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11月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一书，通过玛雅与十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的对话，从不同角度探讨总结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对“中国为什么能”这一叩问做出了响亮回答。本文为该书主编玛雅专访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
玛雅：近年来，国内外学界都有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从台湾学者的视角来看，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朱云汉：中国大陆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快速工业化;在30年内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消除贫困;在很短的时间里让所谓人的发展指标，也就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从一个最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达到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标准。如果一个体制能够在这些最根本的指标上展现出这样的现实作用和历史结果，它绝对是值得被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值得去发现这里面最关键的机制或思想。所以我认为，学术界讨论中国模式是有意义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把它看成一个模式，把里面的组成、构造、机制、运作做一种更为理论化的分析，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发展经验。
玛雅：你认为，大陆这样的兴起折射出什么样的制度优势?
朱云汉：这样一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如何成为可能?2012年年底我给台湾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中国大陆的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我讲了三个理解的切入点，其中一个是政治体制。
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时期，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摸索奋斗30年，这30年并没有白费。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其他后发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共产党建立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并且树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志。这个体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地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能力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共产党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变为国有或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公共资产，是后来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
玛雅：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一个政治现象的产生有其制度原因、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在你看来，大陆政治体制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朱云汉：这个文化背景应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它是建立在“民享”的基础上。它的政权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得民心”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权力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所谓的“民本”其实也是试图用精英政治手段来实现“民享”的目标。当然，不是有了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但是不论怎样，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并非没有它的论述基础。
也因为这样，对于中国大陆以那么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崛起，西方学者是非常困惑的。但西方学者也发现，不能否认大陆30年来的发展成果。他们观察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展现出来的领导能力和统筹兼顾能力，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政府没有条件能够如此快速有效地去应对那些危机，迎接那些挑战。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地球是平的》一书托马斯•弗里德曼出了一本新书，其中有个章节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弗里德曼看到美国体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担心美国会处在不断的内耗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面对21世纪的挑战。所以他很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做一天中国，在这一天把所有21世纪需要颁布的法律全都颁布了，然后第二天再回去做美国。这当然只是弗里德曼的一个梦想，但是他用戏剧性的论述说明了这两个体制的不同。
玛雅：你给台湾大学生讲这些，他们接受吗?
朱云汉：我没有去了解学生的反应，不过相信他们脑子里会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我演讲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我要给大家一个“震撼教育”。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台湾社会精英21世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正确理解大陆兴起的历史意涵。这个功课做不好，台湾整个社会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
从一个宏观的历史角度来讲，中国大陆的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它给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或引导作用，在过去三百年中，只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一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再一个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还有一个是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可以说，过去几十年全球秩序的大变化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演进，但在未来，中国大陆的兴起将会带动全球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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