸，最近有人公布了相关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张明澍，出版了《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一书，2013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关左中右的分析，见该书第47至49页。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扩展而来，并且追踪延续了1994年张明澍出版的《中国“政治人”》一书的研究内容。调查对象锁定在“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并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受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基本相同。

http://news.sina.com.cn/c/2013-05-05/113527030133.shtml

《南方周末》问：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

张明澍答：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反观这次，我们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力。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这里有三点可以指出。第一，这个对左中右的调查结果，与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是完全符合的。广大工农兵，基本上是左派和中派。第二，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个调查，只对18岁以上城市生活的公民。完全可以假设，如果调查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左派比例会更大，右派比例会更小，右派应该少于5%。第三，这些右派，主要是哪些人呢？可以假设，主要在哪些5308万家庭轿车的所有者中，主要在哪些2400多万月收入超过3500元的人群当中。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话如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改革难以推动，是因为难以调动支持改革的力量。我不同意。如果你的改革，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谋利益，怎么会没有人支持？谁敢反对？谁能阻挡？

下午的题目是：中国梦的社会学图景。

谢谢大家！

请大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

仇立平,“阶级分析：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李路路等,“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社会》2012年第5期。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

谭浩、赵超：“新中国成立60年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综述”， 2009, 中国中央政府网。

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国家统计局，《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国中央政府网。

国家统计局，《中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中央政府网。

李拓，《和谐与冲突——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郑杭生：《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李培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邱泽奇：《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吴波：《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扬继绳：《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李毅，《社会学概论》，第五章“分层社会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2013年6月，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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