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前，国内外反共势力将习仲勋的思想解读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将习仲勋解读成胡赵资产阶级自由化阵营的一员，这是十分不客观的。网刊重发该文，以供网友参考。】

　　文章1：日本关注南方系赞赵zy

　　【DW新闻】日本《朝日新闻》11月21日转述中国广东《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北京TAM事件发生时的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赞扬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功绩。

　　《朝日新闻》是日本媒体。虽然中国近年对赞扬胡耀邦相对宽松，但一向关心中国政治动向的《朝日新闻》说，在目前中国对赵紫阳的评价仍处于极为敏感的时期，中国媒体引述前广东省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话来提起赵紫阳本身就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正唤起反应。

　　11月15日，号称言论自由的南方报系旗下《南方都市报》“大家”副刊用整版悼念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一篇题为《永远的怀念写在任仲夷画册<岁月痕迹>出版前夕》的文章中提到，很多经历过那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人都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却一再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小平，耀邦、紫阳也功不可没。”(转载者按：南方系此文没有提到习仲勋。)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称，包括《南方都市报》、《南风窗》在内的整个南方报业集团，被关心中国的日本传媒、舆论誉为中国有良知的媒体之一，是研究中国的日本专家们常看的中国消息来源，而集团的报道宽松度和屡屡遭遇中宣部撤换总编辑等整顿，则被日本视为中国当局控制言论程度的政治风向标。

　　文章2：任仲夷：广东有今天 耀邦、紫阳也功不可没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1/19/10766588_0.shtml

　　2011年11月19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潘东生

　　●潘东生

　　2005年11月15日13时46分，风云低回，厚土含悲，任老与我们永别了。正如吴老南生挽联所说的，“神州痛失骄子，岭表永怀至人”，内心哀伤，难以名状。

　　光阴荏苒，转瞬任老离开我们已六年。这六年，似乎很短，我们对任老的回忆却历久常新，每字每句言犹在耳;这六年，似乎很长，对任老的思念与日俱增，一点一滴积累成海。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会想起这位亦父、亦师、亦友的长者和智者，想起在他身边工作的七年多的时光，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幽默深邃……点点滴滴，萦绕在脑际，仿佛他不曾离开过，犹如一切尽在眼前，不时半夜醒来，感怀往事，不能自己。

　　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他，理论深厚，经验丰富，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不回避;他，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却步;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与时俱进不倦怠;他，无私无畏，一身正气，坚持真理不退缩;他，心系群众，相信群众，为民排忧解难不言累……这就是我们心目中近乎完美的任老，用华丽的语言却怕玷污了他的简朴纯粹，用激昂的文字却怕浑浊了他的清宁致远。

　　难忘任老的宽广胸襟、心明大义!叩问历史，从一二·九运动到晋冀鲁豫边区革命，从渤海岸边到千山山脉，从冰天雪地到岭南热土，关于这位老人，都有无尽的铿锵回声。从上个世纪之初，到本世纪之始，他见证了近百年的岁月更替，跨越了世纪的惊涛骇浪，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挚爱的祖国和民族。他用忠诚所捍卫的理想，绽放在这块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并引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真理。很多经历过那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人都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老却一再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小平，耀邦、紫阳也功不可没。他还说，没有广东人民就没有任仲夷。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他有资格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取得政权之前，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奴变主”;在取得政权之后，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由穷变富”。任老不仅说了，他也做了，而且做得很踏实。

　　难忘任老的睿智勇气、坚守信念!因为信念，他矢志不移地坚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信念，他决然地执行邓小平的“先富”设计;因为信念，他运筹帷幄创造性地“变通”广东的经济棋局;因为信念，他果敢地主持制定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将蛇口“放生”为一个名震海内外的“改革试管”;因为信念，他把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紧紧系在一起，哪怕危险重重，暗礁密布，他都披荆斩棘，无所畏惧。

　　逝者远去，精神长存。任老离开了我们，随着奔腾的历史长河东去不回，然而，他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回忆，留下了无法遗忘的智慧和勇气。

　　最好的缅怀，莫过于实践他的理想事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和谐状态，这也是任老燃尽生命所未竟的事业。这是一个不曾结束的时代，这是一场还没完成的变革。任老的遗憾，恰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缅怀之后不能回避的传承和担当。

　　在任老身边的日子，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反对为他树碑立传青史留名，但出版这样一本画册，确是任老生前的心愿，不为流芳千古，只为给他所深爱的人们以及子孙后代留点纪念。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因为思念，因为感动，泪水常常打湿了校样。千言万语欲说，奈何水平有限，虽努力对任老厚重的一生进行用心解读，竭尽全力仍难免疏漏，敬请方家谅解指正。

　　谨以这本画册，献给任老，寄托我们难以言表的思念;献给大家，传递我们永不磨灭的怀念。

　　文章3：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文章4：习仲勋咋为深圳改革开放装纱窗？

　　：两江居士

　　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这样形象地指出：“改革开放就好比打开一扇窗户，苍蝇蚊子也是会飞进来的。开窗的目的是为了室内更有生机，而不是为了接纳苍蝇。”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但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缺乏有力、有效的综合防范措施，国外的苍蝇、蚊子等象征西方的各类腐朽文化也毫无阻挡地长驱直入，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分化着人们的精神，蛀噬着国家的政基。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沦丧、官场上出现的群体腐败，信仰上出现的金钱至上，精神上出现的西方崇拜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邓小平“不接纳苍蝇”的思想，当年主政广州的习仲勋，率先在国内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他说：“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必须要装纱窗!”在当时特定的氛围和语境下，提出这个观点，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胆识。

　　习仲勋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心底无私，他襟怀坦白，他深谋远虑，他敢于担当。秉着对党的命运负责，对国家的前途负责，对改革开放的未来负责，对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毫不隐晦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观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开放主张。

　　他的这个主张，尽管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他还是义无返顾地施行，通过自己的巨大影响和艰辛实践，大力校正深圳改革开放的航向，尽力减少改革开放对深圳的负面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装纱窗”也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不仅要时时清理蒙在“纱窗”上的灰尘，而且还要保证“纱窗”不破烂，不毁坏。如何实现呢?就是要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样是硬道理。只有用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去武装人民的头脑，才能有效抵御西方腐朽文化对我国的侵蚀和腐蚀，才能不断增强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因此，习仲勋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的重要性。他多次强调：“改革需要多方论证，有计划、有领导地、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决不能草率从事”;“我们不但要强调发展物质生产，而且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用这种精神文明去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他特别寄希望于青年人：“你们是新长征突击手，应该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贡献，都成为青年的模范、社会的模范。我相信，同志们是有这个觉悟，有这个决心，不但在建设物质文明，而且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成为社会前进的强大推动力量。”

　　实践充分证明，习仲勋同志在主政广东期间，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科学发展，社会资源上的优化整合，而且，精神文明建设也齐头并进，真正实现了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因而赢得了人民的广泛赞誉。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习仲勋：“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装纱窗”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习仲勋同志对实事求是的坚持与执着，彰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与睿智，折射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识与远见。

　　晚年的习仲勋，尽管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长居深圳，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他在关注深圳发展的同时，也将收听、吟唱各种版本的《东方红》以及《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作为每天生活的最大内容。这或许也是他对深圳改革开放“装纱窗”的另类思考和终极预言吧?

　　本文借用习仲勋的爱人齐心同志在纪念习老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语：

　　“仲勋，你一生坦荡磊落，方能最终无愧无悔含笑离去!作为你的同志、你的战友、你的妻子，仲勋，我要告诉你，我会用研究历史的方式来悼念你，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一定坚强。

　　仲勋，我用微笑送你远行。”

　　文章5：习仲勋：青年们必须树立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

　　摘自《习仲勋在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4年5月4日)

　　五四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壮举。六十五年前，我国人民处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那国难当头之时，中华爱国青年率先奋起，在沉沉的黑夜中，第一次燃起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火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场青年运动后来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俄国和当时的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之下，迅速席卷全国，有力地推动并实现了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开端，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

　　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由一大群具有报国热忱的青年学生所发起的。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已任，四海为家，英勇地站在运动的前头，敢于蔑视反动势力的淫威，不怕坐牢杀头，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团结到“反帝、反封建”的神圣斗争中来，决心变革社会，内除军阀官僚，外抗侵略强权，创造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华。他们是勇于牺牲奋斗和创造的一代，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歌颂。他们所开创的事业，经历千辛万苦，到了1949年，终于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正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把“五四”先烈们所不能看到的建设社会主义更艰巨的事业担当起来，做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

　　在“五四”以来的三分之二的世纪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我们这个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当代青年正处在国家兴旺发达历史迅速前进的重要关头，“五四”先烈们所追求的是“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我们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项全新的开拓性事业。要闯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各条战线上去改革，去创造。如今世界的科学技术事业正在突飞猛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反对核竞赛、核战争的广泛斗争，也日益波澜壮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今天的形势下，意义格外重大。全国青年唯有急起直追，奋起改革，献身于宏伟的建设事业，才能无负于我们的时代，才能使我们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祖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亚洲和世界。我们的党和人民所殷切希望于青年的正是要有这种大无畏的创造精神。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青年要富有创造精神，必须认清历史发展潮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是最先觉悟的成份。他们的觉悟突出地表现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辨明历史发展的潮流，并自觉地为推动社会进步而献身。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党的十二大明确制定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总目标，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奋斗。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青年们必须树立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才能象我们的英勇前驱者们一样，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和对待历史发展、社会变革以及人生历程中的种种问题，才能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光荣建设者。

　　马克思在论证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时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青年们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代，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认清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自己的创造贡献于自己的时代。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并投身于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的斗争实践之中，才能够实现，才可能放出超出一般人的光采。反之，任何背离历史潮流的“个人设计”、“个人奋斗”，终归会落空、会失败。青年们决不能求助于幻想，不能指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恩赐，他们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大量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要努力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切不可认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还能给我们任何出路。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改革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青年们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

　　青年要富有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

　　任何时代的伟大创造，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五四运动，不但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文化运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具有创造精神的一代，应该是知识广博的一代。创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知识的过程。知识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是创造的向导。闭目塞听、孤陋寡闻，或单凭热情和空想的蛮干，那就根本谈不上富有创造精神了。

　　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人类不仅有能力向整个地球开战，而且能够离开地球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发宇宙的资源。不断深入和扩大的社会生产和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产生出大量的新知识。了解、学习和使用最新知识越来越成为发展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都越来越依赖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更高水平上的结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进一步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新形势下，人们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从战略上讲，青年们要跟上滚滚而来的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所谓面向世界，就是眼界要放宽，不能只看到一国一省的情况，要纵览五洲四海，时刻关心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动向，及时研究、分析、吸收世界最新技术成果，迅速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所谓面向未来，就是眼光要放远，不能只看到眼前，要想到今后十几年、几十年世界可能是什么样，我国应该是什么样;不仅要明确当前的责任，而且要看到未来的责任，从今天和未来的需要出发，不断丰富、更新自己的知识，使自己真正能够担当起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正视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看不到这种形势，忽视采取相应的对策，就可能贻误时机，在某些方面落后得更远。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时机，采取正确的对策，就可能在社会生产的某些领域跳过传统的发展阶段，直接使用最新技术。新技术革命在全世界展开，大约是今后几十年内的事情，今天的青年正有机会赶上这个浪潮。青年们要珍惜这种历史的机遇，从现在起就及时奋起，努力学习。工业战线的青年应该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企业管理的知识，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努力。农业战线的青年应该积极学习和推广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先进科技成果，学会发展商品生产的本领，尽快地勤劳致富，建设我国的新农村。科学技术战线的青年既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断提高、更新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更要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解决四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科技成果，攀登新的科学技术的高峰。其他各条战线的青年，也都要把学习和本岗位的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文化、技术素质。非常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全国亿万青年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学习的热潮。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学近代史、学时事、学科学、学管理学，并且把这些用于实践，用于改革，都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我们希望青年们把这种可贵的热情长久地保持下去，学有所成，用有所得，不断增长科学文化之才，以成就四化建设之功。

　　青年要富有创造精神，就要积极投身到改革的实践中去。

　　创造离不开实践。“五四”青年的创造精神，集中地表现于变革旧社会的革命行动。当代青年的创新精神，应当集中体现在改革一切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制度和办法，为推进四化建设扫除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的实际行动之中。坐而论道地空谈创造，将一事无成。要培养创造精神，必须到实践中去，到改革中去，因为改革最需要也最能体现创造精神。

　　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行的一些具体体制和办法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任何弊端和缺陷都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文章6：习仲勋：改革决不能草率从事

　　摘自《习仲勋同志在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团支部代表会上的讲话》(1981年11月23日)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就是革命的精神，顽强奋斗的精神。青年人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新长征突击手更应该是青年中的带头人。你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身作则，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埋头苦干，象受到全国人民热爱和尊敬的中国女排一样，为祖国争了光，为人民立了功。你们同样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主攻手”，“二传手”。你们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正在成为影响和失去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你们不愧为老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接班人。全国青年都应该向你们学习。

　　为了把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现在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希望：

　　第一，希望你们不仅在创造物质财富的斗争中争当英雄，而且要在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斗争中争当模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紧密相连和互相促进的。我们不但要强调发展物质生产，而且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用这种精神文明去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你们是新长征突击手，应该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贡献，都成为青年的模范、社会的模范。我相信，同志们是有这个觉悟，有这个决心，不但在建设物质文明，而且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成为社会前进的强大推动力量。

　　第二，希望你们不仅要当生产能手、工作模范，而且要当改革闯将。这几年我们调整国民经济有一条经验，就是要想经过调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进行必要的改革是不行的。这一点，我想同志们是会有切身体会的。我们企业的管理、经济的体制，乃至国家机关的行政体制，都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势在必行。当然，改革需要多方论证，有计划、有领导地、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决不能草率从事。最近，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中央党、政、军，机关要带头，作出表率。这是一件大事，全党都要关注。新长征突击手也要立志改革。你们是第一线上的生产实践者，对于改革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最有发言权。通过改革，一定能够挖掘更多的生产潜力，开拓更广的技术途径，使你们的劳动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地健康发展。

　　第三，希望你们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带领群众一起前进。突击手当然要突在前面，否则不成其为突击手。就象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强渡大渡河一样，必须有十七勇士当突击队。突击队前进了，整个大军才能顺利前进。突击手应当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通过自己的典型示范，吸引、团结群众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要懂得任何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的本领，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生产实践中得来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你们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突击手只有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时刻不忘向群众学习，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团结群众一起前进。我相信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再过一年、二年、三年……，新长征突击手将会是几百万，上千万，将会成为一支政治觉悟高、技术业务精的浩浩荡荡的现代化建设大军。

文章7：习仲勋：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习仲勋副委员长生前为韶山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红网 江山摄)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韶山感言寄语

　　毛雨时 夏佑新

　　(毛雨时：中共韶山村党总支书记，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夏佑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副馆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溢然长逝。巨星陨落，全国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和怀念之中。

　　9月10日，各地群众纷纷到韶山毛泽东故居吊唁、哀悼。截止10月9日，故居接待凭吊群众28万人。人们参观故居，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10月19日，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来韶山。故人已乘仙鹤去，空余小屋闲悠悠!参观故居时陈永贵悲从心来，热泪纵横。晚饭时，陪同不断为他敬菜，他说：我不想吃，今天胃不舒服。

　　1977年2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坐着轮椅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在纪念馆序厅，他要女儿将轮椅停下来。他艰难地站起，面对眼前高大的领袖塑像，缓缓地举起右手庄严行礼!然后硬咽着说：“主席，我看你来了!”在场的同志见此情景，无不泪水夺眶而出!参观毛泽东一家6烈士展时，罗瑞卿拉着女儿的手说：“毛主席一家是伟大的，今天到了毛主席家里，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不能忘记了主席，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看他老人家。”女儿不停地点头。罗瑞卿反复叮嘱：“你要记住呵，不要忘记了！"80年代初，社会上有些人攻击、歪曲毛泽东，甚至叫嚣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面对此等非难和倒行逆施，党和人民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1983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参观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1983年3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在韶山说：“别的什么人物几十年、百把年就过去了，人们的印象不深了。毛主席不同，一万年以后人们还要传颂。只要中国存在，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就存在，韶山就有人来瞻仰!”他在题词中写道：“瞻仰毛主席故居，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得以实现，心情特别兴奋!毛主席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使我深切怀念。永远坚持和发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怀念。”

　　198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韶山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在中国，毛主席不仅仅教育了咱们这一代人，其中当然包括我在内，对后一代、后几代也有重要的教育作用，今后仍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留言簿上，他写道：“永远按照你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写完，他说：“我只想说这个。” 1987年2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在韶山滴水洞参观时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贡献，他的才华，他的诗词和书法，到目前为止无人可比。”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参观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时说：“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的认识会越来越深。至于晚年有错误，但哪一个人一生中没有错误呢?”

　　1988年11月24日，国家主席杨尚昆专程到韶山视察参观，他说：“现在有人想否定毛主席，我不来不行，来了就是一个表示。天下还是他为首打下来的嘛!”在纪念馆参观时，他对讲解员说：“同志们，你们好!在这里工作，你们应该感到光荣!”在毛泽东革命家庭陈列室，他将女儿杨李叫到身边，对她说：“到了毛主席家里，你要认真看看，他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杨尚昆一边参观一边对大家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韶乐已停尚有村，群林尽染吊英魂。巍然勋业兼文采，功过千秋有定论。”198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参观韶山时写下的这首题诗表达了亿万人民对伟大领袖的万端情思。毛泽东尽管离去，但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在“非毛化”泛起的日子里，韶山没有沉沦，每年依然有20多万人前来瞻仰。

　　“音容犹在我辈心中，

　　功勋永载世界史册”

　　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写下了这句话，深切表达了亿万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缅怀之情。

　　毛泽东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伟大人格、他的杰出才华、他的丰功伟业、他的睿智和辩证的思想。而韶山冲这栋普通的农舍作为毛泽东伟大人生的遗留之一，闪烁着炫目动人的光彩，唤醒着人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忆。

　　参观韶山的人几乎有着同样的感受：毛泽东清贫的生活、忘我的工作、无私的奉献、廉洁的作风，无一不是当今时代的楷模。199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参观韶山后说：“我很受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说：“韶山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阵地。以后来这里参观的人会日益多起来。大家都来学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有希望。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一切工作的指针，决不能丢，要教育千秋万代传下去。”1991年7月，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开辟“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复原陈列”，展出毛泽东的家具及其他日用品25件。1993年12月，又增设“毛泽东遗物展”，集中展示毛泽东晚年生活遗物达200件，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毛泽东伟大平凡生活的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给观众以强烈震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参观后写下了题词：“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一位学者参观后说的话，给雷副委员长的题词作了注解：“毛主席为什么这样伟大?因为他是光明的象征，真理的象征，廉洁的化身。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我们党的优良品质和精神：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1991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参观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时说：“毛主席一家牺牲了6个亲人，真是了不起。”“要经常运用这些材料，对今人和后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在纪念馆，江总书记看了毛岸英1949年写给表舅向三立的一封信后，感动地说：“如果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所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3月17日，在长沙蓉园宾馆会议室，江泽民谈到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问题时，又念了毛岸英的信，然后说：“我看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我听洪学智讲过毛主席是怎样把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毛岸英是怎样牺牲的后，十分感动。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2003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视察韶山时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恩情，不要忘记毛主席。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生110周年，咱们怀念他，要纪念他，继承他的遗志，继承他老人家开创的事业，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2003年9月，国务委员唐家漩专程到韶山参观。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他留言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胡锦涛同志曾两次专程到韶山视察、参观。第一次是1993年6月30日，当时他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参观时这样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确实来之不易。作为后来人，我们一定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努力。”2003年10月1日，胡锦涛同志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身分再次专程访韶。访问中，胡锦涛同志在毛泽东铜像前敬献了花篮，参观了改造一新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故居，并签名留念。

王震：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是灾难

　　摘自：《怀念敬爱的薄一波同志——兼忆薄一波同志与王震同志的交往和友谊》

　　2008-05-2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李慎明

　　薄老和王老对小平同志在纠正毛主席晚年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是坚决支持的。1986年4月9日下午，王老来到中顾委自己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去看薄老在不在，我去看看他。”当得知薄老在外边开会时，便说：“你把在家秘书找来。”薄老秘书董宏来了。王老对董宏说：“现在有些非毛化的现象，毛主席的家乡很少有人去了。听说薄老最近到湖南去，他是毛主席、周总理、少奇那时政治局的，薄老又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得最重的一个。建议薄老到毛主席家乡韶山去看看。少奇同志的家乡也可走走。然后照个像，发个消息。薄公去一下，也体现了他一贯的政治家的风度。”事后，我听董宏说，薄老本来就有此打算。董宏把王老的话报告后，薄老说：“ 英雄所见略同。”6月21日，王老得知薄老成行，即挥毫给薄老写道：“ 湘人传来信息，我公访问毛、刘、彭(德怀)老一辈故居”，这“是一件令人感奋的喜事”，“由于你曾经是毛主席为首的最高领导集体的一位，尤有历史意义”。回京后，薄老又约王老见面。薄老对王老说，到毛主席故居参观人数最多的是1966年，290多万人次。1976年以来，逐年减少。1980年达到最低点，23万多人次。1981年后逐年上升，1983年达40余万人次，1985年多达50多万。薄老说：“小平同志真是伟大。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明确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句话，真说到家了。”王老听后很高兴，他说：“四项基本原则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很重要。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是灾难!”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也指出：“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又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薄老和王老当年对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与嗣后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的讲话，的确是反映了全体党心、民心和整个民族的心声。

　　薄老和王老还都十分重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王老晚年爱听评书，喜爱上了袁阔成评说的《三国演义》。1985年12月27日下午，他约薄老、宋任穷、胡乔木、邓力群、英若诚等同志一道在中顾委会议室会见袁阔成。王老先来个开场白说：“《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结晶。袁阔成等同志对它剔除糟粕，发扬精华，用评书艺术形式介绍给亿万听众，这对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需要大一统，需要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袁阔成同志把《三国演义》中的这一道理讲得很生动，给我们这些眼睛不大好的老人以很好的享受。” 他还说：“我们民族有着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有人搞民族虚无主义，贬低中国、否定中国，主张全盘西化，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的。” 胡乔木同志在发言中说：“中华文化中有很多珍宝，当然也有糟粕。但现在有的人对中华文化根本没有研究，认为中华文化留给我们的只有坏的，没有好的，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都是错的。甚至连中国的人种都要怀疑。这样的人还提出了‘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胡乔木同志和英若诚同志讲过后，薄老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努力向上的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为了发展自己，历来是不排除外来先进科技文化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认为外国的什么东西都比中国好”。“我们的政策是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都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某些人讲的‘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是根本不同的。我的老乡关云长就不那么爱钱。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能守旧，但也不能认为老的什么都不好。我们从小就不守旧，所以才有了新中国。一切为金钱才是真正守旧。我们共产党不是苦行僧，我们说的是按劳分配。尤其是现在，要贯彻多劳多得。一切向钱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全盘西化的言行，实际上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搞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是根本违背我国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是为我国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袁阔成同志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神值得肯定和表扬。”薄老这次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写于2008年1月20日)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研究员，北京 100732〕

彭真：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摘自《彭真复出后反复强调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吴文泰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hhz200710006.htm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5/66/13/4_1.html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彭真在四月初即已开始举行的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上发言。他发言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某些人让他以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发言反毛的“建议”，尖锐指出，“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应当怎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他认为，“对毛泽东同志，应当全面地来看。所谓全面，就是历史的全面、现在的全面和未来的全面。”他说，“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作也应全面地看。”(《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第364页、365页)

　　一九七九年春天，彭真曾住北京医院全面检查身体。同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李立功，多次到彭真的病房看望老领导，同老领导无拘无术地交谈。李立功在回忆文章中说：“谈话中，他评论。‘文革’，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对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惋惜不止。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依然是一往情深、坚信不疑。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诋毁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他旗帜鲜明地对我说，毛主席的功绩不容否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党工作的指针。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应该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同心同德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缅怀彭真》，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2页)

　　一九八四年，已经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一次谈毛泽东对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贡献时，又一次讲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他说：民族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解决得好，只有我们的毛主席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至于他晚年的错误，已经有了《决定》，不能总是抓住不放。他还深情地说，不能把我们这些人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彭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一生革命了五十几年，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的主要错误，是最后十年，而且这个错误主要不应当只注意个人的原因，要用唯物史观作历史分析。发生这个错误首先是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如果抓住毛主席最后十年的错误把他一生的功劳都抹煞掉，我们的历史就无法写了。”(《彭真文选》第624页)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是新中国的象征，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彭真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是全面、客观、公正和辩证的。

　　在一九七九年四月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彭真对举什么旗帜、举不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讲得很重，认为这是关系到天下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他作为老共产党人，在这样大是大非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末我们用什么理论采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彭真文选》第365页)此后，他在权力所及和力所能及的范围，大力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一九七九年七月，全国人代会通过他主持起草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都写上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讲话说：“法学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同年十二月四日全国人代会通过的由他主持起草的新宪法的序言，在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以及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次写上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但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不力，思想理论战线一度比较混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呈蔓延、泛滥之势，以至酿成了一九八六年底的所谓“学潮”和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彭真一九八六年一月在浙江考察工作时，主动提出到浙江大学去看看，并发表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的长篇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讲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关系等。他特别讲到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新民主主义理论既不是照抄马克思的，也不是照抄列宁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彭真文选》第559页)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尼采呀，萨特呀，其实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那一套，难道还能作为我们的精神武器?我们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胜利的。”(《彭真文选》第600页)一九八八年九月在新疆干部大会上讲话中他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方向盘、指北针，按着它指示的方向走，就是出点问题也不会是大问题。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了武器，就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打胜仗?”“现在世界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各种各样的思潮面前，就会无所适从。”(《彭真文选》第623页、625页)在这次讲话中，彭真还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散布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论”：“现在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马列主义过时了。这里，我想讲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讲他们的《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宣言》从一八四八年问世到现在快一个半世纪了。一八七二年翻译成德文版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一般基本原理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们讲的是马克思基本原理嘛，至于如何具体运用那是你的事，如果马克思把如何具体运用都告诉你了，那还要你干什么?我们搞马克思主义六十多年了，现在有人说几句‘过时了’，难道就能迷惑我们吗?”(《彭真文选》第626页)

　　一九八一年五月他在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有时讨论起问题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思想不能统一，问题不得解决，有些就是因为立场、观点、方法不那么对头。所以要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比较简明扼要，我们比较容易懂。”(《彭真文选》第419页)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在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负责同志谈话时，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他反来复去地说，“目前特别要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目前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彭真文选》第525页)“六四”后不久，他又说：“任何共产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过组织生活。过组织生活，要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人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常识都没有，却在那里大喊‘突破’，谁知道他们要‘突’到哪里去!”(《彭真文选》第662页)

　　一直有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鼓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僵化、保守，阻碍和反对改革开放。彭真对这种胡说非常愤慨，多次声色俱厉地批判这种荒唐谬论。 他在浙江大学讲话中说：“我们如果不是运用马列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下同一一引者)分析问题，怎么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脱离开马列主义的指导，怎么进行改革，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改革需要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改革中有许多问题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研究解决。怎么能把改革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呢?……唯物辩证法对于任何事物在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所以按照唯物辩证法，不仅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自身也要消亡，人类要经过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要向前发展。怎能说马克思主义保守、反对改革呢?”“其实，要说保守僵化的话，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理论才是保守的、僵化的。现在那些看起来很新鲜、很时髦的资产阶级思潮，都是为资本主义现有秩序作辩护的。”(《彭真文选》第556页、557页、558页)

　　彭真在新疆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和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部分延安时代文艺老战士座谈会上讲话时还说过：“现在有一种观点，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搞改革、开放就是反对马列主义、非毛化。简直是谬论!”“有人说，改革就是‘非马列化’、‘非毛化’;坚持马列，就是反对改革，就是‘保守派’。这话不是无知、误解，就是一种挑拨。”(《彭真文选》第625页、594页)特别发人深思的，是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平息不久，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一段话：“这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对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而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却肆无忌惮地抓舆论，抓意识形态，拼命毒化人们的灵魂，把很多人的思想搞乱了。结果闹得四项基本原则好像不时兴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阶级、工人农民等等都不大讲了，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直有点像犯了忌讳，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倒吃香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说成僵化、保守，反对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极为荒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反对改革、开放， 岂不等于说改革、开放就是背弃四项基本原则吗?不知道这类人到底想搞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彭真文选》第661页)

薄一波：防止两极分化、发展集体经济

　　摘自《薄一波给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信》

　　(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事物发展的过程，总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随着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与未富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分配不公的现象又从另一方面突出起来。如何做到公平分配、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一个新的矛盾和课题又提上了解决的日程。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有预料和告诫。一九八五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九九○年他又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要避免两极分化”问题，并且具体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已见诸公开的文字。记得那时他和我们一块儿议事，也常谈起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很明确：实行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重要决策，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发展、老是贫穷，那不是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如果两极分化了，那也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持续发展和公平合理的分配，使全国各个地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也才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这个思想，我认为是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中国改革和发展蓝图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思想，值得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中深刻领会、全面把握。

　　现在是到了搞好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时候了。中央正在抓紧研究和解决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但鉴于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贫富之间已经出现悬殊的现象，必须花大气力来解决。客观情势不允许迟延。一是全党要统一认识，把解决好分配问题作为一个突出课题或者像邓小平同志说的一个中心课题。须知分配公平、共同致富，既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又是其最深厚的动力源泉。二是解决分配问题，有了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决议以后，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扶贫开发工作本身就是解决的办法之一。三是衡量我们的分配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就是先富起来的能继续富，未富的能日益增多地富起来，仍然贫困的能尽快脱贫而加入致富行列。这样，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建立在最坚实的基础之上。

　　分配是以发展为基础的。经济不发展，提高收入分配水平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从农村来说，要完成扶贫脱贫任务，要使广大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关键也是靠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农村的发展中，有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重视起来，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他说：“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并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同志还说：“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是在一九九二年讲的。有些农村地区已经在按“两个飞跃”的路子向前发展。“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总体设计和长远战略，是我国农村和农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确实是一个大思想。我们应在总结农村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和贯彻这个重要思想。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于农村的发展和解决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功不可没。全面建设农村的小康社会，仍要始终坚持发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要作用。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有一点需要从认识上和理论上搞清楚，就是这种一家一户的经营，其潜力毕竟是有限的;从生产方式来说，这种生产责任制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果不逐步从小生产的方式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是无法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

　　农民的分户承包经营，是同集体的统一经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仅要求农户要不断提高承包经营水平、拓展承包的项目与范围，同时也必然要求集体不断增强经济力量和发展新的经营形式。所以邓小平同志认为，农村还必须有第二个飞跃，即必须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向集约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

　　加快农村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需要通过市场手段与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相结合，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和人才投入，同时还必须加强农村的组织力量。关于组织群众，历来是我们党的优势和法宝，这个优势和法宝不能丢。应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农户和农民群众走向产业化、走向大市场，不断发展各种不同专业化分工和不同合作形式的集体经济。只有这样长期努力下去，才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转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方式的轨道上来。

　　北京的韩村河村、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航民村、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等等，它们在遵循邓小平同志的“两个飞跃”思想前进的过程中，从各自的具体实际出发所创造和积累的经验，很值得重视。这些村子的集体经济在走向大市场中，已显示出自己的发展优势和走共同致富道路的优越性。还有不少农村地区，在分散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发展社区性和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并引导这些合作经济组织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联结起来，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营。这将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的重要形式，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集约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上述这些事实都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各地正在发展着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那种集体经济的新型集体经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在农民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应积极引导他们向着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方向逐步前进。至于实现的具体形式、具体途径，应允许和鼓励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大胆创造。

文章8：新华社为何帮南方系出头？

　　蔡子尤 2011-11-15

　　最近，南方系媒体发动了一大一小两场战役，一是以中国电信为突破口，通过炒作所谓国企垄断问题围剿中国国企，二是围剿孔庆东。

　　其实孔庆东对南方系媒体的所谓“三骂”(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事后证明完全是孔庆东的引蛇出洞。

　　看看被骂记者是如何说的：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15/6116.html

　　【济南时报：孔庆东在微博上说你“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你问了他什么问题，让他觉得阴险?

　　曹林华：我根本没来得及提问。我刚介绍完身份，他就来了句“我不接受你们‘南方系’采访，去他妈的!”然后把电话挂了。

　　济南时报：只是一句“去他妈的”吗?孔庆东在微博上炫耀他骂了你一组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你妈的!)。

　　曹林华：这些都是他意淫的。他骂得没那么夸张，这让我既好气又好笑。孔庆东一贯喜欢夸张，他是个表演欲望很强的人，正如他周围人所说，他喜欢恶作剧。】

　　原来，孔庆东电话里只是随口说了句【去他妈的】，很明显，骂的是南方系。孔庆东说的不是【去你妈的】，更不是【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显而易见，孔庆东在微博上说骂了南方系【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既不是济南时报说的炫耀，也不是曹林华说的恶作剧，而是典型的引蛇出洞，而且引出了新华社这条愚蠢的大蟒蛇。

　　孔庆东还很差异，自己痛骂、耍弄南方系，为何新华社跳了出来?

　　广大网民可能十分鲜明地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南方系炒作【中国抗震救灾是为了兑现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而南方系主张的普世价值，其真实含义是【美国及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代表人类普世价值】，而新华社也发表类似报道《从唐山到汶川：中国的改变》。新华社此文当时发表在新华网及各大网站的头条，似乎是要强迫每个网民都要读一遍。此文借赞美汶川救灾，丑化唐山救灾，丑化毛时代。内容主要有：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9/content_8277937.htm

　　1、在全国人民都在抗震救灾时刻，继续批判唐山大地震时的抗震救灾，以此丑化毛泽东和毛时代，丑化社会主义。

　　2、认为改革开放时代和毛时代相比，【中共的执政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渐成社会风尚。】这显然是把中国改开以来的这30年的中共，同1921到1979这近60年的中共做了彻底切割。

　　3、文章牵强附会东拉西扯，认为【抗震救灾还反映了中国法治社会的逐步形成完善，……例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宪法。】，这完全是普世价值的腔调。

　　实际上，新华社的文章在有意曲解宪法，宪法第十三条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新华社及南方系曲解成【“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被写入宪法】。在中国人民大众强烈要求清算暴富阶层侵吞国有资产的原罪的背景下，新华社及南方系要干什么，一清二楚。其实，新华社及南方系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没有写进宪法。宪法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将宪法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合起来读，宪法的意思就是要清算暴富阶层侵吞国资的原罪。

　　宪法全文见：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另外，宪法显而易见也不会保障那些反毛、反共的人权，也就是说，南方系及新华社中大量的反共分子的人权，并不受宪法保护。

　　虽然新华社记者文章没有直接提【普世价值】四个字，虽然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不得不提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但是此文章内涵其实和南方系完全一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文章，在人民网旗下强国论坛大部分能发出来，而在新华网发展论坛则几乎全面封杀。

　　更重要的是，新华网国内部分曾参与多起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社会主义的炒作事件。与新华网相比，人民网则没有参与。比如：2007年12月10日，新华网、新浪网等主流网站刊登文章：《据统计毛泽东稿酬累计达1.3亿》。见：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10/content_7223084.htm

　　此文实际上几年前美国中情局资金支持的海外民运反共刊物制造的垃圾。后来汪东兴、吴连登等人澄清了事实真相，新华网及南方报系并未刊登相关澄清文章，新华网的造谣也没受到任何处理。

　　此事件详情见：《从纵容“妖魔化毛泽东”到亡党亡国》http://blog.hxf.mshw.org/post/4/18

　　其实看看新华社的历史就很清楚，新华社里有不少南方系的同盟军，了解了以下情况，出现如上怪事，就一点不奇怪了。

　　这里列举一二：

　　比如：

　　《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曾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

　　《炎黄春秋》的骨干、编委李普就曾担任新华社副社长。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派5人小组接管新华社，李普是5人之一。

　　《炎黄春秋》核心、著名反共、反毛学者戴煌在新华社内人脉极广，连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都极为尊崇，戴煌更是屡次欺负新华社老社长穆青。看看戴煌是如何洋洋得意地自述的：

　　http://news.qq.com/a/20110712/001157_1.htm

　　【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他去过我家里几回。他劝我说，老戴呀，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我才不去呢。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他们一个在这边儿，一个在那边儿，挨着。李普和我关系很好，我经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个脾气，看不惯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杨继绳也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在新华社工作35年。

　　新华社原国内部主任张万舒，也是《炎黄春秋》的重要支持者，2009年张万舒在香港出版关于8X8的敏感书籍，被亚洲周刊评为2009年十大中文(非小说)好书。张万舒是国内最早报道小岗村改革的记者之一。张万舒1964年始任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后任采编主任、副社长;1983年调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改任新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1990年，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曾出逃美国，许家屯为中共正部级干部，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委员，叛逃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他在叛逃后受到卖国指控，并在1991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并撤销所担任的人大委员职务。

　　新华社多出怪事。2010年7月末，凤凰网、南方报业网纷纷刊登：《网现新华社记者叛逃谣言凤凰独家辟谣》、《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叛逃英国系谣言驻英养病》等文章，原来，英国每日电讯报道：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万武义已经叛逃英国，万武义的妻子已经先期移民了英国，是“裸官”一族，而凤凰网和南方系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辟谣，说其只是在养病：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9/12/42556_42227479.shtml

　　http://bbs.xizi.com/thread-1597146-1-1.html

　　【据可靠消息，国内最大的新闻通讯社——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万武义已经叛逃英国，有关记者在英国对万武义本人和其妻子见面时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也是继1990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徐家屯叛逃美国之后，从该机构叛逃到海外的最高级官员。但新华社和国内其他新闻机构并未对外报道。万武义在和记者见面时表示，他之所以出逃英国完全是政治上的考虑，是因为在相关报道中触动了特殊阶层的利益，受到政治压力而被迫离开。但国内熟悉万武义的人士则指出，万武义涉嫌贪污腐败和收受贿赂，是在得知即将被革职调查的消息后而出走英国。

　　北京纪检机关在试图对万武义的家属做进一步调查时发现，在此之前，万武义的妻子已经先期移民英国，万武义是典型的“裸官”一族。所谓“裸官”，就是指自己在国内做官，但家属、财产已经转移到海外的官员。因为这类官员罪行一旦败露就会选择逃离，轻易逃脱国内法律制裁而引起了极大民愤，中国ZF最近正出台措施，要求干部就配偶子女移居国外情况向组织部门汇报，否则将追究纪律法律责任。

　　新华社的全称是新华通讯社，也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同时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为该机构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上新华社国内部和国内众多ZF、大型企事业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掌握着国内几乎所有重要新闻的编辑、签发、报道权而一直是这些部门的公关对象，万武义也很可能是在此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而落马。据传，在新华社内部，有关万武义的名声一直不佳，在万武义叛逃之后，新华社内部，包括海外各分社也被要求不许谈论此事。

　　这也是时隔20年后，新华社再一次暴出高官外逃事件。此前一起发生在1990年，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曾出逃美国，许家屯为中共正部级干部，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委员，叛逃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他在叛逃后受到卖国指控，并在1991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并撤销所担任的人大委员职务。】

　　新华社万武义就“叛逃英国一事”严正声明：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12/16077255.html

　　【2010-08-12 新华社

　　今年5月22日，本人参加中组部等组织的专题研究班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原计划6月6日回国。学习期间因腰椎间盘突出的旧疾严重复发，遵医嘱在当地卧床治疗。在中国民航局和中国驻英大使馆协助下，在新华社总社有关部门和伦敦分社密切配合下，本人于7月31日下午顺利返回北京。

　　在此，本人对新华社领导的热情关怀和同事们的精心关照，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给予精心治疗的英籍华人医生夏志道夫妇等多位医护人员以及提供热情帮助的牛津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志愿者，致以深深的谢意;对所有给予本人以关心和支持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人将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重返工作岗位。

　　令人气愤的是，在本人于英国卧床治疗期间，个别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个人公然采用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段，恶意对本人及家人进行造谣中伤，给本人及家人的相关权利造成极大损害。为此，本人要求侵权机构和个人就其诽谤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同时，本人正在考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追究侵权机构和个人的法律责任的问题。

　　特此声明。

　　万武义】

　　究竟是什么人向英国每日电讯透露了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叛逃的消息?每日电讯为何相信这些消息并说消息可靠?恐怕肯定不是美国中情局运作的吧?相信读者自有分析。

　　至于事实真相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吧。

　　总而言之，建国后新华社历届领导高层中，既有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穆青、喻权域这样真正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真共产党员，也有杜导正、许家屯之类的共产主义叛徒。

　　希望现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万武义不是杜导正、李普、张万舒、许家屯、杨继绳之类的叛国叛党分子。

　　此次新华社联合南方系围剿孔庆东。新华社罕见地发表新华调查、新华专电、新华社记者李江涛、赵琬微发表《如此素质如何为人师表?——北大教授孔庆东爆粗口骂记者惹众怒》一文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kongqingdong/content-3/detail_2011_11/10/10563219_0.shtml

　　新华社记者黄冠发表《“教授骂人”有触道德法律底线之嫌》一文：

　　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1-11/11/content_3088059.htm

　　两篇文章均杀气腾腾，直接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这些汉奸完全被孔庆东耍得团团转，最后不得不在新华网删除了这两篇文章。

　　李江涛、赵琬微、黄冠等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应该是归万武义管吧?

　　总而言之，新华社相当于半个南方系。南方系，已经彻头彻尾地被汉奸分子、新自由主义分子、资改派把持，而新华社只有一部分被汉奸控制。最起码，新华社国际方面的报道就比国内方面要好得多。

　　其实，无论是南方系、新华社还是《炎黄春秋》，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称谓，赵系人马。

　　赵紫阳，1960年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74年4月至1975年10月，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任仲夷，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赵紫阳、任仲夷在广东耕耘多年，党羽众多。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些赵系党羽及美帝独裁霸权的庇护下南方系一直茁长成长，《炎黄春秋》近几年也是杜导正等赵系骨干一手操作，而新华社这些传统左派媒体自然也被安插了许多赵系党羽。

　　张宏良文章曾说：

　　【南方系能够成为中国媒体领域的实际老大，还是因为它特殊的美国背景。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点名要求单独会见南方系报纸总编，否则，奥巴马总统拒绝会见任何媒体，立刻返回美国，由中国承担一切后果。中国方面没有办法，只能忍气吞声，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亲去广州专机陪同南方系报纸总编进京接受奥巴马会见。奥巴马如此过分的举措，不仅远远超过了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原则，甚至远远超过了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的要求，即使抗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对汪伪政权的要求，也不过如此。奥巴马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无非是在用这个举动向人们显示，中国南方系媒体的政治地位，远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之上，至少在美国看来必须如此。】

　　奥巴马庇护南方系的背景，是自2008年以来，南方系是汉奸媒体，这已经众所周知。体制内的爱国主义力量试图彻底修理整顿南方系和《炎黄春秋》，这些行动遭受赵系人马的顽强抵抗，而奥巴马访华，就是为赵系人马打气的。在奥巴马及赵系人马的通力保护下，南方系和《炎黄春秋》平稳度过危机。奥巴马拼下老本，也要保护南方系这些棋子，当然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更好地在中国搞颜色革命，肢解中国。

　　显而易见，国内的南方系、炎黄春秋、新华社国内部、及中青报冰点周刊，都属于赵系人马。而这些赵系人马的背后是中情局。无论是大肆推广荒谬的西方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还是妖魔化毛泽东，这些都是中情局的一手策划，而南方系、炎黄春秋、新华社只是奉命行事。

　　据《克格勃X档案：一个老牌间谍对国家最高机秘的披露》一书(著者是[俄]维•什罗宁，曾任克格勃局长。新华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介绍：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情局首任局长杜勒斯策划了系列方案，如“加尔瓦尔德方案”，其用途是【将基本的、集中的打击指向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打破苏联人头脑中的所谓‘列宁综合体系’。】而直到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苏联克格勃才得以比较清楚地了解。

　　【根据艾伦.杜勒斯的企图，关于‘德国黄金’、‘铅封的’德国车厢和‘雇佣间谍’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谎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对许多人的耳朵感到好听。

　　加尔瓦尔德设计的最低纲领在于向新的几代人灌输对列宁主义的怀疑，认为列宁主义简直是‘历史的错误’，人类一部分暂时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会现象。灌输说早晚要把它结束(‘苏联是罪恶帝国’!)】 《克格勃X档案》--p65

　　详情见：《中情局绝密纲领--用普世价值对抗爱国主义》

　　http://blog.hxf.mshw.org/post/4/33

　　与中情局在苏联的操作类似，中国南方系、炎黄春秋等媒体也在90年代后期以来，刮起了妖魔化毛泽东的狂潮。

　　而南方系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正是中情局策划方案的要点：

　　【(加尔瓦尔德方案)最高纲领包括最广泛的目标。它提出的任务是破坏对祖国之爱。它渴望用所谓‘普遍人类价值’代替爱国主义。】《克格勃X档案》--p66

　　有网友因此感叹到：

　　【到此，所有中国爱国者的疑惑终于有了十分合理的解释：

　　在2008年那伟大的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得到了自改革以来最大程度的激发。而南方报系当时却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地宣称抗震救灾所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而随后的两年里，“普世价值”也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华喊话的口头禅。2003年出版的这本书实际上揭露了所谓“普世价值”思潮的真正的出处、背景及其战略意图。】

　　此次新华社出动参与围剿孔庆东，是一个重要信号。显然，自李锐嫡系中组部老干部崔武年发表《政改十三点》，公开打出赵紫阳的旗帜后，整个体制内的赵系都蠢蠢欲动，加紧了肢解中国的进程。崔十三点见：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0-26/5676.html

　　写到此处，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新华社为何要帮南方系出头。

文章9：自由派和腐败官员一直通奸

　　民声网(www.mshw.org)资料

　　赵丽华事件是对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隐喻：自由派(即所谓右派、公共知识分子们)不过是腐败官员包养的妻妾和二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腐败最卖国的官员就是那些自由派官员。在中国，自由派和腐败官员通奸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普遍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出现赵丽华夫妇这样的案例，是再正常不过的。赵丽华事件详情见附录。

　　一、理论层面：腐败官员为何选择“赵丽华”

　　自由主义倾向的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历史业已证明这句话只有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才是真正恰如其分的。因为人类有文明以来的历史中，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的传统宗教的信仰者曾掌握权力和资本，但不曾腐败。而社会主义社会中更有无数共产主义信仰者曾掌握权力但也未腐败。相反，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自由主义信仰者一旦掌握权力和资本，我们还找不到不腐败的案例。因为无论是传统宗教还是共产主义价值观，其核心都是强调人应追求精神价值—人应该无私、集体主义、利他，尽管前者是愚昧的而后者是科学的。只有自由主义价值观才将物质享受当做价值核心：所谓自由主义的核心不过是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私有理、金钱崇拜等理念。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哲学，就是教人腐败、自私、自利的哲学，同时也当然是为这种腐败和自私、自利辩护的哲学。

　　当前官僚腐败的根源，第一是制度上缺少了监督，毛时代有一整套监督干部的制度，这些都被自由派改革家以推进改革反对极左的名义给破坏了。这使各级官员以改革的名义为所欲为、挟改革以令天下，以改革的名义无法无天。而在自由派的核心理论里腐败也成了改革的润滑剂，因为如果官员都不腐败，那么毛时代的体制就会运作良好，还有什么理由搞全盘西化。如果不让官员们获得利益，官员们怎么会热衷于侵害劳动者利益的私有化改革?第二是文化上发生紊乱，毛时代大公无私的文化被自由派消灭。自由派们倡导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自由至上、金钱万岁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尤其是成为改革派官员的共识。制度是有人来制定、人来执行，如果官员们都极端自私一门心思要搞腐败，再完备的制度也无法约束他们，都会被他们找到腐败的漏洞。

　　逻辑与事实十分简单明了：那些信奉自由主义、信奉自私自利逻辑的的官员十分容易腐败，而那些信奉毛泽东思想信奉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则相对清廉。

　　远的不说，近几年来查出的腐败官员，哪个是真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就说所谓比较干净的知识分子学者型官员吧，已经落马的前统计局官员邱晓华、商务部的郭京毅等人，这些人都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彻彻底底的反毛分子。自由派官僚赵系人马的核心人员，赵紫阳、万里、任仲夷等人及其后代哪一个干净，他们提拔的那些官员哪个不是腐败分子?最近的贪官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哪个不是反毛分子?那些大搞国企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的官员，不都是反毛集团资改派群体一员吗?不都是《炎黄春秋》之后台的徒子徒孙吗?引发通钢事件、依棉事件等无数国企改制事件的那些资本家集团背后有哪些官员为之服务，这些官员从资本家手中获得多少利益，恐怕自由派的核心及后台比中国人民更清楚!

　　自由派极其崇拜美国，极其推崇美国模式。但美国的那些官员，从克林顿到希拉里，从老布什到小布什，从切尼到保尔森，哪一个不是大搞官商勾结、大搞权力资本化的高手?从高盛到摩根，从孟山都到凯雷，美国哪个大财团不是大搞商官勾结、大搞资本权力化的高手?

　　在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里面，有很少一部分人相对比较清廉，这些比较清廉的官员都是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都是毛泽东的拥护者。自由派官员赵ziyang赵太爷等人提拔的那些信仰美国自由主义、认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那套逻辑的“普世价值”派、“西化派”官员，无一例外，都是大搞官商勾结，大搞权力资本化的腐败分子。

　　自由派们能举出一例毛泽东思想信仰者、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成为腐败分子的吗?

　　中国当前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两类：第一，是一般性的腐败，是指官员对国库、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侵蚀。第二，是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大资本服务获得高额佣金或者直接变身成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第一种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腐败形式。但是自从90年代中国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化后，后者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前者。在毛泽东时代，民众对官员有广泛的监督制约权力，但是杜光等右翼势力为了推进改革，以及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这些监督都被取消了。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头面人物张维迎所断定的，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因此，当前中国腐败官员，从根本上看是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信仰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西方式美国式普世价值之类的政治哲学，一切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国资流失到那些大资本家手中，其中很多人是自由主义改革派官员的亲属。

　　当前官员腐败主要是通过替资本家服务而从资本家手中获得服务费。那么官僚腐败所得将远远少于资本家剥削劳工所得。在国有企业资产全面流失殆尽、国民经济整体上私有化后，整个国民财富已经被资本家阶级攫取。所以从根本上看，腐败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仅仅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个零头。

　　所以腐败官僚只是依附在资本家阶级身上，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瓜分而已——这是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官员腐败大面积上升的根本原因。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家阶级控制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而瓜分全世界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现象，甚至许多官员本身就是资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尔森、高盛财团等等。

　　在苏东剧变前，苏联、东欧的自由派们高喊自由主义的口号，他们迅速将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欺骗。等苏联、东欧自由派们开始大肆侵吞国家资产、掠夺民众时，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已经彻底瓦解了，这些自由派们已经彻底掌控了国家的政权、媒体及军队。等人民发现，那些主张国企私有化、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自由主义官员和知识精英，如“叶利钦”、“雅科夫列夫”“ 盖达尔”之流，原来是一群贼时，为时已晚，百姓的怒火已经无法彻底清算这些已经彻底掌握俄罗斯局势的自由派官员和学者。中国的情况则相反，由于毛泽东反修防修理论的巨大遗产，由于中国爱国左派力量的强力制约，中国的自由派官员和学者始终被四项基本原则及党章宪法等紧箍咒所限制，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瓦解共和国，而这些自由派官员和学者出于贪婪的本性，在瓦解共和国前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鲸吞全民财产，大搞国企私有化，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这就使他们的本质提前暴露，这就使他们不能再像苏联东欧自由派那样欺骗人民，这就决定中国自由派必然最终彻底失去民心。秦晓及博源基金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自由派势力已经高度恐慌，他们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必然更加被动，因此不得以让恶行累累的人去冲锋陷阵，因为放眼中国，那些著名的自由派文人和官员们，都已经彻底腐烂，已经找不到一个干净点的“哈维尔”来蒙骗人民了。

　　腐败官员们选择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仅仅是因为这种理念在当今中国(与其他任何理念相比)能更好地为他们掩盖恶行，更重要是能够继续为之牟利。

　　自由主义的真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所能享受的实质自由是远远高于工人的，因为资本家阶级独自享有对企业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即垄断权)，而工人除了劳动力外几乎一无所有。工人和资本家表面上拥有同样的自由(比如一人一票)，实际上自由的大小却十分悬殊(比如资本家控制了主流媒体，也就控制了许多工人的思想)。基于类似的原因，资本权贵所享受的自由也是远远高于普通官员普通民众的，因为他掌控了巨额的经济财富和深厚的权力资源。这恐怕也是自由派为何主张个人主义为内核的自由主义而反对平等理念为内核的社会主义。

　　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平等是自由之母，没有平等便没有自由。国企彻底私有化、彻底的市场经济，政府当守夜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必然是贫富两极分化，富人自由地剥削压迫穷人，穷人自由地接受契约接受剥削，而政府却无所作为——连封建社会还不如，封建社会的政权还有很多扶弱抑强、减少两极分化的功能。自由派之所以主张“政府不应该控制国有企业的巨大资产”，其理由是他们认为政府和共产党根本不可能代表人民。事实上，如果政府和共产党都不可能代表人民，那么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可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由主义理念认为，根本不存在集体利益、集体主义，甚至根本不存在人民、阶级等概念，存在的仅仅是一个个个体，存在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主义。因此，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所主导的社会中，广大劳动者必然是一盘散沙。于是，资本权贵们的金权统治，便可以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了。

　　这就是为什么恶行累累的贪官们会选择自由主义作为其牌坊以掩饰其丑陋面目。只有自由主义才符合他们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才符合其阶级利益。

　　二、事实层面--改革派、自由派官员最腐败

　　众所周知，国企最大的问题是私有化改制导致的国资流失，许多国企的财富被资本家阶级掠夺，其规模数量级高达百万亿。而许多官员刻意制定对资本家有利的政策，伙同国内外资本家掠夺国企财富。侵吞国企资产的，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走狗文人的主人，资改派自由派权贵及国内外的资本家们。

　　中国国企改革、国退私进的私有化进程伴随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共和国第一腐败大案，其腐败金额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腐败金额总和，其危害更是难以估计。但由于追究国资流失可能会撼动资改派的私有化路线，所以资改派官僚一直竭尽全力阻止劳动者对国资流失的追究，资改派甚至猖狂到命令司法机关对涉及工人维权、国企改革案件不予立案的程度。伴随着国有企业被资改派扼杀，多少劳工大众失去了国家主人身份，沦为受资本家阶级剥削的奴隶。由于中国不能侵略其他国家，中国劳工阶级的苦难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极其血腥的，中国的国资流失及私有化进程，和英国资产阶级搞的羊吃人、美国资产阶级搞的屠杀印第安人，日本资产阶级屠杀中国人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无耻地资本运动。

　　即使不考虑侵吞国有资产案，自由派官员也一直是改革开放年代最腐败的派别。

　　材料1：美华文章：万里与黄光裕兄弟

　　一般可以肯定，中国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高官。万里与黄光裕是通过万老四万季飞认识的，黄氏兄弟二人在内蒙古倒卖电器。失败，转到北京发展。通过中间人认识万里家人。黄发挥潮汕人公关送礼的传统，成为万里家的上宾。黄氏兄弟口头禅：向银行借100万，要用80万公关，20万营运。凭万里在北京市当过副市长、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人脉，黄氏兄弟在北京很快争到了地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间人后来都得到了黄氏兄弟给的一套豪宅。再拿件事实佐证：外界很纳闷为什么万里最疼爱的孙女万宝宝(万季飞之女)，她既非演艺明星有收入，也无正式工作，哪里有那么多钱在巴黎上流社会当名媛、住豪宅，尽享风流?这些，都是由黄光裕兄弟的私下资助!现在黄光裕出事，万宝宝也乖乖回到北京。现实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能批评万里本人什么，但他家属的行为，对中共党内高层形象有严重伤害，当然包括对万里本人。因为中央一直要求高官约束其家属，万里就不该自律吗?

　　材料2：华人世界：《炎黄春秋》们是一群自私的腐败分子

　　美华的一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充分揭露了赵ziyang系的资改派集团是何等的自私、虚伪。他们扯出普世价值的大旗，标榜所谓的民主、自由、廉政，占领控制主流媒体，控制互联网，长年累月地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把贪污腐败的脏水尽数泼在共产党身上，妄图为改旗易帜、颜色革命做准备。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71&treeView=1&view=2&id=101374787

　　：美华

　　广东不少受惠于任仲夷提携的现任厅局级干部涉贪层出不穷，眼下确实有重要的借镜作用。

　　任仲夷是中共党内最具欺骗性的“政客”人物之一，文革前在东北工作，官至黑龙江省委书记，1980年被胡耀邦派到广东任书记。他在80年代离休后俨然以党内“改革派”领袖之一自居，宣扬资本主义自由化，和中共党内右派们互通款曲，高调吹捧自由民主并批评党内腐败现象，苛求他人。这边厢，却私下以权谋私，与赵ziyang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任仲夷通过关系，将大儿子任克雷转户口到深圳;又通过关系将二儿子任克非从北京某工厂调至广东省委某部门任外事工作，一个“工人”开着红色跑车满城飙，这在80年代的广州非常显眼。尔后任克非在90年代初任广州三元里“中央酒店”负责人之一(后破产被海航收购)。任仲夷与妻子王*表面上穿旧衣烂鞋，私下却收受洋酒洋烟，吃香喝辣，由两个身居要职的儿子提供大把人民币享用。90年代末，任仲夷夫妇向中央提议让赵**回广东休息被否决，他并出资赞助胡耀邦二儿子胡德平在广州商业中心区的广州“市长大厦”召开论坛，由胡德平等人发表自由化言论，内心充满幽暗。

　　之所以要披露这些，是响应习近平副主席强调党性，反对歪曲党史的错误倾向的呼吁。因为中共党内所谓“改革派”、“开明派”、“自由派”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全盘否定毛，全盘否定1921至1949的中共，只称颂1979至今。在宣扬自由民主同时，为个人谋私，而且胆子特别大，自然流露。举前广州市长黎子流例，他公开宣称“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反腐败就是多此一举”，“水清无鱼”，类似言论不一而足，代子出征，瓜分资源，私下却把广州市的工程项目批给两个儿子去赚大钱。这些丑事在广州市民中家喻户晓，但任仲夷却力捧黎某人。黎子流还当上推广普通话的“全国标兵”，尽是些无厘头的市民之茶余饭后笑料，令人忍俊不禁。

　　任仲夷生前与《炎黄春秋》那些党内老右们臭味相投，惺惺相惜，在各种期刊发文与“炎黄”遥相呼应。在赵ziyang逝世后，任仲夷、黎子流和杨汝岱(附照片)都毕恭毕敬在京向赵致意。当时中央有意婉拒广东以任仲夷为首，吴南生、王宁(王石岳父、前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为辅的离退休干部团上京，参加赵追悼仪式，但当时省委副书记陈绍基却大笔一挥，同意这二十多人集体乘飞机北上，在全国独树一帜。更多精彩，登陆www.meihehua.cn

　　而资改派集团先头领赵ziyang与胡耀邦的子孙同样是目前盘踞中国的大蛀虫。

　　赵紫阳儿媳任克英 巴黎银登陆先锋

　　《经济日报》记者林安妮/联合新闻网提供 (2009.08.11 11:15)

　　法国巴黎银行10日宣布，任命前美林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任克英，出任大中华区企业融资部主席及行政总裁。她的任命案被视为是外商银行重启中国版图争夺战的一影。

　　彭博信息报道，任克英履新后，她将向法国巴黎银行亚太区企业融资部行政总裁夏纳恩定期汇报，法国巴黎银行形容，“任克英的庞大人脉网络和对市场的深入了解，将会成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宝贵资产。”

　　任克英现年50岁，她是已故前中国总书记赵紫阳的媳妇，她的上一个职务是美林亚太区中国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及主席。上月中，有关她即将跳槽法国巴黎银行的传闻，已传遍中国投资银行圈，但一直未获得证实。

　　根据彭博统计，法国巴黎银行在承销大陆企业海外上市的成绩排名，从2008年的第八位，掉到今年的第18位，这或许是法国巴黎银行积极接触任克英的理由—期盼借重她的专才和人脉，扩张中国版图。

　　过去外资投行经常透过挖角中国财经精英担任要职，来扩张版图，这一点，从任克英或是早前从投资银行界转投中国私募基金圈的方风雷，都可找到明证。方风雷目前执掌的厚朴基金，才刚从美国银行取得出脱的部分建行持股。

　　中国证券时报报道，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外资投行看准中国这块高增长处女地，已积极透过延揽华裔人才来拓展中国市场。法国巴黎银行在延揽任克英后，将使得法国巴黎银行在中国区的实力，约略和重组中的美林旗鼓相当。

　　在其它投行方面，德意志银行已找到山西证券成立合资公司，开始进入中国投资银行市场，近期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王仲何，就会出任新公司中德证券首席执行官和主要负责人。

　　另一个在香港正风生水起的澳洲投行麦格理，也正与大陆恒泰证券成立合资公司。据接近麦格理的人士透露，该机构欲将整个中国区的投行业务团队装入合资公司中。

　　此外，在大中华区尚无投行业务的巴克莱，也已任命前荷银银行家邱致中担任巴克莱大中华区主席。

　　巴克莱银行虽然长期主要从事固定收益的业务，现在公司正在扩大证券业务，在大中华区设立投资银行，即是建立全面投资银行业务战略中的重要一步。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瑞信中国投行部晋升4高管 胡耀邦孙女任联席主席

　　http://stock.hexun.com/2008-08-05/107907063.html

　　2008年08月05日

　　早报讯 瑞士信贷集团昨天宣布了亚洲区(除日本外)投资银行业务部四位高管的最新任命。五十岁的瑞信投行部中国区主席张利平被提升为瑞信亚洲区(不含日本)投行部副主席。

　　张利平还将继续担任瑞信中国区主管，负责瑞信在中国的私人银行、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等综合业务拓展。

　　瑞信中国区投行部副主席胡知鸷和中国区投行部北京办公室主管肖志岳双双晋升为中国投行业务联席主席。苏骐将被任命为瑞信(中国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兼投行部上海办公室主管。

　　在全球金融动荡及美国市场次级债相关资产出现重大损失之际，全球各银行纷纷考虑在收缩其他地区业务的同时加强在中国的业务。张利平表示，根据公司的战略计划，我们必须在中国有出色表现;与竞争对手相比，瑞信有更多机会加强业务，因为瑞信整体上并未受到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

　　据新华海外财经报道，张利平个人预计，瑞信与方正集团旗下方正证券的合资证券公司几个月后即将投入运作。今年6月，瑞信与方正证券获批在华建立合资公司，从而成为自2007年12月中外合资证券公司新规实施以来，首家获批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

　　胡知鸷是前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孙女，她于2005年从美林转投瑞信。肖志岳2007年11月加入瑞信，此前供职Herbert Smith律师事务所，曾参与多起中国国有企业上市事务。

　　【来源：东方早报】

　　胡家子女的履历

　　http://www.hljdaily.com.cn/lnrb/system/2009/08/10/010423389.shtml

　　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次子刘湖，香港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

　　三子胡德华，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子。

　　小女李恒(满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外企高管。

　　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5/12/others051228zt.html

　　材料3：自由派官员借“改革”“自由主义”谋私

　　实际上，那些整天高呼“改革”高呼“开放”，给不同观点扣上“极左”“反改革”帽子的全盘西化派，并非真正支持改革开放，而是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其中。他们是借改革谋私利，举着邓小平的旗帜反邓。这里略举几例。

　　邱晓华。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是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正部级学者型高官。2009年初因腐败问题被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

　　而此学者型高官正是全盘西化派在经济领域的中间力量。

　　2000年11月6日　，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发表该局副局长邱晓华为课题组组长的文章《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文章的中心内容便是大肆鼓吹“国退民进”，该文把我国工业分为196个行业，公然主张国有企业从146个行业中退出。宣称：“退出146个行业，将39231家国有工业企业重组或改制，让1376.3万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把7507.9亿元净资产出卖、转让。”同日，为了配合课题组的文章，该报发表头版头条新闻《国有经济当退则退，146个行业不宜久留》，还发表了题为《给民营经济以足够的空间》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说：“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般经济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不能是、也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它只能在特殊领域里存在和发展，并发挥特殊作用。因此，国有经济必须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里逐步、有序地退出来。”“可以这么说，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主要还是民营经济。”“因此，我国下世纪初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通过发展民营企业，或者说发展非国有企业，来培育和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邱晓华之类可以说是“国退民进”的急先锋，亦是国企非法地大批私有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是张荣坤等非法暴富阶层的走狗，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死敌。

　　郭京毅。2008年9月份，商务部条法司官员郭京毅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香港有媒体评论道：“如果消息属实，那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经济汉奸案件，这也是中国经济主权沦陷的一个重要标志。”从郭京毅开始，涉外经济领域随后有五六位汉奸官员被查。

　　那么郭京毅在案发前是怎样一幅嘴脸呢?

　　2006年，高盛集团并购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引起争议。关键时刻郭京毅发言：

　　郭京毅对“外资并购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是每个行业都涉及经济安全，一家火腿肠生产企业的并购，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不大。

　　因凯雷收购徐工案引发对外资收购国内龙头企业的争议，使得多家类似公司的股权转让审批工作遭遇反复论证，于是有部分业内人士猜测有关部门在立法导向上意在“对外资设限”。对此，郭京毅强调，商务部新出台的相关规定，是为了完善相关法规，使得并购行为更加规范，不会以“对外资设限”为首要目的，吸收外资的积极性并没有降低。(上海证券报 　2006-12-01　)

　　郭京毅在温州举行的“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上说，对于凯雷并购徐工、国美并购永乐、法国赛博(SEB)并购苏泊尔等近期广受关注的并购案件，商务部正在按有关条例和规定审查上述案件，及时完成审查。

　　今年8月，商务部等六部委制定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郭京毅说，虽然有舆论针对这部规定而怀疑中国要关闭引资大门，但是制定规定的出发点是允许鼓励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制定方都认为将继续扩展利用外资的渠道。(新华社温州2006年11月10日电 )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郭京毅在　11月10日　举行的“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上表示，关于外商并购国内企业所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这既是一个风险又或是一个安全阀门，拧多了，自己就会坏，所以政府也不会轻易动它。

　　今年8月份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在社会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对此，郭京毅表示，“允许鼓励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郭京毅说，中国不是要对外资关起大门，而是要通过这个规定继续扩展利用外资的渠道，允许外国投资者用股权出资的先决条件，允许国内企业和国外的企业进行换股交易。(中新网　2006年　11月13日　　电)

　　2007年1月26日　，北京——北京大学今天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戴尔与中国经济增长》，阐述了跨国计算机制造商落户中国所带来的巨大且日益提升的经济效益。

　　这份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项目研究小组经过6个月的研究而完成，海　闻　教授担任项目研究小组的领导。

　　该报告在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北京大学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合在京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与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责任”高层对话活动上正式发布。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亚军、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治本、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戴尔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罗林斯、以及来自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大型跨国公司、部分外国驻华使领馆、商协会等机构的高层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央视国际 　2007年01月26日　)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郭京毅等一干汉奸买办，以拥护改革开放为幌子，大肆活动，毫无顾忌。汉奸买办势力如此猖獗，中国经济安全怎能不危如累卵?

　　不仅经济领域，政法界全盘西化派也十分猖狂，腐败也同样肆无忌惮。

　　以黄松有为例。　08年12月08日　《华西都市报》报道：《前最高法副院长黄松有被查处后获法学研究奖》。据了解，　10月15日　，黄松有被中纪委带走问话，随后即对其进行了“双规”。　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职务。据报道，黄松有主要涉及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他是建国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钱端升奖是我国法学界首个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全国性奖项，已被国家认定为与霍英东奖、孙冶方奖和吴玉章奖等齐名的“部级奖”。相关负责人事后证实，在异议期内没有人对黄松有获奖提出质疑。

　　在黄松有被中纪委“双规”后，中国法学界的主流精英竟然猖獗到以向黄松有颁发重要奖项的方式力挺之，向党和人民示威。人民无不惊叹于他们的猖狂与无耻。

　　实际上，同出于西南政法大学的黄松有与贺卫方等都是中国司法界的自由派、西化派主力。贺卫方认为司法不公“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够独立地裁判案件”。(　7月13日　《经济观察报》)。在贺卫方、黄松有之流推动地司法改革中，以司法独立地名义，“法官们形成了法官阶层紧紧抱成一团，同时与实权阶层和经济寡头们等社会精英联盟的局面”。中国司法体系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好的经验，要求法官走群众路线、听群众意见、受群众监督等，这些好的经验被贺卫方黄松有们全面破除掉，开启了中国司法西方化、腐败化的、黑幕化的大门。

　　有意思的是，同属于汉奸买办集团，同属于极右派、全盘西化派，黄松有钻入我党内部，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腐蚀、夺取我党重要权力，而贺卫方则潜伏在民间，以反腐败、反政府的名义充当异议知识分子，组织新西山会议、签署《零八宪章》，策划颜色革命。

　　他们一边渗透、掌握了我党重要领导权力，通过经济政治改革的名义败坏我党，激化我党与群众矛盾，另一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名，鼓动群众反党反政府。极右势力何其强大，何其狡诈、何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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