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国家暴力是要谴责的。然而(还是必须然而)，这个暴力归根究底并非来自肉身个人，而是源自民族国家体制。换句话说，不论是资本主义政权或是社会主义政权，当面对这样的挑战，暴力或非暴力，反应大致如此。相对于台湾知识圈所向来崇奉的欧美日，就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暴力而言，台湾的政府暴力客观地说还是最「文明的」，或最「软弱的」——这应是无争议的。如果藉此机会让对暴力的诉苦谴责能够上升到「民族国家与暴力」的论述高度，那或许应该是更有意义。
但论述的缺乏或无法提升，恰恰是这次「太阳花学运」的一个显着特征，无言且客观地反映在运动诉求的朝夕变腾。原因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探索。首先，这是在「历史终结」或「意识形态终结」的当代社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发生在诸多第三世界前威权国家的「颜色革命」，就都是严重缺乏论述的。其次，若从在地历史来看，从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阳花，也有一个缺乏论述的祖孙系谱。在常识中，反威权争自由，一如反恶霸强梁，固然「不需要」论述，但在台湾这些年来的主流论述里，特别是在与中国大陆在进行志得意满的对照时，台湾不早就不是威权体制了吗?那么，为何运动一起，还是得继续沉浸在这种论述缺乏的状态中呢?这个运动里的某一侧翼，虽然位居边缘而且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如果只靠举着一个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义」旗帜发声或发愿，也一样反映了论述的缺乏，但这一翼可以另外讨论。
论述的缺乏，其实吊诡地又是运动之所以能继续的「动力」之一。因为运动所依赖的更是某种「我群」的情绪，而非现实的分析——这只要想到「懒人包」就思过半了。老实说，如果运动是建立在冷酷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分析的话，马英九政权的思维模式——经济与政治二分，经济上利用中国崛起寻找台湾发展机会，政治上继续亲美亲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运动的敌人呢?除非运动坚称台湾必须在政治与经济与所有其他议题上，都要与「中国」完全切割;他们做他们的「支那人」，我们做我们的「台湾人」。设若并非如此，那么运动的论述是什么呢?如何看待台湾依存于贸易的现实?如何立足于东亚地缘政治?如何追求两岸和平?如何凝和分裂社会?......。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不是情感或是「确信」，而是「责任伦理」。
不客气地说，情感与确信，固然让持有者因他者邪恶而自我感觉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自我感觉恰恰是指向一个更悲惨的地狱之境呢?未来不可知。退一步而言，运动话语或懒人包所指出的那些未来如何如何恐惧，是否是让已经不待未来，而在过去这二十年来已经存在并步步加深的各种社会问题，找到一种悬置或麻木的方式呢?在这种感觉结构里，最可怕的是台湾年轻人将来要向大陆人租房子，而非现在早已买不起、早已只能租房住，而且薪水也早就不够了。
但这当然并非仅是学生的责任，严格说来也更非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台湾的道德肌理问题。长期以来，台湾的知识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更尤其是社会学界，已经成了政治正确的「学界」。在学生以及广大公众需要它提供论述时，它旷职缺守;但在学生情大于理，愤而上街之时，站出来不害羞地高调支持，甚至还街头授课的，也是它。如果在教室里提不出论述，移到街头也不能解决问题，只多了一点表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社会学教授」并不是「解决」的一部份，而是「问题」的一部份。学生要上街头，不需要你教授运用特权不计旷课，因为运动参与者本就应该要为他的行动付出他自己的代价。学生要罢课，你教授不是要便宜地支持学生罢课，你更应该要付出你自己的代价，你要罢教--假如这已经是一个「社会运动」的话，如某些教授所言。大家都不要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付出代价，那谁要付呢?长期以来，从政的知识分子翻搅了一通，下了台，就是「回学校教书」!但话说回来，学生也要为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中负责。学运参与者对于充斥于运动空间中的种族主义或准法西斯语言，有没有试着提出自我批判呢?如果放任种族主义的歧视话语飙涨，而整天犹自满于「多元」、「异质」或是「公民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否也太伪善了呢?
这场学运将要把台湾引向何方，没人知道。但它的源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台湾社会一直没有解决日本殖民、国共内战、白色恐怖、两岸分断，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径这些历史遗留的周期展现。如果大家认为现今的「民主化」出问题了，那是对的，但问题不在于找出一个具体的人当代罪羔羊，而应该要认识到我们的民主化路径出了某些问题。这个路径把论述仅仅聚焦在「反威权」与「出头天」，从而抄了一条「我群vs.他群」的短路，而这个短路造成了认同政治乃至族类主义乃至类法西斯主义的暴涨，从而使得任何关于全局、关于未来的论证都高度被压制。但是，没有全局怎么谋一隅?没有千秋怎么争一时?现在「鸡回到窝了」，我们自作就得自受。
既然族类主义(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华，其实是这个运动的核心「底气」，而「服贸」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仅是一个暗喻——毕竟有谁会关心台纽、台新、乃至TPP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就现实的氛围而言，解决当今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国民党该下台，换民进党「当家」了。到那时，也许岛屿上的人才能真正清明地面对自身的欲望与感情，以及——所愿意付出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的开始。而那时，我猜想，我们的激昂的社会学界恐怕将又将继李登辉执政后的长期潜伏而再度潜伏了。台湾的社会学最需要的，是关于它自己的社会学。但谁又在乎呢?
这恐怕是台湾的宿命。但是，宿命也者并非知识分子所当言。作为知识分子，学生们，尤其是老师们，是否应该要面对我们自己无法脱卸的职责：为这个岛屿的前途提供思想论述——而这个思想工作与街头行动本就不应相互排斥。国家机器有禁区，但思想应无禁区。24日所发生的国家机器暴力事件，或许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国家这整个体制，及其作为知识、道德与政治范式的更深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是无法绕过区域与历史。最终而言，思想上的独立自主才是任何形式独立自主的前提。
附：赵刚：蚊子、细腰蜂与政治热病
洞见选摘
——台湾的政治狂热，让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当然更包括政治议题)都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崭露头角的那一刹那，就被箍上了蓝绿、统独的话语枷锁。然后纠缠无已，与汝偕亡。无法往前看，也无法回头看。
——这里有一个二元对立：“民主的台湾”相对于“不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信念或“心气”上，耸立了蓝绿共识──台独或独台。“民主”，因此与其是一个制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鼓动认同的符号。
——这样的民主化，我曾在他处简称为“省籍路径民主化”;它绕过理论和路线辩论、现实思考，与未来制度的设想，直接诉诸最情感化的身份政治：悲情的台湾人出头天。以一种“我族”的悲情为燃料，区隔其心必异的“他族”。
——每一方都敏感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建立在身份上的“权利”，动辄举手握拳比中指，忿忿然曰：这是我的权利!但恰恰因为“权利”后头的根本共识已经被否认了，所以所谓“权利”就是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就都是“对的”，就都是“权利”。还是英文比较精省，一个right就解决了。
2010年7月的一个早上，在热闹非常的北京首都机场前往台北的国航候机楼一角，我无聊地坐着，浮想着这几天来北京开会、访友、旅游的一些声音画面。此时，通道对面一个稍微高亢的声音吸引了我──是一位年轻导游正向他所带领的老少团员们作行前说明，介绍“宝岛台湾”，并提出一些注意事项。这个北京小伙子很能说，而他所说的，虽不免稍带他这个专业所特有的趣味性夸张，但还都是有凭有据，不是那种辛巴达式的“水手见闻”。我想，导游要是有一个敏感的心眼儿，而且一直保持肯听乐看的心情，那他的职业还不就把他锻炼为一个优秀的业余人类学家吗!于是我也移座趋前，乐滋滋地听这个小伙子神侃。我还记得他的发言有几个要点。我尽量保留他的口吻，略作整理如下：
首先，人家台湾那儿的蚊子特大，一叮一个包，防蚊药得随身带着。其次，台湾特热。咱这会儿不是也热吗，但只要下场雨暑气就消了，人家台湾那儿，雨后，嘿，还更热。第三，您不要以为台湾怎么发达怎么先进，要有这个设想，去了准失望。台湾的城市建设落后，也就跟咱的比较发达的农村差不多。为什么?还不是让李登辉跟陈水扁给整的，搞了十多年意识形态，政治一来劲儿，经济当然就下去了。第四，最重要的，咱们去了台湾，不要跟人家台湾人讲政治。台湾人政治特──别狂热，不得已，就听呗，但您甭发表意见。我亲眼看见两个台湾导游蓝绿意见不合，打得鼻青脸肿，进了派出所。
这位导游先生的解释部分暂且不谈，他的事实陈述部分(蚊子、热、政治狂热)基本上都是成立的。虽然如果细究的话，那么得说，台湾的蚊子真正厉害的还不是那大个儿的，而是“小黑蚊”，一叮一大片。至于雨后更热，那得看什么雨，如近年越来越频繁的豪雨大雨台风雨还是能让人发凉的。至于台湾的城市是否比较老旧，我想是的。因为台湾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发展得比较早，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就形成的，比起大陆大城市的现代部分，都要年长个好几十岁。老文明有可爱之处，老旧城市自也有吸引人的老旧味道，那种人的、岁月的痕迹与记忆，我是敝帚自珍的。发展主义导游小伙子喜欢树小墙新锃光瓦亮，那我“就听呗，甭发表意见”。
蚊子与气温还是留给专家吧。我比较有兴趣琢磨的，还是导游小伙子也观察到的“政治狂热”现象。我自己的经验是支持他的观察的。无论清晨或是黄昏，走在公园里，迎面而来的超过两人的群体，在擦肩而过时——虽非总是，但肯定经常——在你耳边留下什么“马英九”、“国民党”、“民进党”、“阿扁”、“中国”、“台湾”⋯⋯这些关键词之一二。说“绿一套”的走过了，下一拨人又可能是讲“蓝一套”，不停地“各自表述”，也算是台式的薪火相传吧。因此，说台湾人有“政治狂热”不是不行，但似乎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狂热，热多而狂少，总是“有节”的，是发乎情止乎语的。就算是有口角不止，继之以老拳的，但毕竟是极少数。若问，电视不是常有吗?但我估计电视上播出来的议会全武行，比真正发生在“市民社会”的总数还要多——虽然这类高层动作派却又不是发乎情，而是发乎利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在自己的认同圈内、“自己人”的电视或广播频道里，党同伐异、大放厥词。口水喷完，也就完事了，明日续喷。就算是有少数夫妻兄弟朋友因“狂热”而脸红闹架，但“人民”也从没把这个“勇于私斗”扩及于“公战”。整个台湾，从1970年代中“党外”运动以来，为了不管是哪一种理想或信念，终至于为“大义”捐躯的应该是绝无仅有。台湾的“狂热”远远比不上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现代历史上的因信念或因偏见而来的或好或坏的“狂热”──从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法西斯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还有当代的各种宗教基本教义派。
“狂热”其实可说是现代性论述里被压抑的核心现象之一，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将“现代性”以理性、冷淡、和平、宪政、市场来标榜。“狂热”于是被赋予一种自明的贬义，凡是有为一个理想目标热情进取的，都是发着“乌托邦”或“道德理想国”的大头病，而要“告别”之。我不是“为本土讳”，而说台湾不算有“真正的”狂热。如何才算真正的狂热，老实说我也说不清，可能得个案论之。但二十年来，我的确目睹台湾渐次发展出一种颇特别的政治热病，既“不进取”也非“有所不为”，而是在一种慢性的口角热病中闷烧、昏聩、消耗。
而台湾人的政治热病，也不能以全称来叙述。基本上，年轻人对任何政治都比较淡漠;相对男性，女性一般和真实生活比较贴近，对政治其实不算热衷;真正称得上发着政治热病的，大多是中年与老年男性，不分省籍。当然这也是一般而言，这里还有城乡与阶级的差异，但我认为，这些差异比因年龄或性别而来的差异要来得小。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成年男性公民变得喜欢喷政治口水，把身家谋之外的热情，大把大把地抛掷到那个狭义的“政治”上头──这个现象哪来的?而这样一种特别的政治热病又有什么样的后果?
最醒目的后果是，经济就下来了──这一点导游小伙子也说了。但下来的不只是经济，而是全面。因为一个社会要“不下来”，或至少说，要能解决它的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不可以什么事都一刀切。台湾的政治狂热，让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当然更包括政治议题)都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崭露头角的那一刹那，就被箍上了蓝绿、统独的话语枷锁。然后纠缠无已，与汝偕亡。无法往前看，也无法回头看。
因此，对台湾的很多重要议题，包括人民的重大抗争、政策的重大失败，大家已失去了回头检省的能力。四年前的红衫军运动(以此而言，或更早的“保钓运动”、“高雄事件”、“五二O事件”)，现在早已船过水无痕，好像是大宋年间的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蓝到绿，所记得的只有1947年的“悲怆二二八”，就连马英九在儿童节的讲话里还提到“二二八”。台湾人的历史观好像只有一个“二二八”作参照，然后，就是现在了。讲到政策，台湾的教改全面失败已是怨声载道有目共睹的了，教改后，学子的负担煎熬比之前更为变本加厉!台湾人也都爱儿女，视作心头肉，但就是无法往前走，一走就牵涉到统独蓝绿，也无法回顾检讨责任，一检讨就牵涉到统独蓝绿。简而言之，这个所谓的“政治热病”，反映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基础共识的状况——有共识，那多无聊，如何还能喷口水?
这于是联系到头一个问题：这个现象哪来的?对这个问题，我诚然无力完整而深入地回答。但我至少确信有一点是任何的回答都绕不过的：台湾的民主化历程。这是一个难以讨论的问题。为何呢?一模一样的原因，一讨论就牵涉到统独蓝绿。在台湾，不分蓝绿，都对台湾的“民主化”颇表满意与自得。稍微不同的是，绿拿着扩音器宣称是自己的功劳;蓝营慈眉善目低调感恩：“都是全民的努力”。因此，要把台湾的“民主化”当作一个问题来反思来讨论的，那就有机会获得蓝绿沆瀣一气，几乎就是“全民公敌”了，因为这又牵涉到“国家认同”了。这里有一个二元对立：“民主的台湾”相对于“不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信念或“心气”上，耸立了蓝绿共识──台独或独台。“民主”，因此与其是一个制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鼓动认同的符号。
当然，要公正地理解与评价台湾的民主化，并不容易。我始终认为，台湾这些年来毕竟是没有军用吉普车夜半下来抓人的事了，而人们也不会因为意见的表达而罹罪⋯⋯这些都是可贵的。但台湾的民主化，像是个半月或月牙，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阴缺之面：那就是诉诸省籍、族群乃至上纲到民族的动员方式，以及更重要的，这种方式路径所形成的主体的状态。没有这个动员方式，是否会有他种的民主化，或是根本无法民主化，这是一个反事实的揣度，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如果保守地说，那则没有台湾今日这样的民主化，则应是可信的。这样的民主化，我曾在他处简称为“省籍路径民主化”;它绕过理论和路线辩论、现实思考，与未来制度的设想，直接诉诸最情感化的身份政治：悲情的台湾人出头天。以一种“我族”的悲情为燃料，区隔其心必异的“他族”。以这个对立为心理动能，进行选举动员。这样一种动员路径的思路，始于1970年代中期，经过大大小小的各种选举操作演练，逐渐成形，蔚然成为“路径依赖”。而李登辉由上而下进行如此的动员，更造成了这一动员模式的跳跃成长，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时达到最高峰。这种动员模式，一直继续到2008年的大选。直到今日，仍然可以说是找不到别种出路。
我们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政治故事本身，而是它的效果。它的效果即是台湾人今日的政治热病的高烧不退。30多年来的政治动员，所动员的正是人们最敏感、最脆弱、也最容易亢奋起来的那条“身份”神经。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春末闲谈》里的细腰蜂的毒针，它只要往它的猎物青虫的运动神经球上一螫，青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为统治者、加害者提供养分传宗接代。对人而言，身份神经一旦被螫到，那就只有这一条神经亢奋起来，其他的则都驽钝了。
本来，同在一个社会空间中生活为人，你、我与他都得共同遵守或至少参照一种抽象的、概括化的“他”，也就是社会思想家米德(Mead, G. H.)所谓的“概括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s)的意义。所指的其实就是社会生活所必须参照或遵守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社会的道德肌理就会溶解，而社会不复存焉。但在这种省籍的、民粹的动员下，这个“概括化他者”被挤到边缘，几乎要被推下悬崖。于是，社会变成了“我们”和“你们”的敌对性，每一方的“自我”都很脆弱;简单而敏感。每一方都敏感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建立在身份上的“权利”，动辄举手握拳比中指，忿忿然曰：这是我的权利!但恰恰因为“权利”后头的根本共识已经被否认了，所以所谓“权利”就是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就都是“对的”，就都是“权利”。还是英文比较精省，一个right就解决了。
平时暇日还好，社会总是根据惯性而非某种神经在运行的，因此台北街头熙熙攘攘。但是，一旦新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情势浮出，台湾人的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就立刻变得很尖锐，很忿忿。台湾人过去在威权体制下，容忍、害羞、怕丢面子、不好冲突，宁可息事宁人，这些“中国文化”老底都为体制所运用，给强固下来。这固然不是好事，但是旧的不好，不必然推论出新的就必定好。“民主化”以降，台湾人变得得理不饶人，一定得争个“权利”，而且是以道德的、义愤的姿态，以高亢的、气得发抖的感觉来争取。记得几年前，台湾人坐飞机回国的时候，若遇到航空公司的行程或服务出了问题，就常常会“霸机”，不肯下来。到后来，霸得太过火了，遭遇到官方祭出法律来严惩，这才又不霸了。但我有个观察，个人意识或权利意识极强的洋人，在碰到飞机延误或是其他不甚得已的状况，却一般都反而比较体谅，也能配合。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崇洋”?我曾在大陆旅游，碰到旅游巴士抛锚，大家也都还笑嘻嘻地共体时艰，下车帮忙推，也没有非要“较真”，或是非要司机给个“说法”。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媚共”?但台湾人霸机的英勇行为好像又不曾在国外听说过，好像是只发生在返台的航班上。这大概是因为“入境”随俗罢。
但这个“为己甚”的台湾人新形象，似乎又和我们一般人(包括大陆观光客)常看到的台湾人形象颇不浃洽。台湾人轻声细语、举止文气、礼貌周到，似乎是很多细心的大陆游客所看到的“文明”景观。由此甚至恭维台湾人，说我们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云云。这不假，但这是月牙的光亮一面。在日常的、惯性的生活中，台湾人很文气、算平和，但只要出现了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情势，通常蕴含了是非对错权利争议的时候，台湾人的“气”会突然爆裂，变得很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那条很脆弱、简单而敏感的身份神经被螫到了。台湾人似乎缺少一种以倾听与表达为基础的“解决冲突”的能力。
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能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前段时间才发生的一条众所瞩目的新闻。一个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坐在台湾大众运输工具经常备有的“博爱座”(老弱妇孺优先座)上，被一个73岁的老人要求让位。但老人没有得到座位，得到的是愤怒的青年的老拳。据说，“将长者打成嘴破唇肿，合并脸颊骨折”。社会的一般反应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问：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很多人就算不是坐在博爱座，也会主动起立让座的吗?言下之意，这个学生是个特例，怪之可也，反省不必。一般情形的确是如此，但评论者都没想到一个可能性吗?那就是这位大学生，如果在另一个情境中，在一个自我没有被骤然挑战的情境中，他有可能也是芸芸礼貌众生之一吧。关键在于他的“自我”被挑战了，他的“权利”被质疑了，他面子挂不住了。他无法处理这个纠结着自我与身份的冲突情境。他虽是“知识分子”、是精英，但他这方面是低能——但台湾人，包括我，却没有资格看不起他。
虽说这是个案，但个案并非一定没有指标意义。而我怀疑，越是精英越是男性，一旦牵涉到了自我(个体的或是群体的)，那种情绪就一发不可收拾，乃至于理法皆废。去年还是前年，台湾的一个跆拳道教练兼裁判，因为在一场国际跆拳道比赛中，被国人怀疑曲护韩国选手，造成台湾选手落败。他回来后，竟然被政治人物众口同声曰该杀，于是被永久取消了教练与裁判资格。
个案不免是片面的，而且一定可以举出相反的案例。那么，我继续要说的就是，这些个案，其实是和整体的台湾政治热病有密切关联的。在这个热病之下，人们的自我一碰到挑战危机，就异常脆弱，弹指即破，因此保护起来异常焦虑促迫。但没有危机时，台湾人又异常平和煦然。那种平和形象，很多台湾人，特别是都市的中产台湾人，是引以为傲的。因此，很多台湾人总是好心地建议外来访客去参观诚品书店或是101大楼。但这种“诚品”的幽雅与精英的压抑，却又为人们私心所不餍足。人们要喧闹、要对立、要委屈、要报复、要胜利，或失败也好。“诚品”象征的只是这些折腾的暂时消停。总之，要有一种热度感，来驱逐这种日常的“诚品感”。于是台湾社会将选举政治，以台湾人特殊的心理需求，发扬光大之，成为一种节日、一种庆典，人们身处其中，每天看电视是“政治”，翻开报纸是“政治”，走在马路上看到的是“政治”，耳边所闻的是“政治”，而其中各种攻讦的、挖底的、爆破的政治语言，其耸动腥膻麻辣程度逐次逐年升级，乃至几乎让台湾人到了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的地步了。尽管如此，选举毕竟提示了“我”的真正存在：选举是台湾人的宗教，而其他日子是日常。而我们又观察到，“宗教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几乎到了每年都有大规模选举的地步，最近又端出更让全民惊骇的新戏码：五都选举。常常是，这个选举刚结束，媒体已经开始谈论下一个选举了，几乎已经分不清“宗教”和“世俗”的区隔了。台湾人对此应有某种深层的不安，因此，老是要大陆人参观那个不那么像自己的压抑幽雅的“诚品”，而不是把最像自己的麻辣咸重的选举当作观光资源。这倒是符合古训：“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说了这么久的自己的故事，对大陆人的意义在哪儿呢?是不是感觉陌生但又熟悉?对我来说，两岸的交流不在各自推销自己夸耀自己，因此台湾而今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事实上我也说了几点，例如城市老旧有老旧的美，情治系统不敢开吉普车乱抓人，知识分子不至于以言论贾祸)，而是应该各自透过自我批评，将比较真实的，或至少比较受压抑的观点表达出来。透过批判，找出前进的方向，而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可能成为他者的一个经验参照。台湾的民主化诚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就了一些制度面，但却把主体的状态给扭曲了。而这个没有长足气力的、自怜自爱的主体，又如何能面对新的现实、新的挑战，又怎能保住既有的制度成果呢?这是一个大问号。
民主是人走出来的，台湾的民主有可能走入死胡同，但也可能有转机。关于未来，谁又知道得那么确凿呢?但台湾的经验也许可以给大陆作一个参照，那就是现存的台湾式选举政治，如果输出到大陆──一如不少台湾人的一厢情愿，那将极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大陆虽然没有台湾式的省籍或族群问题，但更多的更深的其他切线，一旦被台式的选举政治所动员，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遭难的首先是这些“选民”，也就是细腰蜂的青虫。这些“切线”不是不要面对，是要如何面对。而问题的核心，是民主体制里的主体状态问题。
这样讲，首先就会遭到来自岛内外某一派朋友的拍案决眦：你竟然反对民主!我要说，我不但不反对民主，还很愿意支持民主。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面对台湾的“省籍路径民主化”以及这样的民主化的结果之一——政治热病，以及主体的无穷消耗，我们该当怎么办?我的基本立场是：“选举”甚或“民主”，都是世俗化概念，都是可以言语化的对象。这点共识大家应该有。如果没有，那真是什么都甭谈了。
(单位：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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