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贫穷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当我们谈论贫穷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 刘昕亭

　　新穷人

　　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 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失败的消费者。“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这个定义下的“新穷人”，首先意味着金钱的极度匮乏。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不能掌控、难以从容。他们辜负了这个24小时营业、购物中心林立、处处是导购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质世界。

　　其次鲍曼提醒我们，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非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他们不是在惊鸿一瞥中偶然撞见一个洞天福地，而是必须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中，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

　　所以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意味着羞耻感和不合群。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穷人”并非一个自然而自足的概念。尽管从内容来说，穷人似乎从来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质的匮乏、自我信心的丧失、社会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与话语空间中，围绕穷人的概念建构，关于穷人的政治想象，却迥然不同。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

　　工作伦理

　　鲍曼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拆解“穷人”迷思的理论家，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中就曾经提到了“贫困”的话语变迁。在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着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在福柯的研究中，这意味着“新的(禁闭)划分”开始出现，即穷人不再被隔离、被关押，而是被一劳永逸地推向劳动力市场。

　　“工作伦理”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亦是现代化、现代性进程的起点处，开始进入欧洲人的意识当中，并逐渐被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十诫”。工作伦理在资本主义开端处的自我铭写，发挥了“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它解决了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把工作提升为一种伦理，工作被改写成道德尊严的一部分。当工作本身意味着一种价值，当工作成为一项高贵并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当不工作、拒绝工作俨然是一种罪恶与道德堕落的时候，“任何由劳动收入所维持的生活，不管多么悲惨”，都开始具有了一种道德优越性。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赦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工作伦理统治之下的穷人，作为生产社会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却只能过着一种现挣现吃、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只有“使劳动力的生存维持到第二个工作日的黎明”，才能够保证工人别无选择，太阳照常升起，蒸汽机车满载着资本家的财富梦想准时起航。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眼下是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存折的社会。消费社会高扬的旗帜不是生产，而是选择，是在远远过剩的商品中，挑选、鉴别的能力与实力。消费社会淘汰了弗洛伊德，因为消费社会不接受延迟满足，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世社会，一个永远创造欲望与欲求的社会，正在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地吞噬掉曾经浇筑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的“工作伦理”地基。

　　工作美学

　　这对于被排除在频繁购买活动之外的“新穷人”，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宣告，长久的、确定的、稳定的、良好保障的“工作”，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在整个西方社会，现在“新的职位空缺倾向于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或者兼职者”。消费社会不再奢望劳动者对于工作内在崇高性质的信仰。灵活性劳动代替了工作，浮动合同取代了保障，没有什么值得奉献一生的工作，消费社会所培养的工作态度是随意灵活。而这个“灵活劳动力市场”既不提供、也不容许对正在从事的职业，报以奉献终身的理想与抱负。工作绝不应该是生活的重心或者一生的战略，它只是一个插曲，一次偶然的邂逅。然而，在自由选择、自我肯定的冠冕堂皇之下，“灵活性”真正意味的是缺乏保障、居无定所，还有无法确定的未来。我们间或可以在飞特族(Freeter)的浮现中，体味到这种“灵活性”下的现实重负。

　　吊诡之处，也正是鲍曼颇具慧眼地提醒：消费社会并未将工作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工作正在变得空前重要，一种新的“工作美学”正在取代曾经的“工作伦理”，成为消费社会里新的游戏规则。工作成为一个精致的美学对象：它必须是有趣的——多种多样、让人兴奋、允许冒险但不过度;它必须是富有创造力的——充满激情、富于品味、创意至上;它必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工作与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间的界限，工作就是最令人满意的娱乐。消费社会的工作美学，标榜的是“没有固定时间，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挑战里”。当然，这些工作狂人绝不会在穷人中被找到，他们是比尔·盖茨，是乔布斯，是巴菲特，是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他们不消费，他们只负责工作，创造出让人们乐此不疲去消费的东西。

　　一个巨大的反转出现了。劳动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费机会的手段;工作不再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心，它折合成的账单才是评估人类价值与尊严的新标准。曾经，以工作的名义，生产社会把穷人改造成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库，今天，同样是以工作的名义，消费社会彻底抛弃了穷人，把工作、创造、劳动的桂冠送给了富裕的精英们——“让人获得满意经验的工作、自我实现的工作，与生活意义相关的工作，作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枢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或者恶名根源的工作，简而言之，作为职业的工作，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是精英所特有的标记，其他人没有机会以作为职业的方式来经历他们的工作”。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新的社会分工是，精英人士负责工作，富裕人口主管消费，穷人?!对不起，系统不支持查询。

　　这是一个比“新工作”更为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曾经，帮助穷人的道德正义，促进与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现在同样是以道德的名义，纳税人们高喊：不要拿我们的钱去养懒人。

　　曾经，政治家、社会学者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现在，“一个不是福利国家的国家，以及没有国家主管安全网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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